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是文学的一大母题，这本书将死亡硬生生地摆在众人面前，逼我们去直视，因此首先感佩作者的勇气。爱是文学的另一个母题，作者把爱掰开揉碎了，洒在我们心里，又让人不由自主地进入一个温柔的陷阱。爱与死的纠结便成就了生命的一切矛盾、悲哀，同时也有精彩。这种精彩来自于一种奋而相争的力量，与死神争，与时间争，与命运争。其实这就是生命，作者写出了生命，写出了一个写作者对全部生活的思考。
这种力量同样在文字中显露，干净利落，洗尽铅华后的必然，结果就是直面真实。在看似平静的叙述中，我们得以直达本质，安静得让人心惊肉跳。
文学无国界。美国女作家的生命思考和感受，同样给乡土中国的芸芸众生带来震撼，因为我们面对的都是同一件事情：经历生命，领受生命带来的一切，爱、幸福、悲哀、死亡……
2007．5．30
毕淑敏序
丧失与悲伤是一种病，一种严重的疾病，以往我们只能等待时间之手抚平创伤，很多时候伤痛就永远地停留在那里，好像白雪下的岩石。
这本书直面了人类失去挚爱之人后的心路路程，精准细腻丝丝入扣的哀伤描写令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屏住呼吸，心脏随之颤抖。这种情感共振于让你感受到孤独与痛楚不再不可战胜，因为人类是如此息息相关，所有的困境都有人英勇地经历和跋涉过了。
本书将文学的笔触深入到内心最稚弱的地方，充满了令人感动的真诚和凄美，一如雨中的蔷薇，坚定而瑰丽。
2007．5．10
1
生活改变很快。
生活瞬间改变。
你坐下来吃晚饭，而你熟知的生活结束了。
自怜的问题。
这是我在事故发生之后最初写下的几句话。电脑显示这个文档（关于变化的笔记。doc）的时间是〃2004年5月20日23：11〃，但这是因为当时我打开了这个文档，并在关闭之前按了保存。5月间我没有改变这个文档。2004年1月，事故发生一天、两天或者三天之后，我写下了这些话，自那时起我没有修改过这个文档。
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写下别的字句。
生活瞬间改变。
寻常的瞬间。
当回忆起事故最令人吃惊的一面时，我曾考虑过加上这几个字：〃寻常的瞬间〃。我立即明白没有必要加上〃寻常〃这个词，因为它不会被遗忘：这个词从没离开过我的头脑。事故之前的一切都如同往常，正是这一点令我无法相信已经发生的事实，无法接受它，无法适应它，无法忘却它。现在我意识到这种情况并不异常：当灾难突然降临，我们都会强调那些不可思议的事故发生的环境是多么平平无奇，飞机从蓝天上坠落，例行的公事因为轿车着火而中断，儿童和往常一样荡秋千时被藤蔓中的响尾蛇咬伤。〃他下班后正在回家的路上幸福、成功、健康然后，走了。〃这是我在一个精神病科护士的描述中看到的，她的丈夫死于一次交通事故。1966年，我访问过很多1941年12月7日生活在檀香山的人，这些人向我描述珍珠港事件时，毫无例外地总是这样开始：那是一个〃寻常的星期天早晨〃。那一天，美洲航空公司11号班机和联合航空公司175号班机撞上世贸大楼；当人们被要求描述那个纽约的早晨时，他们仍会说：〃那天只是美丽的九月中的一个普通日子。〃甚至连9·11事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也以这种充满预兆、然而令人震惊的句子开头：〃2001年9月11日，星期二，美国东部的早晨气候温煦，天空几乎万里无云。〃
〃然后走了。〃圣公会教徒在墓边说，我们尚在生命途中却要面对死亡。事情发生之后最初几个星期，亲朋好友到家里来，他们带来食物，斟好饮料，在午餐或晚餐时分，在餐厅的桌子上为或多或少的人摆好盘碗；他们收拾餐桌，把吃剩的东西放进冰箱，打开洗碗机，等我走进卧房（我们的卧房，里面的一张沙发上依然摆着一件褪色的加大号针织外套，那是20世纪70年代在比弗利山的理查德·卡洛尔商店买来的），把门关上之后，填满我们的（我依然不认为是〃我的〃）公寓，使其不再空荡荡；而后来我才意识到，我肯定一再跟他们每个人说起事故的细节。关于最初的那几天、那几个星期，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那些突然感到疲倦的时刻。我不记得跟谁说起过细节，但我肯定说了，因为大家似乎都知道它们。有一次，我想事故的细节可能是他们之间相互了解到的，但立即否认了这种可能性：他们每个人对事故的了解都太过精确，不可能是一人传给一人的。肯定是我说出来的。
我知道这件事是自己说出来的，还因为我听过的版本中，没有一个包含了我无法面对的细节，比如客厅地板上的血迹。血迹一直在，直到第二天早晨荷塞过来将其清洗掉之后才消失。
荷塞。他是我们家的一员。那天，12月31日，他本来要飞往拉斯维加斯，但没有去。那天早晨，荷塞清洗血迹时一直在哭。当我第一次把事故告诉他时，他并不明白。显然，这个故事并不适合由我来讲述；我的版本中有些地方既太过散漫，也太过简略；我的叙述无法传达整个事故的关键部分（后来我告诉金塔娜时也碰到这种情况）；但荷塞看见血迹的时候，他明白了。
那天早上，他进门之前，我从地板上捡起注射器和心电图仪的电极板，但我仍然无法面对那块血迹。
大抵如此。
现在，我开始写下这些，是2004年10月4日下午。
九个月又五天之前，2003年12月30日晚上大约9点，我们在纽约的公寓中。我的丈夫约翰·格里高利·邓恩和我刚在客厅中坐下来吃晚饭，他似乎（或者真的）突然经历了一阵严重的心脏病，并因此死亡。而此前五个晚上，我们惟一的孩子，金塔娜一直人事不省地躺在贝斯·以色列医疗中心辛格分院的重症监护中心；它当时是东点大道的一座医院（已于2004年8月关闭），更常用的名称是〃贝斯·以色列北院〃或〃老大夫医院〃。圣诞节早晨，她似乎感染了12月的流感，病情非常严重，被送进了那儿的急诊室，流感后来发展成肺炎和败血症。随后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间，我原有的观念，那些关于死亡、关于疾病、关于机遇和运气、关于幸运与霉运、关于婚姻孩子和记忆、关于悲哀、关于人们如何应付和逃避死亡的方式、关于精神正常的肤浅定义、关于生活本身的观念，统统都动摇了；而我现在正打算试着去理解那一段日子。我毕生都在写作。身为作家，甚至早在作品还没有发表之前，早在还是孩子的时候，我就养成了一种观念，认为意义本身存在于字句和段落的韵律之间；我还养成了一种技巧，能够将我的想法或信念隐藏在越来越隐晦的文笔之后。我写作的方式就是我，或者已经变成我；然而这一次，我宁愿我拥有的不是词语和它们的韵律，而是一间电影剪辑室，配备了一种叫做〃爱维德〃的数码编辑系统。通过它，我能够按一下键盘，打乱时间的先后，将如今在我脑海涌现的所有记忆同时显示给你们看，由你们来选取镜头，选取大同小异的表情，选取对相同台词的不同解读。这一次，为了找到意义，我需要的不只是词语。这一次，我需要将我的想法和信念坦诚相告，但愿只是为了我自己。2
2003年12月30日，星期二。
我们在贝斯·以色列北院六楼的重症监护中心看望了金塔娜。
我们回到家中。
我们讨论晚饭在外面吃还是回家吃。
我说我来生一堆火，我们可以在家吃。
我生了火，我开始做晚饭，我问约翰想不想喝一杯。
我给他倒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拿到客厅给他；他坐在火堆旁边的那张他经常坐的椅子上看书。
他在看的书是戴维·弗洛姆金的作品，一本《欧洲最后的夏季：谁发动了1914年的世界大战？》的长条校样。
我准备好晚饭，在客厅中摆好餐桌。家里如果没有其他人，我们便在客厅的火堆旁边吃饭。我发现自己一再强调火堆，因为对我们而言火堆很重要。我在加利福尼亚州长大，约翰和我在那儿共同度过了二十四年，在加利福尼亚的时候，我们通过生火来给房子加热。我们甚至在夏天的夜晚也生火，因为雾会弥漫进房子。火堆表明我们在家，表明我们划出了一道防线，表明我们这个夜晚是安全的。我点亮了蜡烛。约翰在餐桌坐下之前说他想再喝一杯。我又给了他一杯。我们坐下。我的注意力集中在搅拌色拉上。
约翰在说话，然后他不说了。
他停止说话之前的几秒钟或者一分钟的时候，他问我给他倒的第二杯酒是不是单一麦芽威士忌。我说不是，我给他倒的是第一杯那种威士忌。〃很好，〃他说，〃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总觉得你不应该把它们混在一起。〃在那几秒钟或者那一分钟的另外一个时刻，他在谈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为什么贯穿了其后的二十世纪。
在他停止说话的刹那间，我不知道我们在谈论的是哪个话题，威士忌还是一战。
我只记得抬头看。他的左手抬起来，浑身瘫软，一动不动。起初我以为他在开一个糟糕的玩笑，想让那难受的一天变得好过一点。
我记得说〃别这样〃。
他没有回应，我的第一个念头是他已经开始吃饭，噎住了。我记得我将他从椅背上抬起来，对他进行海姆立克急救法手推哽噎者的上腹部以迫出气管中之异物。。我记得他的身子很重，他向前滑落，先是滑到餐桌上，然后滑倒在地板上。在厨房的电话旁边，我贴了一张卡片，上面有几个纽约长老会医院的救援号码。我把那些电话号码贴在电话旁边，并非因为预料到有这样的时刻。我把那些号码贴在电话旁边，只是为了预防这栋楼里面万一有人需要救护车。
别的人。
我打了其中一个号码。接线员问他是否还有呼吸。我说〃快点来〃。医务人员来了，我试着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但我还没来得及说完，他们已经把约翰躺着的那一部分客厅变成了一个紧急救护室。他们（有三个人，或许有四个，甚至过了一个小时我还是说不清）中有一个正在跟医院说话，他们似乎正要把心电图传送过去。另外一个人打开了第一个或者第二个注射器，他们给他打了很多针。（肾上腺素？利多卡因？普鲁卡因胺？我想起了这些药名，但不知道它们是从哪儿来的。）我记得说他可能噎住了。有人摇了摇手指，否定了这句话：呼吸管道没有异物。他们好像使用除颤仪，想恢复他的心律。他们可能激起了一声正常的心跳（或者这只是我以为的，我们一直沉默不语，那是一声猛烈的跳动），然后它消失了，又开始了。
〃他仍在颤动。〃我记得打电话那人说。
〃室颤，〃隔日早晨，约翰的心脏病医生从南塔基特打电话来说，〃他们说的可能是〃室颤〃，也就是心室颤动。〃
他们也许说了〃室颤〃，也许没有。心房颤动不会立即或者必然引起心跳骤停。心室颤动会。也许他们说了室颤。
我记得自己试图在脑海中理清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因为救护人员已经在客厅了，从逻辑上说，接下来应该去医院。我觉得救护人员可能会非常突然地决定要去医院，我可能来不及做好准备。我可能来不及带齐需要携带的物品。我可能会浪费时间，拖他们后腿。我找到了我的手提包，一串钥匙，还有一份约翰的医生给他做的病历摘要。我回到客厅，医务人员已经在地板上摆了一台电脑，他们盯着屏幕看。我看不见屏幕，所以我望着他们的脸。我记得有个人瞟了其他人一眼。他们做了决定，匆忙离开。我跟着他们到电梯，问我能不能跟他们一起走。他们说他们先将轮床推下去，我可以乘坐第二辆救护车。其中有个人陪我等电梯上升回来。等到他和我坐进第二辆救护车的时候，载着轮床的救护车正从大楼前面开走。从我们的大楼到长老会医院的分院（原来的纽约医院）之间隔着六条街。在我记忆中没有救护车的警报声。在我记忆中一路畅通无阻。当我们到达医院的急诊入口时，轮床已经消失在医院的大楼中。有个人在车道上等待。其他所有人都穿着医生的服装。他没穿。〃她是病人的妻子吧？〃他问司机，然后转向我。〃我是你的社工。〃他说，我想肯定正是在这个时候我明白了。
〃我打开门，看到那个穿着绿色衣服的人，我明白了。我立刻就明白了。〃这句话是一个母亲说的。她十九岁的儿子在基尔库克被炸弹炸死，这是她在HBO纪实频道上说的。鲍勃·赫尔伯特在2004年11月12日的《纽约时报》上引用了这句话。〃但我当时觉得只要不让他进门，他就没法告诉我。那么那一切就都不会发生。所以他一直说：〃太太，我要进去。〃而我一直对他说：〃对不起，你不能进来。〃〃
救护车和社工的那个晚上过去将近十一个月之后，我在吃早餐时看到这句话，当时我认出这种想法与我的如出一辙。
在急诊室中，我看到轮床被推进一间病房，又有几个穿白大褂的人上来推动。有人让我在休息室等待。我听从了。那儿有一道有出入证件才能跨越的线。在这道线后面等待，似乎是。在这道线后面等待意味着我仍有时间对待这件事，我的手提包里面有几张保险卡，我以前没有和这家医院接触过纽约医院是长老会医院的康奈尔分院，我熟悉的分院是哥伦比亚分院，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在第168号街和百老汇的交界处，至少二十分钟车程，对这类急症来说太远了但我能够让这家陌生的医院发挥作用，我能够发挥自己的作用，等他病情稳定之后我可以安排他转到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我思考着转到哥伦比亚即将碰到的细节（他将会需要一张有遥测监护仪的病床，最终我还可以让金塔娜也转到哥伦比亚去，她被贝斯·以色列北院接收的那晚，我在一张卡片上记录了几个哥伦比亚医生的寻呼机号码，他们之中有一两个能让这一切实现），当时那个社工又出现了，领着我走过那道需要出入证的线，走进休息室旁边的一间空房。〃你可以在这里等待。〃他说。我等待。房间很冷，或者冷的是我。我在寻思从我打电话求救到医务人员抵达之间隔了多久。好像根本就没隔着什么时间（上帝眼里的一粒微尘，这是我在休息室旁边的房间中想起的一句短语），但肯定至少也有几分钟。
为了编写一部电影中的某个情节，我曾经在工作室的布告板上贴着一张粉红色的索引卡片，我用打字机在卡片上打出一个从《默克手册》中摘录出来的句子，说的是大脑能够缺氧多久。在休息室附近的房间，我脑海中浮现出这张粉红色索引卡：〃大脑组织缺氧四至六分钟即可导致不可逆转的脑损伤或者死亡。〃当社工再次出现时，我告诉自己肯定记错这个句子了。和他同行的是个男人，他介绍说是〃你丈夫的医生〃。沉默了一会儿。〃他死了，对吧？〃我听见自己问医生。医生望着社工。〃没事的，〃社工说，〃她是一个非常冷静的人。〃他们带我走进约翰躺着的病房，病房的帘幕都放了下来，这时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