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唯一的皇子亦即唯一可继承大统的载淳只有六岁；皇后钮钴禄氏亦即后来的慈安只有二十五岁；载淳生母懿贵妃叶赫那拉氏亦即后来的慈禧只有二十七岁。咸丰临终口授遗嘱，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命御前大臣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肃顺、六额驸景寿、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赞襄一切政务。并将两枚随身印章——一枚文曰“御赏”，赐给皇后；一枚文曰“同道堂”，赐给嗣皇帝载淳，由懿贵妃保管。两印为嗣皇帝下达诏旨的符信，“御赏”印盖起首之处，为印起；“同道堂”印盖结尾之处，为印讫。只有同盖这两方印，谕旨方为有效。
应该说，咸丰如此安排，是费尽心思的。后人评说，咸丰设计的权力分配格局不是仓促之举，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两位皇太后和幼帝为一方，八位赞襄政务大臣为一方，不突出任何一方，缺了任何一方又不可。这既不是垂帘又不是辅政，而是“垂帘辅政，兼而有之”。
咸丰死后，皇后钮钴禄氏及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分别被尊为“母后皇太后”与“圣母皇太后”，俗称“东太后”、“西太后”。然咸丰遗诏尚在、尸骨未寒，他精心设计的政治格局便在两宫皇太后与奕訢合谋策动的“辛酉政变”重击下碎成了齑粉。
八位赞襄政务大臣中，肃顺最得咸丰的赏识和信任。肃顺是同为赞襄政务大臣的郑亲王端华的异母兄弟。《近代名人小传》中说他年轻时状貌魁梧、眉目耸拔，终日斗鸡走狗，无所事事。后因人保举，以闲散宗室得官，接着步步升迁，成为身兼数任的权臣。史载他豪放不羁、仗义疏财，且机敏勤快，记忆力超常，“接人一面，终生能道其形貌，治一案牍，经年能举其词句”。他所主张的“严禁令、重法纪、锄奸宄”颇合咸丰“以猛济宽”之意。在咸丰以不甘屈服的强硬态度与外国列强的交往中，他忠实秉承咸丰旨意，不畏怨谤、勇于任事。但他又恃宠而骄，飞扬跋扈，气势凌人。所谓“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慎”，以他为首的赞襄政务八大臣没有把小皇帝和两位年轻太后放在眼里，这便犯了凌驾皇权之上的大忌。两宫皇太后于其中刻骨铭心地感到皇权旁落的危机和受人欺凌的险境，意识到必须扳掉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
据说，两宫皇太后行苦肉计，借故将慈禧心腹太监安德海杖责，“罚”回京师，与恭亲王奕訢联络。奕訢奔丧热河，叩拜咸丰梓宫（灵柩）。排除八大臣种种阻挠后，叔嫂得以相见。两宫皇太后泣诉肃顺等侵侮情状，与恭亲王奕訢联合起来，秘密商定铲除八大臣之策。而后，奕訢先行回京布置，拉拢争取了掌握京畿与直鲁重兵的兵部侍郎胜保和僧格林沁的支持。两宫皇太后则“以减其劳”为名，解除了载垣领禁卫军的兵权，力排肃顺等的阻拦，下令回銮京师。两宫皇太后携幼帝载淳，由载垣、端华扈从，抄近道回銮北京。咸丰帝灵柩则由肃顺护送从大路进京。在恭亲王奕訢的策划下，大学士贾桢、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上书两宫皇太后，吁请两宫皇太后临朝听政。统带重兵的钦差大臣胜保亦奏请“简近支亲王辅政，以防权奸之专擅”。内外文武兼备，造成臣工共请皇太后听政之势。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初一日，胜保派亲兵接应两宫皇太后一行抵京进宫，当天即与奕訢会面秘商。决定首先诏解赞襄八大臣之任，尔后逮捕治罪，并拟定了新的中枢机构——两宫皇太后临朝听政，奕訢为议政王，桂良、文祥、沈兆霖、宝洌А⒉茇褂⒌热巳尉蟪肌Ｒ钊绽杳鳎卦⒍嘶仗と牍牛捅皇孪嚷穹脚缘氖涛来丁Ｊ彼嗨撤鲨训置茉疲胱ゆ涔荨４叩剑铱竺懦迦耄嗨痴谖允矣盗芥裕叵郝睿哂衷铱允抑牛嗨匙ゲ兜桨浮Ｂ壅咭晕嗨辰龀偈盏骄绱胶笤俣郑峙戮筒淮笕菀琢恕Ｈ涣焦侍蟪导菀坏郊聪纶炖砩袼伲溲咐撞患把诙疲型饨允剂喜患啊Ｋ婧螅蚊诵伦槌傻木Γ荚卦⒍嘶⑺嗨车热说拇竽娌坏乐铮饕校荷萌ɡ空荒课蘧稀⒎停豢咕芑侍螅环炊源沽碧徊荒芫⌒暮鸵橐灾率鸥鞴取５奔创驮卦⒍嘶早耍嗨痴妒祝笆俚任迦朔直鸨话征砘蚯彩６螅卮菊郊次坏腔Ｒ源文晡卧辍Ｉ稀澳负蠡侍蟆弊鸷盼劝不侍螅笆ツ富侍蟆弊鸷盼褥侍蟆Ａ焦侍蟠沽碧�
这一年是辛酉年，故这一事变史称“辛酉政变”。
辛酉政变，是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争夺执政大权的宫廷政变，是清朝历史上第一次皇太后正式垂帘听政，也是慈禧本人登上政治舞台的开始。人们通常认为，咸丰十一年的辛酉政变是慈禧主谋或与奕訢合谋策动的。但有史家怀疑，这场政变的主谋并非慈禧，而是其时受到国内外广泛支持的奕訢集团。
奕訢（1833年—1898年），爱新觉罗氏，道光第六子，封恭亲王。参与辛酉政变，同治元年（1862年）任议政王、军机大臣。后被慈禧等排挤出军机处。于光绪年间甲午战争时再次起用，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不久病故。因倡洋务、办外交，绰号“鬼子六”。
咸丰重病在身，却一直拒绝留守京师、身负重任的皇弟恭亲王奕訢前往探望；咸丰临终指定的赞襄政务大臣多达八位，却没有关系最近、最亲，在北京独撑残局的皇弟恭亲王奕訢，这都引起了时人和后来史家的猜测、探究。
第一节 辛酉政变（2）
咸丰与奕訢有着异乎寻常的关系。咸丰生母是道光帝的孝全皇后。孝全皇后在咸丰十岁之时突然故去。咸丰丧母以后，道光帝将他交给奕訢生母静皇贵妃抚养。史载，静皇贵妃“舍其子乳文宗，故文宗与奕訢如亲兄弟”。咸丰比奕訢大两岁，兄弟俩年龄相仿，自幼朝夕相处、一同长大，亲密无间。咸丰慈孝仁爱，奕訢聪慧有才。传说，道光晚年立储之时，曾在二人之间有过犹豫。野史更载，咸丰用其师杜受田之计，不与奕訢较赛才华、能力和知识，只在道光面前示以不忍之心、孺慕之诚，使道光在感动感慨之余，最终还是选择了仁孝两全的咸丰，而破例在遗诏中封奕訢为亲王。一些人就此认定，清末有“贤王”之称的奕訢未能当上皇帝是道光的失误。
咸丰无能且兄弟阋墙，在内外交困中消极颓废、酒色戕身、过早辞世，给野心勃勃的慈禧制造了独揽大权的机会，致使清朝走向灭亡。这种传说并不可靠。事实上，咸丰的才华、能力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文化上均较奕訢有过之而无不及，道德人品更远胜奕訢，即位前期甚至赢得了“小尧舜”的褒称。
咸丰即位之初，非常偏爱和重用奕訢。清制亲王不准任军机大臣，“恐其恃宠而骄”、“渐开专擅之端”，咸丰打破祖制，命奕訢在军机处行走，时奕訢才二十岁。但奕訢果然“恃宠而骄”、恃才傲物，引起咸丰不快。最终在其母封号问题上，兄弟关系出现了裂痕。奕訢生母静皇贵妃自认养育咸丰有功，不满足于康慈皇贵太妃的尊号，朝思暮想欲封皇太后；奕訢也企图通过生母封为皇太后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这实是犯忌之事。不说皇权不宜平添掣肘，祖制也从无嗣皇帝尊养母为太后的先例，故咸丰迟迟不肯松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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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即位之初，尊静皇贵妃为康慈皇贵太妃。奕言斤则频以封皇太后言之，咸丰默然不应。一次，太妃有疾，咸丰前去问安。太妃正向内而卧，见床前影，以为是恭王。即道：汝何尚在此？我所有尽与汝矣。他性情不易知，勿生嫌疑也。咸丰知她错了，遂呼额娘。太妃觉焉，回首一视，仍向内卧不言，自此始有猜。又一日，咸丰来探病，遇奕言斤自内出，于是问奕言斤太妃怎样了。奕言斤跪泣道：不行了，意待封号而瞑目。咸丰说：哦，哦。奕言斤遂径至军机处传旨令册礼上尊号。
据实录记载，咸丰尊康慈皇贵太妃为康慈皇太后时，她确已染病，奕訢借此要求、或竟迫使咸丰上太后尊号，有一定的可能。但康慈皇太后七日后方去世，太后尊号至少不是在其病危弥留之际所上。后咸丰大为减省太后丧仪，说明尽管他怀念、敬爱康慈如同生母，尊封太后却不是他的本意。在将康慈梓宫安置好后，咸丰恼怒地发布上谕，撤了奕訢一切要职，命他在上书房读书思过。
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咸丰十年（1860年）咸丰帝逃往热河避暑山庄时，清廷实际形成了两派。一派是热河以咸丰和他周围肃顺等人为代表的强硬派；一派是北京以奕訢、桂良等人为代表的现实派。所谓强硬派的“强硬”是可悲可悯的，毋宁称之为“顽固”。咸丰战场上败了，被迫接受了城下之盟，但他不能放下天朝大国之尊的架子，不能与各国夷酋同居一城，不能接受蛮夷的所谓国书。因此在各国夷酋尚有驻京、尚未言明拒其递交所谓国书的情况下，不能回銮京师，以免夷人再来挟制，又致出京。肃顺等积极拥护咸丰的决定，为解其闷，并召升平署人员分批到避暑山庄承差唱戏。其更有一深意所在，不回銮，即为他们排除异己、挟天子以令诸侯创造了条件。留守京城的奕訢、桂良等王公大臣则希望咸丰尽快还宫，以定人心，并摆脱肃顺等人的控制。咸丰一再推迟回銮时间，激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纷纷上疏痛劾端华、肃顺等“茔惑”皇上。肃顺等则针锋相对，攻击留守京城的恭王等人借助洋人势力挟制朝廷，欲图谋反。
咸丰与奕訢的矛盾增加了新的内容。奕訢同洋人频繁接触后，认为其与以往蛮狄大不相同，并非为争城夺地而来，可以遣使通好，借师助剿，视为共讨“发”、“捻”的“与国”。奕訢、桂良、文祥等人并于京师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还执意要去掉“通商”二字，欲统揽所有军国大事，明显有另立军机之嫌。所有这些，都是三人联名封奏，廷臣普遍回应，可见奕訢周围已形成了一股势力。肃顺等更密陈，巴夏礼被释放前曾劝奕訢自登大位；《北京条约》画押前，夷人提出让王公大臣跪迎奕訢以试探人心向背等。
可以看到，辛酉政变是清廷最高统治集团权力失衡的必然结果。这一历史的必然结果，以慈禧通过政变上台的历史偶然表现出来。
另有史家认为，辛酉政变中慈禧一方成功的决定性深层原因，是当时正统皇权思想或政治伦理观念的深刻影响。赞襄政务八大臣虽奉有咸丰帝的煌煌遗诏，慈禧等人却掌握着小皇帝及颁布诏旨之权。八大臣实在无可奈皇权者何。而京师文武大臣及握有兵权的胜保、僧格林沁等均倒向代表皇权的两宫皇太后一边。正统皇权思想在政变中的巨大影响充分显示出来。
第二节 失败的母亲（1）
同治十二年（1873年）正月二十六日，同治十七岁，两宫皇太后撤帘归政。不到两年，十三年十一月初八，同治病危，两宫皇太后二次垂帘。
同治帝（1856年—1875年），姓爱新觉罗，名载淳，咸丰帝独子。在位十三年，年号同治，死后庙号穆宗。同治帝是清朝最后一位父死子继、一脉相传的皇帝。一位史家说，同治的时代被时人誉为“中兴”，而中兴的辉煌事业却与同治无缘。同治一生都隐匿在其母慈禧的裙幅背后，属于他的只有一段可悲可叹无可奈何的风流故事。
同治六岁登基，两宫皇太后垂帘。除了读书、成长，锦衣玉食，同治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权欲熏心、志大才高的生母慈禧全副精力和兴趣都集中在国家大事上，完全忽略了同治的存在。也许她以为她给了儿子生命；她为了儿子皇位的稳固，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发动了辛酉政变；她宵衣旰食、日理万机，为儿子铺路……但她远远离开了自己的亲生儿子。这不仅仅在于她不再有时间和精力以一个母亲的身份关心和看顾儿子，更在于她将儿子物化成了作为大清国家标志和符号的一个皇帝，以相应的标准衡量和对待他，特别是以一个高高在上的施恩者的姿态对待他，难得笑脸相迎，总是板着面孔、恨铁不成钢、无穷无尽地说教、苛求和训斥。
同治理所当然地投向了温柔慈爱的慈安，对她孝顺孺慕，如同亲生母亲。对慈禧则敬畏有加，暗暗滋生了越来越强的逆反心理。
同治与慈禧第一次公开对着干，是擒杀安德海。安德海原籍为历史上的太监之乡——直隶南皮，早年自宫入内当了太监。他机灵乖巧，擅长溜须拍马，没几年便得到慈禧的喜欢，成为慈禧心腹。辛酉政变时，他行苦肉计，回京传递两宫密信，成为铲除肃顺一党的“功臣”、慈禧跟前红得发紫的人物。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后，安德海仗势骄狂跋扈，“渐干国柄”。他屡进谗言，使慈禧夺了奕訢议政王之权；又笼络朝野，招降纳贿，使文武百官奔走于其门下，势焰骎骎，有如明朝权宦魏忠贤。同治最讨厌安德海那种小人得志的下贱嘴脸。安德海狐假虎威，竟成心当着慈禧，用教训的口吻劝导他好好读书，还派人监督他，将他的一言一行全都报告给慈禧。同治曾因事斥责安德海，安德海转身便到慈禧那里告状，使慈禧责罚他，让他益加痛恨。同治年龄渐长，情窦初开，喜欢上慈安宫里的一个宫女，那是青春期男孩的一种炽烈、清纯的情感。安德海为讨好主子，将此事添油加醋密告慈禧，说皇上为了那个宫女，三天两头往那边跑，所以来这边的次数越来越少，读书也不上心了。还说，此风不可长，皇上长大了，什么都由着自己性子来，将来可怎么得了云云。慈禧听了火冒三丈，立即移驾慈安宫中，拉下脸儿说了一番大道理，将那个宫女指婚发出了宫。同治又气又痛，对安德海恨之入骨，经常在宫中用刀砍小泥人的头，边砍边咬牙切齿地说：“杀小安子！”
同治八年（1868年），同治已十四岁，两宫皇太后颁旨为他筹办大婚。安德海向慈禧讨了到南边采办大婚物品、监制龙衣的差使。这事非同小可。清朝入主中原后，鉴于历朝宦官干政的流弊，在宫中立下铁牌，严禁内监过问政治、交接外朝，不准出京，如有违反，一律处死。安德海仗着慈禧的喜爱，仗着自己替主子做过大事，根本没把清朝的祖制家法放在眼里。他大张旗鼓、耀武扬威，带着诸多随从、远近亲戚、买来的老婆、保镖、女乐、僧人，载了十几大车的箱笼物什，浩浩荡荡出了京城。在通州上船，共计大平安船两艘、小船五六艘，大船船头挂一面“日形三足乌”大旗，取“三足乌为西王母取食”之典，一路招摇，进入山东。不料，被山东巡抚丁宝桢以没有勘合、假传圣旨、擅自出京并搜出十数箱珍宝及外官请托密函为由，一举拿下。同治早就等着这一天。他兴奋不已，觉得此次杀安德海有十分把握，母后慈安、六叔恭王、军机大臣肯定都会支持。丁宝桢的折子到时，慈禧恰巧受了点凉没到养心殿，这折子便被同治一把抓到手里。他命人请六叔恭王带军机处、内务府的人一齐来，又去找慈安来听折子。随即，同治将此事知会慈禧。道：小安子胆大包天！我见额娘休息未起，赶紧传了六叔、军机处和内务府的人来商量怎么办，然后赶来请旨……慈禧一听脸色大变，刚要发作，同治又急道：额娘息怒，犯不着为这混账东西生这么大气！这混账东西不说为额娘争光，反倒给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