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下来，这时只有他一个人了。他们问我是否需要牧师。我说是。一个牧师出现了，说着悼词。我向他道谢。他们把约翰用来存放驾驶证和信用卡的那个银色钱夹交给我。他们把原来在他口袋中的现金交给我。他们把他的手表交给我。他们把他的手机交给我。他们把一个塑料袋交给我，他们说袋子里面是他的衣服。我向他们道谢。社工问我还有什么事情需要他帮忙。我请他帮我拦一辆出租车。他拦了一辆。我向他道谢。〃你有坐车的钱吗？〃他问。我说我有，我是个冷静的人。我们从贝斯·以色列北院探望金塔娜回来之后，约翰将夹克和围巾挂在一张椅子上。当我走进房间，看到它们仍挂在原位（一条红色的羊绒围巾，一件《因为你爱过我》摄制组人员穿的巴塔哥尼亚牌防风上衣），我在想一个不冷静的人会怎么样。崩溃？需要镇静剂？还是尖叫？
我记得我一直想我得和约翰谈谈这件事。
我没有什么事不跟约翰商量。
因为我们都是作家，都在家工作，所以我们的每一天都充满了对方的声音。
我并不认为他总是对的，他也并不认为我总是对的，但我们彼此是对方信任的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之间的投入和兴趣都没有分歧。很多人说我们肯定会有争执，因为有时候是我、有时候是他得到更好的评论，取得更大的进步，他们说我们的私人生活肯定充满了职业上的妒忌和憎恨。这和事实完全不符，一般人坚持这么认为，只能说大众对婚姻的理解相当空洞。
这也曾经是我们讨论过的一件事。
从纽约医院回家当天晚上，我只记得房间里阒寂无声。
我在医院拿到的塑料袋里面有一条灯心绒长裤，一件羊毛衫，一条皮带，我想没有别的东西了。灯心绒长裤的裤管已经裂开，我想应该是医务人员割的。羊毛衫上有血迹。皮带被卷了起来。我记得我把他的手机插进他写字台上面的充电器。我记得我把他的银色钱夹放进卧室的一个盒子。我们的护照、出生证明和法律服务证书都放在其中。这时我查看钱夹，看到他带着的是这些卡片：一张2004年5月25日到期的纽约州驾驶证；一张大通银行的贷记卡；一张美国运通信用卡；一张富国银行的万事达卡；一张大都会博物馆的会员卡；一张美国西部作家协会的会员卡（当时正是学院奖的投票时间，用这张会员卡可以免费看电影，他肯定去看了一部电影，我记不清楚了）；一张医保卡；一张地铁卡；还有一张美敦力公司发行的医疗卡，卡上写着〃我身上植入了一个Kappa 900 SR型心律调整器〃的字样，还有这件设备的序列号，移植它的医生的电话号码，以及附注〃移植日期：2003年6月3日〃。我记得自己将原来在他口袋里的纸币和我自己包里的纸币放在一起，我展平那些钞票，小心翼翼地将二十元和二十元放在一起，十元和十元放在一起，五元、一元和五元、一元放在一起。我记得我一直在想，当我这么做，他会明白我正在处理事情。
当我在纽约医院急诊室那间放下帘幕的病房中见到他的时候，他有个门牙缺了一角，我想那是摔倒造成的，因为他脸上还有淤伤。隔日，我在弗兰克·坎贝尔殡仪馆看到他的尸体，脸上的淤伤没那么明显了。我跟殡仪员说别给尸体化妆，他说〃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做点清洁工作就好了〃，我想他的意思就是把淤伤遮盖掉。和殡仪员打交道时，我依旧很漠然。我到坎贝尔殡仪馆来下了很大决心，决意避免任何不合适的反应（比如流泪、愤怒、在一片肃穆中无助地笑起来），结果我什么反应都没表露出来。我妈妈去世后，带走她尸体的殡仪员在床上空出来的地方放了一束假玫瑰。这是我弟弟告诉我的，他非常生气。他们也会给我假玫瑰。我记得自己匆匆选了一副棺材。我记得在我签署文件的办公室有一个老旧的时钟，已经停了。约翰的侄儿托尼·邓恩当时陪着我，他问殡仪员钟怎么不走了。殡仪员看上去很乐意向人解释这件装饰品，他说那个时钟已经停了好几年，但被当作〃某种纪念品〃保留了下来，供人缅怀这家机构的往昔。他似乎拿时钟来给我上课。我想着金塔娜。殡仪员所说的，我也能大声地说出来；但我所喊不出来的，是想到金塔娜时脑里回荡的诗句：你的父亲长眠海底深处/他的双眼已经化成珍珠出自莎士比亚的剧作《暴风雨》（The Tempest）。
八个月之后，我问我们这栋公寓楼的经理是否仍保留着12月30日夜里门卫所做的记录。我知道有这么一份记录，我当这栋楼的业委会主任已经三年了，门卫记录对处理这栋楼的事情来说必不可少。第二天经理把12月30日那一页给了我。记录显示那天晚上的门卫是迈克尔·弗里因和瓦塞尔·伊厄内斯库。这我已经不记得了。瓦塞尔·伊厄内斯库经常和约翰在电梯中开玩笑；他们一个是逃离齐奥塞斯库Ceausescu Nicolae（1918…1989），曾任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的罗马尼亚的流亡者，一个是康涅狄格州西哈特福德市的爱尔兰裔天主教徒，都喜欢揶揄惺惺作态的政治。〃那么本·拉登在哪里呢？〃每当约翰走进电梯，瓦塞尔就会问他，〃本·拉登在顶楼吗？〃〃在那座小房子吗？〃〃在健身房吗？〃我在记录上看到瓦塞尔的名字，却记不起12月30日傍晚当我们从贝斯·以色列北院回来时他有没有开这种玩笑。那晚的记录只有两项，比平常少，虽说时值年关，这栋楼的多数人都到更温暖的地方去了，但只有两项也太少了。
记录：夜间9点20分，医务人员到达，找邓恩先生。邓恩先生10点05分被带往医院。
记录：A…B楼客梯的灯泡灭了。
A…B楼电梯就是我们搭乘的电梯，就是9点20分医务人员上来搭乘的电梯，就是10点05分他们把约翰（和我）带到楼下的救护车搭乘的电梯，就是我在没有记录的时间独自回家时搭乘的电梯。我没有注意到电梯里面的灯泡灭了。我也没有注意到医务人员在我们家呆了四十五分钟。我总是跟人说那段时间是〃十五到二十分钟〃。如果他们呆了那么久，是否意味着他当时还活着？我问一个熟悉的医生。〃他们有时候会工作那么久。〃他说。我过了一会儿，才意识到这根本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拿到死亡证书的时候，上面的死亡时间是2003年12月30日夜间10点18分。
我离开医院之前，有人问我是否同意对尸体进行解剖。我说同意。后来我在书上看到，有人死亡之后，医院的常规工作中最微妙、最敏感，通常也是最困难的一步就是询问活着的人是否愿意对尸体进行解剖。很多研究表明，医生自身做出这个询问时也非常紧张。他们知道尸体解剖对医学的学习和教学来说至关重要，但他们也知道这个程序会激起一种原始的恐惧。不管在纽约医院问我是否愿意对尸体进行解剖的人是谁，如果他或者她也感到紧张，我愿意为之消除：我主动要求进行尸体解剖。尽管我在做研究的过程中曾见过几次尸体解剖，我仍主动要求。那是怎么一回事我全都知道，我知道胸膛会像杀鸡那样被切开，我知道脸上的皮会被剥下来，我知道内脏会被放在天平上称重。我曾见到侦查凶杀案的警探扭过头，不去看正在进行的尸体解剖。但我仍要求进行尸体解剖。我想知道事故是怎么发生的，我想知道它为什么会发生。实际上，我想他们解剖的时候我也在那个房间里（我和约翰一起看过几次别人的尸体解剖，我应该去看他的，当时我脑里一直想，如果躺在解剖台上的是我，他可能会在解剖房里），但我不相信自己能够理智地提出这个要求，所以我没有问。
如果救护车在10点05分离开我们的大楼，而死亡时间却是10点18分，那么中间这13分钟只是用于登记和应付机构的繁冗，用于确保医院的程序得到遵从，用于确保手续已然办妥，用于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来盖公章、来通知这个冷静的人。
后来我了解到，这种盖公章叫做〃公布〃，死亡证书上写着〃公布死亡时间：10点18分〃。
我得相信他从一开始就死了。
如果我不相信他从一开始就死了，我会想我本该能够拯救他。
反正我直到看见验尸报告还在这么想，还有这种虚幻的念头，还在想着一切都有可能被改变。
他去世之前一两个星期，我们在某个餐厅吃晚饭，约翰要我在我的笔记本上帮他记点东西。他向来带着可以用来做笔记的卡片，宽三英寸，长六英寸，上面印着他的姓名，可以放进外衣的内袋。吃晚饭的时候，他想起了一些他想记住的事情，但他在口袋里找不到卡片。我想请你帮我记点东西，他说。他说要记的话是给他的新书用的，不是给我的新书用的；他强调这一点，因为当时我在准备写一本和体育有关的书。他念出来的句子是这样的：〃过去的教练在比赛后走出去，并说〃你们发挥很好〃。现在他们带着警察走出去，好像这是一场战争，而他们是军人。体育运动的军事化。〃隔日，我把这笔记给他，他说〃你如果想用的话就拿去吧〃。
他这是什么意思？
他知道他将不会写那本书吗？
他有什么不祥之兆、有什么阴影吗？那天晚上去吃晚饭的时候他为什么会忘记带记录卡？有一次我忘了带笔记本，他提醒我，说将想起的事情记下来的能力是能够写作与不能够写作之间的区别，难道他没有这么说过吗？那天晚上有什么事情告诉他能够写作的时间正在消耗殆尽吗？
某年夏天，我们住在布伦特伍德公园，养成了一种每天下午4点停止工作到外面的游泳池去的习惯。他会站在水中看书（那年夏天，他把《苏菲的选择》重看了好几次，想弄明白它的写作手法），而我则在花园忙活。那是个小花园，只有一点点大，里面有几条卵石小径，一座蔷薇花架，几个种着百里香、绵杉菊、小白菊的花坛。此前几年，我说服约翰刨开一片草坪，辟了这么个花园。让我意外的是，他虽然原来对园艺没有什么兴趣，却把建成之后的花园当作是一件神秘的礼物。在那些夏日的午后，我们在快五点时游泳，然后走进书房，裹着毛巾看《点呼》。这是一部英国广播公司出品的电视剧，当时正在播出，剧中主角是几个性格相当单一的英国女人（其中有个人物既幼稚又自私，还有个角色估计是编剧按照《忠勇之家》中米妮芙小姐创作出来的），二战期间在马来亚遭到日本人的关押。每天下午看完《点呼》之后，我们便到楼上，再工作一两个小时，约翰在他顶楼的工作室，我则在已经变成我的工作室的走廊，走廊连着门厅，两边都是玻璃。到了七点或者七点半，我们外出吃晚饭，多半是到摩通餐厅。那年夏天摩通餐厅感觉很好。那儿总有炸虾饼，黑豆鸡肉。那儿总有一些我们认识的人。餐厅很凉快，很完美，里面光线阴暗，但你能看到外面的微光。
约翰当时不喜欢在夜里开车。后来我才知道，因为这个缘故，他想多呆在纽约，一个当时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愿望。那年夏天，我们曾去好莱坞卡米诺大街的安瑟·希尔伯特家吃晚饭，饭后他让我开车回家。我记得自己在想这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从1967年到1971年，我们住在弗兰克林大道的一座房子中，那房子离安瑟住的地方不到一个街区，所以对我来说不存在找路的问题。点火时，我发觉我开车载约翰的次数真是屈指可数；惟一能想起的是有一次我们开车从拉斯维加斯到洛杉矶，途中我开车让他小憩一会儿。我们当时的车是雪弗兰的科尔维特跑车，他在副驾驶的座位上打盹。他睁开眼睛。过了一会儿，他小心翼翼地说：〃要是我就不会开这么快。〃我没察觉到速度异乎寻常，瞟了一眼转速表：时速120英里。
然而。
开车穿越莫哈韦沙漠是一回事。在那之前，每当在市区吃完晚饭，他从未要求我开车回家：在卡米诺大街的这个晚上是第一次。我开了四十五分钟，回到布伦特伍德公园，他称赞我〃开得不错〃；实际上，这也是第一次。
去世之前那年，他好几次提到游泳池、花园和《点呼》的那些下午。
在《我们死亡的时刻》里面，菲利普·阿里兹Philippe Ariès（1914…1984），法国历史学家。指出，《罗兰之歌》Chanson de Rolａｎｄ，成书于11世纪的法国英雄史诗。中的死亡的本质特征就是死亡即使是暴毙或者意外丧生〃到来之前会预先发出警告〃。有人问加文Sir Gawain，加文爵士，《罗兰之歌》中的英雄人物。：〃好心的老爷啊，有没有想过您这么快就要死了？〃加文回答说：〃我跟你说过我活不了两天啦。〃阿里兹注释说：〃他的医生、朋友或者牧师（牧师没有在场，也被人忘记了）都没有他清楚。只有快死的人才知道他还能活多久。〃
你坐下来吃晚饭。
〃你如果想用的话就拿去吧。〃一两个星期前，当我把约翰口授的笔记交给他时，他说。
然后走了。
悲哀来的时候，并不是我们料到的那样。它不是我父母去世时我心里的感觉：我父亲在八十五岁生日之后几天去世，我母亲则在九十一岁生日之后一个月，他们死前几年都变得越来越衰弱。他们去世的时候，我感到悲伤、孤独（那种任何年纪的人在失去怙恃的时候都会感觉到的孤独），为逝去的光阴而后悔，为一些没有说出口的话而悔恨，为终究未能分担、甚至未能切身体会他们遭受的痛苦、无助和肉体的折磨而懊恼。我知道他们两人的死亡都无法避免。终我一生，我曾预料（担心、害怕、期待）过这些死亡。当死亡果真发生的时候，它们停留在远处，我的日常生活依然继续。母亲去世之后，我收到芝加哥一个朋友的来信。原是马利诺会牧师的他准确地感知到我的感觉。他写道：〃不管我们是否做好了准备，不管我们有多少岁，（父母的去世）会动摇我们的内心深处，引发一些让我们吃惊的反应，还可能唤起一些我们认为早已遗忘的记忆和情感。这段难以预料的时间人们称为哀悼期，这个时候的我们就像身处一艘潜水艇，静静地躺在海底，感觉着大洋深处的潜流，它们忽远忽近，和回忆一起扑打着我们。〃
我父亲死了，我母亲死了，我会在一时之间怅然若失，但我仍会在清早起床，把衣物送出去洗。
我仍会准备复活节的午餐。
我仍记得去换到期的护照。
悲哀不同。悲哀没有距离。悲哀袭来的时候像波浪，像猛然发作的病痛，像突如其来的不祥之兆，让人膝盖发软、眼睛发黑，让习以为常的生活崩溃。实际上，每个经历过悲哀的人都提到了这种〃波浪〃现象。埃里克·林德曼在20世纪40年代执掌马萨诸塞州综合医院精神病科。1942年，椰林夜总会发生了大火，他访问了众多罹难者的家属，并在1944年的一项著名研究中极其精确地描述了这种现象：〃肉体痛苦的感觉像波浪般一阵阵的，每次持续时间从二十分钟到一个小时，这种感觉包括喉咙发紧，伴随着呼吸急促的哽咽，需要叹气，腹中空虚，肌肉乏力，还有强烈的、被描述为紧张或者精神痛楚的主观痛苦。〃
喉咙发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