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调动。我很怀疑这样的命令是否必要，但是军人就要服从命令。于是特务团剩下的100多人一起住进了陆军招待所，等待下一步的命令。
所有的人都来恭喜我和苏娜，当晚我们举行了一个小小的聚会。在聚会中我们交换了对后面形势发展的看法，大家都认为战争将要结束，我们将在东大陆占有相当大的一块地盘，虽然和军事委员会原先的计划相去甚远，但是能够越过大东洋远征，并站住脚，这本来就已经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我们这些人则很快就会接到退役通知书，然后回到本土，干本来就在干的行当。
我不知道我退役以后该干些什么，在1866年我参军以前，我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不过退役军官应该会有退休金可领，而且少将的退休金据说很不少，我想到那时我正好可以当个社会的寄生虫，安静的和苏娜度过我的下半生。
“中国和巴比伦的和平谈判进行了一个半月，1875年12月1日，中巴谈判结束，双方达成协议，以当前实际控制线作为停火线，双方向该线两侧各后退50公里，中间100公里就作为非军事区。中国向巴比伦支付100亿元，作为战争赔款；巴比伦则向中国提供巴比伦产的优质钻石作为交换。同时双方定于1875年12月31日在萨里昆东边的郊外交换战俘。” “摘自《中国战争史》第五卷上（首都出版社，1899年6月第一版）”
我是在陆军招待所的大堂里和我的人们一起在电视上看着双方签字的。签约协议在停火线的谈判点举行，我在那大群的政府官员中看到了钱隆和赵云明，钱隆一身笔挺的元帅制服，阴沉着脸，一句话也不说。赵云明穿着笔挺的西装，神采飞扬，不断小声跟身边的一个秘书模样的人说着什么。他们站在一起，代表中国军队和中国政府分别致了辞。然后就是签字仪式，新上任的军事委员会主席吴德凯和巴比伦国防部部长在协议上签字，然后交换协议，然后是一个他们握手的特写镜头，整个电视屏幕上就只有他们互相紧握的两只手，这时大堂里除了电视里传出的掌声以外，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话。
据说这一天中国和巴比伦各地都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仪式，有数千万人参加了游行和庆祝。人们欢呼、拥抱、哭泣，庆祝着多年未见的和平终于降临人间。这可真是欢乐的一刻，所有人的喧嚣汇成一个声音：“战争终于结束了！”
陆军招待所冷冷清清的大堂里，所有的人都喝着闷酒，对于军人来说，和平意味着不用再流血和面对死亡，同时也意味着自己在军队的生涯到了终点和尽头。
那一晚大堂里有一半的人喝醉了，包括蒋宾达，虽然他以前是不喝酒的，但那天他还是狠灌了很多的葡萄酒。
1875年12月1日，持续了3年的第一次东大陆战争结束了。
第三卷 第二次东大陆战争 第一章
1880年9月的时候，我正在东丹岛培西。
这时第一次东大陆战争已经结束了五年，第二次东大陆战争还没有开始，经过5年的重建，培西城已经象模象样了。高楼林立，街上人流熙熙攘攘，市场上物资充足，一副景气不错的样子，这个崭新的城市已经完全无法和罗马战争时那个破败的培西联系在一起了。
我去培西是为了参加一个老部下——特务团的一个中尉——郑略新店开张的典礼。郑略退役以后，在本土住了一段时间，终于离开西大陆，在培西开了一家军品店，专营各国的军事用品。他以前是特务团的侦察排长，对于各国的装备可以说了如指掌，做这一行也是发挥他的长处。
一起参加他的典礼的有不少人，都是以前特务团的成员，但是蒋宾达没有来。当时他获命在东大陆祖鲁山地一带执行任务。那时的他是中国东大陆远征军特种任务总监，非常的忙。
我正好去北京国防部开会回东大陆，经过培西，老部下赶来相邀，我不好意思推辞，于是就去了。
典礼上大部分人都穿着军装，我一看都是熟面孔，自从特务团解散，原先的成员都分散到各部队去了。经过这几年，不少人已经退了役。但是他们看到我，还是立正敬礼。我一一还礼，问几句近况，发现大家都混得还不错。苏娜这时已经是我的妻子了（我们是1878年在上海结婚的），她跟在我身边，跟每一个遇到的熟人打着招呼。
典礼结束是冷餐会，郑略在店堂里一字摆开了一排长桌，上面堆满了各种食物，大家拿着碟子各取所需，一边吃着东西一边愉快的聊着。
“中将，你看希腊最近在凯尔特山脉一带增兵预示着什么？”那是培西当地一家报纸的记者，他到这里来采访新店开张的消息，却没想到会遇到我这个现役中将，前波斯边境冲突指挥官，东大陆远征军副总参谋长，喜出望外之余，一心一意想在我身上挖点什么新闻出来，于是从冷餐会开始就跟在我身后，不住口地问一些东大陆上的敏感情况。
希腊人在凯尔特山脉南线增兵我当然知道，参谋部为此开了好几个会，准备了十几个预案。但是我也打定主意什么也不跟他说，于是我晃晃脑袋。
“这是战略上的调整，我们也会做相应的调整，部队调动是任何一个军队所不能避免的，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我轻描淡写的说。看着那个记者一脸认真的在笔记本上刷刷的记着，心里想着新闻报道和事实之间的距离，觉得按捺不住的好笑。
1880年8月，希腊军队在凯尔特山脉停火线南侧集结，总数达到15个师18万人。这是自1875年停火以来，希腊人在停火线附近最大的一次军事调动。他们的举动被我们发现以后，引起了司令部的高度重视，参谋部为这个设计了好几个行动计划，同时也向凯尔特山脉一线增加了不少兵力，同时下令一线部队保持高度戒备。
1875年到1880年5年的和平，新政府的执政纲领是得到了很好的推行。国家有了喘一口气的机会，于是本土各地都在大搞经济建设，5年以来国民生产总值上升了45％，国民收入也大大增加了。原来的罗马领土已经基本完成占领工作，各地局势和缓，报纸上甚至出现了“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天下太平，四海晏然”之类的标题。
但是东大陆的情况完全不是如此。虽然各国敌对军事行动基本已经停止，但是小规模的渗透和反渗透、边境摩擦、越境侦察一天也没有停止过。说停火线一带“一夕数警”也不是吹牛，其中巴比伦人的小动作最多。这也没有办法，美国人与我们没有陆地边界，他们能做的只是派侦察机在祖鲁内海上进行一些偷偷摸摸的侦察，希腊人和我们的交界基本都在山区，复杂的地形和我们完善的防御体系让他们的行动很受限制。而巴比伦大为不同，和巴比伦的停火线在巴比伦沙漠中穿过，绵延达数千公里，平坦空旷的地形使他们有大量机会可以进入我方占领区。中国远征军司令部对此不动声色，调动了特种部队在各地执行清除任务，专门对付他们派出的间谍，双方在停火线附近的无声搏杀已经持续了5年，伤亡数以千计。所以每次在报纸上看到政府大弹“和平立国，和平外交”的老调，东大陆司令部的每一个人都会露出轻蔑的笑容：你要和平，你也不看看人家是什么意见？巴比伦好几次派出所谓“民间武装”故意公然越过停火线，窥探我方的反应。不过这些“民间武装”每次都被我们以优势兵力包围以后驱逐出境。但有几次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双方在沙漠里大打出手，不过这些巴比伦人是以民间武装分子的身份出现，所以都没有装备重型武器，而且孤军深入，没有后援没有策应，在我军优势兵力优势装备的重压下，输的自然是他们了。这些冲突很少在报纸等媒体上出现，双方对这样的暗中较劲都讳莫如深，各自的司令部都不承认双方有类似的冲突，于是这样的冲突从表面意义理解也就没有发生过。
不同于政府其他部门，军队对于各国的态度一直是非常谨慎和小心的。中国没有大规模裁军，和各周边国家之间相对紧张的关系也是重要原因。1878年5月的中波边境冲突中，波斯人20个步兵师越过云岭山脉，向华南平原推进。由于政府推行和平主义政策，当时中国本土兵力几经裁撤，下降到有史以来的几乎最低点。波斯人深入我国境内500多公里，居然没有遇到一支成组织有战斗力的中国军队。波斯人大喜过望，于是挥兵直指苏州，苏州城内顿时一片惊惶，但是北京对此束手无策：在本土居然没有一支成规模的军事力量。各地的卫戍部队虽然为数不少，但是分散各地。更要命的，如果真的爆发战争，本土目前的兵力根本无力与波斯做正面交锋。最后国防部下令立即从东大陆空运10个主战坦克师到苏州，同时停止各地裁撤军队的行动，重新编成了5个装甲步兵师，立即移往苏州一带。我当时奉命指挥这一次行动，波斯军队的前锋在苏州郊外与我军接触后发生交火，他们很吃了点亏。同时北京卫戍集团军（中国三大王牌部队之一）在其西方截断了波斯人的后路。在波斯人得知中国已经召回了东大陆的精锐部队，而且交手的结果证明两者实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以后，他们就乘着我国外交部向其提出抗议的机会就坡下驴，表示同意立即撤出所有“越界部队”（这样深入的“越界”历史上实在少见），并提出睦邻友好之类的陈词滥调。中国政府自然是照单全收，于是划定边界签定条约，中国和波斯又继续“永远友好“下去了。
不过也亏得波斯人这么闹了一趟，席卷全国的“裁军风潮”也平息下来，人们终于清晰的认识到拥有一个强大的军事力量对于一个国家的生死攸关。虽然赵云明后来写了好几篇文章批判说在这次事件中东大陆远征军是故意向政府和人民卖好，但是没有什么反响。他又提出了几个整顿军队上层的议案，试图从指挥上阉割军队。但在议会经过激烈的辩论后他的议案全部流产，他本人在1880年初的改选中下台，反战势力也在改选中伤筋动骨，说话再也没有以前那么响了。而军队则终于可以长一口气，重新站回到1875年前的位置。
第三卷 第二次东大陆战争 第二章
第二天我赶往比萨港，在那里上了飞回“粮仓”的班机。
在飞机上看着新到比萨军事基地的几份前线通报，巴比伦人在停火线一带大玩花样，他们在中路集结了约15个步兵师，说是要搞军事演习，同时巴比伦的空军飞机几乎天天越界侦察。现在的停火线火药味很浓，远征军司令部已经向停火线附近的所有部队下达了进入高度戒备状态的命令，圣雷吉斯的空军轰炸机大队已经连续3天24小时值班了。
苏娜翻着另外的几张军报，最近国内风平浪静，中国重整军力的计划正在稳步进行，并已经收到了很不错的效果。苏娜热心的不是这个，她已经升到中校军衔，现在的职务是东大陆远征军司令部特种兵战术参谋，所以她对一些特种装备的研制情况和特种兵的战术问题明显要比其他东西关注得多。这时候她正很认真的读着一篇关于丛林地带特种战术使用情况的报道，我记得很清楚，那张报纸的背面是一行大字标题：“中国首架隐形轰炸机轰…3Y昨日试飞成功，将开始装备部队”，下面是一张飞机的照片，照片上是一架扁平外形怪异的飞机。当时我还跟苏娜说：“真是架难看的飞机。”正如很多人形容的那样：轰…3Y看起来就好象一把扭曲的泥瓦匠刮刀。
我继续翻着报纸，军部的内部通讯上赫然登载着蒋宾达最新的情况报告，他在祖鲁山地的侦察任务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弄到了大量的情报，他的报告证实巴比伦军队正试图改变其部队训练素质低下和装备粗劣这两大痼疾，目前巴比伦最精锐的5个师正在祖鲁山地一带进行换装和重训。看来现在巴比伦人正在努力改变其糟糕的装备体系，他们开始在自己的军队里大量换装“荣耀”79式步枪，这种步枪是巴比伦人对希腊的捷哈特II突击步枪进行了一些改进设计出来的，质量比原来巴比伦军队所使用的“光荣”式要好得多了。不但如此，现在巴比伦人正在重新编组他们的装甲师，我们知道至少已经有25个装甲师装备完成处于作战状态，这些由希腊人加以指导和训练的装甲师拥有不错的火力和防御力，虽然没有经历过实战，但是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其实力相当不俗，看来以后不会再出现巴比伦人被我们的部队开着坦克如赶鸭子般追杀的情况了。
国内版的新闻都是相当搞笑的消息：海军的一艘高速巡航舰“明杨号”在大东洋巡航时居然被一群没常识的希腊海盗当成了商船（高速巡航舰上没有炮塔，是以对空导弹和反舰导弹为主要武器的），这些海盗挥舞着诸如捷哈特II之类的轻武器，并用30mm榴弹炮向“明杨号”坚固的舰壳装甲开火，要求他们立即停船。这些海盗的下场可想而知：一枚“定海”反舰导弹准确的把他们送上了西天。报纸上还登载了“明杨号”当时拍摄的海盗们正在疯狂叫嚣，要求“明杨号”停船时的照片，望着照片上那些狂喜又愚昧的面孔，我不由得哑然失笑。
另外一条消息是一位退役军官组织的东大陆巡回演出团在圣雷吉斯举行演出，由于演出场地只能容纳2万人，对于当地将近30万的驻军而言简直是杯水车薪，于是顿时弄得一票难求。演出时有几十名工兵假装在场外执行修路任务，挖掘了一条地道，想要经过地道进入场内，但他们的出口却正在圣雷吉斯宪兵总监的座位下面，结果自然是这些工兵全部被逮捕。
“钱遥？”我读着报纸上这位组织演出的前退役军官的名字，脑海里立刻浮现出那个慰问团的美女团长。她在五年前那个亡命之夜受了伤，和我们一起被送到东丹岛的陆军疗养院。在伤愈以后她就申请退役了，然后离开了疗养院。原来这以后她还是干着她的老本行，而且看来干得很不错，竟然能请出多位现在的当红明星不远万里的去东大陆搞巡回演出，真是混大了。
还有一条消息是关于阿兹特克军方与我国进行军事交流的事情。他们的国防部部长试吃了我们的野战步兵口粮以后觉得非常适合阿兹特克人的口味，立即下令采购一批运往国内。并希望与我们的步兵口粮供货商签订进口协议，向我们进口野战口粮。我当然吃过我们自己国产的野战步兵口粮，味道是的确还可以，但是挺干的，吃的时候需要喝很多的水。（中国军队的口粮供货商是国内知名企业Ayooyoo集团属下的Ayooyoo绝叫食品公司，他们一共提供了5个系列44个品种的野战口粮。从1855年开始直到现在的近50年间，他们一直承担着向中国陆军和海军提供野战口粮的工作。中国空军的野战口粮则由空军后勤处自己监制和生产）我最喜欢的是里面当作餐后甜点的巧克力，口感非常滑润，巧克力味道十足。虽然Ayooyoo集团下属其他的几个食品公司也生产许多种类的巧克力，我却始终觉得陆军野战口粮中的那一小条巧克力的味道最好。
经过3小时的飞行，飞机降落在托那汪达机场，我一下飞机，就看到了钱隆的副官周为宁站在停机坪边上，身后是一辆门上漆着鲜明的“中国东大陆远征军司令部”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