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其擅长。当初在特种兵学校里，有次教师和学生都参加的全项目比赛，他是搏击组的亚军！又据说有次在凯尔特山上，他打光了子弹正要撤离阵地，忽然有五个敌人从后山摸了上来，想把他活捉，结果被他拳打脚踢，竟然全部都被打下了悬崖！他的助手也是黄有达的同学，在旁边都看傻了。不过不知道这五个敌人有没有算进他697人的杀敌总数里面，我想应该是没有算进去。毕竟这是用手打的，可不是用枪啊。
侯承文后来一直升到上校，虽然我常常有他的消息，但始终没有再遇到过他。他带了一个100多人的狙击队，在第二次东大陆战争开始时在凯尔特山布防，后来配属中央集团军，在希腊作战。1883年9月他被部署在墨比河一带，肃清当地被打散的希腊游兵散勇。一天他坐车行进途中汽车压到一个反坦克地雷，汽车被炸成废铁，他也受了重伤，虽然很快被送到医院，但由于伤势很重，流血过多，当晚就宣告不治，当时是三十八岁。
黄有达一直在中部集群，萨马拉战役之后中部集群奉调回国，准备西丹岛作战，他也一同前往。但是我所在的运输大队被留在萨马拉，一直到1885年被全部调往东丹岛。我和他后来没有很多联系，但是知道他一直在西丹岛。退伍以后我去西丹岛度假，一直找到“霹雳”特种大队驻地，才和他又见了一面，叙了叙旧，后来也有些联系。他那时已经是上校了，是“霹雳”特种大队的副大队长，一直到现在，他还是在西丹岛做他的副大队长。
听黄有达说，侯承文是宁波人，1865年入伍开始就是狙击手，他妻子也是宁波人，有一个儿子，但现在不知道还在不在宁波。黄有达自己在1887年结婚，娶的是基地的一个护士，后来生了个女儿，现在全家都在西丹岛新罗马基地。
侯承文在第二次东大陆战役中创下了全军狙击记录，697人；第二名是南部集群的周宝辉，他在希腊克诺索斯阵亡以前已经击毙了604人；第三名是中部集群的王瀛，582人。听黄有达说，王瀛并不是特种兵，但是枪法实在了得，如果不是他在西丹岛登陆时阵亡，很有可能赶上侯承文。
黄有达自己击毙了412人，据说排到第十八，他自己说在活人里他排行第七，不过我不是很相信他。
外传 我认识的远征军之三 战地医生
作者：ayooyoo
就军医而言，我认识的比较多，因为我曾经在救护总队呆过，自然会和医生有很多接触，还有几个和我成了好朋友。比如我的换帖兄弟叶德，那时他在救护总队当随车医生。虽然都姓叶，不过他是上海人，亲戚关系是八竿子打不着的。
不过今天不谈叶德的事情，我要讲的是谈澜，他留给我的印象最深，是我所知最好的战地医生之一。
谈澜是长春人，我认识他的时候是二十四岁，刚从军医学院毕业不久。他常说他父母给他起的名字不好，弄得生来就有个绰号叫“贪婪”，但是他始终也没有换这个名字，也不知道为什么。谈澜身高1米74，白白胖胖，圆脸上一双大眼睛，挺鼻梁薄嘴唇，面团团笑眯眯的样子，穿上一件白大褂，配上软软的长春口音，让谁看到都觉得最是和蔼可亲的一个人。
1875年我进了救护总队，天天就是从前线往后运伤员。谈澜是前线的战地医生，每个重伤号都需要他的签字许可才能优先后运。不过重伤员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他还得在众多的伤员里选出最重的来。这个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那些伤号都觉得自己受的伤最重，都要求首先后撤。
不过谈澜说这样向他提要求的人他都不会让他后撤的，因为“他还有力气说话，说明伤势并不很重”。听起来似乎是很没心肝的一句话，不过事实也的确如此。那可是中国军队最大的一次溃败，重伤员多得不成话，伤得说不出话的大有人在，如果先送那些还能说话的人下去，那些说不出话的就铁定要死在前线了。
每次后送我和担架队的人就跟在谈澜身后在战地医院的病房里转——说是病房，就是几个个一号大帐篷，躺满了重伤的轻伤的垂死的人，里面乌烟瘴气什么难闻味道都有，地上到处是血迹和一些你认不出来的粘乎乎的东西，充满了呻吟和尖叫的声音，只要你进去过一次就不再想去第二次。但是我们那时没有办法，也只得硬硬头皮进去。每到这个时候，谈澜就走在前面，他的手里有一叠黄色的纸条，上面有他的签名。他把黄纸条放在谁的身上，担架队的人就把谁抬上车后送。
那时巴比伦人正在步步迫近，前线的仗已经完全打烂了，在这种一夕数惊，风声鹤唳的当口，人人都想先走一步。因此很多人每当看到谈澜捏着黄纸条过来，就挣扎着爬起来往他的手里、口袋里、怀里塞各种各样的东西，最多的是香烟，那是战场上的硬通货，还有很多是直接塞钱的，都希望自己能得到一张黄纸条——在那时就是后方安全的代名词。因此每次谈澜总是高举着双手进去——免得被人抓住不放，他的白大褂上没有口袋——免得有人往里面塞东西，而且很短只到腰间——免得有人总是拽着他的后摆。他竭力把真正的重伤员优先后送，我从来没见过他收过哪怕一根烟，老实说在那种地方这可需要过人的定力。也因此我对他的印象很深，一个叫“贪婪”但事实上一点也不贪婪的家伙。
从1875年1月到6月，我一直在救护总队。我们这个救护队从东线向后运送的伤员有三万三千多人，其中重伤员一万九千多，几乎全部都是谈澜经手的，但是最后一次我们去接全体后退的前线战地医院人员的时候，谈澜上了我的车，他的行李只打了两个包，除了一条破军毯和一些日用杂物以外，都是他的笔记和医疗档案，我记得当时我还感慨了很久。
不过说奇怪也奇怪，谈澜在那种糟糕的环境下呆了半年，他还是白白胖胖的，除了头发长长了不少以外，外形上竟基本没什么变化，也算一种特别的本事吧？叶德在那半年里轻了四十斤，瘦得跟骷髅似的，后来回国时他老妈开始都不敢认他，后来认出来了又跟他抱头痛哭。在那段时间里我也轻了近二十斤，不过我原来挺胖的，那以后身材好得多了，而且居然一直到现在也没有要反弹的迹象，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1875年6月，谈澜和他的战地医院被撤退到圣雷吉斯，然后就成了圣雷吉斯陆军医院的大夫，我后来还找他看过两次病。再后来停战了，我们还一起跟救护总队的人到东丹岛度假，过了很快活的半个月。之后开始裁军，救护队的人也裁了不少，我也是在那个时候被调回运输队的。不过人虽然调走了，还是跟救护队的人有些联系。当时叶德被分在第三医疗队，谈澜被分在第七医疗队。叶德的第三医疗队驻在圣雷吉斯，我常常见得到他。第七医疗队却驻在南方集群的萨里昆，因此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再见到过谈澜。
第二次东大陆战争在1880年9月爆发，我们的运送任务一下就繁忙得不得了，整天在车上颠。有时还遇到敌人的轰炸或者骚扰，死人和受伤都是常有的事情。12月里有一天我们从维鲁拉纽运物资去东线途中遭到美国敌机的轰炸，车队死了三个人， 15人不同程度受伤。也就是那一次，我受了唯一的一次战伤：一块弹片划过我的右臂，开了很深的一条血槽，血哗哗的流，整条衣袖都被血浸透了。当时我疼得龇牙咧嘴，手臂发僵，抬不起来，自然也不能开车。正好车队的卫生兵（邹晨，上海人，绰号“满天飞”。那天他在抢救受伤的队员的时候，有一个炸弹就在他身边爆炸，结果就变成了真正的“满天飞”。他死的时候只有25岁，他的墓在圣雷吉斯的远征军烈士墓里，因为没有什么成形的尸体，其实不过是他的衣冠冢）也被炸死了，只由老刘给我简单的包扎了一下，然后就拼命往前线赶。
到了前线我们队长直接把我们往战地医院就送——我们有四个重伤员，不及时抢救非光荣不可。我拖着臂膀跟在队长身后，老刘在后边和他的一个铁哥们王毅超一起抬着一个伤员，还有一大帮人冲进野战医院的帐篷堆里，但是一时间找不到医生，眼看几个重伤号快不行了，队长正在发急，我一眼看到一个胖胖的熟悉的背影，脱口就叫出来：“谈澜！”那人转过身来，果然正是谈澜。原来开战之前他被借调到部署在这里的第四医疗队做战地医生，本来说好是五个月，没想到一下子打起仗来，结果自然就是走不了了，第四医疗队的队长干脆把他的关系调了过来，他就算是副队长了。
见了熟人好说话，谈澜很快给我们安排了治疗，他还亲自操刀，给一个重伤号从肚子里取出了十二块弹片。由于施救及时，那一次受伤的人里没有一个死的。我们队长是千恩万谢，一定要送谈澜两条香烟——在战场上，这可值一大笔钱啊！不过谈澜还是以“不抽烟”为名推辞了。不过他要我们帮忙把一些截肢的伤员运回维鲁拉纽，队长自然是一口答应了。我也跟谈澜谈了不少，那时候他已经29了，还没有结婚——原来在西大陆有个谈了四年的对象，就在去年和他分了手，据说原因是谈澜总在外面跑，顾不到家什么的。于是我就很替他惋惜，他自己倒是笑笑不说什么。
在从前线回维鲁拉纽的路上，队长问了我不少关于谈澜的事，我也就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了他。据说队长有个妹妹，可能是动心要帮妹妹物色妹夫。我知道队长有个24岁的妹妹在东丹岛开店，不过老刘说什么队长有意找谈澜做自己的妹夫的，就完全不知道是真是假了。
后来我们在前线常来常往，每次都要帮谈澜带些药品啊之类的东西，也帮医院后撤了不少伤员。谈澜于是对我们也很不错，车队里有人受伤，在野战医院也是很受关照的。
1880年12月7日，希腊军队在纳米亚海滩登陆，远征军司令部紧急抽调中央突击集团军前去迎敌，而我所在的运输大队也被划去担任中央突击集团军的补给运输。12月8日，我们离开东线阵地出发去“粮仓”托那汪达。出发那天的早上，老刘贼贼的跑来跟我说，昨晚队长跑去谈澜那边谈了很久，可能是要给自己妹妹做媒，也不知道有没有成功，不过最后谈澜是和队长一起出来的。
我听了就随便笑笑，也没有放在心上。不过临走还是去跟谈澜告了个别，他于是就很嘱咐我要小心，讲了很久。当时还约了等他休假就一起到“粮仓”去疯一把，他说他还有两个月就轮到他一年来唯一的一次休假，而且和我们队长也有个约会，所以就笑着跟我约好了。大家哈哈笑着分了手，想着不久以后再重新碰头的，却没想到这就叫“一别竟成永诀”。
1881年1月16日，就在谈澜快要挨到休假期的时候，有一天他的医疗队在前线后二十公里的地方遭到美军第33师一个特遣队的袭击。面对手无寸铁的医护人员和伤员，这些毫无人性的美国人居然把所有的医生、护士和伤员全部枪杀，其中部分女护士在被杀前还遭到了强奸。消息很快在陆军报纸上刊载出来，我当时还不知道谈澜也在其中。几天之后，美国这个第33师被我军包围，23日，充满仇恨的我军拒绝了他们的投降要求，并用覆盖式的炮击把这个师的全部美军士兵彻底埋葬。美国人还大声喊冤，说我们违反了国际法什么的，但是在中国军队里，所有知道这条消息的人都觉得解气。之后的陆军报纸公布了美军第33师的斑斑劣迹，在其中有谈澜所在医疗队的番号，我们这才知道谈澜也在那次事件中遇害了。我记得知道了消息以后我就很郁闷，队长也是，所以在休假的时候一起去托那汪达的酒吧去狠灌了一醉，那也是我第一次在外面喝醉，还好没有遇到宪兵。
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谈澜的墓在什么地方，但是我还是常常想起他的黄色纸条和他胖胖的身影，还有他的面团团的笑容。
安息吧，谈澜。
外传 我认识的远征军之四 海军陆战队
作者：ayooyoo
上次说到1881年1月的时候我的运输队被划去担任中央突击集团军的补给运输。那时希腊人在海边登陆了，和中央突击集团军在那一带大打出手，真的是弹如雨下，硝烟滚滚。我那时已经升了少尉，管着一个小队二十来个人。去前线跑了一趟，队里有几个新兵都被吓得尿了裤子。希腊人实在是凶，我也算经过1875年大溃败的人了，知道仗打烂掉是什么情形，也见过后来5月里钱隆将军带着中央突击集团军在巴比伦沙漠里把巴比伦人大杀四方的样子。没想到居然还有能够和中央突击集团军展开对攻的军队存在，那仗打得真是惊天动地，骇人听闻。
其实那一段中间我们也出了几次到圣雷吉斯的任务，主要是给凯尔特防线运送补给品。那时整个凯尔特山上部队的作战物资基本上全部都靠我们这些运输队在运，有多忙自然是可想而知。
就是1月里的一天，我们正开着车在那条颠簸的圣雷吉斯公路上向圣雷吉斯赶。说到那条公路，给我的印象实在是深刻，一是我跑过不知道多少趟了，二是出名的颠簸难走，这条路是巴比伦人修的，本来就不是什么高等级的公路，经过一场战争加上之后五年的过往车辆磨损，早弄得不成样子了。虽然停战期间作过一点整修，但也都是小修小补，整条路还是很破。
那天我正被颠得晕头转向的时候，忽然身后响起了喇叭声，接下来很长的一个车队从我们身边越过，这些车子一色全是崭新的大“龙马”车，跑得那叫一个快。我运输队里的车子都是开了五十几万公里的老“公牛”了，最近忙任务，灰头土脸的不去说它，几乎都没工夫保养，常常是油门也不敢重踩，这时看到旁边这个车队这么威风，人人心里都不太舒服。我车里的无线电顿时响起一片叽叽歪歪的酸话。
“靠，开这么贼快！投胎啊？！”这个算好的。
“妹子让人抢了么？风风火火救驾咋的？”这是比较尖酸的。
“妈的扬这么多灰，我操你十八代奶奶的！”这是老刘。他那时一口一个“十八代奶奶”，声音好认得很。忽的又冒出一句“哈哈！翻车了吧？！报应！”
我忙伸头出去看，果然有一辆“龙马”冲出了路基，翻到在路边的一个沙丘旁，旁边有十几个穿着蓝色迷彩的人，有两个就在路中间挥着双手。而那个大车队，除了扬起的漫天烟尘，早跑得没影了。那次我们的车队头车是老刘，我是二车。他先停了，我也只好停下，顺便就发个信号，让后边车上的兵都下来放水。
我下了车，就看见有两个人爬在老刘那车的驾驶室门边，跟他说着什么。我走过去，说：“我是队长，有什么事？”
于是就过来一个二十六七的男子，身材很高，总有1米90上下，看上去十分强壮，他穿一身蓝色的海洋迷彩，在这黄褐色的沙漠里看去十分的古怪，挎着一把H75突击步枪，肩上的军衔标识和我们的也不太一样，看样子似乎是个中尉。他走过来打了个招呼，问我车上有没有空位，说他们的车车胎可能碾到什么东西爆了，车子在冲出路基时也被撞坏，现在需要搭我们的车去圣雷吉斯。
“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