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不去巴黎，那么他今生就再也不会去巴黎了。我觉得他是在要挟我。那你去安排吧，我说，去就去。他离开了桌子。我们冷战了两天。
结果，我们在11月去了巴黎。
我跟你说过我活不了两天啦，加文说。
几个星期前，在第68号街和派克大道交界处的外事关系委员会，我见到对面有人在看《国际先驱导报》。我的回忆又滑进了错误的轨道：我不再想着第68号街和派克大道交界处的外事关系委员会，而是想起了2003年11月，我和约翰面对面地坐在巴黎布里斯托酒店的餐厅吃早饭。我们各自看着《国际先驱导报》，报纸是酒店派送的，还订着一张显示当天天气状况的卡片。11月我们在巴黎的那些早晨，每张卡片上都有一把雨伞的图案。我们在雨中漫步卢森堡公园。我们走进圣叙尔皮斯教堂避雨。里面正在举行弥撒。约翰领取了圣餐。我们在若内拉赫公园被雨淋得着凉了。在飞回纽约的班机上，约翰的围巾和针织衫都散发出一股湿羊毛的味道。起飞时，他紧紧抓住我的手，直到飞机开始平飞。
他总是这样。
他怎么再也不抓住我的手了呢？
我在某份杂志看到一个微软的广告，其图案是一张巴黎里拉大门地铁站站台的照片。
昨天，从一件尚未穿过的外套口袋中，我找到一张11月去巴黎旅行时的地铁票。〃只有圣公会教徒才会〃领取〃圣餐。〃我们离开圣叙尔皮斯教堂时他最后一次更正我。四十年来，他一直在更正我这一点。圣公会教堂〃领取〃，天主教教徒〃接受〃。他每次都解释说，这是一种不同的态度。
去世七年的他们已不在了，
那么他们如今哪里去了呢？
最后一次电击除颤手术是在2003年4月。这一次进行了两次电击。我记得有个医生解释为什么手术需要进行麻醉。〃因为否则的话，他们会从手术台上跳起来。〃他说。2003年12月30日，医院的急救人员在客厅地板上使用除颤仪时，出现了一声突然的跳动。它是一次心跳吗？或者只是电流而已？
他去世当晚，或者前一个晚上，我们从贝斯·以色列北院坐出租车回家。在车中，他说了几件事，第一次让我清楚地感觉到他的心情很压抑，一种每个作家在生活中总会碰到的压抑。
他说，他做过的一切事情全都毫无价值。
我依然试图将它当作胡话。
这也许不正常，我心里想，但我们刚刚离开金塔娜，我们的处境也不正常。
他说那本小说毫无价值。
这也许不正常，我心里想，但一个父亲眼见自己的孩子饱受折磨却爱莫能助，这种处境也不正常。
他说他刚登在《纽约书评》杂志上的文章，一篇评论加芬·兰巴特撰写的纳塔丽·伍德传记的文章，也毫无价值。
这也许不正常，可是过去几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他说他不知道自己在纽约干什么。〃我干吗要浪费时间去写一篇关于纳塔丽·伍德的文章呢。〃他说。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带着疑问的口气。
〃你当时说到夏威夷是对的。〃他当时说。
也许他指的是前一两天我说等金塔娜好转之后（这是我们对〃如果她能活下去〃的委婉说法），我们可以去凯露亚海滩租一座房子，在那边她的身体会康复过来。也许他指的是20世纪70年代我打算在檀香山买房子的想法是对的。在那个时候，我情愿认为他说的是前者，但他用了〃当时〃这个词，指的显然是后者。这些话，是他在一辆从贝斯·以色列北院开向我们的公寓的出租车上说的。至于说这些话的时间，要么是在他去世前的三个小时，要么是在他去世前的二十七个小时，我试图弄清楚，却已经想不起来了。
7
既然事情一点都不正常，我为什么还一再强调哪些是正常的、哪些是不正常的呢？
在这里，让我试试将事情按时间先后排列出来。
2003年12月25日，金塔娜住进了贝斯·以色列北院的重症监护中心。
2003年12月30日，约翰去世。
2004年1月15日近中午时，在贝斯·以色列北院的重症监护中心，医生设法摘掉了金塔娜的呼吸管，降低镇静剂的剂量，让她能够慢慢苏醒过来；然后，我告诉她他已经死了。本来没打算那天就告诉她的。医生说过她将会时醒时昏迷，起初神智只能部分地恢复，将会有好几天她只能吸收有限的信息。如果她醒来时看到我，她将会想知道她父亲哪里去了。杰里、托尼和我仔细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决定她第一次苏醒的时候，只让杰里陪着她。她会把注意力放在他身上，放在他们共同的生活上。她也许就不会想到这个关于父亲的问题。我可以等等再见她，也许等上好几天。我可以到时再告诉她。她将会更加坚强一些。
如同计划，她初次苏醒时，杰里陪着她。但在计划之外的是，有个护士告诉她，她母亲在外面的走廊。
当时她想起来了，她想知道答案。
我走进去。
〃爸爸在哪儿？〃看到我，她低声说。
因为三个星期来的插管损伤到她的声带，她的低语几不可闻。我把发生的事情告诉她。我强调他早就患了心脏病，我们一直以来都很幸运，但现在运气用光了，这事故虽然突如其来，但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她哭了。杰里和我都扶着她。她又躺下，睡着了。
那天夜里，我见到她的时候，她低声问：〃爸爸怎么样了？〃
我又说了起来。心脏病发作。病史。事故的发生让人措手不及。
〃但他现在怎么样呢？〃她的声音很低，努力想让我听清楚。
她只听进了突然病发那一段，却不知道结果如何。
我又告诉她。到头来，我将会第三次告诉她，在另一个重症监护中心，在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UCLA）。
事情的先后次序。
2004年1月19日，贝斯·以色列北院的人把她从六楼的重症监护中心转移到十二楼的一间病房。2004年1月22日，她还是很孱弱，无法站立，得有靠背和扶手才能坐着，而且还因为在重症监护中心受到感染而发热。我们给她在贝斯·以色列北院办了出院手续。杰里和我将她带回我的公寓，让她躺在她原来的房间的床上。杰里外出，按照医生给她开的处方去给她配药。她从床上起来，想从衣柜里再拿一床被子，结果摔倒在地板上。我没力气把她抬起来，只得在那栋楼里面找人帮忙，这才将她抬回床上。
2004年1月25日早晨，她醒过来，依然在我的寓所；她胸口疼得厉害，体温也越来越高。当天她住进了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的急诊室，被诊断出来患了肺栓塞，然后住进了该医院下属的米尔斯坦医院。她在贝斯·以色列北院出院之前，曾拍过片。考虑到她在该院身体不能动弹的情况持续了很久，这种病症当时完全可以预料得到，而不用等到三天之后长老会医院急诊室再次拍片才诊断出来。这我现在知道了，可当时并不知道。住进米尔斯坦医院之后，医生还给她的腿拍片，看看是否还有更多凝结的血块。医生给她服用了抗血凝剂，以免在让现有的血块溶解的同时产生更多的血块。
2004年2月3日，她从长老会医院出院，还在服用抗血凝剂。她开始了物理疗法，以恢复体力和活动能力。托尼、尼克、她和我共同筹备约翰的葬礼。葬礼举办的时间是2004年3月23日星期二下午的四点钟，地点是圣约翰大教堂。也是在这个地方，当天下午三点钟，教堂的人依照计划，当着家属的面，将约翰的骨灰安置在主祭坛旁边的灵堂。葬礼之后，尼克在联合俱乐部安排了答谢会。最后，有三四十个亲人来到约翰和我的寓所。我生了火。我们喝了点饮料。我们吃了晚饭。金塔娜尽管还是很孱弱，但穿着黑色裙子的她在大教堂直挺挺地站着，吃晚饭的时候还跟她的表姐妹说笑。过了一天半之后，3月25日早晨，她和杰里打算飞到加利福尼亚，到马里布过几天漫步海滩的日子，重新开始他们的生活。我鼓励他们这么做。我渴望看到她的脸庞和头发重现马里布的颜色。
隔日，3月24日，我在寓所中，独自一人。埋葬丈夫、照料女儿渡过难关的责任已经正式完成了，我把餐盘统统推开，第一次容许自己考虑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重新开始我自己的生活。我给金塔娜打了电话，祝她旅途愉快。她隔日一大早就要飞走了。听上去她很紧张。她每次旅行之前总是很紧张。自童年起，她每次收拾行李总是担心丢三落四。你觉得我在加利福尼亚不会有事吧？她说。我说没事的。她在加利福尼亚绝对不会有事。实际上，到加利福尼亚去，将会是她新生活的开始。挂上电话时，我觉得清理工作室可能是我迈向新生活的第一步。我开始做这件事。接下来一天，3月25日星期四，我多数时间继续在做这件事。那天很安静，我有好几次发现自己在想，我可能走进了一个新的季节。1月，我从贝斯·以色列北院的一个窗口见到东河冰封。2月，我从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的一个窗口见到哈得逊河开始解冻。如今是3月，浮冰已然消失，我已然完成该为约翰做的事情，而金塔娜将会身体健康地从加利福尼亚回来。当天下午，时间一点点流逝（她的飞机应该着陆了，她应该乘坐一辆轿车，驶在太平洋沿岸的高速公路上），我已经想象她和杰里沐浴着马里布三月淡淡的阳光，漫步在海滩上。我在〃准确气象〃网站上输入马里布的邮政编码，90265。屏幕上显示出一个太阳，最高温和最低温我已经忘记了，只记得当时觉得很满意，反正那天的马里布天气晴好。
那儿的山丘上应该有野生的芥菜。
她可能会带他去祖玛峡谷看兰花。
她可能会带他去凡杜拉郡海滩吃烤鱼。
她已经安排好某一天带他去阿珍·摩尔家吃午饭。她可能会重游那些童年的旧地。她可能会带他去看看我们为复活节的午餐捡海贝的地方。她可能会带他到蝴蝶飞舞的海边，她曾在那儿学会了打网球，她曾在那儿跟一个祖玛海滩的救生员学会了如何从浪尖中逃生。我工作室的办公桌上有一张照片，是在她七八岁的时候拍的，马里布的阳光将她一头长发照得金黄金黄的。相框后面夹着一张蜡笔写的字条，那是在马里布时她有一天留在厨房的柜台上的：亲爱的妈妈，刚才你打开门的时候，那个跑开的人是我小娜。
那天晚上7点10分，我正在换衣服，打算下楼跟住在这栋楼里面的朋友们一起吃晚饭。我说〃7点10分〃，是因为电话就在当时响起。托尼打来的。他说他马上过来。我看了看时间，因为我跟人约了7点半在楼下见；但托尼的口气很紧急，所以我没有拒绝他。过去十五年来，他的妻子罗斯玛丽·布列斯林患着一种无法确诊的血液疾病。约翰去世之后不久，她进行了一种试验性疗法，身体变得越来越差，时不时需要住进斯隆·凯特灵纪念医院。我知道大教堂那漫长的一天以及后来和家人的相处损耗了她的心神。约翰正要挂电话，我阻止了他。我问是不是罗斯玛丽又住院了。他说不是罗斯玛丽，是金塔娜。就在我们说话的时候，纽约时间7点10分，加利福尼亚时间4点10分，她正在UCLA医学中心进行紧急的神经外科手术。
8
他们下了飞机。
他们提取了共用的行李袋。
当时杰里提着行李袋走向租车处，在金塔娜前面穿越到达车道。他回头望。时至今日，我仍不知道他怎么会回头看。我从没想过要问他。在我想来，那是一个你听到有人在说话然后听不到了所以你回头看的例子。生活瞬间改变。寻常的瞬间。她仰面躺在柏油路上。他打电话叫了救护车。她被送到UCLA。杰里说，在救护车中，她是醒着的，头脑清楚。到了急诊室她才开始抽搐和失去控制。一支手术队伍开始行动。他们给金塔娜做了一次CT扫描。等到他们开始给她做手术的时候，她的一个瞳孔已经固定了。另外一个瞳孔在他们把她推进手术室时就固定了。他们不止一次对我提起这一点，每次都在强调病情的危急和他们干预的关键性。〃当时有个瞳孔固定了，另外一个在我们推她进去的时候就固定了。〃
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告诉我的事态有多么严重。第二次我就知道了。施尔温·纳兰德在《我们如何死亡》中，提到他还是一个医学院三年级学生时，曾见到一个心脏病人的死亡，那人的〃瞳孔已经扩散，张得大大的，固定不动，显示他的大脑已经死亡，而且显然对光线再也没有反应了〃。也是在此书中，纳兰德医生说到有个病人在医院中心跳骤停，一支抢救团队几经努力，却终告失败。〃这些顽强的青年男女看到，他们的病人的瞳孔变得对光线毫无反应，然后慢慢变大，直到变成两个固定的极其漆黑的大圆圈。这个团队不情愿地停止施救……病房中弥漫着失败之后的丧气氛围。〃2003年12月30日，纽约长老会医院的急救人员在我们客厅地板上看到约翰的眼睛时，他们见到的也是这种情况吗？2004年3月25日，UCLA的神经外科医生在金塔娜眼中见到的也是这种情况吗？〃极其漆黑？〃〃脑死亡？〃他们是这么想的吗？我看着一份UCLA当天所作的CT扫描的报告，依然晕了过去。
扫描显示右脑硬膜下血肿，伴随有严重出血的迹象。不排除有活动性出血的可能。血肿造成右脑显著的大面积损伤、大脑镰下疝和沟回疝，三脑室中线自右向左移位19毫米。右侧脑室几乎完全消失，左侧脑室出现卡陷的早期症状。中脑受到中等程度到显著程度的压迫，脑干周围池消失。后脑镰、小脑幕有轻微硬膜下血肿症状。脑额叶右下侧有轻微脑实质出血和前房出血症状。小脑扁桃体和枕骨大孔处于同一水平。头骨没有骨折症状。顶骨右部头皮大面积血肿。
2004年3月25日。纽约晚上7点10分。
她刚刚从医生说〃我们仍不知道病情会如何发展〃的地方出来，现在又回到了那儿。
我当时只觉得事情依然无可挽回。
他们可能告诉了杰里，杰里还没打电话给我，他可能正在迫使自己吸收这个噩耗。
她可能已经在去往医院太平间的途中。
独自一人。在滑轮病床上。和一个推动滑轮病床的人。
我已经想象到这个场景，也想起了约翰。
托尼来了。
他把在电话里对我说过的话又说了一遍。他接到杰里从UCLA打来的电话。金塔娜在进行手术。杰里在医院手术等候区的大厅之中（UCLA正在盖一座新医院，这一座年代久远，而且病人太多了），打手机就能找到他。
我们打电话给杰里。
刚刚有个外科医生走出来通知他手术的进展。手术团队现在〃相当有信心〃，能让金塔娜〃离开手术台〃，但他们无法预料手术后她的状态如何。
我记得当时自己认为这是一种更加乐观的看法：那间手术室原来传出的消息是那个团队〃没有十足的把握能让她离开手术台〃。
我记得当时想理解〃离开手术台〃这几个字，可是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