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斯指挥“早餐”，南方集群司令朱良国负责“点心”。于是我和柳平分别在13和14日离开了托那汪达，前往各自的指挥部指挥作战。
作战一开始，我调动了在圣雷吉斯的空军轰炸机大队对在圣雷吉斯郊外的巴比伦部队进行了彻底的地毯式轰炸。根据地面部队的报告，轰炸造成了巨大的伤亡和混乱。巴比伦人发现失去了空军的掩护无法再继续前进，同时得知自己已经被包围，于是他们立刻开始转入撤退行动。巴比伦西部集群指挥部由一些相对还比较完整的部队做后卫，开始向东方移动，试图突围去和巴比伦中部的集群汇合。但是我已经调动了第9近卫装甲步兵师，第45、66装甲步兵师还有第5、第22主战坦克师担任阻击任务，这些部队在战区东段和巴比伦的东进部队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由于拥有强大的火力和空中优势，我军部队在这些阻击战中基本都取得了胜果。在这些部队里，以第45装甲步兵师作战最为顽强，他们连续作战10天，从“早餐”开始起一直打到行动结束，始终处在最前线的位置。他们扛住了巴比伦10个师的轮番攻击，没有后退一步。战后我去他们的阵地查看，在阵地前方巴比伦人遗弃的尸体、车辆残骸都堆成了小山，他们俘虏的敌军士兵数以千计，缴获的物资和军火后来装满了15个火车皮。一直到作战行动结束我们才发现，他们竟然和巴比伦全部25个坦克师中的8个交了手，而且全部都打胜了，这次阻击战仅他们一个师就挡住了十万巴比伦人，是他们本身人数的8倍，而该师损失的人数仅仅在2700人左右，是我多年以来见到的杀伤和损失比差距最大的一个单位。（鉴于这个师所立下的赫赫战功，在这次作战结束后我立即打了报告，到11月时他们被提升为第18近卫装甲步兵师，师长董成也升为中将，并被授予一级红星勋章）
“早餐行动”在10月18日的时候达到了高潮，这一天巴比伦人孤注一掷，集中了几乎全部部队向我军的阻击阵地发起了疯狂的进攻。第66装甲步兵师由于阵地比较突出，遭到了他们的钳形夹击，伤亡十分惨重，在当天下午退出战斗。该师损失了80％的人员，阵地几乎全部被敌人攻占，在巴比伦人试图进一步突破的时候，第22主战坦克师及时补上，击退了敌人的进攻。不过当时的战况还是很危险，为了减轻正面的压力，我在圣雷吉斯的指挥部里命令其他各合围部队向巴比伦人的侧后实施全力打击，巴比伦人用两个装甲步兵师做后卫，对我们的进攻努力的进行反击。但是他们的弹药主要都拿去支持当面的突击行动了，结果这两个装甲步兵师的火力严重不足，在我们飞机和大炮的不间歇轰炸和4个主战坦克师的轮番攻击中伤亡大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这两个师活着走下战场的人大概不超过10个。不过这些经过编练的巴比伦士兵也的确表现出了不错的战斗素质，他们很少出现在第一次东大陆战争中巴比伦军队经常有的整队溃散的情况，也几乎没有以前常有的逃兵，基本上都按照战术配置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10月19日凌晨，巴比伦西部集群的突围努力以失败告终，在这次作战里他们损失了1/3的兵力和大约1/2的坦克、装甲车，而且本来就不足的弹药在这一天高强度的战斗中几乎消耗殆尽。耗尽了精力的巴比伦人剩下的就只有任人宰割的份了，对从各方向步步进逼的中国军队只是作着象征性的抵抗。他们就好象草原上被狮子撂倒的野牛，虽然心有不甘，倒地后还在徒劳地刨动着四肢，但在强大的狮吻面前却也不得不屈服。到10月26日，巴比伦西部集群最后一个成建制的团被围后投降，集群司令饮弹自尽，“早餐行动”画上了句号。在这次行动中我们消灭了近20万巴比伦军队，其中有15万属于精锐级的部队。这些部队的损失对于巴比伦来说也许是无可挽回的——战后打扫战场时发现，这些部队基本都是由经历过第一次东大陆战争的所谓“基干部队”组成的，众所周知，巴比伦在第一次东大陆战争中经历了巨大的损失，在战争中能幸存的部队非常少，现存的巴比伦武装力量80％以上是由新兵组成。而如今这些由仅存的老兵组成的部队也在这里全军覆没，巴比伦国防部的痛心程度是可以想象的。
在另外几个战场，10月24日，“点心”行动在凯歌声中结束，围困萨里昆的约十万巴比伦军队反而被本来属于包围对象的中国人杀得片甲不留。朱良国是个以战斗顽强闻名的指挥官，他的作战风格和他的为人一样，顽强好斗，在劣势面前不气馁，在优势时也不骄傲，是个脚踏实地的人物。他用扎实的用兵方略布置了完美的反包围战略，经过一场恶战，他用萨里昆的八万驻军歼灭了包围萨里昆的十万敌军，创造了以少围多，以少打多的辉煌战绩。10月29日，“午餐”行动也宣告落幕，中国军队在柳平的指挥下六战六胜，擦着嘴心满意足离开了巴比伦沙漠这张大餐桌，巴比伦人心痛不已的给这顿大餐付了帐：11个步兵师，6个坦克师，5个装甲步兵师，3个炮兵团以及大量的辎重和给养（巴比伦中部集群负有掩护和运送给养物资的任务，所以拥有大量的军需和补给）。
“晚餐”行动的结束就要晚得多了，由于这个战区最贴近停火线，巴比伦不断的派人试图接应被包围的部队突围，钱隆又不能越界对巴比伦人的集结点直接发动打击，这样就给给钱隆的指挥带来了不少的麻烦。但是钱隆毕竟是钱隆，在强大空军支持下，他把中央突击集团军的强大攻击力发挥到了极致，到11月7日整个“野餐”结束的时候，他已经消灭了包围圈里的巴比伦东部集群的所有25个师，还把巴比伦派出援救的11个步兵师也一起包进了饺子馅吃掉了。
1880年11月8日，中国东大陆远征军司令部宣布历时21天的“野餐”行动完成，中国新闻社在媒体上公布了这一战的战况和取得的战果，并发表了一篇社论《世界的中国，中国的世界》。这篇社论一发表，顿时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轩然大波。
第三卷 第二次东大陆战争 第六章
令人意外的，对这篇社论首开挞伐的居然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自己的公民。以赵云明为首的反战派第一个跳出来唱反调，赵云明这时候已经有了自己的一家报纸《中国新报》，那里就完全成了反战派的据点和大本营。按照他们的说法，《世界的中国，中国的世界》是中国“疯狂的霸权主义者发出的对世界和平的挑战”，而且还完全不顾实际情况的说是中国远征军先攻击了巴比伦，而为什么巴比伦人能够深入中国方面区域1000公里却又语焉不详。当时三盟国的报纸都对许多《中国新报》的报道和分析进行了转载，并把赵云明称为“中国仅存的有识之士”，作为这场战争非正义性的证明，向自己国内的民众宣传。
但是中国的大部分舆论还是倒向了自己的军方，中国陆军新闻社率先对“野餐行动”进行了连载报道，一下子就把国内民众的爱国热情激发起来了。巴比伦人鼓吹的“中国人首先挑起战争”的说法被批驳的体无完肤，北京、上海、南京都举行了游行示威，数十万游行者喊着“中国万岁”的口号，并在街道上焚烧了巴比伦的国旗。北京还组织了一个阅兵式，庆祝这次行动的胜利。接下来军事委员会发了一个公告，宣称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生活，但对一切挑衅行为都会予以“坚决和不留余地的反击”，“中国将接受任何形式的军事挑战”。跟着在军事委员会的推动下，议会几乎是全票通过了一项决议，也就是后来很有名的“12月法案”。这项法案赋予军事委员会在战争状态下对国内资源进行统一调拨的权力，同时宣布正式启动“中国防卫计划”。
“中国防卫计划”其实就是现在执行的“大中国计划”，最早的雏形是我和柳平在1877年时做的一个“东大陆防卫计划”，就是设想在统一的政治领导下，对东大陆占领区的资源进行动员（其实根据1875年停火协议，从那时起，东大陆占领区已经是我国的领土了），从而尽量使战争本地化，不再动辄就要调拨本土的资源（浩瀚的大东洋给我们的补给带来的困难是普通人所难以想象的）。根据这个计划，远征军先是在吉格维亚下了很大的力气经营，建造了完整的军工体系，我们也终于可以在东大陆直接生产自己的装备了。而在之前的第1次东大陆战争，前线的每一颗子弹都要从西大陆调运而来，耗费在运输上的人力和物力十分惊人。而后我们彻底还改建了巴比伦人留下的交通系统。巴比伦人建造的交通系统十分混乱和不合理，经过我们的改进，效率和运能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在这次的“野餐行动”中，这个系统对于快速调动部队和物资就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是作战成功的关键所在。
“中国防卫计划”是在“东大陆防卫计划”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总参组织了不少人进行了详细的规划和分配，提出了把全国分为四个战区，并在战区体系上对各种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使每个战区都拥有独立作战和互相支援的能力。到1890年的时候，这个计划把东大陆也纳入其中，全国分为9个战区，于是“中国防卫计划”改名为“大中国计划”，也就是现在正在执行的这个。
1880年12月1日，巴比伦、希腊、美国的领导人在希腊首都雅典会晤并发表了所谓的《一致宣言》，宣布将“对中国政府及其国家武装力量”采取“无限制的攻击行动”，直到“摧毁这一威胁人类未来的强权组织”。东大陆时间当天下午2点，三国的军队从海上、空中和陆地战线都向我们发动了进攻，现在的书上把这次声势浩大的攻击称为“东大陆总动员”，仅从字面理解的话，这么说也未尝不可。
那天我正在圣雷吉斯的司令部开会，钱隆、柳平和朱良国都在，我们对各地传来的情报进行了汇总分析，一致认为一次大的联合进攻已经迫在眉睫——仅美国就在3周内向巴比伦境内增派了25个师（后来才知道其实是32个师，我们的情报不完整，漏报了7个），这是美国军队有史以来参加的历次战争中最大的一次投入。巴比伦和希腊更不用说，一个在乌尔集中了将近100万军队，另一个沿凯尔特山脉的停火线展开了60个师，凯尔特山下的希腊平原上，日夜不停的调运着数以万计的军队。停火线上的空气空前的紧张，各地都报告发现了大量的侦察人员，三国的侦察机更是无休止的在边境上逡巡。
我们正在为预测敌人可能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发起攻击而头痛不已的时候，一个参谋跑了进来。
“报告！希腊领导人正在雅典的奥林匹斯广场发布宣言！”
我记得钱隆当时皱了皱眉头，然后让参谋打开了收音机，于是我们全程收听了希腊人充满了恫吓和威胁的讲话。“在迫在眉睫的危险前面，一切协议都变得苍白无力，只有力量才是说话的工具”，连这种话都说的出来，摆明了停火协议在他们眼里已经成了废纸。
希腊人的叫嚣告一段落之后，收音机里传出奥林匹斯广场上震天的掌声和欢呼，我们则面面相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看来攻击时间已经由敌人告诉我们了。”柳平终于打破了会议室里令人感到窒息的沉默，“预计攻击很快就要发起，好在各线都处于最高戒备，我们应该做好后手的处理准备。”
现在有许多关于第二次东大陆战争的书，很多都说我们在战前所做的大量准备是战争胜利的前提和关键，并据此断言，即使在1875年到1878年军队遭受政治打压期间，钱隆也没有放弃制定征服东大陆的计划。在这里我不得不说句公平话：钱隆和他的远征军司令部在这几年中没有制订过任何一个攻击计划，我们的配置体系都是防御性的。钱隆当时所头痛的是怎样维系军队的士气和纪律，怎样抓好训练和战备，同时保障东大陆各占领区的安全。他跟我闲聊的时候，常常自嘲说自己干的是“新兵训练所和城防司令的活计”。广义的来说，的确如此。不过在这五年里，有赖于钱隆的努力，中国东大陆远征军的确保持了高昂的士气和高质量的训练水平。1878年的波斯边境冲突时，我带领远征军的部队在苏州一带布防，和当地的驻军发生了一些接触，就发现西大陆本土常备军的战备水平和训练层次完全不能和东大陆远征军相提并论，即使是同样参加过罗马战争的军队也一样，当时我还为这个很感慨了一番。不过也亏得如此，我们得以在东大陆始终拥有一支强悍的劲旅。直到今天，如果你在街头看到穿绿军装和黄军装的军人时*，还是可以看出两者的差异：穿黄军装的皮肤一般要显得更黑一点，举动更有朝气和规范，身体也比较强健；绿军装的这些方面就要差一些了。
1880年12月1日，三国军队倾尽全力攻击的，正是这支劲旅。
也幸好是这支劲旅。
*注：1893年中国国防部颁布的新着装规范规定，西大陆常备军的制服主色为森林绿，而东大陆常备军的制服主色为沙漠黄。
第三卷 第二次东大陆战争 第七章
“东大陆总动员”也许是有史以来人类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虽然立场不同，但是在远征军司令部里，对于三国的军事力量能够在这样的规模上协同作战，对他们的指挥力量还是很钦佩的。
关于“东大陆总动员”，去年我为了写这本回忆录去图书馆查资料。上海图书馆的一个馆员在馆藏书籍里给我查了一下，结果居然查到了400多本相关的不同书籍，‘让我很吃了一惊。后来他推荐了二十几本比较权威的，让我很亲切的，里面就有一本钱隆的著作：《防御与反击》，虽然是有关用兵学的著作，但是里面也有许多战例，相当部分的战例就是出自“东大陆总动员”战役。还有几本是当时我们的敌人写的，比如巴比伦总参谋部的一个参谋马拉扎？特希，他参与了整个战役的协同作战指挥，战后写了一本《黯淡的日子》，那是本充满了追忆和无奈的书，基调很感伤，给人的感觉更象是篇散文而不是一本军事书籍。美国方面当时的总指挥德里欧？凯文也写了一本回忆录，叫做《东大陆总动员：真正的战争》，美国人的书相当严谨，部队序列表、地图、作战经过一丝不苟，但是也很枯燥，如果不是我也全程参加了这一战役，我想我是坚持不到看完它的。希腊人似乎对著书立说的兴趣不大，竟然没有关于“东大陆总动员”的专著问世。不过我查到了希腊最高司令部的一本内部报告集，1881年的大部分报告都是关于当时正在进行的“东大陆总动员”战役的，所以也算是第一手的资料吧？那是本很厚的集子，大概有1200页，其中大部分章节没有经过翻译，我的希腊文水平又很一般，结果看起来就让人感觉很吃力。
钱隆在《防御与反击》中说：“在‘东大陆总动员’战役中，防御，尤其是一开始的灵活防御，为后来的作战争取了大量的准备时间。可以说，没有一个得力有效的防御系统，我们是无法应对这样规模的全方位进攻的。”话是这么说，毕竟我们打胜了。但是在1880年的12月1日，谁也不知道我们的防御系统到底是不是“得力有效”，所以我和柳平那天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