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现在，”腾格拉尔自言自语地说，“一切都已随了我的心愿。我已暂时当上了法老号船长，而且还可能永远地当下去，只要卡德鲁斯那个傻瓜不多嘴多舌的。我只怕唐太斯会重新放出来的。不过，他已落到了法院的手里，”他又带着微笑说，“而法院是公正的，”说着，他便跳进了一只小艇，叫人摇到法老号上去，因为莫雷尔先生说过要在那儿见他的。
（第五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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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代理检察官
差不多就在唐太斯举行婚宴的同一个时间里，大法院路上墨杜萨喷泉对面的一座宏大的贵族式的巨宅里，也正有人在设宴请吃订婚酒。但这儿的宾客可不是水手，士兵和那些头面人物下层平民百姓；团聚在这儿的都是马赛上流社会的头面人物，——文官曾在拿破仑统治的时期辞职退休；武官则从法军里开小差并投身于外国列强的军队里，而那些青年人则都在咒骂那个逆贼的环境中长大的，五年的流放的生活本该把这个人变成一个殉道者，而十五年的复辟生涯却使他被尊为半神的人。
宾客们围坐在餐桌前，席间的谈话热烈而紧张，谈话里充满了当时使南方居民们激昂复仇的情绪，法国南部曾经过五百年的宗教斗争，所以党派之间的对立的情绪极其激烈。
那个皇帝，曾一度统治过半个世界，并听惯了一亿二千万臣民用十种不同的语言高呼“拿破仑万岁！”现在却被贬为爱尔巴岛的国王，仅仅统治着五六千人；在餐桌边上这些人看来，他已经永远失去了法国，永远失去了他在法国的皇位了。
那些文官们滔滔不绝地讨论着他们的政治观点；武官们则在谈论莫斯科和来比锡战役，女人们则正在议论着约瑟芬皇后离婚的事。这一群保皇党人不但在庆祝一个人的垮台，而且还在庆祝一种主义的灭亡，他们相信政治上的繁荣已重新在他们眼前展现开来，他们已从痛苦的恶梦中醒来了。
一个佩戴着圣路易十字勋章的老人站了起来，他提议为国王路易十八的健康干杯。这位老人是圣梅朗侯爵。这一杯酒立刻使人联想到了在哈威尔的放逐生活和那爱好和平的法国国王，大家群情激昂，纷纷学英国人举杯祝贺的样子把酒杯举到了空中，太太小姐们则把挂在她们胸前的花束解开来散花女神般地把花撒了一桌。一时间，席上气氛热烈充满了诗意。
圣·梅朗侯爵夫人有着一对严厉而令人憎恶的眼睛，虽然是已有五十岁了但看上去仍有贵族气派，她说：“那些革命党人，他们不仅赶走我们，还抢走我们的财产，到后来在恐怖时期却只卖了一点点钱。他们如果在这儿，就不得不承认，真正的信仰还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因为我们自愿追随一个没落的王朝的命运，而他们却恰恰相反，他们只知道对一个初升的朝阳顶礼膜拜，是的，是的，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为之牺牲了官位财富的这位国王，才真正是我们‘万民爱戴的路易’，而他们那个篡权夺位者却永远只是个被人诅咒的‘该死的拿破仑’。我说的对不对，维尔福？”
“您说什么，请您原谅，夫人。真的请您原谅，我刚才没留心听您在说什么。”
“夫人，夫人！”刚才那个提议祝酒的老人插进来说，“别去打扰那些年青人吧，他们快要结婚了，当然他们要谈什么就去谈好了，只是自然不会去谈政治了。”
“算了吧，我亲爱的妈妈，”一个年轻的美人说道，她长着浓密褐色头发，眼睛水灵灵顾盼如珍珠般闪亮，“这都怪我不好，是我刚才缠住了维尔福先生，以致使他没有听到您说的话。好了现在您跟他说吧，而且您爱谈多久就谈多久。维尔福先生，我请您注意，我母亲在跟您说话呢。”
“如果侯爵夫人愿意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我是非常乐于答复。”福尔维先生说。
“算了，蕾妮，我饶了你。”侯爵夫人说道，她那严厉死板的脸上露出一点温柔慈爱的神色。
女人总是这样的，其他的一切感情或许都会萎谢，但在母性的胸怀里，总有宽厚善良的一面，这是上帝特地给母爱留下的一席之地——“福尔维，我刚才说：拿破仑党分子丝毫没有我们那种真诚，热情和忠心。”
“啊，夫人，他们倒也有代替这些品德的东西，”青年回答说，“那就是狂热。拿破仑是西方的穆罕默德，他的那些庸庸碌碌却又野心勃勃的信徒们很崇拜他，他们不仅把他看作一个领袖和立法者，还把他看作平民的化身。”
“他！”侯爵夫人喊道，“拿破仑，平等的象征！天哪！那么，你把罗伯斯庇尔［罗伯斯庇尔（１７５８—１７９４）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时代雅各宾党的领袖，革命政府的首脑，在热月九日政变后，被处死。］又比做什么？算了，不要把后者头衔拿来去赐给那个科西嘉人［指拿破仑］了。我看，篡位的事已经够多的了。”
“不，夫人，如果给这些英雄们树上纪念像的话，我要给他们每个人一个正确的地位——罗伯庇尔的应该树在他建立的断头台那个地方；拿破仑的则应该刻在旺多姆广场上的廊柱上。这两个人所代表的平等，其性质上是相反的，差别就在于——前一个是降低了平等，而后一个则是抬高了平等的地位。一个要把国王送上断头台，而另一个则要把人民抬高到王位上。请注意，”维尔福微着笑说，“我并不是在否认我刚才说的这两个人都是闹革命的混蛋，我承认热月九日［热月九日是罗伯斯庇尔等人被捕的日子。］和四月四日［这里指的是１８１４年４月初拿破仑退位被囚的日子］是法国并不幸运的两个日子，是值得王朝和文明社会的朋友们庆祝的日子，我想说的是，虽然我想信拿破仑已永远一蹶不振，但他却仍然拥有一批狂热的信徒。还有，侯爵夫人，其他那些大逆不道的人也都是这样的，——譬如说，克伦威尔吧［克伦威尔（１５９９—１６５８），英国政治家，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人。］他虽然还不及拿破仑的一半，但他也有他的信徒。”
“你知道不知道，维尔福，你满口都是革命党那种可怕的强辩，这一点我倒可以原谅，一个吉伦党徒［１８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政党，１７９２年后转向反对革命。］的儿子，难道会对恐怖保留一点兴趣。”
维尔福的脸涨的通红，“不错，夫人，”他回答道，“我的父亲是一个吉伦特党党员，但他并没有去投票赞成处死国王。在恐怖时期，他也和您一样是一个受难者，也几乎和您的父亲一样在同一个断头台上被杀。”
“不错，”侯爵夫人回答，这个被唤醒的悲惨的记忆丝毫没使她动容，“但我要请您记住，我们两家的父亲虽然同时被害，但他们各自的原因却是大相径庭的。为了证明这一点，我来把旧事重新提一遍：亲王［指路易十八］被流放的时候，我的家庭成员依旧是他忠诚的臣仆，而你的父亲却迫不及待的去投奔了新政府，公民瓦蒂成为吉伦特党以后，就摇身一变成了瓦蒂埃伯爵，并以上议员和政治家的姿态出现了。”
“亲爱的妈妈，”蕾妮插进来说：“您是知道的，大家早已讲好了的，别再提这些讨厌的往事了。”
“夫人，”维尔福说道，“我同意圣·梅明小姐的话，垦求您把过去忘了吧，这些陈年老账还翻它做什么？我本人不仅放弃了我父亲的政治主张，而且还抛弃了他的姓。他以前是——不，或许现在还是——一个拿破仑党人，他叫他的诺瓦蒂埃。我呢，相反，是一个忠诚的保皇党人，我姓我的维尔福。在一棵老树上还残余着点革命的液汁，就让它随着枯萎的老树干一起去干枯吧，至于那些新生的丫枝，它生长的地方离主干已隔开了一段距离，它很想和主干完全脱离关系，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罢了。”
“好，维尔福！”侯爵叫道，“说得妙极了！这几年来，我总在劝侯爵夫人，忘掉过去的事情，但从未成功过，但愿你能替我说服她。”
“好了，”侯爵夫人说道；“让我们永远忘记过去的事吧！这样再好不过了。至少，维尔福将来一定不会再动摇了。记住，维尔福，我们已用我们的身家性命向皇上为你作了担保，正因为如此，皇上才答应不追究过去（说到这里，她把她的手伸给他吻了一下），象我现在答应你的请求一样。你也要牢牢记祝要是有谁犯了颠覆政府罪而落到了你的手里，你可一定得严惩罪犯，因为大家都知道，你出身于一个可疑的家庭。”
“嗨，夫人！”维尔福回答说，“我的职业，正象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一样，要求我不得不严厉的，我已经很顺利的处理了几次公诉，都使罪犯受了应得的惩罚。不幸的是，我们现在还没到万事大吉的时候。”
“你真这样认为吗？”侯爵夫人问。
“恐怕是这样的。那在厄尔巴岛上的拿破仑，离法国仍然太近了，由于他近在咫尺，他的信徒们就会仍然抱有希望。马赛到处是些领了半饷休养的军官，他们每天尽为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借口和保皇党人吵架，所以上流社会中常常闹决斗，而下层社会中则时常闹暗杀。”
“你或许也听说过吧？”萨尔维欧伯爵说。萨尔维欧伯爵是圣·梅朗侯爵老朋友之一，又是亚托士伯爵的侍从官。“听说神圣同盟想要移居他地呢。”
“是的，我们离开巴黎的时候，他们正在研究这件事，”圣·梅朗侯爵说，“他们要把他移居到什么地方云呢？”
“到圣赫勒拿岛。”
“到圣·爱仑？那是个什么地方？”侯爵夫人问。
“是赤道那边的一个岛，离这儿有六千哩。”伯爵回答。
“那好极了！正如维尔福所说的，把这样一个人留在现在那个地方真是太蠢了，那儿一边靠近科西嘉——他出生的地方，一边靠近那勒斯——他妹夫在那儿做国王的地方，而对面就是意大利，他曾垂涎过那儿的主权，还想使他儿子做那儿的国王呢。”
“不幸的是，”维尔福说，“我们被一八一四年的条约束缚着，除非破坏那些条约，否则我们是无法动一动拿破仑的。”
“哼，那些条约迟早要被破坏，”萨尔维欧伯爵说，“不幸是德·昂甘公爵就是被他枪毙的，难道我们还要为他这样严守条约吗？”
“嗯，”侯爵夫人说，“有神圣同盟的帮助，我们有可能除掉拿破仑，至于他在马赛的那些信徒，我们必须让维尔福先生来予以肃清。要做国王就得象一个国王，那样来统治不然就干脆不做国王，如果我们承认他是法国的最高统治者，就必须为他这个王国保持和平与安宁。而最好的办法就是任命一批忠贞不渝的大臣来平定每一次可能的暴乱，——这是防止出乱子的最好方法。”
“夫人，”维尔福回答说，“不幸的是法律之手段虽强硬却无法做到防患于未然。”
“那么，法律的工作只是来弥补祸患了。”
“不，夫人，这一步法律也常常无力办到，它所能做的，只是惩戒既成的祸患而已。”
“噢，维尔福先生！”一个美丽的年轻姑娘喊道，她是萨尔维欧伯爵的女儿，圣·梅朗小姐的密友，“您想想办法，我们还在马赛的时候办几件轰动的案子吧，我从来没到过法庭看审讯案子，我听说那儿非常有趣！”
“有趣，当然罗，”青年答道，“比起在剧院里看杜撰的悲剧当然要有趣得多，在法院里，您所看到的案子是活生生的悲剧，——真正人生悲剧。您在那儿所看到的犯人，脸色苍白，焦急，惊恐，而当那场悲剧降下幕以后，他却无法回家平静地和他的家人共进晚餐，然后休息，准备明天再来重演一遍那悲哀的样子，他离开了您的视线以后，就被押回到了牢房里，被交给了刽子手。您自己来决定吧，看看您的神经能否受得了这样的场面。对这种事，请您放心，一旦有什么好机会，我一定不会忘了通知您，至于到场不到场，自然由您自己来决定。”
蕾妮脸色苍白地说：“您难道没看见您把我们都吓成什么样了吗？您还笑呢。”
“那你们想看到些什么？这是一种生死决斗。算起来，我已经判处过五六个政治犯和其他罪犯的死刑了，而谁能断定此刻又有多少正磨刀霍霍？伺机来对付我呢？”
“我的天！维尔福先生，”蕾妮说，她已愈来愈害怕了，“您不是在开玩笑吧？”
“我说的是真话，”年轻的法官面带微笑地回答说，“碰到有趣的审问，年轻的姑娘希望满足她的好奇心，而我是希望满足我的进取心，所以这种案件只会越审越严重。举个例子来说，在拿破仑手下的那些士兵——您能相信吗，他们习惯于听到命令就盲目地前冲去杀他从没见过的俄国人，奥地利人或匈牙利人，但当他们一旦知道了自己的私人仇敌以后，竟会畏畏缩缩地不敢用小刀刺进他的心脏？而且，这种事主要的是敌意在起作用，假如不是因为敌意，我们的职业就毫无意义了。
对我来说，当我看到被告眼中冒着怒火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勇气倍增，精神亢奋。这已不再是一场诉讼，而是一场战斗。我攻击他，他反击我，我加倍地进攻，于是战斗就结束了，象所有的战斗一样，其结果不是胜就是败。整个诉讼过程就是这么一回事，其间的在于言辞争辩是否有利，如果被告嘲笑我说的话，我便想到，我一定是哪儿说的不好，我说的话一定苍白无力而不得当的。那么，您想，当一个检察官证实被告是有罪的，并看到被告在他的雄辩之下脸色苍白，低头认罪的时候，他会感到多么得意啊！那个低下的头不久就要被砍掉了——”蕾妮轻轻地叫了一声。
“好！”有一个来宾喊道，“这正是我所谓有意义的谈话。”
“他正是目前我们所需要的人材。”第二个说。
“上次那件案子您办得漂亮极了，我亲爱的维尔福！”第三个说，“我是指那个谋杀生父的案子。说真的，他还没被交给刽子手之前，就已被您置于死地了。”
“噢！说到那个东式父的逆子，对这种罪犯，什么惩罚都不过分的，”蕾妮插进来说道，“但对那些不幸的政治犯，他们惟一的罪名不就是参与政治阴谋——”
“什么，那可是最大逆不道的罪名。难道您不明白吗，蕾妮，君为民父，凡是任何阴谋或计划想推翻或谋杀三千二百万人民之父的生命和安全的人，不就是一个更坏的弑父逆子吗？”
“那种事我一点都不懂，”蕾妮回答，“可是，不管怎样维尔福先生，您已经答应过我——不是吗？——对那些我为他们求情的人，一定要从宽处理的。”
“这一点您放心好了，”维尔福带着他甜蜜的微笑回答。
“对于最终的判决，我们一定来商量着办好了。”
“宝贝，”侯爵夫人说，“你不要去照顾一下鸽子，你的小狗和刺绣吧，别来干预那些你根本不懂的事。这种年头，真是武事不修，文官得道，关于这一点，有一句拉丁话说得非常深刻。”
“‘Ｃｅｄａｎｔａｒｍａｔｏｇ，’［拉丁文：不要武器，要长袍（即：偃武修文）］”维尔福微微欠身道。
“我不敢说拉丁语。”侯爵夫人说。
“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