鞘杂谩yooyoo公司在这个制造基地生产了大量的军火，并就地直接交给中部集群使用和测试，节约了大量的运输和保管费用。杰法斯本人也常常到中部集群设在那不勒斯的总部来看我，他为人大方，常会带些各种各样好用的小玩意来，赠送给司令部里的人，因此很受总部里各种人的欢迎。他和西大陆总部联系比较多，而Ayooyoo公司对战争的消息十分敏感，花重金在打探内幕消息上，因此从杰法斯那里常常会有来自北京的内幕消息，很多是连我也不知道的。
1884年2月的一天，他来到我的司令部，和我谈起要请炮兵在演习中使用他们新试制成功的一批火箭弹，然后就说起他得到的最新消息。
“不会打美国了。”他摇着头，“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我们的黄金时代要过去了。”对于军火商人来说，战争期间就是他们的“黄金时代”，真是一点不假。
当时我并不太相信他的消息，军委和国防部传来的消息都是要求我们加紧训练和战争准备，随时准备出征美国。而东大陆远征军那边的消息也是和攻击美国有关，钱隆已经命令在乌尔囤积物资和弹药，那里离和美国的边境是相当近的。
此后不到一个星期，我接到了一个命令，要求我代表中国军方，陪同一个外交使团前往波斯首都马德里参加与美国的停战协议谈判工作，我这才佩服起杰法斯的先见之明。
我带了苏娜和沈海一起去马德里，会谈就在马德里的波斯大饭店顶楼会议厅举行。当时的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以不是敌人的姿态出现的美国人，他们衣冠楚楚，礼貌周到，态度谦和，根本想不到即使就在这个时候，他们代表的国家还是和我们处于战争状态，而在两国的边境和海洋上，两国军队正在彼此战斗。
谈判本身是非常无聊的过程，沉闷而又缓慢，完全不同于我原来想象的情况。美国使团的团长叫凯默林？达拉斯，瘦高个，六十几岁年纪，每次说话都会看到他的大喉结在他松弛的颈脖皮肤下上下移动。那是个非常精细的人物，精通中文又非常了解形势。他和我方团长周极成之间的辩论简直是场语言能力的表演，令人叹为观止。我在这些经常发生的辩论中起的作用是提供中美边境一带军事态势的分析和对美国人提出的要求进行军事上的威胁。我从来不知道美国人是如此的畏惧中国人，他们每当听我说起可以调动多少部队来进攻他们并不十分稳固的防线时，就闭起嘴，非常注意的听着。我在西丹岛搜集了大量美国国内的情报这时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可以说，我完全了解美国人的底牌。他们是经受不起一场在其本土上进行的之前在巴比伦或者希腊土地上发生过差不多烈度的战争的。他们的战争资源不足，无论是人力还是物资方面都远远落后于我们。而且美国人对于战争的心理耐受力很差，我知道他们的士兵有一半以上会在我军炮击半小时后害怕到丧失所有战斗力，而只会伏在地上一动不动，这是在前线作战报告中经常被提到的情况，而相应的在我军，作战中被分割包围达两三天的小股部队，只要还有弹药和给养，坚持作战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但是相当明显，我们的国家和政府已经不想继续发动一场对美国的战争了。根据国务院派来的代表顾丰给我看的一份材料，在第二次东大陆战争进行的这三年里，我国的经济已经下降了10％，战争的巨大消耗造成国内物资紧缺，直接影响到人民的生活，因此民间对战争的不满正在增大，尤其是在我们攻占了巴比伦和希腊的大片领土后，重建工作消耗的大笔物资和资金和媒体上刊登的无数难民和废墟的情况一相对比，更让人民感到心理失衡，国内有几个城市已经发生了小规模的骚乱，而反战力量又在开始抬头了。政府针对这个情况不得不对战争政策进行调整，减少伤亡和缩短战争可能需要的时间是最好的办法，而即使最好的估计，把美国彻底打垮也需要一年的时间。明年就是政府改选年，现任政府可不想因为一场不见得会有多少利益的战争而丢失大量选票，从而让反对派上台。
顾丰这么一说我就完全了解了，反战派的得势直接造成了第一次东大陆战争的结束，而后对军队进行的大量缩减政策给我们的军力造成了巨大的损害，一直让军委心中耿耿。好不容易反战派下台了，这次可不能再让他们借事又爬到台前，为了这个目标，军委决定放弃攻击美国的计划，只要得到有利的战略地位，美国就是想作耗也是白搭。
有了这样的指导方针，停战协议其实只是在争论些细枝末节的问题罢了。这样的争论一直持续到4月12日，这天钱隆的中央集团军在海拉克雷亚举行盛大的入城式，希腊政府则已在三天前乘军舰离开东大陆逃往大南洋的卡勒特岛。美国人看到战争阴云的步步逼近慌了手脚，终于做出了重大的让步：同意割让祖鲁内海沿岸城市洛班。当天周极成向北京做了报告，政府对于不用进行军事行动就取得这样的成果感到很满意，于是协议很快就拟定了，也就是《中美马德里和约》的内容。
这个和约中，美国除了丢失了洛班附近的大片以外，还要承担每年二十多亿元的战争赔款，同时废止与希腊在1802年签定的同盟协议，废止与希腊达成的对我国禁运协议以及相关的针对中国的一系列相关法案。而我们所做的，只是停止两国间的敌对行动，恢复正常外交关系而已，就外交角度而言，中国无疑是占了个大便宜。
于是4月15日上午九点，在波斯大饭店的会议厅里举行了中美两国停战协议签字仪式，周极成和凯默林？达拉斯分别代表各自的政府在协议文本上签字，然后交换了文本。在他们交换了文本的那一秒钟，整个大厅都被记者闪光灯的光辉和铺天盖地涌来的掌声欢呼声笼罩了，在场的所有人几乎个个都是喜气洋洋，人人都是笑脸相向。
我站在周极成身后跟着大家鼓着掌，面无表情的望着眼前欢乐的人群，眼中叠现的却是那无数在城市、沙漠、森林、山地……倒下的认识的不认识的中国官兵，他们的牺牲，真的就是为了这一刻吗？
第三卷 第二次东大陆战争 第五十章
与美国停战以后，战争并没有完全停止：希腊政府还在大南洋的卡勒特岛上叫嚣着复国的声音，但是无论是谁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希腊昔日勇悍善战的军队现在只剩下寥寥三个师和不多的几条舰艇而已，担任弹丸之地的卡勒特岛的防务还嫌不足，谈什么反攻复国？卡勒特离东大陆的距离比东西大陆之间的距离还要远，就凭希腊剩下的这点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是无论如何也无力承担这样浩大的战争了。
但是希腊在东大陆留下了不少反抗力量，希腊陆军的散兵游勇依然在希腊各地游荡，反抗组织也一直在持续抵抗，希腊抵抗分子被真正肃清的地方并不多，这样的情况至少到1885年5月我去雅典开东大陆远征军首脑会议的时候。
会议是讨论裁军问题，鉴于大规模战争已经结束，议会提出立即对军队进行复员，封存武器，终止全部组建新部队的计划，同时在东大陆开始大规模的肃清行动，“保证所有的重建和建设计划不会受到抵抗分子的骚扰，彻底停止东大陆的动荡局面”，高调是唱得不错的。
5月19日，东大陆远征军四个集群的全体主要指挥官在雅典国民议会厅的一个会议室里开会。雅典国民议会厅是个非常庞大的建筑，用繁复的花纹和华丽的装饰组合起来的这栋庞大建筑物比北京人民会堂还要大，1885年的时候它被由圣雷吉斯迁移至雅典的东大陆远征军总司令部占据了，那段时间里雅典国民议会厅里进进出出忙忙碌碌的满是军人，和现在作为东大陆首府的政府机关所在大相径庭。
说是全体，但实际上也就不多的几个人：钱隆、柳平、朱良国、我，还有我们的几个副手，肖和誉、陈思远、田登、成逊，还有司令部各部门的负责人和几个参谋——一共是十五个人。原定会议开三天，要决定东大陆远征军的裁退比例和具体步骤，但是谁都知道这个会没有开完。
5月20日下午1点17分，我们所有人正在会议室里讨论，由一名伪装成清洁工的希腊抵抗分子乘中午打扫会议室的时候，在会议桌底下安装了的一个高爆炸弹爆炸了，这些久经战场考验的高级军官却在战后遭到了致命的打击：柳平、肖和誉、陈思远还有两名参谋（一个叫乔颂，一个叫欧阳启明）身受重伤，虽经抢救仍回天无力，当天就死去了。钱隆、我和田登被炸成重伤（在从瓦砾中被扒出来的时候，钱隆已经没有呼吸了，田登也在后来几度休克，我则是腹部被弹片击中，造成大出血），其余的几个人也都受了伤。我们被立即送往雅典陆军医院接受抢救，钱隆和我第三天又被紧急送回北京陆军总医院，后来经过将近一年的修养和医治才慢慢痊愈。这件事受到了连篇累牍的报道，前后喧嚷了小半年。
我住院接受治疗的时候，东大陆远征军的裁军计划已经由国防部拟定执行，空军不动，将全部空军力量的二分之一调回国内驻防。各集群作为战时体制这时全部撤消，第一集团军被调回国内，中央集团军和第三集团军分驻罗得斯和乌尔，第二集团军则仍在西丹岛驻防，其余的部队按照作战损失来计算，伤亡过半的优先解散，其余的按作战功绩来安排。同时国防部派人负责整个裁军过程，这个命令一出，东大陆远征军原来的109个作战师和三十多万后勤人员在一年里被裁撤了一半多。柳平的北部集群各部队除了一个山地师驻防迈锡尼没有动以外几乎全部都被解散，我的中部集群除了“霹雳”特种大队和第67、68两个师没有动以外，其余也全部被解散。我不知道跟随我转战南北，经历了腥风血雨的这些老战士在终于脱下军装的时候心里是怎么想的，就几个旧部来北京看我的时候都痛哭流涕，毕竟看着自己一刀一枪在战场上拼杀出来的赫赫番号说撤就撤了，谁心里都不很舒服。
随后军委在1885年7月晋升我为一级大将，柳平则追认为元帅，朱良国也升了一级大将，并担任东大陆国防军司令（1886年1月1日起，中国东大陆远征军正式更名为中国东大陆国防军）。他在回国述职的时候曾到医院来看我，谈起许多久经沙场的老部队被解散，还有许多人事上的变动，言下不胜唏嘘，1886年2月我伤愈出院，出院前去看了下钱隆。他在爆炸受的伤相当重，1886年的时候还不能起床，见到我去，他坐了起来很高兴的样子。他跟我谈了些东大陆部队的事情，他直接统属的部队除了几个近卫师几乎都裁掉了，他于是很不平，因为他的直属部队都是他精中选精的拔尖部队。钱隆和希腊大小作战二百多次没有大的失败过，可以说都是这些部队打出来的。他对他们的感情很深，这是可以理解的。后来渐渐他激动起来，提到那些伤残的战士时他几乎是大发雷霆了（这些伤残的士兵以前都根据原部队和受伤轻重每月发给抚恤，但这次裁军居然把他们全部归入二类部队，按二类部队的标准发放抚恤金，二类部队都是后勤运输部队，抚恤金数目只有一类部队的一半不到，国防部为了省钱搞出这种事来，让很多从战场上拼杀过来的人都感到心寒），于是医生进来制止了他，让他平静下来。我临走的时候，他拉着我的手说了一句：“以后恐怕不能常见面，保重吧。”事实如他所料，我出院后军委主席特地找了我谈，讲了许多，无非是要培养年轻人一类，他想我做下一届的国防部长，但是因为我不是军校出身，似乎有不少人反对的样子。他最后让我自己决定，或者去总参做高级顾问，或者是去孙子军事学院做副院长，也可以选择当西大陆国防军的副司令。
我本意是想回西丹岛，那里还有我的几万部下，我带着他们从圣雷吉斯打到西丹岛，转战了1/3个地球，我放不下他们。但是军委和国防部都不同意，因为“中部集群已经解散了”，那里没有我的位置，现在的西丹岛是由一个“西丹岛防卫联合指挥部”负责，指挥部的负责人是原来西大陆南部防区司令，波斯边境冲突的时候他在中波边境上负责边防，却放了20个波斯步兵师进入国境，面对波斯的大兵压境，他没有预案也没有对策，不过对着地图发呆而已，以至被人讥为“蜡像司令官”。我不知道他后来在西丹岛干得如何，从1885年离开西丹岛后至今20多年了，我没有再回去过。
最后我选了在总参做高级顾问。也许是我老了，也许是现代的战争已经变得和我们所经历过所参与过的都完全不同，总参谋长和我的意见总是格格不入，从全球战略到普通士兵的装备，我们取得一致的情况寥寥可数。
钱隆在1886年底出院，由于“身体原因”，他也没有回东大陆和他热爱的士兵们呆在一起，军委给他在云岭山北麓风景秀丽的地方安排了一个“世外桃源”，让他能够静心养病。但他后来又搬了一个地方，据说也是军委给他安排的，在洞庭湖边上的一个小别墅，风景很好。1890年时我去看过他，他身体发胖了，但思维依旧活跃。精力则已经大不如以前，他每天以写书作为消遣，给军事界留下了一大批著名的军事著作。不过我记得当我和他在别墅附近散步或者室内谈话的时候，总有一个上校副官必恭必敬的跟在后面，钱隆把这个上校戏称为自己的“影子”，永远也甩不掉。
钱隆1901年因突发脑溢血死于波伦山自己的别墅里，享年66岁。他在他辉煌的前半生走过了半个地球，他的名字令敌人胆丧，但他在1886年以后的十五年里只出过二十二次门（这是在钱隆的葬礼上他的女儿哭着对我说的），从来没有在外面过过夜。
我自己在1893年退役，而苏娜在那之前的1890年就退役了。退役后我们在上海住了下来，陆屿和我们一起住到他在1902年结婚为止。陆屿长得很象陆宾，但是眼睛则非常象他的母亲。他现在在北京大学考古系担任负责人，负责东大陆的野外考古挖掘工作。
朱良国在东大陆国防军司令的位子上干到1890年，1898年以副总参谋长的身份退役。他现在是孙子军事学院战略学院的院长，依然是那么爱开玩笑。
朱良国的副手田登1885年的爆炸中失去了一条腿，他在1886年退役后，联络了一批旧部下合伙开了家贸易公司。他发了财，成了百万富翁，现在和一个女儿一起住在东丹岛培西，他担任当地残疾人联合会的主席，很受当地人的爱戴。
蒋宾达在1895年以特种兵上将的身份退役，他现在是东丹岛特种兵学校的校长，依然每天和士兵们混在一起。
我的副手成逊在爆炸中收了轻伤，他后来实际负责了中部集群的裁撤和解散。他在1886年调回本土，担任西海岸防卫指挥司令部的副参谋长，他现在还在那里，不过现在的职位是上将司令了。
我的副官沈海后来在东大陆国防军司令部担任作战参谋。1888年，他利用休假参加了去格力斯山脉的登山营，结果在一场雪崩中失踪。
钱遥一直做到Ayooyoo文化传播公司的总经理和执行董事。1895年在她55岁时退休，她现在住在苏州，偶尔会来找我和苏娜叙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