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圣诞节夜里，她住进了重症监护中心。
圣诞节晚上，我们不停地跟对方说，她在医院里。她正得到照顾。她在那儿会没事的。
别的一切看上去都很正常。
我们生了火。她不会有事的。
五天之后，贝斯·以色列北院六楼的重症监护中心外面的一切似乎仍很正常：这也是我们所无法忘怀的一点（不过只有约翰承认了这个说法），再一次让我们想到飞机从中坠毁的澄蓝天空。约翰和我在圣诞节夜里打开的礼物依然在公寓的客厅中。金塔娜因为住进了重症监护中心而未能在圣诞节夜里拆开的礼物依然摆放在她原来房间的桌子之上和之下。我们平安夜用过的餐盘和银制刀叉依然摆在餐厅的桌子上。那天依然来了一张要求我们支付11月去巴黎的旅费的美国运通公司账单。我们去巴黎的时候，金塔娜和杰里正在计划他们的第一次感恩节晚宴。他们邀请了他的母亲、姐姐和姐夫。他们用了婚礼上用的瓷器。金塔娜当时过来拿我母亲遗留的红宝石水晶酒杯。感恩节那天，我们在巴黎给他们打了电话。他们正在烤火鸡，煮芜菁汤。
〃然后走了。〃
流感怎么会变成全身感染？
如今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等同于一声无助的怒吼，是既然一切如常，这怎么可能发生的另一种说法。当时金塔娜躺在重症监护中心的病房中，她的手指和脸都水肿，含着呼吸管的嘴唇因为发热而干裂，凌乱的头发被汗水浸透了。那晚呼吸机上的数字显示她只通过呼吸管接受45％的氧气。约翰亲了她水肿的脸。〃再多爱一天也不够。〃他低声说。这也是我们家的隐语。它出自一句电影台词。在理查德·莱斯特执导的《罗宾汉与玛莉安》中，奥黛丽·赫本饰演的玛莉安给她自己和肖恩·康纳利扮演的罗宾汉下了致命的毒药，然后对他说：〃我爱你，甚至再多爱一天也不够。〃约翰每次离开重症监护中心都会低声说出这句话。出去的路上，我们设法跟一个医生攀谈起来。我们问输氧量的降低是否意味着她有所好转。
他沉默了一会儿。
重症监护中心那个医生说的是这句话：〃我们仍不知道病情会如何发展。〃
病情会往好处发展，我记得当时心里想。
重症监护中心的医生还在说。〃她真的病得很重。〃他说。
我知道这是一种委婉的说法，真正的意思是她可能会不治身亡，但我接受不了：病情会往好处发展。它会往好处发展，因为它必须往好处发展。
我信凯特。
我信上帝。
〃我爱你，再多爱一天也不够，〃三个月后，穿着黑色长裙的金塔娜站在圣约翰大教堂中说，〃就跟你以前常常对我说的一样。〃
1964年1月30日是星期四，那天下午，我们在加利福尼亚州圣本尼托郡的圣胡安巴蒂斯塔天主教堂成婚。约翰穿着一套海军蓝的赤普西装。我穿着一条白色的丝绸短裙。裙子是约翰·肯尼迪遇刺那天我在旧金山的兰肖霍夫服装店买的。达拉斯中午十二点半时，加利福尼亚还是早晨。当时母亲和我离开兰肖霍夫，想去吃午饭，碰到一个萨克拉门托来的人，这才知道总统已经遇刺。因为那天下午在圣胡安巴蒂斯塔出席婚礼的只有三四十人，按照我的意思，典礼上不要有入口，不要〃游行〃，只要站在那儿，完成仪式就是了。〃有请两位新人。〃我记得客串司仪的尼克说。尼克知道我的打算，可是弹奏手风琴那人并不知道。于是突然之间，我发现自己挽着父亲的手臂，沿着通道一路走过去，黑色的眼镜后面泪水涟涟。婚礼结束之后，我们开车到位于卵石滩的婚房。那儿可以吃的东西很少，只有香槟，一个朝向太平洋的阳台，非常简单。我们在蒙迪西托的圣伊西德罗度假村的一座平房过了几夜，算是蜜月；然后呆腻了，就飞到比弗利山酒店。
金塔娜大喜那天，我曾想起了这次婚礼。
她的婚礼也很简单。她穿着一条白色的长裙，戴着一条面纱，蹬着一双昂贵的鞋子，而头发则编成一条粗辫子挂在身后，就像她童年时那样。
我们坐在圣约翰大教堂的唱诗班位子上。她父亲陪着她走向圣坛。圣坛上有她的朋友苏珊，她自三岁以来在加州最好的朋友。圣坛上有她在纽约最好的朋友。圣坛上有她的表妹汉娜。婚礼上有她的表妹凯莉，她从加利福尼亚来，念了婚礼致词的一部分。婚礼上有杰里的继女的孩子，他们念了致词的另一部分。婚礼上有几个最小的儿童，几个头戴花环、双足赤裸的女孩。婚礼上有豆瓣菜三明治、香槟、柠檬汁，有和蛋糕一起上的果味雪糕，有和果味蛋糕相称的桃红色餐巾纸，草坪上还有孔雀。她踢飞那双昂贵的鞋子，掀开面纱。〃那真是太完美了，你们说呢？〃那天晚上，她打电话来的时候问。她父亲和我都表示同意。她和杰里飞往圣巴斯。约翰和我则飞往檀香山。
那是2003年7月26日。
她住进贝斯·以色列北院的重症监护中心之前4个月又29天。
她父亲去世之前5个月又4天。
他去世之后的头一两个星期夜里，每当我觉得累了，觉得需要保护自己，我就会留下亲朋好友在那套公寓的客厅、餐厅和厨房聊天；而我则沿着走廊走进卧室，把门关上。我会避免看到走廊墙壁上挂着的、会让我回忆起我们刚结婚那些年的东西。实际上我不用看，而且不看也避不开它们：它们已经在我心里。墙上有一张我们在《毒海鸳鸯》的展位上拍摄的照片。《毒海鸳鸯》是我们参与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我们和它一起去参加戛纳电影节。那是我第一次去欧洲，当时我们乘坐的是20世纪福克斯公司专机的头等舱，而我光着双脚就登上了飞机，当时是1971年。墙上有一张约翰、我和金塔娜于1970年在中央公园的贝塞斯达喷泉拍的照片。照片中的约翰和四岁的金塔娜吃着冰淇淋。那年秋天，我们一直在纽约为奥托·普雷明格的一部电影工作。〃她在那个没有头发的普雷明格先生的办公室。〃当时有个儿科医生问金塔娜她的妈妈哪里去了，她这么回答。墙上还有一张约翰、我和金塔娜的照片，那是20世纪70年代我们在马里布的房子的阳台拍的。《人物》杂志曾经刊登了那张照片。看到它我就想起来了，那天金塔娜第一次画眼线，照片是在她画眼线的间歇拍的。墙上还有一张巴里·法瑞尔给他妻子玛西娅拍的照片。照片中的玛西娅坐在马里布那座房子中的一张藤椅上，怀里抱着他们的女儿琼·狄迪恩·法瑞尔，后者当时还是个婴儿。
巴里·法瑞尔已经去世了。
墙上还有一张凯瑟琳·罗斯的照片。那是我们在马里布时康拉德·霍尔给她拍的。当时她将一个塔希提贝壳扔到邻居的游泳池里，跟金塔娜说如果能把它捞起来，那么贝壳就归她。金塔娜就这样学会了游泳。那是20世纪70年代初期，那是一段凯瑟琳和康拉德夫妇、阿珍和布里安·摩尔夫妇、约翰和我交换植物、狗、关怀、建议以及每周在他们家或者我们家聚餐好几次的岁月。
我记得我们全都会做法式蛋奶酥。康拉德在帕皮提的姐姐教会凯瑟琳如何毫不费劲地制作蛋奶酥，凯瑟琳又教给我和阿珍。那种制作方法比通行的简略一些。凯瑟琳还从塔希提给我们带来了香草豆荚，用酒椰叶扎成大大的好几捆。
有一阵我们还用这种香草来做焦糖蛋奶糊，但没有人喜欢把白糖弄成焦糖。
我们曾说起要租下李·格兰特在祖玛海湾上的房子，开一家叫做〃李·格兰特之家〃的餐厅。凯瑟琳、阿珍和我可以轮流当厨师，约翰、布里安和康拉德则可以轮流当服务生。后来凯瑟琳和康拉德分道扬镳，布里安的小说已告完成，我和约翰则到檀香山重新编写一份电影剧本，这个马里布生存计划便告搁浅。我们在檀香山完成了很多工作。纽约没人能够清楚地算出两地的时差，所以没人打电话来，我们可以整天工作。20世纪70年代时，有一次我想在檀香山买房子，带着约翰看了很多处房产，但在他看来，真的定居檀香山比住在卡哈拉酒店还没劲。
康拉德·霍尔已经去世了。
布里安·摩尔已经去世了。
多年以前，我们曾在好莱坞的富兰克林大道租下一座大房子。它有很多个卧室，有个采光良好的门廊，有几棵牛油果树，还有一个老旧的泥地网球场，月租是450美元。我们结婚五周年纪念日那天，厄尔·麦克格雷斯在这座房子写了一首诗：
这是约翰·格里高利·邓恩的故事
他和他的妻子狄迪恩女士
明媒正娶地组成一家子
富兰克林大道是他们的住址
住一起的，还有他们美丽的女儿金塔娜
她也被人叫做狄迪恩·狄
狄迪恩·邓恩
狄迪恩·邓
金塔娜或者狄迪恩·狄
他们是美丽的邓恩、邓恩、邓恩一家
（他们是三口之家）
以一种古人称为最好的方式
生活在富兰克林大道
刚丧失某位亲友的人会有一种表情，但或许只有曾经在他们自己脸上见过那种表情的人才能看得出。我已经在我脸上见到它，如今别人若有这种表情，我也能看出来。那是一种极度脆弱、毫无防备、毫无遮拦的表情。那是一种瞳孔被放大的人从眼科门诊室走进灿烂的阳光之后会有的表情，或者是一种戴着眼镜的人突然被迫摘除眼镜之后会有的表情。这些失去亲友的人看上去毫无防备，是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隐形的。我就有一阵子觉得自己是隐形的，形如鬼魅。我似乎已经穿越了传说中那些将阴间和阳世隔开的河流，进入了一个只有也是新近丧亲的人才能看见我的地方。人们曾幻想有这么一些叫〃冥河〃或者〃忘川〃的河流，曾幻想有一个披着斗篷、撑着船竿的渡夫。我第一次领悟到这种幻想的力量。我第一次领悟到印度寡妇殉夫的意义。若非由于悲哀，那些寡妇决不会自行跳上烈火熊熊的小舟。把她们送往地狱的，并非她们的家属，并非她们所在的村落，也并非社会风俗，而是悲哀。而那火舌跳动的小舟，正好象征着她们身后要去的地方。约翰去世那晚，还有三十一天就是我们结婚四十周年的纪念日。如今你可以确信，《露丝·埃尔默》最后那两句〃备极哀怨的名言〃对我来说毫无作用。
我想要不止一个晚上的回忆和叹息。
我想要尖叫。
我想要他回来。
6
几年前，在一个阳光灿烂的秋日，我走在第五大道与第六大道之间的第57号街上；我当时相信自己感觉到一种对死亡的恐惧。那是光线造成的景象：斑驳的阳光迅速地抖动，黄叶纷纷飘落（但是从哪里飘落的呢？难道第57号街西段有树木吗？），金黄的树叶喷洒而下，非常快地颤动着，明媚的阳光也随之落下。后来，在其他一些灿烂的日子里，我也见到同样的景象，却再也没有那种感觉了。我当时在寻思那感觉是不是一阵寒颤或者激灵之类的。那之前几年，我曾经在加利福尼亚做了一个梦，醒来之后，我知道自己梦到的是死亡。我梦到的是一座冰岛，从空中俯视，那犬牙交错的山脊像极了海峡群岛附近的一个海屿，只不过这座岛全是冰，透明的，蓝白色的，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跟那些预感到即将死亡的人，或者已被无情地判处死刑但尚未遭到处决的人所做的梦不同，在我的梦境中没有恐惧。与之相反，那个冰的岛屿、第57号街西段那个灿烂的秋日显得那么灵幻，美丽得我无法形容，然而我却决然认定所看到的景象就是死亡。
如果这些就是我对死亡的想象，那么，我何以如此难以接受他已然去世的现实呢？是因为我从未想到死亡也会发生在他身上吗？是因为我依旧未曾想到死亡会发生在我身上吗？
生活改变很快。
生活瞬间改变。
你坐下来吃晚饭，而你所熟知的生活已经结束。
自怜的问题。
现在你将看到，自怜的问题早就出现了。
在事故发生后的春天，有一天早晨，我拿起了《纽约时报》，从头版直接翻到了填字游戏。那几个月间，我总是以这样的方式开始一天的生活，以这样的方式看，或者毋宁说不看，《纽约时报》。先前我从未有耐心去玩填字游戏，但如今我觉得玩填字可能有助于我恢复正常的认知能力。那天早上，第一个引起我注意的线索是竖向6，〃有时候你觉得像……〃答案太明显了，我立即就想起来；答案很长，将会填满很多个空格，将会证明我那天状态不错：〃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
没有母亲的孩子日子真难过……
没有母亲的孩子日子这么难过……
不对。
竖向6只有四个空格。
我放弃了这次填字（没耐心的习惯很难改掉），第二天，我查看了答案。竖向6正确的答案是〃一个坚果〃。〃一个坚果？〃坚果？有时候你觉得像一个坚果？我自己在正常反应的世界之外已经走了多远？
注意：这个近乎立即浮现的答案（〃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是一声自怜的哀号。
这一次失败并不意味着我将无法正确地领悟事物。
卷动的烈焰贪婪地向前冲！
我父亲和伊勒娜在哪里呢？
去世七年的他们已不在了，
那么他们如今哪里去了呢？
不在了吗？不在了吗？
德尔摩尔·施瓦兹Delmore Schwartz（1913…1966），美国诗人。
《我们安静地走过四月天》
他相信他就要死了。他曾反复地这样告诉我。我说这是无稽之谈。他情绪低落。他的小说《小城凶案》Nothing
Lost，约翰·格里高利·邓恩最后的一部小说，于2004年出版。业已完稿，交给了出版社，但情理之中，出版日期推迟了。他当时开始写一本新书，反思说不出来动因的爱国精神的意义。也在情理之中，他对创作这本书的信心有点不足。那一年，他多数时间都在和一系列削弱他身体的疾病做斗争。他的心率越来越高，不知不觉间已经变成了心房颤动。窦性心率通过电击除颤手术便可恢复正常。这种手术并不需要住院，医生只需在电击他的心脏期间用普通麻醉药将他麻醉几分钟就好了，但像感冒或者长时间坐飞机之类引起的轻微身体变化会致使心率再次失常。2003年4月，他最后一次进行这种手术，当时他的身体状态已经迫使医生对他进行了两次而不是一次电击。做了电击除颤手术之后，他的心率依旧稳定地加快，这意味着这种手术不再是一种有用的选择。6月，经过一系列咨询之后，他进行了一种更为彻底的心脏干预治疗。先是用射频切除了心房与心室之间的房室结，然后植入了美敦力公司的Kappa 900SR型号起搏器。
那年夏季，金塔娜结婚给他带来的欢乐和起搏器明显的疗效让他振奋起来，他的心情似乎好转了。到秋天，他又是意兴阑珊。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为了要不要在11月去巴黎而争吵。我不想去。我说我们的事情多得做不过来，又没什么钱。他说他有一种预感，如果他11月不去巴黎，那么他今生就再也不会去巴黎了。我觉得他是在要�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