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生为笔名翻译并出版了意大利人马拉叠斯达的《无政府主义》一书，书
前有“燕客”一序，中云：
吾愿杀尽满洲人，以张复仇大义，而养成复仇之壮烈国民；
吾愿杀尽亚洲特产之君主，以洗亚人之羞辱，为亚人增光；
吾愿杀尽政府官吏，以去一切特权之毒根；
吾愿杀尽财产家、资本家，使一国之经济均归平等，无贫富之差；
吾愿杀尽结婚者，以自由恋爱为万事公共之基础；
吾愿杀尽孔、孟教之徒，使人人各现其真性，无复有伪道德之迹。
通篇不作任何具体分析，不讲任何斗争策略，笼统地鼓吹一个“杀”字，典
型地反映出无政府主义者狂热、极端、偏激的特点。这个所谓“燕客”，其
实就是张继自己。1940年，张继回忆这本小册子时曾说，他当时的思想是“四
万万人要杀去一万万”云云。
1907年初，张继与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山川均、堺利彦、大杉
荣等过从密切。幸德秋水等组织社会主义金曜 （星期五）演讲会，因此，张
继也和刘师培等共同组织社会主义讲习会。8月31日，该会在东京清风亭召
开第一次会议，张继在会上声明：该会的目的在于“诠明无政府主义”。此
后，张继多次在该会演说，成为留日中国学生中宣扬无政府主义的重要骨干。
在此期间，他又从日文转译了德国无政府主义者罗列的《总同盟罢工》一书。
该书反对武装起义，也反对社会斗争，认为总同盟罢工是反抗资本主义的“第
一流革命方法”，“容易叫最大多数人来加盟，收最大的功效”。章太炎一
度非常欣赏这种斗争方式，曾经为该书写过一篇序言，天真地设想：只要全
体劳动者发动起来，罢工七日，那末，不仅统治者的粮饷勤务无从筹措，而
且连军队也无法发挥作用。“虽有利器，且缩不前”了。
1908年初，日本政府开始镇压社会党人和无政府党人。1月17日，幸德
秋水等举行第20次演讲会，被日本警察围捕。张继是演讲会的参加者，一度
被日警抓住，但随即被群众抢救出来。此后，他不得不逃亡欧洲。
在欧洲，张继继续考察西方无政府主义者的主张和活动，并和东京的刘
师培等人保持密切联系。他在一封信中提出：“无论行何种革命（政治革命、
社会革命），均当以劳民为基础”，要求仿照法国的办法，在中国各省设立
劳民协会。他并要求中国革命党人日后“循一堂堂正正之路混入会党之中，
脱卸长衣，或入工场，或为农人，或往服兵”，从而为中国革命奠定基础。4
月23日，他在伦敦东区（贫民窟）访问了德国无政府主义者洛克侣。洛氏表
示：“现今世界欲行无政府主义革命，其有趣之地方：一为欧洲，一为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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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即中国，我甚愿往中国研究。”张继则向洛氏介绍了中国会党的情况。同
月，张回到法国，除与吴稚晖等人往来，参与编辑无政府主义的刊物《新世
纪》外，又特意跑到“鹰山共产村”去过，该村位于法国西部沙列威尔附近
的森林中，有农田百亩，母牛一头，两层楼房一栋，为一伙信仰“无政府共
产主义”的人所创办，以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为目的，成员有犹太
人、西班牙人、俄人、波兰人、法人、华人等十余名。张继每天穿着西方“劳
民之衣”，在田间耕种，还经常跟着一个俄国人推车到邻村卖菜，大声吹喇
叭，招徕顾客。多年以后，张继对这一段生活仍念念不忘，他回忆时说：“在
山中三月之久，未耗费袜子。每晨牛叫与红日并升于森林之中，其自然之美，
至今尚悬于脑际。”
还在1903年，张继就有严重的民族自卑感，认为中国人与外国人比较起
来，“其人也已非人，人皆嫌其秽臭”。在“共产村”期间，张继给章太炎
写过一封信，中称：“已作世外人，从此种麦种菜，不与外人交接。”又称：
“张继原是屁也不值的东西，不过比中国狗×的四万万人高多了。”信中，
张继并预言：“中国人种不久将灭。”章太炎见信后，极为反感，复信讥刺
说：“做世外人很好，莫若做法国人才好！”
张继后来抛弃了无政府主义。据他说，其原因在于：“想来想去，这虽
不是落伍，这总是空想的，是佛教所谓极乐世界，是耶稣教所谓天堂，是不
能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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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的平均奇想
在中国平均主义思想史上，我以为应该特别提到刘师培。
一提刘师培，熟悉近代史的人就会想起他劝袁世凯当皇帝的行为。其实，
刘师培曾经“革命”过，那时，他是“响当当的左派”。他认为，“中国的
事情，没有一桩不该破坏的”，专门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叫做“激烈派第一
人”。那意思自然是说，宇宙之大，唯我最“左”，唯我最革了。
最初，刘师培在上海、安徽等地提倡“种族革命”，受到清政府注意。
1907年流亡日本，接触到当时的“新思潮”，于是突发奇想，设计了一个实
现“共产”的社会方案。据刘师培说，在那个社会里，不仅土地、生产资科
公有，而且一切产品和财富也都公有。这个社会的最大特点是“完全平等”。
这种平等不仅表现于没有任何统治者或管理者，而且表现于消费、生活的各
方面。例如，刘师培提出，“人人衣食居处均一律”，要求大家穿一样的服
装，吃一样的饭，住一样的房子。既然中国的传统服装是宽松的“深衣”，
那你就别想穿洋服；既然食堂供应窝窝头，那你就别想吃白面馍馍。 （附带
说明，刘师培是近代公共食堂的提倡者，他要求在每乡建立“会食之地”。）
至于“居处”，刘师培更明确提出：“所筑之室，其长短广狭均一律。人各
一室。”要求每人有一间房子，这使至今居处还很局促的笔者很神往，但是，
蓝天白云之下，所有的房子都一个模样，彼此之间，既不宽一寸，也不高一
分，那又是一幅多么令人难以入目的画面！
刘师培的“共产”社会的最大特点是“均力”。他认为：人人作工，人
人劳动，固然是平等了，但是，同一作工，苦乐难易，大不相同。譬如造钉
制针，活儿很轻松，而筑路盖房，干起来就很吃力，两者之间还是不平等。
因此，他提出了一种平均苦乐难易的理论——人类均力说。按照这种理论，
他将人分为三个年龄段：一、二十岁以前，在老幼栖息所受教育。二、二十
一岁至三十六岁，从事农业劳动，兼做其他工作。即二十一岁筑路，二十二
岁开矿伐木，二十三岁至二十六岁筑室，二十七岁至三十岁制造铁器、陶器
及杂物，三十一岁至三十六岁纺织及制衣。三、三十六岁以后，免除农业劳
动，从事各种工作。即三十七岁至四十岁烹饪，四十一岁至四十五岁运输货
物，四十六岁至五十岁当工技师及医师，五十岁以后入栖息所任养育幼童及
教育事。刘师培要求每一个人都按照这一铁定程序轮换。你想当运输工人吗？
先干十六年农业活儿，再当四年厨师，在四十一岁至四十五岁之间才行。你
想献身于人民教育事业吗？那就要等到五十开外，遍历农、工各种行业之后。
也许你不想当医生，但轮换表中有此一项，非当不可。至于科学家、作家、
艺术家、新闻家，轮换表中没有，你也别胡想。刘师培把他的这种设计称为
“人人为工，人人为农，人人为士”，是“权利相等，义务相均”的最高美
满境界。
不能认为刘师培的“均力”说完全荒唐。从有分工以来，人类就渴望打
破分工的束缚。欧文、傅立叶、马克思、恩格斯等人都曾设想过，在未来社
会里，劳动者可以全面地发展自己的能力，按照自己的志趣经常地自由地调
换工种，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但是，社会主义大师们所设想的是生
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人的全面解放，而刘师培所设想的则是自然经济基础上
人的全面束缚，其结果只能是社会生产和科学、文化事业的大破坏和大倒退。
刘师培提出了“均力”说，其实并不准备实行，所以他很快就归附了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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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政府，后来又成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
倒是“史无前例”的十年间，将工人调到大学和研究机关去“掺沙子”，
将知识分子赶下干校去“学工”、“学农”，很有那么一点实行“均力”说
的意味。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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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师培的“水灾共产主义”
我在一篇小文中说过，在中国平均主义思想史上，应该有刘师培的位置；
本文想说，在中国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史上，也应该为刘师培写几笔。这是
因为，他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的鼓吹者之一，并且曾经设想过一
种“贫穷共产主义”的典型“水灾共产主义”。
刘师培是个经历复杂的人物，因此，人生的色差很大。可以说：既曾“大
红”，也曾“大黑”。关于他的“黑”，本文暂且不表。这里先说他的“红”。
那还是清朝末年，刘师培正在上海做革命党。某日，他顾盼自雄，起了个笔
名叫“激烈派第一人”，那意思是说，他是当时天下革命性最强、最彻底的
人。当然，这在清朝政府统治下是无法安身的，于是，刘师培跑到日本。正
巧日本的社会党发生分裂，一派激烈，一派温和。自然，作为“激烈派第一
人”的刘师培便成了日本社会党“激烈派”的朋友，变得更加“激烈”起来。
那时，孙中山正在提倡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刘师培认为其革命性太
差，不能从根本上拯救百姓。于是，他便邀约了几个人，组织“社会主义讲
习会”，作演讲，搞翻译，办报刊，提倡俄国人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
主义”。这样，刘师培就成了东京中国革命党人中“红”极一时的“共产”
迷。
那时，刘师培写了许多鼓吹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的文章。其中有一
篇写于1908年，题为《论共产制易行于中国》，引证大量古书，说明中国古
代早就实行过“共产”制。例证之一是《礼记·祭法》篇中“黄帝明民共财”
一语，刘师培认为：“共财”即“共产”。其二是东汉班固等人所编《白虎
通》书中的一段话：“古者所以有宗者，所以长和睦也，通其有无，以财理
族。”刘师培以此证明：“古代一族之财，为一族所共有”，可以称为“宗
族共产制”。其三是 《汉书·食货志》对古代井田制的描绘：“井方一里，
是为九夫，八家共之，力役生产，可得而平。”刘师培赞美这一制度，“同
力合作，计亩均受，于均财之中寓共财之义”，是所谓“乡里共产制”。
因此，刘师培的结论是：中国社会和欧美不同，中国实行共产远较欧美
容易，其方法是：
于一乡一邑之中，将田主所有之田，官吏所有之产（如仓库），富商所管之财（每乡富民
均有蓄藏，又典当各业多为富民所开设），均取共有，以为共产之滥觞。若各境之民互相效法，
则此制可立即施行。
这就是说，只要改变生产资料 （土地）的所有关系、财富的所有关系和分配
关系，“均取共有”，就“立即”实现共产主义了。至于生产力，那可以在
建立了共产制之后再发展。他说：
此制既行，复改良物质，图生产力之发达，使民生日用之物质悉供全社会人民之使用，则
争侵不起，而共产制度亦可永远保存。
刘师培毕竟是中国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人。还在1907年，他就在他主持的
刊物上译介过《共产党宣言》的部分章节，因此，他懂得生产力这一概念，
但是，他以为那不是建立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可以先实行“共产”制，然
后再“图生产力之发达”。他完全不懂得，生产关系一定要和生产力相适应，
生产关系超前了，其结果将不是促进，而是阻碍以至摧毁生产力。
刘师培甚至认为，闹起水灾来，就可以在中国立即建立“共产主义”。
1908年，广东大水，他便写了两篇文章，一篇题为《论水灾即系共产无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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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现象》，一篇题为 《论水灾为实行共产之机会》。刘师培称：水灾一来，
田地也没了，房产也没了，金银珠宝也没了，大家只能一起相率逃难，其结
果必然是，到处被逐，叩头哀求而难得一饱。于是，他号召饥民起来“革命”。
文章说：
这种做饥民的，既然到这个地步，一定是要起来革命了，但革命的方法，一定是要依共产
无政府的方法的。到一处杀一处的官，并把那钱粮仓库取出来，大家使用，这就是反抗政府了。
遇着有钱的人家，或是开当典、开大店，窃藏粮食不肯出卖的，都把他抢空，大家用着度命，
这就是反抗财主了。
至此，文章进一步点拨说：
我现在奉告饥民的话，就是教他杀官、抢富户。这两件事做到尽头，就可以做成共产无政
府了。
你看，何等便捷！何等快当！中国古代有所谓立地成佛法，说的是一个人只
要念头一变，就可以立即进入佛家的最高境界；到了刘师培这里，又找到了
立地建成“共产主义”的窍门。现代社会生活中人们喜欢追求的“速成”法，
盖亦古已有之。
据刘师培叙述，这种“水灾共产主义”的境界是：“大家一起盖茅蓬”，
“要饭也要大家一起要”，“得了银钱，也要大家一起用。得了粮食，也要
大家一起煮，一起吃。”可见，是一种“贫穷共产主义”。建成这种“共产
主义”快则快矣，当然谁也不想领教。它对人们有什么吸引力呢？我想不会
有。
刘师培的“水灾共产主义”提出于本世纪初，今天的读者也许会视作一
种笑谈。但是，它在思想史上留下的教训却是深刻的。在近代中国，无视生
产力的发展状况，以为在生产力低下，物质匮乏的情况下，只要变革生产关
系和分配关系，就可以建成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想法，并不是个别的。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是人们吃了不少苦头之后才认识到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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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不应管得太多
——辛亥前后社会主义论战中提出的一个问题
早在20世纪初年，社会主义思潮即传入中国。当时，孙中山和同盟会的
一部分会员向往社会主义，主张将中国建成“社会国家”。但是，梁启超等
人则坚决反对在中国实行社会主义，为此双方展开过激烈争辩。它是近代中
国最早的社会主义论战。
在这一论战中，梁启超等人有许多错误观点，但是，也有若干相当警辟
的思想，例如 1906年，他在《杂答某报》一文中说：
既行社会革命，建设社会的国家，则必以国家为一公司，且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