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紧接着，奥斯特洛夫斯基却用谢廖沙藏步枪和保尔偷手枪的故事，说明了阿尔焦姆这个父辈，已经停滞不前了。
谢廖沙四处折腾，挖坑填土，藏好了到手的三支步枪。然后他说：
这回让他们搜吧，就是搜到了，也查不清是谁家的棚子。
而保尔偷到手枪之后的心情激动不已，当搜查的士兵一无所获离开之后。保尔的心情是：〃即使是这样冒险的举动，有时也可以安然无事。〃
阿尔焦姆的教导，远远赶不上步枪的诱惑力。在一个枪就是力量的年代，担惊受怕的父辈，开始老去。保尔他们开始长大，他们一无所有也无所畏惧，开始有了自己的决定。当保尔决定离开的时候，阿尔焦姆无话可说，这个年轻的小兄弟，朝着他的远大前程飞奔而去。
阿尔焦姆老了。
奥斯特洛夫斯基还嫌不够。为了证明年轻人选择的正确，在保尔伤寒病愈之后，他又去探望了阿尔焦姆。
此时的阿尔焦姆明显地老了。他和〃美丽的被服厂女工加莉娜〃分手，娶了一个〃长得很丑〃的贫农的女儿斯捷莎，〃入赘到这个没有男劳动力的五口之家〃；丈夫娘是〃一个脸黄得像羊皮纸的老太婆〃，短短的时间里要做三次祷告；有〃一个邋遢的斜眼小男孩〃和两个〃没见过世面〃留短辫子的大女孩。
保尔和阿尔焦姆〃说了一阵见面时常说的那些没有什么意思的寒暄话〃，就要起身告辞。他对这个曾经的父辈充满鄙夷：
什么鬼迷住了哥哥的心窍，把他勾引到这儿来了？现在他到死也摆脱不掉了。斯捷莎每年给他生一个孩子，他会像甲虫掉在粪堆里，越陷越深，弄不好连机车库的工作也会丢掉。可我原来还想吸引他参加政治活动呢。
接着，保尔想到了自己生活的大城市：
他想到明天就要离开这里，回到那个大城市去，那里有他的朋友和心爱的人们，他又高兴了。那个大城市的雄伟的景象，蓬勃的生气，川流不息的人群，电车的轰隆声，汽车的喇叭声都使他为之神往。然而最吸引他的，还是那些巨大的石头厂房和熏黑了的车间，机器，还有那滑轮的轻微的沙沙声。他向往那巨轮飞速旋转、空气中散发着机油气味的地方，向往那已经习惯了的一切。
这个曾经的故乡，却变得〃陌生和无聊〃了，〃连白天出去散散步，都会惹得人心里不痛快〃。他要和这些〃一刀两断〃，对他来说，〃那个大城市变得更亲切、更可爱了。那里有朝气蓬勃、意志坚强的阶级弟兄，有劳动。〃
而这里，只是那个叫做阿尔焦姆的人，曾经的父辈，生活的地方。他已经老了。
老了的父辈会做什么呢？
再后来，阿尔焦姆入党了，在纪念列宁逝世的会议上，他提出了自己的入党申请。他说：
说实在的，革命在这儿刚闹起来那阵子，我想我老了，岁数大了，拖家带口的，入党的事也就放过去了。我倒是从来没帮过敌人的忙，可也没怎么参加战斗。1905年在华沙的工厂里参加过罢工委员会，跟布尔什维克一起闹过革命。那个时候我还年轻，干什么也干脆。老话还提它干什么！列宁死了，这对我的心打击太大了，我们永远失去了自己的朋友和知心人。什么岁数大不大，我哪能再说这话……后来战争结束了，白匪给扔进了黑海。我们就转回来了。我成了家，有了孩子……一头钻到家务事里去了。现在，我们的列宁同志逝世了，党向我们发出了号召，我回头看看自己的生活，看清楚了我一生中缺少的是什么。单单保卫过自己的政权是不够的，我们应该一致动员起来，接替列宁，把苏维埃政权建设成铁打的江山。我们都应该成为布尔什维克党是我们的党嘛！
阿尔焦姆彻彻底底地老了。他完全否认了自己曾经的过去，保尔是对的，年轻人是对的，他要向年轻人靠拢。
当保尔搭上火车，飞奔而去的时候，阿尔焦姆只能陪着冬妮亚在原地徘徊。或许他早就意识到，这个小兄弟终将离他远去，就像我们都知道未来将属于〃早晨七、八点钟的太阳〃。但在此之前，我们却无能为力，也无事可作。稍稍作出一点反应，就是反动。
三，青年
青年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推动着社会进步或者倒退。因为年轻，他们充满了理想和激情，一旦需要，他们随时可以奉献出生命和自由；也因为年轻，他们饱含着浅薄和无知，一旦需要，随时可以被人愚弄和利用。他们满怀着憧憬，希望创造奇迹，却背负着遗憾，成为父辈。
没有青年不会成为父辈。那种永远年轻的青年人，只是一种传说。
保尔·柯察金就是这样一个传说。
我们都知道，保尔离开家乡的时候，已经受到了共产主义理想的感染，这种感染让他从乡镇小流氓一跃成为红军战士。在驰骋了疆场一年之后，奥斯特洛夫斯基用一个细节，来表示保尔已经成为了一个思想上有追求的青年人。在夜晚的篝火旁，他向身边那些那些五大三粗没有教养的战士，阅读《牛虻》。
这个细节值得揣摩。对于那些插科打诨、阅读量很少的战士，《牛虻》这样一部小说是不是具有影响力？保尔是在阅读，而不是讲故事，那些没有文化修养的战士，是不是可以理解和接受呢？尽管接下来团政委对保尔是不是指导员的疑问，道出了作者的本意，他想表明保尔的思想境界已经得到了提升。但我们仍然有理由相信，保尔的战友们对《牛虻》的感慨，是一种明显的生搬硬造。
不过，从年轻人保尔的角度，这是可以理解的。年轻人永远希望与众不同，保尔和冬妮亚的相处，让他知道阅读是他这个阶层最缺少的东西。所以《牛虻》成了一个他与众不同的标志。与其说牛虻的英雄主义影响了保尔的战友，不如说保尔本人受到了彻底的影响。因为接下来，他为了去英勇的骑兵第一集团军，主动脱离了自己的部队。
有意思的是，在日后的苏联，保尔的这种情节变成一种反动的东西，叫做个人英雄主义。大家更多的喜欢提集体英雄主义，这个创造出来的词汇。这点，中国的读者也很熟悉。
当然，在这里我们要说的是，成为英雄是每个年轻人的梦想，保尔就是这样的年轻人。
英雄主义在很大程度，是产生理想的一个催化剂。在化学反应的过程中，自诩的英雄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产生强大的动力和发展的方向，人们把这个结论叫做理想。一旦人确立了理想，就会无休止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什么都不能阻挡，哪怕是父母和情人。
保尔在找到理想的时候，干的事情也是如此。他的眼光变了，信心足了。于是，曾经让他羡慕不已的冬妮亚的穿着和修养，成了应该鄙视和回避的过去。
他把冬妮亚带到了俱乐部。但这位〃资产阶级小姐〃的打扮，显然不能适应穿〃褪色的制服和上衣〃的工人。在大家的质问下，保尔骂了起来：〃早就跟她说过！见什么鬼，要出这种风头〃
这是保尔刚刚到地方工作不久的事情。对于一个刚刚迈入社会的青年人而言，他最怕的是和别人不一样。冬妮亚有胆量说〃我从来不喜欢和别人一样〃，这是因为她的家庭和教育。对出身低微的保尔·柯察金而言，他没有这种底气。
保尔要与往事干杯了。他说：
……咱们一道去消灭财主老爷们。我们队伍里有许多优秀的姑娘，她们跟我们一起肩负着残酷斗争的全部重担，跟我们一起忍受着种种艰难困苦。她们的文化水平也许不如你高，
……你又说，我的同志们对你不友好，可是，那天你为什么要那样打扮，像去参加资本家的舞会一样呢？你会说：我不愿意跟他们一样，穿上肮脏的军便服。这是虚荣心害了你。你有勇气爱上一个工人，却不爱工人阶级的理想。跟你分开，我是感到遗憾的，我希望你能给我留下美好的印象。
在这里，冬妮亚引以自豪的文化修养，远远赶不上工人阶级的粗布姑娘；她与众不同的气质，成了一种虚荣心的表现；她的家庭出身，成了保尔可以斥责的原罪。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保尔的逻辑狗屁不通。但革命所具有的力量，就是把这些全部变成合理。
然后呢？
安德烈·纪德在《访苏归来》里提到了苏联人的穿着：
夏季自始至终，几乎所有的人都是一身白色，每人都与众相同……人们的衣着打扮，异乎寻常的清一色，大概头脑也同样如此，假如能够看得见的话，正因为清一色，每个人都高高兴兴，显得很快活。
纪德是1936年访问苏联的，那里已经没有冬妮亚的服侍和修养了，她的世界不见了，她的阶级被消灭了。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一个几乎完美的保尔·柯察金。他心甘情愿地深入基层，肃反委员会、修铁路、斗土匪、与修正主义斗争，与党内腐化分子斗争……
是的，这就是保尔·柯察金，我们最熟悉的保尔。
但是，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让我们放开眼界看一看吧。
保尔在朱赫来手下干了一段时间的肃反委员会的工作。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是当时苏联针对反动派的一个镇压机构。几经变革之后，它的名字为全世界所熟知，这个名字叫克格勃。
保尔当时的工作，就是他对冬妮亚说的话：〃咱们一道去消灭财主老爷们〃。财主老爷们的确被消灭了。在蓝英年先生写的《冷月葬诗魂》上，有这么一段介绍，1918年，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在一次聚会上遇到了契卡成员布柳姆金：
布柳姆金掏出一摞签过字的空白逮捕证放在桌上。只要填入某人姓名，那人便被逮捕。旁边的人对布柳姆金说：〃伙计，你干什么呢？来，为革命干杯。〃布柳姆金回答道：〃等一下，我先填完逮捕证再说……西多罗夫，西多罗夫是谁？枪决。彼得罗夫……哪个彼得罗夫？枪决。〃
保尔知道这些事情吗？很难说，革命是无情的。保尔这样干过吗？谁知道呢？布柳姆金是契卡领导人捷尔任斯基的红人，一个地位远远在朱赫来之上的人物。
1918年1月15日，俄国《真理报》刊登了一篇《当心！》的文章。这是对有人用铅笔刀划坏了列宁轿车车厢的回应。文章说：
我们的一颗人头，要用你们的一百颗人头来换。
而〃共和国红色舰队水兵特别会议〃上的申明更激烈：
我们水兵决定，……对被杀死的我们的每一个同志，我们都将以千百个富人的死作为回答。
冬妮亚的阶级是这样被消灭的，保尔知道这些吗？
在〃父辈〃那一节里，我们谈到了阿尔焦姆结婚之后的事情。他打算把自己的精力放到耕作田地、重整家园上。但在列宁去世之后，他放弃了这个想法，并作出了深刻的检讨，表示要重回工厂，并加入布尔什维克。从表面上看，这是一种思想境界的提升。但仔细琢磨，阿尔焦姆这么做，未尝不是实际的考虑。
1921年，苏维埃政权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通过经济手段限制和排挤富农。列宁写道：
如果你能给农民机器，那就能帮助他们发展，当你给他们机器或实现电气化的时候，几万或几十万个小富农就会被消灭掉。
相比之下，在1918年，苏维埃政权因为余粮征收和富农发生冲突的时候，列宁的表现则更加激烈。他在1918年8月写道：
任何怀疑的余地都不可能有了。富农是苏维埃政权的死敌。不是富农把无数的工人杀掉，就是工人把占人口少数的富农掠夺者反对劳动人民政权的暴动无情地镇压下去。这里不可能有中间道路。
也就是说，阿尔焦姆当时从事的工作，实际上和列宁的打算正好相反。在当权者眼中，这个传统落后的农业国家应该是工人占大多数。在这样一个前提下，阿尔焦姆重整家园的梦想，只能落空。他别无选择，只能重回工厂。
至于那番诚恳的检讨，出于对阿尔焦姆人格的信任。我们相信，这个文化层次并不高的工人，当时得出的结论就是：现实就是真理。
这些，保尔是不是知道呢？当他得知那个弥漫着小农意识的兄长，突然之间开始专心向上，思想觉悟一跃千里的时候，他一定会高兴得跳起来。至于究竟是什么让阿尔焦姆觉悟提高了，他当然是不知道的。
在别列兹多夫丈量土地的时候，保尔和老丈量员有一段对话：
一个年老的丈量员……对保尔说：〃丈量土地，我干了有三十个年头了，到处都为地界闹纠纷……再过二十年，这些地就全都会变成地界，再也没地方下种了。现在就已经有十分之一的耕地成了地界。〃
保尔笑着说：〃再过二十年，咱们就连一条地界也没有了，丈量员同志。〃
老头温厚地看了看对方。
〃您说的是共产主义吧？不过，您知道，那个社会还远着呢。〃
〃您听说过布达诺夫卡集体农庄吗？〃
〃啊，您指的是这个呀！〃
〃是啊。〃
〃布达诺夫卡我去过……那只是个别情况，柯察金同志。〃
老人告诉青年人，土地是个致命的问题，无论什么社会，无论多久的时间，都不能解决这些；青年却反驳，你老了，现在有一个新生的事物，足以替代你老套的观念。
两个人都没有错。新生事物来了，叫做集体农庄，但它仍然没有解决土地的问题，共产主义社会也没有到来。
为了建成集体农庄，全国境内强制性地对富农进行了财产剥夺和人口迁徙。1930年2月4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作出了关于富农问题的工作指示。
在这项指示中，富农被分为三类：
第一类富农是反革命富农骨干分子，恐怖活动和暴动的组织者。建议立即将这些富农分子关押起来，直至采用极刑枪决。估计这类农户大概有6万户左右。
第二类富农是最富有的富农中的其余骨干分子。建议将这些富农和他们的家人一起强制迁徙到边远地区或该边疆区内的边远地方。估计这类农户会有近15万户。
第三类富农是经济实力不太强的富农户，建议将这些富农分子留在本地区，但要迁徙到已实行集体化农庄以外的地方，并将集体农庄大田以外的新土地分给他们。估计这类农户会有近80万户。
但这项指示在实施过程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由于三类富农的区分没有明确的界限，于是大规模的无根据的镇压开始了。仅仅1930年被逮捕、枪决和强制迁徙的富农户，就远远超出了指示中的计划。
富农被剥夺的财产迅速转入集体农庄，到了1930年5月，半数集体农庄所拥有的原富农财产已经达到了这些集体农庄财产的34％。富农家庭被强制迁徙往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等边远地区。他们乘坐没有暖气的火车前往上述地区，数以万计的人在路上饿死、冻死、病死。一位老党员在西伯利亚就曾经遇到这样一批富农：
一个婴儿无法从母亲干瘪的乳房上吸到奶水，哭得非常厉害，他的父亲无法忍受这种状况，一把从妻子手上夺过孩子，把他的头扔到树上摔烂。
在1933年联共（布）中央一月全会上通报的情况是：
1930年初到1932年底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