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随后又升为干事长，成了鼎鼎大名的留日学生领袖。他为什么要改名换
姓，躲到东京以外的一家旅馆里去呢？
原来，留日学生至1905年已增至8000人，革命倾向日趋强烈。为了讨
好清政府，日本政府力谋加强对中国留学生的管束。这年4月，文部省就曾
训令各有关学校校长，声称清国人在本邦留学者愈来愈多，其中可能有人议
论本国政治，举动不当，担任教养清国留学生之职者必须深刻注意此点，使
彼等不失学生本分。9月，日本报纸盛传文部省将公布《清、韩学生取缔规
则》。“取缔”，日语，意为管束。当时，朝鲜已沦为日本的保护国。杨度
为此曾多次代表留学生会见清政府驻日公使杨枢，声明“决不与韩人同等，
受此特别之法”。10月初，日本文部省声明，取缔规则一事，纯系讹传。但
不料11月2日，文部省突然颁布《关于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
对中国留学生提出了种种限制。例如，第一条规定，各公私立学校接受清国
人入学时，必须有清国公使馆介绍书；第四条规定，各公私立学校在许可清
国学生转学、退学时，必须有清国公使馆的承认书；第九条规定，各公私立
学校对清国人的寄宿舍及属于学校监督的旅馆，要进行管束；第十条规定，
各公私立学校对清国人曾在他校以性行不良之故被命退学者，不得复令入
学，等等。这样，留学生就不能自由入学、转学、退学，不能自由选择宿舍，
而学校则可任意以“性行不良”为名，斥退中国学生，剥夺其留学权利。《规
程》颁布后，激起中国留学生的强烈反对，一场轰轰烈烈的斗争随之掀起。
11月27日，留日学生决议上书杨枢，详细罗列理由，要求取消《规程》
中的第九、第十两条。《公禀》指出：这两条“范围极广，界限未明，将来
施行之际，吾国学生必有因此而受不利益之影响者”。领衔的是杨度和副干
事长范源濂，联署的有庶务干事张继，学务干事蒋方震，书记干事林长民、
刘思复，调查干事吴永珊 （玉章）、邓家彦，各省分会干事长康宝忠、张耀
曾、章士钊等。12月初，学生情绪更为激烈。路矿速成学堂学生提议，《规
程》有辱国体，应全部取消，建议于3日在留学生会馆开代表会，与杨度同
至公使馆请愿，至期，杨度不到。次日，弘文学院学生倡议罢课。随之，激
进学生如秋瑾、宋教仁等，进而要求全体罢学归国，不再在日本求学受辱。
杨度只主张取消 《规程》的第九、第十两条，不赞成全部取消，更不赞成罢
课、归国等行为。6日，在留学生会馆集会时，杨度声称：《规程》并非束
缚特别苛酷的条例，其中颇有合理部分，进行这种胡闹式的反抗运动恐不妥
当。杨度的发言遭到与会学生的强烈反对，指责他是“日本政府的间谍”，
学生们高呼：揍他！揍他！幸赖留学生总会学务干事周家彦等人劝说，杨度
才得以幸免。但这次会议仍推举杨度为代表，命他会见杨枢，迫令杨枢和日
… 5…
本文部省交涉，废除《规程》。 7日，杨度曾和各省分会代表15人同至公
使馆。事后即被裹胁。当时报纸记载说：“杨稍主持重，急激派疾之益甚，
以威力强迫之，使加入□□会，摔之以行，闻凡一日夜不得食、不得息云。
未几避去，至今不知所之。”人们怎么也想不到他已经改名换姓，躲到外地
去了。
在调查人员的盘问下，杨度写过一份笔答，今存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仆实性 〔姓〕名杨度，清国留学生会馆干事。此次学生纷扰，欲将文部省规则全部取消，
仆最为反对。诸学生恨仆反对，有持刀枪，有 〈欲〉杀仆并杀杨公使者。杨公使与仆皆不能挽救，
且同盟休校之事及全体归国之事，皆仆所反对。今避众人之凶恶，故暂避于此。
从这份材料不难看出，当时的“急激”派已经“急激”到了何种程度，它扭
曲地反映出留日学生中正在燃烧的斗争烈火和爱国热情。
… 6…
托尔斯泰
《致一个中国人的信》
晚年的托尔斯泰特别关心中国，反对中国“西化”。
1906年，辜鸿铭通过俄国驻上海总领事寄给托尔斯泰两本他自己用英文
写的书，一本题为《尊王篇》，一本题为《当今，皇上们，请深思！论俄日
战争道义上的原因》。当年9至10月间，托尔斯泰写了复信，题为《致一个
中国人的信》。该信先后发表在德文《新自由报》、法文《欧罗巴邮报》、
日文《大阪每日新闻》上。信中，托尔斯泰谴责了侵略中国，“躬为兽行”
的西方列强，表述了他对中国文化的倾慕之情，同时也对中国今后的道路发
表了意见。他说：“支那近岁中，浮躁之伦，以新党自标，以为改革支那，
不外仿行西法。有言建代议政体者，有言兴陆海军者，有言振西法之商工业
者。众议纷嚣，如蜩如螗。此非惟浅拙之谈也，抑亦至愚之解。以予所知于
支那者论之，此制实与支那民族大相驰背。今举法制、军制、工业诸大端，
惟西人之是效，不过使支那农业生活丧失于一旦耳。”托尔斯泰指出：西方
的所谓“代议政体”，不过是使一切权力由“少数强权”（君主、贵族）移
于“多数强权”（议员）之手。中国人民“断不宜取法西人”，应该“保守
农业生活，信从儒、释、道三教，则祸患自消”。
托尔斯泰此信在欧洲发表时，似乎没有引起多大反响；而当1907年初在
日本发表时，却立刻引起中国革命党人的注意。宋教仁认为此信所言“支那
人不可学欧洲人之武装及代议政治”等，“亦有至理”。另一个革命党人张
继则准备把它翻译出来，登在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上。宋教仁赞成张
继的这一想法，并自任翻译。他说干就干，第二天就译出了第一节，“大抵
痛诋欧洲人之残忍、鄙利、暴戾，而谓支那人有沉静、忍耐之德”云云。但
是后来，《民报》只发表了托尔斯泰的肖像，题为《俄国之新圣杜尔斯兑》；
直到1907年11月，它才发表在由何震出面而实际上由刘师培主持的《天义
报》上。一共发表了两次，第一次是节译；到了1908年春，又发表了全译的
一部分；与此同时，则出版了单行本。有的学者认为，该信1911年在上海《东
方》杂志上刊出时，它才第一次与中国读者见面，这是不确切的。
《天义报》是一份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它的编者当时正认为，中国“西
化”将威胁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生活，只有克鲁泡特金的“共产无政府主义”
才是救中国的“不二法门”。因此，对托尔斯泰的信极为重视，每次发表时
都加了按语。第一次的按语说：“此书之意，在于使中国人民不复仿行西法，
其言最为沉切。至其要归，则在中国实行无政府。”第二次的按语说：“俄
托尔斯德《致中国人书》，其大旨在于使中国人民实行消极无政府主义，不
可效泰西代议政体，较之巴枯宁之昌破坏，苦鲁巴金 （指克鲁泡特金——笔
者）之言共产，虽有殊异，然其重农数端，则固中国人民所当遵守者也。”
托尔斯泰晚年，俄国刚从农奴制度下解放出来，农村正在经受资本的残
酷洗劫，农民面临破产和丧失土地的危险。与巨大的财政资本、大规模的工
商业出现的同时，贫困、饥饿、野蛮、卖淫以及梅毒等“原始积累时代”的
一切灾难也就随之降临。托尔斯泰反对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以“最深沉
的感情和最强烈的愤怒对资本主义进行了不断的揭露”，自然，他也不愿意
中国走上同样的道路。《致一个中国人的信》正是在这一思想基础上写作的。
这一时期，托尔斯泰还给日本《报知新闻》写过一封信。在该信中，托尔斯
… 7…
泰批评当时的日本，“凡百事业，悉以欧人为模范”。他认为，即使中国像
日本一样，全盘“输入欧人之制度”，也不可能驱逐那些入侵中国的“欧人”，
其结果只能使中国人民“所处之地位，亦渐次而趋于困难”。他不了解，中
国人只有走现代化的求富求强之道，才能摆脱贫穷，避免落后挨打。他也不
了解，对于西方文明所创造出来的一切，可以有选择，有批判地吸收，“取
那善果，避那恶果” （孙中山语）。
托尔斯泰既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又是一个“发狂地笃信基督的地主”。
他的观点充满着矛盾，既是深刻的，又是保守和反动的。就其无情地批判资
本主义剥削，揭露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一面来说，是深刻的；就其企图
永恒保持东方农业社会和儒、释、道等“亚洲制度的思想体系”，鼓吹“勿
以暴力抗恶”来说，是保守和反动的。这两方面，在他的《致一个中国人的
信》里，都有所表现。 《民报》之所以没有刊出这封信，其原因大概就在于
此！
… 8…
章太炎为何要砸
拿破仑与华盛顿的头
读者也许以为本文是在讲一则关公战秦琼式的故事。拿破仑，法国人；
华盛顿，美国人。他们与章太炎之间国籍不同，生活年代也差得很多，可谓
风马牛不相及。章太炎咋会要砸他们的头呢？
谓予不信，有文为证。
那是在1907年，章太炎正在日本东京编《民报》。他写了一篇文章，叫
做《官制索隐》，本来是研究中国古代的职官制度的，然而，作者的笔锋突
然一转，写道：“藉令死者有知，当操金椎以趋冢墓，下见拿破仑、华盛顿，
则敲其头矣！”请看，这里写得明明白白，足证笔者没有瞎编。中国旧俗一
向以扰人丘墓为极大的不道，然而，章太炎却不管这一套，他要到拿破仑与
华盛顿的坟墓里去“敲”，也就是砸，而且是用“金椎”，金者，铁也，分
量不会很轻。看来，章太炎对这两位历史人物很有点愤懑之气呢！
几年之前，章太炎可不是这样儿。那是在1903年，他正和康有为辩论中
国革命问题，把拿破仑与华盛顿二人简直捧上了天，称之为“魁梧绝特之彦”，
称之为“二圣”，甚至誉之为“极点”。康有为认为，中国一时产生不出华
盛顿这样的人物来，因此不能革命。章太炎同意这一看法的前半部，但他表
示：“中国亦望有尧、舜之主出而革命，使本种不亡已耳，何必望其极点如
华盛顿、拿破仑者耶！”显然，在章太炎那时的眼中，拿破仑、华盛顿这样
的洋圣人，要比尧、舜这样的国产圣人高明。
真是世事茫茫，浮云苍狗。几年之间，拿破仑、华盛顿的身价就大起大
落，从九天跌入了九渊。这种变化并不止发生在章太炎身上，柳亚子 1907
年有诗云：“华、拿竖子何须说？”把华盛顿、拿破仑称为“竖子”，也是
很不敬的。
鸦片战争中，中国人被西方打败，于是转而学西方。开始学船坚炮利与
声、光、化、电，后来学民权与立宪，再后来学民主与革命。到了1903年，
民主与革命的调子高唱入云，拿破仑、华盛顿这两位资产阶级革命的鼻祖也
就成了“极点”。其后是大批人出洋，章太炎本人也于1905年到了正在学习
西方的日本。一看，不对了，所谓民主，不过是富人的民主，而且充斥着各
式各样的怪事和丑闻。于是，失望、愤懑之情油然而生，拿破仑与华盛顿的
身价也就随之暴跌。在《官制索隐》中，章太炎激烈地指责西方的选举制度，
认为所谓“代议士”（议员），大都耗资巨万，靠钻营入选，与中国的“行
贿得官”并无两样。他说：民主立宪，世人都以美、法两国为榜样，但现在
法国的政治，全靠贿赂，美国人也要通过行贿才能致身显贵，实在“猥贱”
得很。其所以幻想手持“金椎”，以拿破仑、华盛顿的头作为挞伐对象者，
盖为此也。章太炎这个人爱冲动，又不懂得历史主义，其幼稚、偏激之处，
读者谅之！
那末中国怎么办？
章太炎想来想去，觉得西方民主的脓疮是议会，于是惨淡经营，洋洋洒
洒地写了一篇《代议然否论》，主张“代议”必不可行，议员决不可选，同
时提出了一个从多方面“恢廓民权，限制元首”的方案。例如，提高法官的
权力，不论是总统，还是百官，有了过失，或者溺职受贿，法官都可以“征
之”、“逮之”、“治之”；倘若法官执法不公，老百姓可以要求“学官”
… 9…
集中一批法学家来共同处治法官，等等。然而，不知道是章太炎觉得这个方
案未必可行，还是因为对中国历史过于有感情了，他有时又觉得，中国的封
建专制制度也并不坏，开元、贞观年间，中国不也治理得很好吗？于是，他
又表示：“盛唐专制之政，非不可以致理。”甚至说：“今之专制，直刑罚
不中为害，它犹少病。”这就又转而肯定封建专制主义了。
章太炎的矛盾反映了近代中国部分知识分子的困惑。他们失望于西方民
主模式，而又找不到新的出路，只能向后看。然而，向后看又是没有出路的。
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从专制走向民主，而不是从民主复归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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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实为平刚
1907年10月25日，在东京的中国革命党人和立宪派之间，有过一次武
斗。其经过是：政闻社在锦辉馆召开成立大会，梁启超在保镖的护持下登台
演说：“今朝廷下诏，刻期立宪，诸君子宜欢喜踊跃。”正在此际，革命党
人一声喊打，400多人蜂拥而上，吓得梁启超从楼梯上掉到地下。关于参加
这次武斗的革命党人，据章太炎的《政闻社大会破坏状》一文记载，有张继、
金刚、陶成章等。其中，金刚表现最为突出。当张继跃上讲台时，有一个政
闻社员抓起茶几迎拒，“金刚自后搤其肩”，持茶几的好汉无法动弹，张继
得以上台，欢声雷动。
这位金刚是谁呢？遍查留学生名录，不得其人。前阅汪东所撰《张继墓
志铭》中云：“（保皇党）大会徒众于锦辉馆，示欲与同盟抗。公厕其中。
其魁梁启超方登台，公奋起大呼，跃而上，贵筑平刚从之，击启超堕台下。”
（《国史馆馆刊》一卷二号）据此，可知金刚实为平刚。
平刚，字少璜，贵州贵筑人。时任同盟会贵州分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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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乞求
日本驱逐孙中山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以日本为基地，建立组织，宣传并策划革命，清政
府如坐针毡，曾多次乞求日本当局驱逐孙中山。在日本外务省档案中，有一
份清政府外务部致驻日使馆的电报，全文如下：
外务部来电
（十一月廿四日到）
前年孙汶在日本倡言革命，经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