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5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又发布宣言称：“集权专制为自满
清以来之秕政。今欲解中央与地方永久之纠纷，惟有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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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省宪法，自选省长。中央分权于各省，各省分权于各县，庶几既分离之
民国，复以自治主义相结合，以归于统一。”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
表大会接受孙中山的思想，决定在中央与各省之间采取均权制，“凡事务有
全国一致之性质者，划归中央；有因地制宜之性质者，划归地方。”孙中山
企图通过这种“均权”制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使国家统一
与省自治，各遂其发达而不相妨碍”。
孙中山认识到，民国时期的分裂状态和列强侵华政策有关。1924年9月
18日，他在《北伐宣言》中指出：“十三年来之战祸，直接受自军阀，间接
受自帝国主义。”11月，他又明确指出：“革命以来迭次发生乱事，均因各
国援助一派武人，逞其野心所致。故非排除扰乱中国之外国势力，中国之统
一和平乃不可能。”随后，他在日本门司发表谈话，明确提出，要废除十三
国对华不平等条约。
要实现国家统一，有和平和武力两种办法。在一部分时间内，孙中山主
张用武力削平军阀割据，实现国家统一。孙中山于1922、1924年两次派兵北
伐，都是为着这一目的，但是，孙中山认识到，武力的办法会给国家与人民
带来巨大的破坏，因此，在很长的时期内，又力主用和平的办法统一中国。
1923年1月，孙中山向全国发布《和平统一宣言》，中云：“谋国之道，苟
非变出非常，万不获已，不宜轻假兵戎，重为民困。”1924年11月，他在
上海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劈头第一句就是：“兄弟向来是主张和平统一
的人。”
孙中山所考虑的“和平统一办法”大致有三种。一是宣传，一是“文治
感化”，一是谈判。孙中山非常重视宣传的作用。1922年8月，他在上海宴
请报界人士，要求他们以舆论推动统一事业。他说：“欲得真正统一，尚须
大家奋斗。今后奋斗之器，不以枪而以笔。”“诸君能提倡公理，分别是非，
同赴一的，则统一必可成功。”
所谓“文治感化”就是建设好广东，以之作为榜样，号召全国。1917年
夏，孙中山为捍卫辛亥革命的成果，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自此，孙中山
即有意将广东建设为模范省。1920年11月，他发表演说称：“我们现在是
要把广东一省，切切实实的建设起来，拿来做一个模范，使各省有志改革的
人有一个见习的地方；守旧固执的人，也因此生出改革的兴味。这个实际建
设就是极大的文化宣传。中国的统一，只有靠这一个宣传。”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出现和平潮流。自1919年2月起，南方军
政府曾和北洋政府举行多次和平谈判，均未成功。1920年6月，孙中山在上
海发表宣言，建议继续召开和平会议。此后，他多次发表宣言及谈话，表示
愿与北方停战言和，并愿与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张作霖等实力派代表人
物“会商”。1922年8月，他在致苏俄代表越飞函中又称：“我当时准备，
现在也准备同接受我的条件的任何领袖合作。”1923年9月，香港人何东倡
议召开南北各方领袖平等联席会议，讨论和平统一问题。孙中山立即复电表
示赞同。
孙中山是一个充分尊重人民意志的政治家。他深刻地了解人民渴望国家
统一的愿望。1921年4月，他发表谈话称：“中国人民对连续不断的纷争和
内战早已厌倦，并深恶痛绝。他们要求停止这些纷争，使中国成为一个统一、
完整的国家。因而，我们正在尽力完成赋予我们的这一艰巨的历史使命。”
他要求中国的各派政治力量及其代表人物，都能尊重人民意志，实现和平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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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24年10月，冯玉祥等发动“首都革命”，推翻直系军阀曹锟等人的
统治。孙中山认为，这是中国迈上统一之途的重大时机，也是中国前途的一
线生机，立即扶病应邀北上，准备与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等人会谈。他
并接受中共在1923年6月提出的建议，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讨论中国的统
一与建设问题。《北上宣言》称：“国民之命运，在于国民之自决。本党若
能得国民之援助，则中国之独立、自由、统一诸目的，必能依于奋斗而完全
达到。”因此，他呼吁全国各团体都派出代表来参加国民会议，万众一心，
争取国家的和平统一。不幸的是，由于北洋军阀的阻挠和反对，孙中山设想
的国民会议并没有开成，他自己也因为积劳成疾，病逝于北京。
孙中山不仅为中国的统一鞠躬尽瘁，奋斗了一生，而且留下了丰富的关
于国家统一的思想。这一份遗产，一切炎黄子孙都应该很好地加以总结和继
承，努力维护和促进国家的统一，早日结束海峡两岸的分裂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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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扬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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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研究基金会发起书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它在历史长河中奔腾
不息，生生不已，至今仍葆有强大的活力。
中华文化丰富多彩，绚丽多姿，致广大而极精微，是人类文化中具有鲜
明特色和个性色彩的光辉瑰宝。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和民族精神的体现。它熔铸、陶冶了一代又一
代中华人的思想、道德、心理情操和行为方式，并且还将继续熔铸、陶冶一
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
中华文化不断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秀成分来充实和发展自己，同时又
深深地影响了其他民族和国家，为东方文明、欧洲文明以至全人类文明作出
了巨大的、卓越的贡献。
无可讳言，中华文化也有它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一面。近代以来，
为了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进行了艰巨的探索。今
天，这一探索仍在继续，需要我们继续付出辛勤的劳动。
为了促进中华文化的新繁荣，我们需要科学地、全面地、系统地总结中
华文化的历史，同时也需要广泛地研究人类文化发展中一切有用的经验。为
此，我们一致同意，发起成立中华文化研究基金会，以民间集资的形式，长
期、稳定地资助、奖励和推动对中华文化的研究。
文化和经济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两翼。文化的发展必须有雄厚的经济力量
为基础；而经济的发展又依赖于文化的光照。我们认为，成立文化研究基金
会是利我民族，利我国家，利我子孙后代的一件大好事。我们诚挚地欢迎和
希望一切热爱中华文化的海内外人士群策群力，共襄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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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短文力争写短
新闻、文学等方面的短文逐渐多起来了，但是，在史学领域内，短文还
寥寥。不少作者，总觉得万字以上的文章才有分量。
其实，文章的长短和学术价值并不成正比。一篇文章，如果拖沓、臃肿、
新意不多，或全无新意，虽长而学术价值并不高；相反，如果要言不烦，精
光毕露，虽短而学术价值并不低。
中国古代的史论都不长。贾谊的《过秦论》总结秦王朝灭亡的历史经验，
上、中、下三篇加起来不过二千二百余字。苏洵的《六国论》分析齐、楚、
韩、魏等国的外交失策，为宋王朝处理对外关系提供殷鉴，全文五百四十余
字。王安石的 《读孟尝君传》是一篇翻案文章，它一反陈说，对一向以“得
士”著称的孟尝君提出了新看法，全文仅九十字。钱大昕的《答问》第十诠
释 《元史》中“投下”二字，旁征博引，勾勒了契丹、蒙古时期一种特殊的
社会组织形态，全文五百余字。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是有名的
史论集，其中的章篇大都在一二千字以至三四千字之间。
当然，时代前进了，史学发展了，文章写得长一点是必要的。人们不应
该笼统地反对长文。有些刊物，规定稿件不得超过万字，这不一定妥当。还
是应该看菜吃饭，量体裁衣，当长则长，当短则短。现在的问题在于：是不
是所有的文章都要写得那样长？史学家们于写作长而充实的文章之外，是不
是应该予短文以更多的重视。
我觉得，要提倡短文，首先要提倡几种精神：
为读者着想。人们的时间、精力都有限，需要读的东西又太多。把文章
写短，使读者在较少的时间内得到较大的收益，不仅功德无量，而且，其乐
为何如！
唯陈言之务去。一篇文章，总要为读者提供新东西，对历史研究有推进，
否则，宁可不写。有了可以奉献给读者的新东西了，还要力求简洁明快地将
它表现出来。别人讲过的话不说或少说，习见的材料少引或不引，人们熟知
的历史过程尽量从略，决不将自己的一两点心得淹没在大量的陈言或浮言之
中。
摒弃八股。多年来，我们习惯于写论文，而论文又形成了一定的格式和
套路，似乎不那么写就不像个样子，结果，并非必要的话说了不少，写者为
难，读者受苦。如果我们能实事求是，不拘一格，可以写短的决不拖长，能
以札记、随笔说清楚的决不写成论文，那末，该能节省多少笔墨！
写短文并不易。一篇有分量的短文，往往需要作者有深湛的学识和才力。
既熟知问题的肯綮，又能一击而中，刀不虚奏。愿名家们多写一点优秀的短
文，以为示范；也愿史学刊物多发表一点优秀的短文，借此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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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名词轰炸”而想起“诗界革命”
近来，有些文艺理论文章读不大懂了。只见一个个新名词奔突而来，使
人头晕目眩，如入五里雾中。我曾经在大学里念过五年中文系，然而，现在
有些文艺理论文章却读不大懂了。前些日子，一位毕业后一直从事文学研究
的老同学来看我，他也说看不懂，并说，这种状况，有人称之为“名词轰炸”。
噢！原来有此感者并非一人。
语言是思维的表现形式。每当变革时代，随着新事物、新思潮、新文化
的引进或出现，都会相应地引起语言、首先是词汇的变化。戊戌维新前后如
此，五四运动前后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也如此。粉碎“四人帮”
以来，学者们跳出牢笼，得以纵览古今，环视宇内，广泛吸收人类一切优秀
文化成果，因此，文学、史学、哲学等领域内出现较多的新名词，这是正常
现象。细察时下的此类文章，确有不少见解新颖、益人智慧的高超之作，但
是，毋庸讳言，也有若干文章，完全靠大量新名词装点门面，故作高深。人
们在鼓起勇气，硬着头皮，冲破这些新名词的层层关卡后，反复寻绎，就会
发现，作者的思想用我们已有的概念、范畴来表述完全足够，并不一定要借
助于那一个又一个新名词的。
这使我想起了清末的“诗界革命”。大约是在1896年至1897年期间，
夏曾佑、谭嗣同、梁启超三人相约创作一种“新诗”，其特点是大量使用新
词汇。例如谭嗣同的《金陵听说法》：
而为上首普观察，承佛威神说偈言。一任法田卖人子，独从性海救灵魂。纲伦惨以喀私德，
法会盛于巴力门。大地山河今领取，庵摩罗果掌中论。
诗中“卖人子”一典取自《新约·路加福音》，喀私德和巴力门都是英语译
音。前者指印度封建社会中把人分为几种等级的种性制度；后者指英国议会。
法田、性海、庵摩罗果均为佛家语。谭嗣同通过这首诗批判封建等级制，表
达对西方议会制的向往，思想在当时是先进的，但艺术效果并不见佳。我初
读此诗时的感觉大体和今天读某些文艺理论文章类似。
谭嗣同牺牲得太早，没有对自己的创作道路进行过总结。几年以后，梁
启超说话了。他说：“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
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
他认为，当年“诗界革命”倡导者的毛病在于“颇喜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
因此，主张“第一要新意境”。我觉得，梁启超的这些话对今天某些热中于
“名词轰炸”的作者似有可资借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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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发展的忧思
近年来，诗歌刊物、诗集似乎出得不少，写诗的人也不少，不能说没有
成绩，但名家、名作似乎不多。人们回答不出，当今中国的大诗人是谁，使
得洛阳纸贵的畅销诗集是什么，脍炙人口、传诵不衰的名篇有哪些。新诗越
来越没有人看，也看不懂。很多诗，特别是有些所谓“现代诗”，充满着怪
诞的、破碎的、意义不明的形象，反复揣摩，根本不知所云。不少人，宁可
写旧诗；有些很有成就的新诗人，也回过头去写旧诗。我们的诗歌到底出了
什么问题？
我以为，毛病在于三脱离：即脱离现实、脱离群众、脱离传统。
“诗言志。”在一切文学样式中，诗也许是最富于个人特点的。但是，
诗所抒发的诗人个人的喜怒哀乐，总应该是人民的喜怒哀乐。如果诗歌脱离
现实，那么，它也就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必然引不起人们的共鸣。抒
情诗中的“我”，既是诗人个人，又不只是诗人个人。它所抒发的情感，既
是诗人个人的，又不只是诗人个人的。诗人所表达的，应该是“人人心中所
欲言而又不能言者”。我们的作者们似乎忘了这句话的前半句：“人人心中
所欲言”，即诗人所抒发的，必须是人们在现实中有所感，普遍想抒发的，
只是因为他“不能言”，抒不出，抒不好，一旦诗人替他抒发了，而且是以
诗人独特的方式抒发了，自然，会触发人们心灵的火花，引起普遍的灵魂震
颤。这样的诗，就是好诗、妙诗，就会广为传诵，不胫而走。记得俄国诗人
涅克拉索夫曾经说过：“没有一个人能因为只歌唱自己而显得伟大。”讲的
就是这个道理。近年来，我们的诗人们似乎只注意了抒个人之情，而没有想
到此情一定要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上，一定要和人民息息相通，要有一定
的普遍性。
一切文学都是为群众的，或曰为读者的，诗也不能例外。因此，就不能
不考虑读者的审美要求。或许有人说：“你这是老教条，我写作不为别人，
只为自己。”好！那末请问：您为什么要发表，要出版？可见，你还是希望
有人读，有人欣赏的。既然希望有人读，有人欣赏，就应该眼睛中有群众，
有读者，让他们能懂，能理解，能感悟。前些年，有所谓朦胧诗，风行了好
一阵子。有些诗论家大喊其好，出来说：诗歌美学的最高境界就是朦胧。于
是，你也“朦胧”，我也“朦胧”。据说，“朦胧”已经成了当今诗坛无可
争辩的主流。其实，朦胧只是诗歌风格的一种，不能以“朦胧”压倒一切，
代替一切。而且，朦胧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