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喉咙发紧。
哽咽，需要叹气。
事情发生之后七八个小时，也就是2003年12月31日早晨，我独自一人在房间中苏醒，这样的波浪开始向我袭来。我记得前一天晚上没有哭；事情发生的那一刻，我进入了一种震惊的状态，惟一容许自己想的念头是肯定有些事情需要我去做。救护人员在客厅的时候，肯定有些事情需要我去做。例如我得拿到约翰的病历摘要，这样我才能把它带到医院。例如我得把火堆灭掉，因为我就要离开它了。在医院也有些需要我去做的事情。例如我得站在隔离线后面等待。例如我得想着他转院到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所需要的那张带遥控监测仪的病床。
从医院回来之后，又有些事情需要我去做。我不知道所有该做的事情，但我知道其中一些：在做其他事情之前，我得先告诉约翰的弟弟尼克。他们的兄长狄克住在科德角，那晚打电话给他似乎已经太晚了（他睡得很早，他的身体一直不好，我不想用噩耗弄醒他），但我得告诉尼克。我没有计划如何做这件事。我只是坐在床上，拿起电话，拨了他在康涅狄格州家的号码。他接了电话。我告诉了他。挂了电话之后，以一种我只能称之为不带感情地拨号和说话的新方式，我又拿起了它。我不能打给金塔娜（她还在我们几个小时前离开的地方，在贝斯·以色列北院的重症监护中心昏迷着），但我可以打给她新婚五个月的丈夫杰里；我可以打给我的弟弟吉姆，他应该在卵石海滩的家中。杰里说他要过来。我说不用来了，我不会有事的。吉姆说他要赶飞机来。我说不用赶飞机了，我们明天早上再说。我在想接下来要做什么，这时电话响了。是约翰和我的经纪人林茵·尼斯比特打来的。从六十年代后期开始我就把她当朋友了。当时我不清楚她怎么会知道，但她确实知道（原来是尼克和林茵有一个共同的朋友，他们都是刚刚跟那人通过电话），她在一辆向我们的公寓赶来的出租车上打来电话。一方面我觉得松了一口气（林茵懂得怎样处理事情，她会知道我应该做些什么），另一方面我又觉得迷惑：此时此刻，我如何能跟人做伴？我们将会干什么呢？我们会坐在有注射器、心电图仪的电极和地板上仍有血迹的客厅中吗？我应该重新点燃尚未燃尽的火堆吗？我们会喝酒吗？她吃过饭了吗？
我吃过饭了吗？
我问自己是否吃过饭的刹那间，我第一次预感到即将要发生的事情：我在那天晚上得知，如果我想到食物，我便会呕吐。
林茵来了。
我们坐在客厅中没有针管、电极和注射器的一角。
我记得在和林茵说话的时候（说什么我不能透露），我一直在想血迹肯定是摔倒弄出来的：他的脸摔在地上，我在急诊室看到他有个牙齿缺了一角，他嘴巴里面可能被那个牙齿刺破了。
林茵拿起电话，说她要打给克里斯托弗。
我又迷惑起来：叫克里斯托弗的人中，和我最熟悉的是克里斯托弗·迪奇，但他不是在巴黎就是在迪拜；再说林茵刚才说的很可能是克里斯，不是克里斯托弗。我发现自己不断想到尸体解剖。我坐在这里的时候，尸体解剖可能正在进行。然后我意识到正在跟林茵说话的那个克里斯托弗是克里斯托弗·勒曼…豪普特，他是《纽约时报》的首席讣告作者。我记得自己感到很震惊。我想说〃先别打〃，但嘴巴发干。我能忍受〃尸体解剖〃，却从没想过〃讣告〃这回事。〃尸体解剖〃是我、约翰和医院之间的事情，〃讣告〃就不一样了，它意味着死亡已然发生。我发现自己理所当然地在想，如果在洛杉矶，事情是否有不同的结局。我在算他死的时候是几点，当时洛杉矶又是几点。（时光可以倒流吗？如果我们处在太平洋时间区域，结局还会一样吗？）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强烈的念头，就是不能让《洛杉矶时报》的人通过《纽约时报》的讣告得知这回事。我打电话给我们在《洛杉矶时报》最好的朋友蒂姆·鲁滕。我已经不记得当时林茵和我都干了些什么。我记得她说要留下来过夜，但我说算了，我一个人会好好的。
我确实好好的。
直到隔日早晨。当时我迷迷糊糊间醒来，想弄清楚为什么我一个人睡在床上。我的心情很沉重。过去我跟约翰吵架之后醒来的每个早晨也都有这种沉重的心情。我们吵架了吗？吵什么呢？怎么吵起来的呢？如果我忘记它是怎么开始的，我们怎么能够重归于好呢？
然后我想起来了。
接连好几个星期，我每天都是这样醒来。
我醒来，感觉到一片漆黑，没有天光。
在他弟弟自杀之后那几个月间，约翰从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Gerald Manley Hopkins（1844…1889），英国诗人。几首不同的诗歌中抽取了句子，将它们集成一首即兴的悼亡诗，上面的诗句是其中之一。
回忆啊，回忆层峦叠嶂，壁立千仞
令人胆颤，悬崖峭壁，莫测其深。
但愿，从未身历其险的人，藐视它们。
我醒来，感觉到一片漆黑，没有天光。
我想要去一个
没有暴风骤雨的地方。
如今在我看来，第一天夜里我坚持要独自度过，其实是一种原始的本能，这件事远比它表明的样子复杂。我当然知道约翰已经死了。我当然已经把这个确凿无疑的消息告诉他的弟弟，告诉我的弟弟，告诉金塔娜的丈夫。《纽约时报》知道。《洛杉矶时报》知道。然而我自己却无法接受这个消息是既成的事实：某种程度上，我曾经相信发生的事情仍然是可以逆转的。所以，我需要独自一人。
第一晚之后，我将有几个星期不会独自一人（吉姆和他的妻子第二天将会从加利福尼亚飞过来，尼克会回到城里，托尼和他的妻子罗丝玛丽将会从康涅狄格州南下，荷塞将不会去拉斯维加斯，我们的助手莎伦将会从滑雪的地方回来，这个家将不会没有客人），但第一个晚上，我需要独自度过。
我需要独自度过，以便他能回来。
我这充满奇想的一年就这么开始了。
3
实际上，悲哀使人精神失常的效应已经得到详尽的注解。在1917年的《哀悼与抑郁症》一文中，弗洛伊德告诉我们，悲哀的举动〃从离开墓地到对待生活的正常态度都有所体现〃。然而，他指出，在精神错乱中，悲哀最为特殊：〃我们从来不会把它当作是一种病症，也没考虑过对它进行药物治疗。〃反而，我们依靠〃一定时间的流逝来克服它〃。我们认为〃对它进行任何干预都是徒劳无功、甚至是有害无益的〃。梅兰妮·克莱因1940年发表了文章《哀悼及其与狂躁抑郁症的关系》，也做出了相同的论断：〃哀悼者实际上是生病了，但因为这种精神状态对我们来说很常见，很自然，我们不会把哀悼称之为疾病……更准确地说，我的推论是：在哀悼中，主体经历了一种变形和短暂的狂躁抑郁症，并将其克服。〃
请注意他们都在强调〃克服〃它。
我需要独处以便他能回来的那晚之后过了几个月，已经是仲夏时分，我才意识到从冬天到春天有很多我无法理性地进行思考的场合。我像小孩子那样思考，仿佛我的想法或者愿望有逆转这件事、改变这个结果的能力。就我的例子而言，这种紊乱的思维一直藏而不露，我想别人并没有注意到，甚至连我自己都没察觉；然而回头看来，它终究一直都在，一直都那么明显。回头看来，过去有一些我本该注意到的蛛丝马迹。例如，关于讣告的事情。我不能看它们。这种情况一直从第一篇讣告刊出的12月31日持续到2月29日。那天晚上2004年的学院奖颁布，我在电影学院的《纪念》短片的快闪镜头中看到约翰的照片。当我看到那张照片，我第一次明白那些讣告何以如此让我烦恼。
我竟然容许其他人认为他已经死了。
我竟然容许活着的他被埋葬。
还有别的蛛丝马迹：有一次（二月末三月初，金塔娜出院之后，但在为了等她康复而推迟的葬礼之前），我发现自己觉得应该送走约翰的衣物。很多人都说必须把衣物送走，他们通常很善意，但（结果证明）这种想帮助我的做法是错误的。我拒绝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记得自己在父亲去世之后，帮助我母亲将他的衣物分成几叠，一叠是要捐掉的，一叠送到我嫂子格罗丽亚当志愿者的廉价慈善商店去。我母亲死后，格罗丽亚、金塔娜、我以及格罗丽亚和吉姆的几个女儿也以这样的方式处理了她的衣服。这是人们在有人去世之后所做的事情的一部分，是仪式的一部分，是某种责任。
我开始了。我清理了一个架子。约翰用它来存放针织衫、恤衫和我们清早在中央公园散步时他所穿的衣服。我们每天早上散步。因为喜欢走不同的路线，我们并不总是一起走，但我们知道对方走的路线，会在离开公园之前会合。架子上的衣服就像是我自己的，我很熟悉。我不再想着这个。我放起了一些衣服（一件他穿的时候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针织衫，一件金塔娜从亚利桑纳州带给他的峡谷农庄度假村恤衫），但我把架子上多数衣服装进袋子，将那些袋子送到马路对面的圣詹姆士长老会教堂。我壮了胆子，打开一个橱柜，塞满了更多的袋子：新百伦牌运动鞋，户外运动鞋，布鲁克斯兄弟牌短裤，一袋又一袋的袜子。我将这些袋子送到圣詹姆斯教堂。几个星期后的一天，我带上了更多的袋子，来到约翰的工作室。他的衣服放在工作室。我还没准备好处理掉他的西装、衬衣和外套，但我想我能处理剩下的鞋子，当作一个开始。
我在那个房间的门口站住了。
我不能把他剩下的鞋子处理掉。
我在那儿站了一会儿，然后明白为什么了：他如果回来，将会需要穿鞋子。
意识到这个念头，决不意味着能消除这个念头。
我至今仍没有去试探（比如说通过把鞋子处理掉）这个念头是否已经消失。
回头看来，我把尸体解剖本身看做是此类思维的第一个例证。当我那么毅然地同意进行尸体解剖时，无论我头脑里还有什么别的想法，终究是有点精神错乱，才会认为尸体解剖将会证明出了问题的是一些简单的事情。那可能只是暂时的心肌梗塞或者心率失常。只需要一点点调整比如说换一种药物，或者重新设置一下起搏器。如果这样，我继续推断，他们或许能够把问题解决掉。
我记得2004年的总统大选期间，有个访谈节目震动了我。节目中，特雷莎·亨氏·凯利说起她第一个丈夫的暴毙。她在访谈中说，约翰·亨氏死于飞机失事之后，她非常强烈地觉得她〃需要〃离开华盛顿，回到匹兹堡。
她当然〃需要〃回到匹兹堡。
他可能回来的地方不是华盛顿，而是匹兹堡。
实际上，约翰被宣布死亡当天晚上，他的尸体没有被解剖。
尸体解剖直到第二天上午11点才进行。现在我明白了，12月31日早晨纽约医院有个我不认识的人打电话来，尸体解剖肯定是在那之后才进行的。打电话来那人不是〃我的社工〃，也不是〃我丈夫的医生〃，也不是，就像我和约翰可能会说的那样，我们桥上的朋友。〃我们那个桥上的朋友〃是个跟他姨妈有关的家庭暗语。他的姨妈哈丽耶特·彭斯用它来指最近连续遇到的陌生人。有一次在西哈特福德，她见到友谊餐厅外面有一辆凯迪拉克的赛威轿车，那辆车刚刚在巴尔克利桥上超她的车，她就说车主是〃我们桥上的朋友〃。我听着那人的电话，脑中听到约翰在说〃不是我们桥上的朋友〃。我记得他表达了同情。我记得他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他似乎有些话想说，却躲躲闪闪。
当时他说，他打电话来，是想问我会不会捐赠我丈夫的器官。
刹那间，我脑海里涌现了很多事情。我想到的第一个词是〃不〃。我同时还想起了金塔娜。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她说她去换驾照的时候，自己选择了器官捐献者的身份。他问约翰是不是也一样。他说不是。他们就这个问题聊了一会儿。
我把话题岔开了。
我不能想象他们中任何一人的死亡。
那人仍在电话中说个不停。我在想：如果她今天将会死在贝斯·以色列北院的重症监护中心，会有这样的电话打过来吗？我将会怎么做？我现在该怎么做？
我听见自己在电话中对那人说起我丈夫的情况，还说我的女儿昏迷不醒。我听见自己说，在我们的女儿甚至还不知道她父亲已经去世之前，我无法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当时对我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合情合理的回答。
挂了电话之后，我才发觉它一点都不合理。这个想法立即被别的念头取代了：他在电话里说的有些话是无稽之谈。他说的话自相矛盾。这个人谈到器官捐献，但当时已经没有办法得到有用的器官了：约翰没有用上生命补给仪器。我在急诊室那间放下帘幕的病房中见到他的时候，他没有用上生命补给仪器。牧师来的时候，他没有用上生命补给仪器。所有的器官都会坏死。
然后我想起来了：迈阿密戴德县的法医办公楼。1985年或者1986年的一个早晨，我和约翰曾经在那里。那儿有个眼库的人给即将摘除眼角膜的尸体贴标签。那里的尸体也没有用生命补给仪器。这样看来，纽约医院那人在说的只是要摘除眼角膜，摘除眼睛。〃干吗不直说呢？干吗要误导我呢？为什么打了这个电话来，却不直接说〃他的眼睛〃？〃我从卧室的盒子中拿起前一天晚上社工交给我的银色钱包，看着那张驾驶证。驾驶证上写着：〃眼睛：蓝色。驾驶限制条件：需佩戴矫光镜片。〃
为什么打了这个电话却不直接说你想要什么？
他的眼睛。他的蓝色眼睛。他的不完美的蓝色眼睛。
而我想知道的是
阁下是否喜欢这个蓝眼睛的男孩
死亡先生
那天早上，我想不起这几句诗是谁写的。我想作者是卡明斯Edward Estlin Cummings（1894…1962），美国诗人。，但拿不准。我没有卡明斯的诗集，但在卧室一个摆放诗歌书籍的书架上找到一本诗选。那是约翰的旧课本，1949年出版。当时他可能在朴次茅斯修道学校。那是一家本笃会的寄宿学校，在纽波特附近；他父亲去世之后，他被送到那儿。
（他父亲的死很突然，五十刚出头，死于心脏病。我本该留心到这一点。）
如果我们碰巧在纽波特周围，约翰会带我到朴次茅斯修道学校去听晚祷时分的格里高利圣歌。这种音乐能够打动他的心弦。那本诗选后面的空白页上写着他的名字〃邓恩〃，字迹小而工整。然后也是同样的字迹，蓝色的墨水，蓝色的水笔墨迹，写着这些学习指南：1。这首诗的含义和意象是什么？2。这种意象让我们想起什么或者思考什么？3。这首诗作为一个整体激起或者创造了什么样的心态、感觉和情感？我把书放回书架。要过好几个月，我才想起来去查那首诗，它确实是卡明斯的作品。也是过了几个月之后，我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