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部有关人员时写道：
到了中南海主席住处，已是晚上9点多。主席坐在沙发上，满面笑容。他指指在美国出生
的唐闻生说：“小唐呀，密斯南希·唐，你的国家失败了呀，看你怎么办哪？”
作者所记的虽然只是毛泽东和唐闻生的几句玩笑话，但却既表现了毛当时的
兴奋心情，也显示出毛和工作人员之间的一种亲密、融洽关系，是有助于刻
划人物性格的必要之笔。
接着，作者记述了毛泽东的大段谈话：先是自嘲“对美国的那根指挥棒”
还有那末多的“迷信”，接着，回忆1950年“花果山时代”伍修权去联合国
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的情景，指示此次去联合国，“要算帐”，要点美国
和日本的名。谈着谈着，毛泽东的思想忽然像不羁之马似的奔驰起来。从做
文章要像西晋“三军总司令”杜预所说的那样“势如破竹”，谈到三国时的
曹、刘战事，由此叉到谭鑫培、谭富英演出的京剧《定军山》，又突然转辔
回到曹营，赞扬曹操的思想：“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至此，
毛泽东才回到本题，指示说：
你们去联合国，困难很多，要“以勇为本”，更要注意“为将当有怯弱时”。代表团团长
就是“将”，不要胜利冲昏头脑。
这是一段典型的毛泽东的谈话，古往今来，绝无第二人。
李锐《“大跃进”期间我给毛泽东的二次上书》一文记毛泽东1958年上
海会议中的一次谈话也很精彩。毛说：
我要找几位通讯员，名曰秘书，从三委、二部找，一部一人，人由我自己找，找那些有一
点马列主义的，脑筋灵活一点的人，借此同你们唱对台戏。然后再逐步增加，找几个部的。前
面乌龟爬上路，后面乌龟照路爬。你们可以找通讯员，为什么我不可以找？你们反对得了呀？
我找了个李锐。在长江水利上和林一山是唱反调的。他写了三封信给我。我看这个人算是好人，
有点头脑，就是胆小。给我的信先给李富春看，怕你的顶头上司，不怕我；我这里不是正统，
是插野鸡毛的。
这里的语言也典型地体现出毛泽东的风格，既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又生动、
风趣，高度口语化。“前面乌龟爬上路”，“插野鸡毛的”云云，将民间俗
语运用得极为圆熟、自然，不禁令人叫绝。事实上，也只有毛泽东，才能这
样运用。几十年之后读了，仍然有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之感。
有两种生动。一种是历史学的生动。它依赖于历史自身所具有的生动成
分，例如人物的性格、行为及其方式、音容笑貌、语言、对话、环境、细节
等。历史家只是选取并忠实地记述一切。它不能背离、损害历史的真实，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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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不能虚构一个细节。另一种是艺术的生动。它以生活为基础，在此基础上
可以运用典型化的手法，充分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展开文学家想像的广阔翅
膀。显然，上引各文、各例都是一种“历史学的生动”。它们没有任何虚构
的成分，一丝一毫都不损害历史科学所要求的真实性，但是，却形象鲜明、
性格丰满，叙事有致，人物语言高度个性化，完全符合文学的要求。
近来，学术界正在讨论“纪实作品”，我以为，如果要寻找比较理想的
范例，上述各文可以入选。
文学要求美文，历史学同样要求美文。愿继胡绳等文之后，历史家有更
多的美文问世；愿历史学家或历史当事人在命笔或敲键为文之际，能多想一
想，如何使文章生动一点，“美”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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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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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掌故》序
我常想，散文有小品，戏剧有小品，史学为什么不可以有小品？散文小
品，例如鲁迅的杂文，可以进入最辉煌的艺术殿堂，史学小品就一定只能排
斥于科学之宫的门外？
大有大的好处，小有小的作用。崇楼杰阁，固然巍峨壮丽；一亭一台，
亦复自有其风流。史学需要万字、数万字、数十万字以至数百万字的宏篇巨
制，但是，如果有一种体裁，能够在不长的篇幅内提出并解决一个问题，说
明一个观点，提供一点有益的知识或启示，而读者读起来又有点兴味，不也
有其存在的价值吗？中国诗歌能在几十个字之内创造出探之愈深，引之弥永
的意境；中国绘画能在尺幅之内见万里之遥；史学小品也完全可以小中见大，
写出论证严谨、思想深刻而又清新可读的篇章来。
我曾经谈到过：中国古代的史论都不长。贾谊的《过秦论》总结秦王朝
的历史经验，上、中、下三篇加起来不过二千二百余字。苏洵的《六国论》
分析齐、楚、韩、魏等国的外交失策，为宋王朝处理对外关系提供殷鉴，全
文五百四十余字。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是一篇翻案文章，它一反陈说，
对一向以“得士”著称的孟尝君提出了新看法，全文仅九十字。钱大昕的《答
问》第十诠释《元史》中的“投下”二字，旁征博引，勾勒了契丹、蒙古时
期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态，全文五百余字。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
论》是有名的史论集，其中的篇章大都在一二千字以至三四千字之间。古人
能做到的，何以今人就做不到？在知识爆炸的今天，恐怕写短文尤有其必要。
感谢《团结报》慨允开辟《民国史谈》专栏，为我们提供了一块试验园
地。三年多来，我们在这块园地上共发表了三百余篇文章，现从其中选出一
百余篇，编为《民国掌故》一书，奉献给读者。
当《民国史谈》开创时，我曾经写过一篇《开场白》，中云：
民国史正在成为热门学问，研究室、研究会一类的机构陆续建立，专业杂志、丛书、专著、
资料、多卷本的煌煌巨著正在不断出现。本报不揣谫陋，也想凑凑热闹，因有《民国史谈》专
栏之设。凡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人物、党派、团体、社会、民族、风
俗诸项目，均可入“谈”。每篇字数希望在一两千字之间，或介绍新资料，或提出新问题，或
阐述新见解，体裁、风格不拘，叙事、议论、考证均可。总之，不炒冷饭，唯陈言之务去，要
求持之有据，言之成理，娓娓谈来，专家、学者不厌其浅，一般读者不厌其深，可以收长知识、
明往昔、助研究、怡神志之效。这一目的是否能够达到，本报同人尚无把握，只能悬鹄自励，
做起来看。
现在，我们原定的目的是否达到了呢？只好请读者评判了。
承各位作者惠赐鸿文，原《团结报》总编辑王琦、专刊部主任全灵、编
辑刘晓林诸同志大力支持，1990年我访美之际，朱宗震同志代我主持编务达
半年之久，现又承中国青年出版社支持本书的出版，谨志谢忱。
1991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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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社史长编》序
有人说过，在某种意义上，研究中国近代文学比研究中国古典文学难。
我有同感。
研究古典作家，资料比较好找，其数量也有限；研究近代作家呢？找起
资料来可就不容易了。不少作家没有编过集子，也没有一篇较为完整的传记。
他们的作品与生平资料分散在各种报刊、杂志上，有的还以手稿形式珍藏在
某个图书馆或私人的书箱里。这些报刊、杂志不仅数量大，而且又大都残缺
不全。这里有一部分，那里有一部分，你要想找全看齐，就得奔走于许多城
市、许多图书馆之间；而且，它们又大都是“新善本”，或封存，或借阅有
种种严格限制。你要想看到某一种资料，有时真得花点力气。就拿南社的机
关刊物《南社丛刻》第1—22集来说吧。现在全国保存完整的大概只有一二
套。再拿南社的三个发起人来说吧。《柳亚子文集》的出版是1983年以来的
事，至今还未出全。陈去病的《浩歌堂诗钞》、高旭的《天梅遗集》虽然不
完整，编得也不理想，但也不大好找了。至于他们的散文、诗论、文论、书
札，辑录起来，没有几年工夫，是难以见到效果的。南社成员多达1180余人，
活动延续30余年，其成员不少是近代中国政治、思想、文艺、新闻、出版、
教育各界的精英，他们的诗集、文集、小说集、笔记小品，以及编辑、参预
编辑的报刊、杂志，总数当不在千种以下，因此，研究南社，首先是资料难。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南社成立于辛亥革命前。这时，中国人民
正处于“两重奴隶苦复苦”的年代，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为了拯救祖国，
振兴中华，正在和清王朝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南社成员以他们的作品讴
歌革命，呼唤民主，鞭挞专制，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辛亥
革命后，袁世凯复辟，南社成员又以他们的作品声讨民贼，批判独夫，表现
了对民主、共和理想的坚贞不渝。在上述斗争中，周实、宁调元等一批社员
并慷慨捐躯，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诗言志，歌永言”，如果人们要了解辛
亥前后一代革命党人和爱国者的风貌和情怀，我以为，阅读南社的作品将是
很好的途径。
南社文学正处于中国文学的转变时期。一方面，有过辉煌历史的中国古
典文学已经进入垂暮之年，另一方面，西方文学正越过重重波涛进入古老的
中国。南社作家们面临着一系列他们的先辈从未接触过的问题：如何继承并
发扬民族文学的优良传统？如何对待来自异域的新的文学样式？如何处理文
学和时代、政治、人民的关系，思想和艺术、普及和提高的关系？如何创造
新风格、新形式，从而为中国文学开辟新的灿烂的前途？等等。在所有这些
问题上，南社作家都有过探索。总结他们的经验将会获得有益的启示。
我研究南社，始于阿英同志的指导。那还是1958年，我正在北大求学，
参加一部《中国文学史》的编写。本来，负责撰写白居易等中晚唐作家部分，
初稿完成后，领导告诉我，阿英同志提议，近代文学部分不可没有南社，于
是，临时拉去帮忙，赶写了一节。后来为编注《近代诗选》，我去访问阿英
同志。敲门之后，一位矮矮胖胖，身穿旧蓝色中山装，头上覆一顶毡帽的老
人把我迎进了南屋——这就是30年代的老作家、老战士、著名学者阿英。坐
定之后，谈了一会儿，阿英同志便走进西屋，慷慨地搬出了他珍藏的全套《南
社丛刻》，交我带回学校去看。我拎着沉甸甸的一包书赶回西郊，心中充满
着暖意。记得那是一个冬天，风很大，很厉害，但我完全没有注意到。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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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了，分配到了一个没有任何研究条件的单位，但我仍然对研究南社
有兴趣。这下子可苦了，多次想洗手不干，但又积习难改。后来由中华书局
出版的《南社》一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和刘彦成同志一起完成的。1974年，
近代史研究所的王晶垚、王学庄同志正在研究南社，邀我协作。我欣然同意。
不想因此成了近代史研究所的正式成员，并从此决定了我后半生的治学道
路。近代史研究所收藏丰富，有机会读到了许多过去读不到的资料，特别是
当时的报纸。于是，一页页地翻读、选录。有些资料，例如周实的《淮南社
启》，国内遍寻不见，还是在美国，从旧金山出版的中文报纸上发现的。
这部书原是我和王学庄同志计划编写的《南社志》中的一部分。工作了
一段时候以后，决定分成两部分：一部以时间为经，用长编体的形式反映南
社的历史，由我主要负责；一部以人物为经，反映南社作家的生平，由王学
庄主要负责。两部书各自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现在奉献给读者的是前者。考
虑到近代文学研究者收集资料的不易，本书包容了较多的资料。
近年来，南社研究已为愈来愈多的学人注意。海外有国际南社学会，成
员遍及美国、德国、法国、捷克、荷兰、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马来西
亚以及香港、台湾地区；大陆有中国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1990年6月，《国
际南社学会丛刊》第1期在香港出版。次年7月，《南社研究》第1期在中
山大学出版社出版。有些同志并在热情地呼吁建立“南学”。希望本书的出
版能对推进南社的研究有所裨益。
本书在1983年即已完稿，积压多年，始得面世。谨以此书，纪念中国近
代文学研究的拓荒者阿英同志。柳无忌教授支持并资助此书的出版，金祖芳
女士为本书编制了人名索引，并此致谢。
199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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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历史的谜底》后记
年轻时做过许多梦。那时，共和国刚刚建立不久，正在扩建鞍山钢铁厂，
于是，想当钢铁工程师；其后，地质勘探工作展开了，又想当地质学家；再
以后，认识了数学的重要后，又想当数学家。只是，做过的梦虽然很多，却
完全没有想到会研究历史。
1955年，怀着讴歌新生活的美好愿望，考进了北大中文系。一度废寝忘
食地写诗、写小说；后来，对美学发生兴趣，又想研究现实主义、浪漫主义、
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一类问题；再后来，中国古典诗歌读多了，又想研究唐诗，
仍然没有想到会研究历史。
我研究历史，完全是偶然的事。1958年，盛行“拔白旗，插红旗”，不
幸，我被视为“白旗”。于是，一切美好的梦都不敢做了，只想如清人龚自
珍诗所云，“至竟虫鱼了一生”，为古书作点注释。不想，连这一点愿望也
无法实现。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一个培训拖拉机手的单位。本该从此革面
洗心，和学术研究分手，但无奈秉性难移，仍然挤时间读书、写作。我的工
作单位在北京南苑附近的一个小镇上，于是常常星期六晚上进城，借住在朋
友单位的传达室里，星期天一早赶往北京图书馆看书，晚上闭馆后再赶回南
苑。有时误点了，末班车已过，就只好步行几十里回去。同事见我星期天都
不在，问我是不是去会女朋友了。那时候，在不少单位，谈恋爱，打扑克，
侃大山，遛马路，都是合法的，不会有人干涉，但利用业余时间做研究，就
会带来很多麻烦。于是，我只能微笑着默认。1962年，调到城里工作，到图
书馆看书方便了，但工作很忙，能用来研究的时间很少，只能挑灯夜读。本
职工作做得是出色的，但仍然被有些人目为异端。“史无前例”的年代来到
了，于是，又成了“修正主义苗子”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天晓得，
那时我才发表了很少一点东西）。那时，别的研究无法作了，就研究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