辞职报告，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对乞丐世界的探访中来。
10月底到12月初，1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和占才强兵分两路，在偌大武汉的不同城区寻找不同类别的乞丐个人或群体。我和占才强每天保持通一次电话，交流探访的内容和成果。这期间，摄影师李宇新也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他挎着相机四处游走，用镜头配合我们的文字记录下乞丐世界的每一个真实细节。
当我真正走进属于乞丐的那个世界后，原先固有的那种观念开始发生改变。我发现，乞丐的世界远非最初想象的那般简单。他们大多数人和我们平常人一样，有自己的情感，自己的快乐，自己的梦想生活和自己所追逐的理想。只不过更多的囿于能力之外的一些因素，迫使他们不得不以一种低下卑微的姿态，过着一种遭人蔑视的另类生活。就总体而言，都市乞丐的大多数是值得同情的，有些甚至是值得尊重的。
不由自主地，我开始用一种“平视”的眼光来审视这个群体。也借此审视我们正常生活着的每一个人，因为从乞丐的世界，我们也可悟出许多平常人生活的道理。和这些蓬头垢面的人在一起，我发现自己没有以前的那种“功利性”了，在我的内心，已深深嵌入一种乞丐情结。如今，我的脑海里，有许多乞丐朋友的脸谱在变换着，我知道，我已经忘记不了他们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他们让我思索了人生这一命题，给了我些许生活教益。以前，我是一直“俯视”乞丐的，从此以后，我是再也不会了。如果通过这本书，能把我的这些思索带给读者和我的朋友，这次乞丐体验就没有白“辛苦”，如此是我最欣慰的。
但需要指出的是，正如本书致读者（一）所说，乞丐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社会现象，在现今的时代条件下也正发生着诸多嬗变。如大量的假乞丐，以乞讨为专职获取丰厚收入的职业乞丐，集团化、组织化带犯罪性质的乞丐团伙，这些乞丐不仅不值得人们同情，还应引起整个社会的警觉并拿出相应的对策。
流浪的日子结束了，但乞丐的故事并没有因此而画上句号。一些沉重的思考依然困惑着我，譬如那些想改变命运但为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为之的乞丐，他们的乞丐之路将走到何时而那些靠诈取人们同情或为获得利益而非法造假的乞丐、乞丐犯罪团伙，他们的故事还要在都市里上演多久
（高汉明）
（三）
近两个月的拍摄工作终于结束了，看着案头堆积如山的600多张照片，说不清自己的心情是兴奋还是酸涩。
近两个月的劳碌，100多位乞丐和流浪者的形象被镜头捕捉，定格在一张张彩色或黑白的照片上。每张照片都是一种真实生活的记载，都有一段令人难忘的回忆。抚摸着它们，我有一种疲累过后的成就感。
回想近两个月的拍摄过程，只有4个字可以概括其中滋味：很难很苦。乞丐是一个不容易拿相机和他们打交道的群体，面对镜头，他们多数表现出天然的、本能的排斥。多少次为了征求对方的同意，我费尽口舌打消他们的顾虑，告诉对方我没有任何敌意；为了跟踪特定的对象进行长时间拍摄，还需要首先成为他们的朋友，和他们一起吃饭甚至同睡一张大铺；在进入到群体性的乞丐团伙进行拍摄时，我遭到了他们的围攻和恫吓，但在我的真诚和善意面前，这些最终都化险为夷。
2002年11月中旬，我在武商亚贸广场前看见一位患佝偻病的残疾小孩吴杰，他几乎每天都背着一只残腿在商场门前乞讨。这类残疾乞儿在汉口也时常遇到，他们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这是我想知道的。但与他聊天，他不仅对背后的事情守口如瓶，而且和我“躲起迷藏”——一看到我，就马上跑到另外的地方乞讨，甚至几天见不到人影。终于，在暗地里观察了他两天之后，我发现了他的秘密：一个大人在晚上出现了，收走了他身上所有的钱，并且抱着他回到租住地。这个大人，后来知道是他的父亲吴乃现。和吴乃现打交道同样困难重重，拍摄时他不仅要抢我的相机，更不允许我们进入他的租住居所。后来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我们的诚意最终打动了吴乃现，他不仅愿意透露“残疾乞儿”的秘密，还允许拍摄他们所有的生活。光吴乃现父子的拍摄，我们就忙碌了近一个星期。
对流浪汉、乞丐一些另类生活的拍摄更是充满艰难。譬如“猴子”严小伟在流浪生活中有嫖妓的爱好，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去找街头的“鸡婆”。本书第四部分曾用文字的方式记叙了严小伟的一次嫖娼。为了用镜头更真实地记录这个过程，我试着征求严小伟的意见：再去嫖娼的时候能否带上我一起去他拍着胸脯答应得很爽快。然而没想一个月的时间，我竟然被他“耍”了五次：每次他打电话告诉我时间、地点，但每次去后都扑了个空。事后他推说有事，是临时改变了“计划”，但我知道，他对镜头还是心存顾虑，谁又愿意将自己的隐私公之于众呢一个月之后，就在我准备打消拍摄念头的时候，严小伟却主动找上了我，说想了很久，还是决定配合我们。我在暗地里跟踪拍摄了他跟“鸡婆”接洽的镜头。后来严小伟主动向我要了相机，拍下了屋里和他做交易的“小姐”的照片。
600余张照片，有许多张现在看来都可以列为珍品，它们凝结着我和本书另两位作者近两个月来的心血。然而激动、兴奋之余，重新回头端详案头的每一张照片，我的心里又充盈着难以名状的酸涩，为照片里的每一个人物，为这些人物背后或苦惨、或诡谲的命运。
侏儒人孔汉军，在照片里一脸欣喜地喝着刚从肯德基门口捡来的可口可乐，这个身高只有一米、连自己年龄也记不清楚的浠水乞丐，在寒冷的冬夜就宿在武汉的天桥下；14岁的残疾儿赵小华，10岁时便被父母租给一个安徽男人到城市里乞讨，4年间被转手了4次；64岁的婆婆熊东莲，6年前便和老公一起出来捡垃圾，如今在汉口一片垃圾场吸纳数十位流浪汉，成立了一个庞大的“乞丐王国”；只有2岁的幼儿姚瑞霞，在和父母一起来城乞讨中被玻璃碎片划破左脸，流着鲜血在医院的诊室里嗷嗷大哭……
看着这些被自己的镜头记录下来的照片，我的心不由得再次被深深触动，进入长久的冥想和思索。我不知这些照片在发表之后带给大家的是什么。如果能通过镜头的展示，让人们对这个都市边缘部落多一份了解，并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我想，我将欣慰无限。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拍摄对象的特殊性，大部分照片都是用便携式的小型相机拍摄而成起先我曾用专业的135相机进行拍摄，但这种“大块头”相机常令他们畏惧，图片效果可能未尽人意。另外，本书有近1/4的照片是由两位文字作者占才强和高汉明拍摄的，不敢掠人之美，特作说明。最后，谨向在拍摄过程中曾给予我支持和帮助的武汉亚典广告设计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小平先生、同济医院肿瘤科贺恋秋女士致以诚挚的谢意
（李宇新）
第一章 流浪儿曹月旺
1、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种情结
——缘起：我为什么要“沦为”乞丐
——小流浪汉来自河南，10余年来一直在城里乞讨、捡拉圾，他最大的梦想是“开着奔驰车在武汉的街道上行驶”。
——我们以为，送他回家学一门手艺，是为他找到了一个“前程”。而在他家乡的亲人看来，到城里才是一种令人羡慕的前程。
——“别看那些乞丐很惨的样子，回到家乡可风光了，有的盖了楼房，有的做生意当了老板，有的一个月可以讨四五千块钱呢！”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种情结。
在我老婆口中，这种情结被她称作“乞丐命”。1998年秋天，我在武汉街头认识了15岁的小流浪汉曹月旺，此后的4年时间，我便一直关注并琢磨着他，包括这个都市里许许多多的流浪汉和乞丐们。我比较着他们和每天用异样眼光打量他们的其他人的生活有着怎样的不同，并幻想有一天能像他们一样去流浪，甚至去乞讨，体验这个世界上另一种被多数人所鄙夷的生活。当然这不是为了猎奇，而是为了对人及人的生存等命题做更深入的思考。
这种情结随着时间的推移，像酒一样愈久愈为浓烈。在认识小曹以后的日子里，我一直和他保持着联系，包括2000年冬天小曹一度被媒体追炒成为“名人”后，我依然像研究一道数学题一样研究着小曹。我期望媒体的报道能让小曹的命运有所转机。但媒体的主要功能毕竟不是济世助人，成为“名人”之后的小曹很快回落到他的原始生存状态：捡别人的剩饭吃，夜宿街头马路。惟一的变化可能就是，在受到欺负或遇到不开心的事时，他会底气十足地告诉别人：“我有一个当记者的大哥，我马上要他来！”然后会拨通我的手机。而我总会让他失望，因为更多的时候我在报社和外面忙碌，即便有时间也不会马上跑过去帮他“摆平”那堆他眼里的麻烦事。时间长了，小曹也知道这一点，但他还是会不厌其烦地打通我的手机，在他的潜意识里，有一个当记者的“大哥”成了他生存的荣耀和底气。
但我还是经常去看小曹和他周围的许多乞丐朋友。他的很多朋友后来也逐渐成了我的朋友。我的乞丐朋友越来越多，而我老婆对我的不满也越来越强烈。她不明白跟那些蓬头垢面、身无分文的乞丐们打交道会带给我什么好处。“懒，身体好好的去要饭，丢人！”这是她常说的一句话，代表着她也代表着大多数人对乞丐的不屑和鄙夷。她阻止不了我，所以就不止一次地骂我是“乞丐命”，“上辈子是个叫化子”。我没有反驳。我知道，对有这种思想的人，反驳是不起作用的，况且她说的也并非全无道理。其实，我很想告诉她一句话，因为知道没用且很难让她理解也就一直没说出口。现在，我知道这本书出来后她一定会看到，在这里就把这句思考了很久，带有一定偏执倾向的话说出来，算是继续和她作某种探讨和沟通。这句话很简单：面对生活，我们每个人都是乞者，只是乞讨的方式各异而已。
2、《南方周末》讲过的故事
我前面提到小曹成为“名人”的事，是在2000年行将结束的时候，那时我还是《楚天都市报》的一名编辑、记者。《楚天都市报》是武汉地区及湖北省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办报风格以贴近老百姓而深受读者喜爱。那是2000年的冬天，我和同事邹晖、刘振雄在商量报道选题的时候，提到我已认识两年的小曹。他们都很感兴趣，后来采访了一个星期，写成稿件《流浪儿曹月旺和他的前程》，用3个版的篇幅发表在《楚天都市报》上，并配有小曹的若干生活照片。这篇报道使小曹一夜之间成为武汉的“名人”，街头巷尾许多市民百姓都知道了小曹，并开始关心起他的前程和命运。
后来，在记者的斡旋下，小曹老家的亲人终于愿意让他回去学做酱油、醋的手艺。小曹很高兴，我们一帮记者更是兴奋，以为终于帮他找到“家”了，小曹终于可以有一个光明的前程了！很快，这次采访被《南方周末》以《回家，不为过年——四个记者和一个流浪儿的故事》（当时去采访的还有摄影记者杨峰洲）为题刊发在2001年春节前一期的头版上。
鉴于本书部分内容保持着《南方周末》那篇报道的延续性，现将该报道中的部分章节选摘于下。它记叙着小曹的部分生活和我与小曹的简单相识。
下文载于《南方周末》2001年1月19日一版，标题为《回家，不为过年——四个记者和一个流浪儿的故事》，有删节。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2000年12月底，记者占才强——
那是1998年的一天，我经过武昌洪山公园门口，看见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一头长发，衣不蔽体，蹦跳着（后来才知那孩子右腿残疾）去捡别人刚丢弃的矿泉水瓶，然后蜷缩在地上，一脸欣喜地喝着瓶内的剩水。那笑容打动了我，我蹲了下来。就这样认识了他。
他说他来自河南，名叫曹月旺，几年来一直在乞讨，有时捡垃圾，晚上随便找个可避风雨的地方睡。我们谈得越来越多。他的话时常令人瞠目。比如他对我说：“我最大的梦想是开着‘奔驰’在武汉的街道上行驶。”
我想帮助他自食其力，就给他进了一批小工艺品，帮他在武汉大学门前摆卖。他蹲在小摊前，不知怎么跟顾客讲价，别人出多少钱他就卖多少钱。还怕羞，怕卖东西的样子被人看见。一星期下来，他说：“占大哥，我不想干了，我还是想流浪，我喜欢无拘无束的生活。”我说你考虑清楚。几天后，他说他想擦皮鞋。我帮他将擦鞋的器具买齐，可擦了几天，他又厌烦了。
我试图跟福利院取得联系，但据说他不在福利院的收容之列。他继续流浪着，我时不时接到他的电话。前几天，在消失几个月之后，他来电话说：“占大哥，我后悔了。我还想卖东西，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流浪这10年
2001年1月4日，记者邹晖、占才强、刘振雄、杨峰洲——
我们去见曹月旺是在一个有阳光的下午，他怀抱刚捡的一袋垃圾，坐在武汉陆军总医院门前打盹。
他一瘸一拐地跟我们边走边说他属猪，17岁（他的身材看上去只有12岁多），河南南阳唐河县党老庄人，出生当天妈妈就疯了。大约10年前吧，一个他称为“叔”的人带他和妹妹来汉乞讨。这10年，他们流落过北京、上海、广东、江西、青海等地，后又辗转来汉。“叔”和妹妹现于武昌涂家岭一带租了一间月租60元的民房，仍以乞讨过活。
见到我们的摄影记者时他问：“你的相机什么牌子？”“佳能。”“佳能可以，奥林巴斯也可以。”他还认识不少中草药，像黄芪、杜仲、何首乌、金银花等等，这些知识是和他住一起的一个流浪汉告诉他的。“我最大的愿望是开个中药店，一边卖药，一边给人看病。对穷人只收手工费，实在没钱的就不收他的钱。”
我们跟他来到他住的地方——武汉锅炉厂两栋宿舍楼之间、搭在几棵大树间的一个废弃的木棚，棍棍棒棒中间有块半米见方的空地，铺着一张稀拉拉只剩半截的草席。
我们离开时已是晚8时多，想到小曹还没吃晚饭，便去给他买了几个饼子，给他10元钱。他以很大的力气推辞着，最后收下时，路灯下他的眼中闪着泪光。
缺的是前程
1月6日，记者邹晖——
一大早，小曹就打来电话，先说谢谢给他买吃的，然后说：“我们缺的不是钱和吃的，我们缺的是前程。”这句话让人震动。于是我再次赶到亚贸门口和他见面，认真地和他谈他的“前程”。
“我很后悔失去占大哥给的那次机会。那时我太野，我要好好地改。”他用手指指自己的脑袋。
“如果不失去那次机会，你现在会怎么样？”
“我肯定有房子住了，还会有个摊子。”
“现在如果再有一次机会，你想干什么？你能干什么？”
他无法回答这个问题。除了乞讨和捡垃圾，以及在占大哥的帮助下那次简短的“经商”经历，他再没别的“工作”经验。
我问他想不想学点什么，厨师、美发、电器、车辆维修……学什么呢？他边想边说：“我也可以回表叔家学做酱油、醋的……”他和老家惟一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