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廿四日到）
前年孙汶在日本倡言革命，经本部密嘱杨使，商伊藤公爵协助，由日本政府驱逐出境。现
闻该逆确抵东京，已有三日。值此国家大故，深恐造言生事，复滋煽惑，希即查探踪迹，转商
外部，仍前设法驱逐，以保公安，而敦睦谊。 （二十三日）
电文中提到“值此国家大故”，知此电发于光绪皇帝和西太后相继死去之后，
时在1908年12月16日（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1906年，孙中山与章炳麟等在日本制订《革命方略》，发布《军政府宣
言》、《招降满洲将士布告》等11个文件。12月，同盟会员蔡绍南、魏宗
铨等发动萍浏醴起义。1907年2月，庆亲王奕䜣致函伊藤博文，要求日本政
府将孙中山驱逐出境。同时，外务部也密电驻日公使杨枢，要他直接和伊藤
博文商量。当时，日本政府采取两面政策，既不愿拒绝清政府，也不愿得罪
孙中山，于是，采纳了内田良平的建议，要求孙中山自动离境，并资助了一
笔款子。1907年3月4日，孙中山离日，经香港、新加坡，转赴河内。日本
政府即通告清政府，已经“驱逐”云云。本电开头一段所言，即指这一段历
史。
光绪皇帝和西太后死去后，革命党人觉得是发动起义的绝好机会，纷纷
摩拳擦掌，跃跃欲动。而清政府则恐慌异常，颇有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概。
本电即是在这一情况下打给驻日公使胡惟德的。电文要求胡惟德“查探”孙
中山的“踪迹”，和日本外务省商量，“仍前设法驱逐”。胡惟德接电后，
当然遵命惟谨，于是此电便留在日本外务省档案里。
过了一些日子，清政府外务部又打电报给驻日使馆。全文为：
外务部来电
顷密探得孙汶挈同宋、石两人抵大阪，运动极秘。又闻其约梁启超同赴大阪等情。尊处有
无所闻？希即切商日政府协助查禁，并照前议，如果有在大阪运动踪迹，务令出境。电复。外
务部。 （二十日）
在不长的时间内，清政府连续两次发电，乞求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离境，可
见其所得“恐孙症”之深。可是，在这一段时间内，孙中山正在南洋活动，
并准备远行欧洲，为起义筹措经费，连到日本的打算都没有。所谓“确抵东
京，已有三日”，“挈同宋、石两人抵大阪，运动极秘”云云，纯属子虚。
而且，所谓“约梁启超同赴大阪”云云，也完全不可能。孙中山在1903年就
明确指出革命与保皇“事理相反，背道而驰”，怎么会和梁启超携手合作呢？
上述“密报”，大概是它的饭桶密探们为了邀功而编造的。清政府竟根据这
种“密报”指令其公使和日本政府交涉，其昏庸糊涂程度令人可笑而又可叹。
不过，也应该指出的是，清政府的这种交涉并非徒劳。1910年6月，孙
中山自檀香山赴日本，准备召集同盟会骨干议事。事前曾托东京方面的朋友
向日本政府打通关节，但在横滨上岸时，却仍然被“水上警长”发现，着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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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境。孙中山不得不化名潜赴东京，并于同月25日匆匆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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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举报章太炎
1908年冬，黄兴接到了刘师培的一封举报信，揭发鼎鼎大名的革命家章
太炎“背叛本党”，其主要内容是：章太炎“无心革命”，想到印度去做和
尚，缺少路费，便致函张之洞，请求资助。信稿夹在书里，为刘师培所见，
章太炎便不再隐瞒，对刘说：“士各有志，同盟会不足与有为，而研习佛教，
亦当今急务。”当时，清政府驻长崎领事卞綍昌是张之洞的女婿，与刘师培
的妻子何震有亲戚关系。章太炎要求何震通过卞綍昌将函件转交张之洞，索
款三万元，二万作为自己赴印的旅费，一万作为刘师培印书的费用，但何震
赴长崎时，卞綍昌已经离任返国。其后，何震回到上海，章太炎又致函何震，
要她与卞綍昌及著名居士杨仁山商量，向两江总督端方谋款。章太炎怕何震
一人办事不牢靠，又令刘师培回国办理。刘、何二人认为此事不易成功，写
信告诉章太炎说：“三万元之款，必不可得，即成亦不过按月支款。”章太
炎不死心，一再作函催促，同时在《民报》上刊登告白，宣称“脑病忽作，
不能用心”，辞去《民报》总编辑人职务，并将该报寄给刘师培，要求经由
卞、杨转示官场。信中，刘师培并附寄章太炎写给他们夫妇的六封信的照片，
声言“观此数函，则太炎背叛本党之迹，显然可睹矣”。
根据有关史料和笔者近年来的研究，刘师培的这封举报信大体属实。1907
年，同盟会东京总部发生严重分裂之后，章太炎确曾一度想去印度做和尚；
为此，他也确曾企图通过刘、何向张之洞和端方谋款。只是，刘师培没有将
这一事件的全部真相和盘托出，而且隐瞒了他写这封信时的真实身份和目的
而已。
大凡激烈得出奇的人堕落起来也常常出奇。刘师培、何震都曾是东京中
国革命党人中风头十足的人物。1907年春夏，他们忽而宣传孙中山接受日本
政府“贿赂”，要求打倒孙中山，改选同盟会总理，忽而觉得孙中山号召的
民主革命不够彻底，提倡“无政府革命”。但是，也就是在这年冬天，何震
回国和端方拉上了关系；紧接着刘师培也跟着回国，向端方自首。他们给端
方的见面礼之一，就是提供了章太炎与孙中山不和、想去印度做和尚的情报。
在 《上端方书》中，刘师培说：
余杭章炳麟少治经学，尤深于《春秋左传》……彼居东京岁余，抑郁不得志、初拟变易《民
报》宗旨，以消弭种族革命 （彼所作文词均言佛理，或考古制，无一篇言及排满革命）。嗣对
党时有谤言，故彼即作檄斥孙文，并置身同盟会之外，近且辞《民报》编辑矣。即偶有讲演，
亦系党人迫彼使为，非其志也。今拟往印度为僧，兼求中土未译之经，惟经费拮据，未克骤行。
倘明公赦其既往之愆，开以自新之路，助以薄款，按月支给，则国学得一保存之人，而革命党
中亦失一绩学工文之士。以彼苦身励行，重于言诺，往印之后，决不至于有负明公。
端方见到此信后，当然很高兴。能够将章太炎从革命队伍中拉出来，岂不是
为清王朝立了一大功！不过，此事终于没有办成。其一是章太炎不同意由领
事“按月支给”的办法，要求先付全部费用的三分之二或二分之一。他在复
刘师培信中说：“领事按月支款之说，万难允从。一、若按年分摊，则一岁
不过千余元，或仅数百，必不敷用；二、若摊年过久，章甫 （指端方——笔
者）去江宁后，事即中寝。三、领事为政府所派，非两江私派，若果迁延抵
赖，亦无如何。”其二是端方不愿意放章太炎到印度去，而要求他在福建鼓
山或浙江普陀出家，以便控制。这一点当然不能为章太炎所接受。
交易没有成功，刘师培夫归于1908年春又回到东京。章太炎不了解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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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端方自首的秘密，仍然友好相处，三人同住在一起，亲密得像一家人。但
是，不过两个月，就吵得不可开交，章太炎不得不搬到《民报》社居住。这
场争吵的原因和经过目前还不能很了然。只知道章太炎在 《日华新报》上撰
文揭露了刘氏夫妇，刘氏夫妇则将章太炎的“劣迹及往来书信”汇编成册，
准备公布。其后，刘师培夫妇曾聘请日人漆田增男为律师，准备和章太炎打
官司，为人劝阻后便跑到章太炎寓所，将章痛打了一顿。
1908年11月，刘、何二人再次回到上海，旋即出卖了同盟会员张恭。
其间，章太炎曾致书同盟会总部，揭露刘已堕落为“侦探”，而刘师培则反
唇相讥，写信大骂章太炎。为了在革命党中制造猜疑和纠纷，并向当时主持
同盟会东京总部的黄兴等人写了上述举报信。
黄兴接信后，与汤增璧、林文等人开会研究，认为章太炎“心神狂乱，
宗旨不定”，决议以后秘密事情“不与商榷”，但同时认为章太炎向端方谋
款，属于“私德”，其性质为“误入歧途”，决定严守秘密，不予宣布，希
望章太炎能有“反省”回头的一日。
平心而论，当时中国革命党人和清政府之间属于对抗性矛盾，章太炎因
同盟会内部矛盾而向清政府的封疆大吏谋款，想去印度做和尚，此举当然是
错误的，但是也还不能视为“叛党”，黄兴的判断和处理大体上是正确的，
有水平的。由于他的理智和冷静，这件事被压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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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举报
章太炎引起的风波
前文谈到，刘师培举报章太炎“背叛本党”，由于黄兴的理智和冷静，
这件事被压下来了。但是，不到一年，此事就在同盟会内部引起一场轩然大
波。
1909年9月，同盟会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陶成章联络李燮和等人起草
了一份《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指责孙中山有“残贼同志”、“蒙蔽同志”、
“败坏全体名誉”等罪行3种12项，要求同盟会总部开会讨论，罢免孙中山
的总理职务。当时，孙中山正派汪精卫到东京复刊《民报》，没有让章太炎
与闻其事，章太炎一怒之下，散发了名为《伪〈民报〉检举状》的传单，不
仅攻击复刊的《民报》为“伪”，而且大肆攻击孙中山经济上贪污、政治上
卖国。 《检举状》说：“综观孙文所为，岂欲为民请命，伸大义于天下，但
扰乱耳。”这下子，乱子就闹大了。
《检举状》的作者是在革命党中素负重望的章太炎，它攻击的对象孙中
山则是当时中国革命党人的旗帜，因此，《检举状》的发布对革命党人的威
信造成了巨大的损失。11月6日，保皇党在新加坡的机关报《南洋总汇新报》
全文刊登了《检举状》，改题为《请看章炳麟宣布孙汶罪状书》，编者以无
限轻蔑的口吻表示：“记者之意，不过欲使华侨知革党之内容，如是如是。”
开始时，黄兴仍然比较冷静，他在《民报》第26号上刊登了一份告白，
说明章太炎“好听谗言”，“不计是非”，“不问情伪”，没有采取其他动
作。但是，被《检举状》所激怒，东京的部分党人已经平静不下来了，他们
决定公布刘师培的举报信。1909年11月，举报信以《刘光汉致黄某手简》
为题在神户《日华新报》刊出，该报不仅加了“章炳麟背叛革命党之铁证”
的大字标题，而且加了按语，按语说：
革命党章炳麟到东以来，主持 《民报》，颇为该党所欢迎。本报亦以其国学大家，殊器重
之，是以章氏来函，无不为之宣布。初谓章炳麟倡言道德者，必不作欺人语也。顷得革命党刘
光汉 （现在北洋总督衙门充当幕友）致该党黄某一函，披阅一过，令人发指。章氏日言道德，
而其个人之道德则如是！呜呼！章氏休矣！己不正而欲正人，一何可笑之甚耶！说者谓章刊“伪
《民报》”传单，为图归国地步。本社已得章炳麟背叛该党之亲笔函六纸，当付手民，刊成铜
版，刊登报端，以告东京学界，毋再以章先生为道德家。
这份按语不仅指责章太炎“叛党”，而且全面否定章太炎的品格，暗示章太
炎将离日返国，投顺清政府，问题被说得比刘师培的“举报”还要严重。这
一时期，黄兴也致函章太炎，责以“晚节不终”，提高了批判调子。
11月下旬，同盟会机关报香港《中国日报》以“东京访函”名义发表《章
炳麟与刘光汉之关系历史》一文，进一步宣称：“章近致书直督幕中刘光汉，
重申前约，愿和好如初。目前刘已派委员到东京，与章交涉革党事，谓端午
帅令其解散革党，事成许以重利，现章已允尽力担任云。”按此文的说法，
章太炎和端方的关系就不只是为了取得做和尚的路费，而是发展为因重利而
出卖革命了。同日，该报又发表《为章炳麟叛党事答复投书诸君》一文，宣
布章太炎已接受端方委任，担任“常驻东京之侦探员”。该文指责章太炎为
“满洲鹰犬”，是“中国革命党之罪人”。“《民报》之罪人”。这样，章
太炎的问题又进一步升级了。
除了和端方的关系外，章太炎和清朝贵族良弼、铁良的关系也被提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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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公益报》发表的“粤中同志”的一封公开信指责章太炎“内资竖子良
弼，以夤缘于铁良”，虽然没有透露具体情节，但问题也是够吓人的。
章太炎发表《伪（民报）检举状》时，孙中山正在英国。11月，他到达
美国，得知有关情况，曾要求吴稚晖在巴黎《新世纪》杂志上下一“公评”。
12月，他得悉《检举状》已在保皇党的报纸上发表。更为恼火，致函吴稚晖
说：“如此则太炎欲破坏党势之心已不留余地，想不日美洲各保党报必有照
登，不可不有以抵之。”为了抵销章太炎《检举状》的不良影响，孙中山要
求吴稚晖将刘师培“发露太炎同谋通奸之笔迹照片”寄给他。其后，这些照
片就经孙中山之手发表在《美洲少年报》上。1910年1月22日，吴稚晖在
《新世纪》上选登了章太炎致刘师培夫妇六函中的五函，声称“章炳麟之得
金出卖革命，固有数可稽而有凭可证者”。至此，章太炎与端方的关系问题
就从日本、香港、南洋传到了美洲和欧洲，成为革命党人中的重要新闻。这
大概是当初刘师培写“举报信”时所始料未及的。
如前述，章太炎为当和尚而向端方谋款，确是事实，但是，所谓担任“常
驻东京之侦探员”、“得金出卖革命”云云，均属无稽之谈。它可以喧腾一
时，但终究不能取信于人。经过了一段时日之后，它就逐渐沉寂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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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举报
章太炎引起的风波的余波
章太炎与端方的关系问题，在1909年末至1910年初喧腾了一阵子，其
后就沉寂了。不想到了民国初年，旧事重提，再度喧腾起来。
首先重提此事的是夏重民。当时，革命党人内部发生建都之争。孙中山、
黄兴等人为了将袁世凯从老巢中调出来，主张建都南京，而章太炎则主张迁
就袁世凯的意见，建都北京。1912年2月29日，夏重民以重公为笔名，在
上海 《天铎报》发表文章，题为《咄咄侦探，亦有谈国事之资格乎》，该文
说：“奈之何倡都北京、斥都南京者，乃一平日有学无行以十万金充端方侦
探之某社长乎？呜呼！以端方侦探而竟学人谈国事。鹦鹉能言，不离飞鸟；
猩猩能言，不离禽兽。记者多见其不自量也。”这里所说的“某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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