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于是，又成了“修正主义苗子”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天晓得，
那时我才发表了很少一点东西）。那时，别的研究无法作了，就研究鲁迅；
还曾偷偷地跟吴则虞教授学佛，帮他编 《中国佛教思想文选》。同时，开始
研究宋明理学。关于王阳明、朱熹、泰州学派的几本书就是那时候写的。当
然，这一切都是绝密的“地下工作”。直到“四人帮”被粉碎，拨乱反正，
多年的“左”的思潮得到批判，我被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后，
才真正有了从事科学工作的条件。
我在大学后期对近代诗歌有兴趣，深深感到，研究文学，研究作家，必
须研究历史，研究社会思潮。因此，又由研究文学史而旁及于近代史和近代
思想史。这本集子中的《关于宣南诗社》、《龚自珍的〈明良〉四论》、《论
辛亥革命前的国粹主义思潮》等几篇文章，写于60年代，大体上反映了我从
文学到思想史、近代史的研究趋向。其他文章则都写作于1978年以后。
历史学的任务在于记述和说明人类社会已经发生的一切。首先，它必须
忠实地记述历史过程，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说明历史，
分析历史现象和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并由此作出价值评估，总结经验，探讨
规律，为人们提供借鉴。这里，须要强调指出的是，如果这种分析、评估、
总结、探讨不是建立在正确的史实基础上，那末，其结论就极易陷入谬误。
人们常常可以读到这样一种历史著作，必要的史实还没有搞清楚，或者还没
有说清楚，就急于作分析，下结论。这样的著作也许可以流行于一时，但终
将为历史所湮没。
历史是复杂的。历史的真相常常被种种烟雾所遮盖，而且，在很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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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环境还会为史家立下许多有形、无形的禁忌和戒律。因此，要忠实地记
述历史过程，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既要求史家有董
狐的直笔，又要求史家有严肃的科学态度和严格的求实精神，充分掌握一切
必要的资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缜密的比较分析，清理出真实的历
史过程和本来面貌，作出必要的理论概括。既有的成说、观念、原则都必须
接受史实的检验。史家应该有勇气抛弃那些虽然盛行但却被史实证明是不正
确的观念，也应该有勇气提出自己从史实中提炼出来的一时不为人们所喜的
看法。
比较起来，中国近代史更为复杂，血与火的政治斗争常常和诡秘多变的
权谋相结合，因此，历史的真相也就掩埋得更深，未知领域也就更广，不少
重大的事件就像难解的谜一样困惑着人们。要正确而生动地再现中国近代史
的面貌，就必须抉幽钩隐，解开这些谜团，将那些深藏的历史奥秘揭示于光
天化日之下。本书中的大部分文章都是为此而写的。但是，历史的海洋实在
太深了。这里用得着一句话：“余虽有志，而力不逮焉。”本书命名为《寻
求历史的谜底》，只是表达作者企图正确地记述和说明历史的志向而已。
人的行动受思想支配，社会政治运动受社会思潮指导。史家不仅要善于
发掘产生于幕后和密室中的奥秘，而且要善于发掘人们头脑中的奥秘。不了
解社会思潮的起伏涨落及其彼此间的排拒与融会，就无法理解斑斓多彩的社
会政治运动，也无法理解政治家的思想、理论、纲领、政策及其变化发展，
同样不能揭开历史之谜。本书中有几篇文章，论述在近代中国发生了重大影
响的几种社会思潮，正是基于这一考虑。
本书凡已发表过的文章均在文后注明出处，说明修订情况；未刊者则只
署写作时间。
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过程中，曾经和其他学者有过合作。现将主要由本
人执笔的部分收入本集。其中，《关于宣南诗社》与季镇淮师合作，《何天
炯与孙中山》与狭间直树教授合作， 《1901至1905年的拒俄运动》、《章
太炎与端方关系考析》、 《同盟会的分裂与光复会的重建》等文与王学庄教
授合作。 《龙华会章程探微》主要由王学庄教授执笔，本书仅收入由我执笔
成分较多的第一部分。特此说明，并向上述诸学者致谢。
金冲及、狭间直树、汪荣祖三位教授在百忙中为本书作序，中国第二历
史档案馆、上海图书馆、日本外交史料馆、国会图书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珍本和手稿图书馆、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为作者阅览、利用资料提供了最大
方便，刘彦成和首都师大出版社的同志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并
此致谢。金祖芳女士多年来支持作者的研究和写作，本书自然也包括了她的
心血。
1992年6月于北京东厂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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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史》
第二编第五卷序
本卷所述，大略从1926年5月北伐先遣队入湘，到1928年6月北伐军
进入京津，时间约两年多。这是风雷激荡、中国人民革命精神空前高扬的时
期，也是风云变幻、历史发生重大转折，因而内涵极为丰富、复杂的时期。
其间，国共两大政治力量由并肩对敌到彼此刀兵相见，盛极一时的北洋军阀
由撑持半壁江山到终于覆灭收场。
北伐反映了中国人民争取国家统一、独立、富强的伟大愿望。辛亥革命
后，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操纵和支持下，中国出现了军阀混战、国家分裂的局
面。孙中山为了完成从兴中会开始的未竟之业，备经困顿，屡蹶屡起，不幸
赍志而殁。1926年开始的北伐战争正是这位先行者和许多英烈未竟事业的继
续。它的战略目标是消灭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大军阀集团和其他小军
阀集团。由于它顺应时代潮流，符合人心所向，由国共两党合作进行，并有
苏联援助，因此，进展迅速。在8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克两湖，下江西，平
定福建、安徽、浙江、江苏，先后击溃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集团，西南、
东南的小军阀们纷纷望风归顺。中国革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形势。
然而，北伐又是在相当复杂的矛盾和背景中进行的。
打倒列强，打倒军阀，振兴中华，这是国共两党共同的奋斗目标，北伐
统一战线正建立在这一基础上。但是，在中国革命的前途、领导权、方针、
政策、思想理论以至北伐的时机等问题上，国民革命阵营内部又存在许多分
歧。北伐前夕，发生中山舰事件，反映出国民革命阵营内部争夺领导权的尖
锐斗争。共产国际、苏联顾问以退让求团结，协助蒋介石达到了他前此未曾
达到的权力高峰，当时的中共中央也接受了这一现实。但是，在北伐开始后，
共产国际、苏联顾问、中共中央又感到对蒋介石策略的不当，企图限制和削
弱他的权力。为此，双方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和国民党
二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左派和中共的胜利，但是，蒋介石已经军
权在握，左派和中共的胜利并不巩固。
列强在中国拥有巨大的权益，因此，一直关注着北伐战争的发展和国民
革命阵营内部的变化。在中国人民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列强逐
渐感到，单一的武力镇压未必可行，也未必能取得最佳效果。他们倾向于软
硬兼施，怀柔与威胁并用。在次要权益上，可以作出这样、那样的让步；在
主要权益上，则竭力加以维护。在他们逐渐看清了国民革命阵营内部存在着
“激进”与“温和”两派的分歧后，便企图利用矛盾，施展各种手段，分化、
软化中国革命。在这一过程中，英国由于实力下降，不得不逐步后退，日本
由于实力上升，日渐发展为侵略中国的头号力量。
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是国民革命时期的重要特征。北伐期间，爱国官兵、
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工商业者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斗争，为战争
的胜利提供了根本保证。但是，当时统一战线内部对群众运动的态度却相当
复杂。有两种偏向：一种是反对群众运动，部分人并因运动中群众的失序与
过火而仇视群众；另一种是全盘肯定群众运动，忽视必要的领导和政策、策
略的指引，从而使失序与过火现象不能得到及时而有力的纠正。1927年春，
根据共产国际指示，部分地区的农村革命由减租减息突然跃进到重新分配土
地。这一跃进引起了社会的巨大震动，扩大和加深了本已存在的各种分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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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痕。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在参加国民革命统一战线时本来就是顾虑重重
的，当群众运动的烈火越烧越旺的时候，他们便转而向革命阵营中的“温和”
派寻求保护。
国民革命阵营的内部矛盾在1927年春演变到了白热化阶段。在列强的诱
迫和江浙金融资产阶级的支持下，蒋介石于4月12日在上海发动政变，实行
暴力“清党”，随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接着，武汉汪精卫集团实行“分
共”，中共则在南昌发动起义，走上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道路。曾经并
肩作战的国共两党化为不能两立的仇敌，中国近代历史发生了令人为之扼腕
的变化。“清党”和“分共”的结果使国民党失去了大量精英，也失去了工
农群众，国民党内的专制与腐化现象与日俱增。
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了北伐战争，在群众运动、军队政治工作、部分国
民党地方党部中取得了领导权或支配地位，为前期北伐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
大贡献。但是，中共当时正处在幼年时期，还不能制订出正确的战略与策略，
在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的影响下，右的、“左”的错误都有。中国共产党的
成长，还需要历史的长期磨炼。
国共两党分裂后，国民党内部经历了宁汉对立与合流等一系列复杂的变
化。北方的张作霖集团也粉墨登场，建立安国军政府，成为北洋军阀的末代
王朝。1928年，国民党内部的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四大派系获
得暂时妥协。同年4月，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北伐。日本帝国主义不愿中国顺
利统一，悍然出兵济南，蒋介石下令部队忍辱绕道，继续北进。此时，张作
霖集团已经成了孤军，被迫接受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解决办法”，退出关
外。1928年6月，日本侵华激烈分子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同月，
南京北伐军和平进入北京和天津。自1912年袁世凯上台开始，长达16年的
北洋军阀统治终于结束。自此，中国历史即进入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党治”
时期。
为了写好这一时期的历史，我们尽可能地收集、研究了这一时期各方面、
各种类型的公私档案和文献，中国的、日本的、美国的、英国的、前苏联的，
只要我们力所能及，都加以收集、利用。我们认为，历史学的任务是记述、
揭示历史的客观运动进程，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在此基础上，解释、分析
以至评价历史。真实是历史的生命。客观的史实只能有一个，解释、分析、
评价却可能多种多样。写历史要尽量减少主观性，力争最大限度地符合实际。
历史学家要为读者，特别是后代的读者、研究者作出正确结论提供必要的条
件。基于此，我们将清理、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作为第一任务。我们不指望
读者完全同意我们的观点，但是，我们希望本书所阐述的史实能经得起各个
时代、各种读者的推敲和质疑。我们的写法是以叙述为主，适当加以分析、
评论，有时则只叙事实，不作评论。
历史是复杂的，历史上的政派和人物尤为复杂。中国戏曲常常喜欢将人
物脸谱化，忠奸分明，美丑立判。社会生活里也往往有类似现象，扬之则上
九天，抑之则入九渊。历史学不能采取这样简单化的处理方法，而要从历史
真实出发，写出历史的全部复杂性和多姿多彩的特点。为尊者讳，为亲者讳，
为贤者讳，固不足取，对反面势力、反面派别、反面人物所做的好事，视而
不见，一概骂倒也不可取。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有好说好，有坏说坏，是
为正道。北洋内阁是为军阀处理内政外务、治民理财的机构，本书在指出它
的这一特质的同时，也充分肯定它在“修约外交”中的作用。对北洋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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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民族利益的言行，本书也如实作了叙述。爱而知其过，憎而知其善，仍
然是应该提倡的科学态度。
忠于历史，实事求是，言所当言，既不为权势所屈，利害所动，也不为
派别所囿，风向所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历史学家写的虽然大都是过去
的事，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下笔时总不能不有所避忌。距离现实愈近，这
种避忌也就愈多。例如：过去讲共产国际，只讲其正确，不讲其失误，所有
的板子都打在陈独秀等人身上。又如，对1927年的南京事件，只讲帝国主义
炮轰，不讲此前中国士兵（包括北伐军散兵）对外人在宁机构、人员的抢劫，
而在中国军民死伤人数上，又采用当时为了宣传而大大夸张了的数字。如此
等等，例子不少。这样的写法，自然很难成为信史。
忠于历史，不等于迷信史料。人有片面性，史料也有片面性。因而，我
们在写作中，力求参稽、比较各方面的史料，加以淘筛分析，以求其真。譬
如报刊，既读革命一方的，也读北洋一方的；既读广州、上海出版的，也读
北京、东北、四川、河南等地的；既读国民党的，也读共产党的；既读中国
的，也读外国的。总之，史料掌握得多一点，全面一点，片面性就可能少一
点。有些史料，真伪混杂，就更加细心地加以考订鉴别。1927年，张作霖集
团查抄在北京的苏联大使馆，事后将所得文件汇编成书。其中有篇文件，被
海外的有些历史学家视为共产国际指使中共制造暴乱和排外事件的铁证，但
是，也有的历史学家认为这篇文件可疑。在编写本书过程中，我们已经查明：
此文是根据张作霖的指示伪造的，其他文件的翻译虽不可靠，但并非赝品。
苏联政府当时否认全部文件的真实性，不过是一种姿态。
历史活动的主体是人。文学是人学，历史学也是人学。两种“人学”有
共通点，也有相异点。其共通点是都要求“人”有性格，有血肉，其相异点
是：文学家可以集中，可以想像，可以夸张，使用典型化的艺术手法，即鲁
迅所说的“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只要生活中可能有，而不
必求其实有。历史学家则不能像文学家那样自由，他所写的一切，连细节在
内，都必须是历史上实有的。历史学家要把人写“活”，只能依靠历史人物
自身实有的思想和行为。本书努力这样做了，但远未能将人写“活”。比之
中国古代的某些史学名篇来，我们于惶愧之余也有一点困惑，在当时的条件
下，古代的历史学家是怎样掌握那些使人物“活”起来的资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