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古代的历史学家是怎样掌握那些使人物“活”起来的资讯的？
“言而无文，行之不远。”中国古代的史书大都讲求文采。我们当然也
希望自己的书能写得生动一点、活泼一点。但是，我们主张无一事无来历，
而且必须是可靠的来历。我们决不做因文伤真，以文害意的事。我们不敢以
想像来填补史料的空白，不敢想当然地猜度人物的心理和行为动机，不敢编
造细节来塑造人物，渲染气氛，那种以牺牲真实性来换取可读性的作法，不
是严格的历史学的方法。科学和文学有别，不加区分，会造成历史学的灾难。
写战争，可以从军事学的角度写，也可以从政治学的角度写。前者着重
兵力配备、作战过程和战略战术的运用，后者着重战场内外错综复杂的政治
关系和战场上的人物活动。本书企图将这两种写法结合起来，在大的政治背
景中表现北伐战争的各次主要战役。是否有当，尚祈读者鉴定。
近代以来，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日益密切，国内政坛的风云变幻常常和国
际舞台声息相关。为了深入地揭示这一时期列强和中国革命的关系，我们在
研读日本外务省文书、美国国务院档案、英国外交部机要文书和内阁档案上
下过较多功夫，因此，本书的相关论述也就多一点，希望它能帮助读者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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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许多重大外交机密。
唐人贾岛诗云：“十年磨一剑。”修史如同磨剑，不能急就。本书从准
备资料到定稿付印，已经超过十年。当然，其中插进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大
部分执笔者在完成初稿后也都离开了编写组，但是，我们用在这本书上的时
间仍然是不算很短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这样那样的遗憾，也一定会存
在某些疏漏的讹误。如果我们有机会读到台湾大溪和前苏联的档案，我们是
乐意进行一次大的修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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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访史录》序
历史和文学不同。文学可以虚构，表现生活中可能有、即将有或根本不
可能有的事物，需要充分展开想像的翅膀。一个想像力不发达的作家决不会
是一个好作家。历史则容不得想像。它表现已逝的过程，一切必须是曾经发
生过的，而且必须是信而有征的。一事不知，则一事缺如。没有可靠的根据，
历史家不能下笔叙述任何一个细节。有时，历史家也会作出某些推论，但是，
推论只是史家对历史可能性的一种分析，还有待于验证，不能视之为信史。
历史学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史料的特殊重要性。可以说，没有史料，就不会有
历史学。任何人，要写出一部优秀的历史著作，都必须下大功夫，花苦力气，
充分地掌握史料，单凭个人聪明，或单凭几条食而不化的理论原则，或者什
么新方法之类，都是无济于事的。
近十几年中，作者有几次赴海外访问的机会。所至之处，均以收集中国
近代史料为事。记得第一次去日本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时，对那里收藏的
大量日本近代名人档案发生强烈的兴趣，于是一意在其中淘筛有关中国的史
料，所获颇多。其后，又去日本外交史料馆和防卫厅研究所查阅，那两处的
有关史料之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古话，汗牛充栋了。我去美国访问时也有
同样的感受。由于韦慕庭（C。Martin Wirlbur）教授等人多年的辛勤工作，
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收藏有大量中国近代名人的口述历史及档
案。共中仅顾维钧一人，藏品就有9万余件。我原计划在哥大停留一个月，
一看情况，不得不设法延期。最后停留了三个多月，尽量减少其他活动，将
一切可能利用的时间都用来阅读，离去时还只能说略有涉猎。斯坦福大学的
胡佛档案馆收藏着宋子文、张嘉璈和许多美国来华人士的档案，其价值之高，
当不亚于哥伦比亚大学珍本和手稿图书馆。至于华盛顿D。C。的美国国家档案
馆和美国国防部、财政部等处，其收藏有关中国史料之富，当可与日本外交
史料馆相匹配。
国民党人在离开大陆时将大批重要档案移存台湾。国民党党史会系统的
藏于阳明山，原国民政府系统的藏于“国史馆”，还有若干档案分藏于“中
研院”近史所、历史语言研究所等处。1996年，我应邀赴台访问，有机会在
上述单位阅读档案，发现那里的收藏相当丰富、完整，系统性强，史料价值
也高。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学人如果不能利用那里的档案，将是很大的缺憾。
近年来，台湾有关机构加强了历史档案的开放速度，国民党党史会的资料已
经开放到1961年，除了会议速记录之外，其他资料均可自由索阅，自己动手
复印。
近代中国和古代中国的不同点之一就是中国真正成了世界的中国，和世
界的联系空前地增加了、复杂化了。可以说，近代中国社会发生的各种变化
无不与世界声息相关，互为因果。因此，要研究中国近代史，就必须认真收
集、研究海外的各种有关中国的史料，包括中国人散落、存放于海外的档案。
前些年，史学界曾经讨论过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从何处突破，我以为，认真收
集、研究海内外各种有关史料，应是造成突破的条件之一。如果有一天，日、
美、英、德、法等国的中国问题档案能充分利用，前苏联保存的中国问题档
案、共产国际档案、北京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中共档案、台湾保存的蒋中正档
案能充分开放的话，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面貌将焕然一新，许多扑朔迷离的历
史疑案将水落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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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许多国家或地区都把历史档案视为全民的共同财富，实行人人平等
的阅览利用原则，开放的程度都很高，利用也极为方便。有些档案，目前虽
不开放，但都有年限，到了年头，一定开放。那里的历史档案管理人员的职
责，就是为研究者提供最大的方便。日本外交史料馆和美国国家档案馆都设
有专人，为研究者详细地介绍馆藏状况，千方百计地为读者提供咨询服务。
有时候，在你离馆之后，他还会写信通知你，又新增加了什么与你的研究有
关的资料。我的一个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告诉我，为了保证所有的资
料都及时地、充分地为读者利用，美国国家档案馆甚至规定，馆内人员不得
利用馆藏档案写作 （有别的办法奖励那些精通业务，热诚为读者服务的专家
们）。我还听澳大利亚学者骆惠敏教授说过，他有一次去伦敦英国档案馆查
阅，工作人员告诉他，有关资料已被外交部借走。骆惠敏教授表示坚决要看，
结果，档案馆立即通知外交部，限期交还。我觉得，历史档案的开放程度可
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程度，在这方面，我国似乎还有相当
的差距。
本书是作者海外访史的初步成果。有些文章，如《康有为谋围颐和园捕
杀西太后确证》、《须磨村密札与改良派请诛袁世凯的谋划》、《胡汉民的
军事倒蒋密谋及胡、蒋和解》等，因已收入作者所著《寻求历史的谜底——
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人物》一书，分别在大陆和台湾两地出版，这里不再收录。
我到海外访问的次数不多，每次时间也都不长。一管窥天，一勺测海，
而且，还有不少带回来的资料未及利用，之所以先行出版这一部分者，一是
为了引起同行的重视，共同努力，一是为了及早对盛情相邀或给予了各种帮
助的海外学者们有所汇报，同时也是为了不使书太厚，好卖一点。在学术著
作难销的今天，这似乎是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清人龚自珍词云：“纵使文章惊海内，纸上苍生而已。”慨叹的是书生
无用。历史学研究过去，似乎连“纸上苍生”也谈不到。不过，历史学自有
其自身独特的功用，还是不可或缺的吧！
是为序。
1997年7月于北京东厂胡同1号之508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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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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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北大中文系
1955级的 《中国文学史》
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曾经出版过一本很特殊的书，那就是北京大学
中文系三年级学生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因为这一届是1955年入学的，
所以称为1955级。这一个年级一共四个班，三个属于文学专门化，一个属于
语言专门化。书是由文学专门化三个班的四五十个同学写的。出版后， 《光
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出版工作的新方向》的社论，系主任杨晦教授等撰文
论述它的“科学成就”，校长陆平在全国文教群英会上把它作为“不断革命，
彻底改造大学文科”的典型。于是，班级代表不断在各种会上介绍经验：北
京市学习毛主席著作小组长会议、全国学生第十七届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
会理事会、全国建设社会主义优秀青年代表会议，等等。大概也就在这期间，
德国莱比锡举行国际图书展览会，出版社特别出了“豪华本”前去参展，真
可谓集一时之盛。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本书呢？
那时，高等学校中盛行“拔白旗，插红旗”。先是在学生中“拔”，我
因为表示过，要“通过学术为社会主义服务”，所以被视为走“白专”道路
的典型，被狠狠地“拔”过一通。接着是在教授中“拔”，发动学生批判老
师的“资产阶级学术观点”。我们年级的任务是批判为我们讲授魏晋隋唐文
学的林庚教授。开始时办了一份油印刊物，题为《革新》。后来觉得还不过
瘾，有一次班上开会，团支部书记提出：不破不立。光批判，是破，没有立，
我们自己编一部文学史如何？我那时虽然是“白旗”，但在自己的老师面前，
又似乎是“红旗”了。再加上不知天高地厚，立即表示赞成。有同学顾虑，
政治观点上，我们比老师强；但在艺术分析上，我们不如老师。记得我还曾
发言反驳，论证我们在艺术分析上也行。于是，马上贴出大字报，倡议全年
级三个班的学生放弃暑假，留校编一部崭新的文学史。自然，其他两个班级
热烈响应。这下子，苦了准备回家探亲的同学，不少人还买好了车票。但是，
出于政治热情，大部分人还是留下来了。
接着是分组：先秦组、魏晋南北朝组、隋唐五代组、宋元组、明清组、
近代组。我分在隋唐五代祖，而且被任命为副组长。大概是认为业务上还行
吧？
用什么观点统帅全书呢？此前不久， 《文艺报》上连载过茅盾的《夜读
偶记》，该文认为一部文学史充满了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在那强
调“阶级斗争”的年代，我们自然认为这一观点很正确，因此，就以之作为
编写的指导思想。接着自然是讨论，在唐代文学中，谁是现实主义作家，谁
是反现实主义作家。那时，我们每人都有一本油印的唐代作品选，我们就根
据读这个选本的所得印象给作家排队。很容易，凡是写民间疾苦的就是现实
主义，凡是写山林隐逸生活或其他内容的就是反现实主义。根据这一标准，
现实主义作家有陈子昂、杜甫、前期白居易、元结、顾况、张籍、王建、元
稹、李绅、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等；反现实主义作家呢？有王维、孟浩
然、后期白居易、韦应物、刘长卿、大历十才子、韩愈、孟郊、贾岛、李贺、
李商隐、杜牧等。我分工写中晚唐文学部分。不过，我从一开始就对这样的
划分感到怀疑。以中晚唐诗人为例，顾况，因为写过一篇 《囝》，揭露当时
福建以儿童作奴隶的悲惨现象，所以被列为现实主义作家，其实，他后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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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山做了道士，写了大量隐逸诗；李商隐是被定为反现实主义作家的，但是，
他也写过大量忧国忧民的诗篇。类似的情况很多。我觉得，将中晚唐诗人截
然划分为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很困难，而且，将李商隐等一批诗人打成反
现实主义我也无法接受。于是，我将这一问题提到全组面前。组里要求我办
一个小型展览，将“现实主义作家”的“反现实主义”作品和“反现实主义”
作家的“现实主义”作品一一陈列、标示。这对我并不困难。我喜欢唐诗，
主要作家的别集都有，而且，大部分也都读过，小型展览很快办成。令我大
感意外，也大感失望的是，我的组员们略一浏览，便说，要看主流，看本质，
其结果当然是维持原来的划分不变。
“看主流，看本质”，有时真是一个法宝，它可以让你在大量铁的事实
面前闭上眼睛，心安理得地去服从一个先验的结论。1957年大划右派，我的
同班同学中有好几位都被戴上帽子。其中有一位，原来是福建地下党，后来
参加志愿军，复员后成了我的同学，竟也被划为右派。我想不通，他怎么会
反党、反社会主义，便在团支部书记面前举出他拥护党，听毛主席话的表现，
但书记的一句话就使我哑口无言了。哪一句话呢？还是“看主流，看本质”。
我的“反抗”失败了，只好按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公式写。初稿完
成了，意想不到的事也发生了——要我去丰台桥梁厂编工厂史，将初稿交给
别人接手。我知道这不是对我的信任，而是对我提出不同意见的酬报。不过，
我一直渴望走向生活，去工厂还是很乐意的。
大跃进的年代，什么都讲究快。从倡议编书到完成书稿，不过30多天；
从发稿到出版，不过24天。上下两巨册。77万余字。它的前言一开始就批
判资产阶级学者“仍然迷恋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学术思想，顽固地坚守着个
人学术的独立王国”，继而宣称：“我们这些站在党的红旗之下的无产阶级
学术的新兵”，“再不能沉默了”，要“向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展开不调和的
斗争，并在这场严重斗争里，把自己锻炼成插红旗、拔白旗的社会主义科学
大军中坚强的战士。”由于书皮是红的，它也就此被誉为“红色文学史”，
出现了本文开头所写的报刊捧、专家抬、领导表扬的状况。
“世事茫茫难自料。”时间到了1959年。政治气候有了变化，学术气候
也因之变化。大家觉得，现实主义、反现实主义斗争的公式太“左”、太简
单，于是，酝酿修改。这时，我的“反抗”被人们想起了。中文系党总支书
记程贤策 （文革中自杀）在一次会上说：那时有的同学不同意说李商隐是反
现实主义诗人，虽然有道理，但不要骄傲。云云。其他还说了什么，通通忘
记了。此后，便以“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投入再修改。
这次共用了五个月时间，于当年10月出版，作为对国庆十周年的献礼。和“红
色文学史”比较起来，这一版观点比过去平稳，篇幅从两巨册变为四巨册，
封面也由红色改为黄色。
五十年代末，政治气候变化得特别快。短暂的反“左”之后便是强烈的
反右倾，黄皮本文学史似乎被认为右倾。校领导承认：“又有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