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生斜长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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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生斜长集- 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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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自己说:“二十一岁时作。”过去,不少同志认为鲁迅计算年龄, 
 “向来依照中国习惯”,定此诗为1901年2月到1902年2月之间的作品。 
但是,这时鲁迅还在南京,浙江绍兴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动,何来“风雨如磐 
暗故园”之感呢?近来,有人引证1902年《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一次报告》鲁 
迅自题二十岁的事实,说明鲁迅所说的“二十一岁”乃是实足年龄,定此诗 
为1903年作。(王若海、文景迅:《鲁迅〈自题小像〉作年新考》,《中山 
大学学报》,1976年第5期。)我同意这一看法,并进一步提出两项证据: 
一是1903年4月17日出版的《浙江潮》第3期所刊《浙江同乡留学东京题 
名》,中云:“周树人(豫才),二十一岁。”二是同年出版的《日本留学 
中国学生题名录》(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二次报告),其中,鲁迅的年龄仍然 
明确地记载为二十一岁。可见,鲁迅计算年龄并不全依“中国习惯”。他所 
说的二十一岁,乃实足年龄,诗当作于1903年。 
     诗的年代确定了,“荃不察”等便易于理解了。 
     1900年,沙俄帝国主义武装抢占我国东北。1903年4月,沙俄拒不按规 
定撤出金州、牛庄等处的军队,反而派兵前往安东,重新占领营口,并进一 
步提出七项侵略新要求,我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拒俄运动。拙文曾经指 
出,鲁迅是这一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成立拒俄义勇队之后, 
他译作了小说《斯巴达之魂》,以激励中国青年奋起反击沙俄帝国主义侵略。 
 《自题小像》正是此后的又一篇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品。 
     大敌当前,人们曾经希望清朝政府改变政策,抵御沙俄。拒俄义勇队给 
当时掌握军权的北洋大臣袁世凯发出函电,指出“俄祸日迫,分割在即”(《军 
国民教育会之成立》,《江苏》第2期),要求开赴前线,与敌死战。在改 
名为军国民教育会后,又推举两名特派员归国,面陈一切。然而,清王朝却 
恐惶万状。特派员尚未出发,清朝政府驻日公使蔡钧就分别致电袁世凯、魏 

…  53…

光焘和端方等官僚,声称:“留学生结义勇队,计有二百余人,名为拒俄, 
实则革命,现已奔赴各地,务饬各州县严密查拿。” (《中华民国开国前革 
命史》上编)特派员刚到上海,清朝政府军机处又接得上海来电:“近来, 
爱国党欲假拒俄之说,拟将北上,恐有不轨事宜。” (《苏报案纪事》)特 
派员到了天津,袁世凯拒不见面。 
     6月5日,上海《苏报》揭载了以光绪皇帝口气发出的《严拿留学生密 
谕》。清朝政府大骂拒俄义勇队“有碍邦交”,要蔡钧等“时侦动静”,要 
各地方督抚查拿“行纵诡秘”“有革命本心”的归国留学生,“就地正法”。 
      《密谕》激起了海内外爱国人士的巨大愤怒,反清革命随之高涨起来了。 
 《苏报》介绍了邹容的《革命军》,发表了章太炎的《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 
系》等文,号召“皇汉民族四万万男女同胞”,为祖国请命,掷头颅,暴肝 
脑,“与尔之公敌爱新觉罗氏相驰骋于枪林弹雨中”。 
     7月初,特派员回到东京。5日,军国民教育会开欢迎大会于锦辉馆,特 
派员汇报了归国之行,秦毓鎏等十余人提出《意见书》,建议将原订宗旨中 
 “实行爱国主义”改为“实行民族主义”,以反对“满洲政府”为目标。(《东 
京军国民教育会》,《革命逸史》初集)。 
     毛泽东说过:“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 
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小撮满族贵 
族投靠沙俄帝国主义,镇压拒俄运动,背叛了中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当然要 
成为人民革命的对象。 
     随着反清革命的高涨,对黄帝的宣传便空前突出起来了。6月25日,《江 
苏》第3期发表《中国民族始祖黄帝像》,并题诗云:“帝作五兵,挥斥百 
族。时维我祖,我膺是服。亿兆孙子,皇祖式兹。我疆我里,誓死复之。” 
同日出版的第4期则发表了陈去病的《革命其可免乎》一文,赞美黄帝说: 
 “惟吾祖之雄伟兮,挥神斧而荡四隅。”文章高呼:“吾黄胤兮革命其可免 
乎?”稍后,上海出版了“黄帝子孙之多数人”撰述、“黄帝子孙之一个人” 
编辑的《黄帝魂》。此外,当时报刊上,“辕孙”、“轩裔”、“黄孙”之 
类的笔名几乎比比皆是。 
     显然,《自题小像》正写作于这一时期。首句自述对祖国的强烈爱情, 
次句写沙俄帝国主义霸占我国东北,拒不撤兵的危急形势,三句隐喻清王朝 
不理睬拒俄义勇队和广大爱国人士的抗敌愿望,密令镇压,末句反映鲁迅推 
翻帝国主义走狗清王朝,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革命决心。 
     许寿裳说:“一九○三年他二十三岁,在东京有一首《自题小像》赠我 
的。”(《我所认识的鲁迅》,许寿裳这里说的二十三岁,乃是虚岁。)许 
寿裳是拒俄义勇队成员,曾被编入乙区队二分队。鲁迅赠他这首诗是很自然 
的。不过,由于鲁迅始终没有向他解释过这首诗,所以许寿裳也不能完全理 
解正确。这是并不奇怪的。 

…  54…

                                  《中国地质略论》的写作 
                               与中国近代史上的护矿斗争 

        从青年时代起,鲁迅的写作活动就是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紧密相连 

                                 ① 
  的。《斯巴达之魂》以外 ,《中国地质略论》又是一个鲜明的例证。 
         《中国地质略论》是一篇科学作品,发表于1903年10月10日东京中国 
  留学生出版的《浙江潮》第10期,署名索子,后来被收入《集外集拾遗》。 
         《略论》表现了青年鲁迅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一开始,鲁迅就热烈讴 
  歌了“广漠美丽最可爱”的祖国,指出了当时帝国主义“蔓我四周,伸手如 
  箕,垂涎成雨”,妄图吞掉中国这块肥肉的危急形势,揭露了沙俄等帝国主 
  义“探险家”在我国土地上乱窜的狼子野心,然后,对中国地质状况和煤藏 
  分布作了概述。 
        鲁迅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写作这篇作品的呢? 
         《略论》说:“今者俄复索我金州、复州、海龙、盖平诸矿地矣。初有 
  清商某以自行采掘请,奉天将军诺之,既而闻其阴市于俄也,欲毁其约,俄 
  人剧怒,大肆要求。呜呼!此垂亡之国,翼翼爱护之犹恐不至,独奈何引盗 
  入室,助之折桷挠栋,以速大厦之倾哉!”这段话是我们考察《略论》写作 
  背景的一个重要线索。 
        查1903年10月1日日本大阪出版的《朝日新闻》上发表过这样一条消 
  息:“9月30日天津特电:奉天将军以金州厅、复州、盖平、海龙厅等矿山 
  许清商出资开采,该清商联络俄国人,自俄国人出资,其权利尽落俄国人之 
  手,故奉天将军近令禁止,俄国领事盛气诘问,奉天将军乃电请外务部,乞 

                                            ① 
  与俄国公使开议,以保护矿山权云 。” 
        显然,鲁迅写作《略论》是与这一史实直接相关的。 
        自从沙俄帝国主义的魔爪伸向我国东北以来,它就一直没有放松过对我 
  国丰富矿产资源的掠夺,除强行索取、霸占外,通过中国买办骗取开采权也 
  是一种重要的方式。例如沈阳的所谓“义胜鑫矿务总公司”就是如此。从表 
  面上看,它是由中国商人梁显诚等“集得南省殷实富商股本银20万两”后申 

                                                                                           ② 
  请开办的,只不过是又吸收了沙俄的“华俄道胜银行”的股本银15万两 , 
  在他们所出具的“切结”中,也保证: 

             凡华人股票,只准售与在股华人,不得售与外人,亦不得售与在股俄人。俄人股票系华俄 

        道胜银行入股,亦不得售与外人,惟在股华人可以承买。其所有华股,均系真正华人所入股本, 

                              ① 
         并无洋人伙射冒名等弊 。 

                                                                                      ② 
  而事实上,梁显诚等不过是在华俄道胜银行“支取薪水”的中国买办,这类 
   “矿务公司”完全为沙俄帝国主义掌握。鲁迅写作《中国地质略论》正是为 
  了提醒我国人民警惕沙俄帝国主义的这一阴谋,谴责梁显诚一流买办的卖国 
  勾当。 

① 详拙作 《〈斯巴达之魂〉和中国近代拒俄运动》。 

① 译文见上海 《国民日日报》,1903 年10 月5  日;《中外日报》,1903 年10 月6  日。又1903 年10 月12 

日日本《万朝报》亦曾刊载此项消息。 
② 《光绪二十九年二月二十日军机处交出增祺等抄折》,《华洋开办矿务案抄档》(抄件)。 

① 《华洋合办矿务,请旨饬部立案以昭慎重折》,同上注。 

② 罗曼诺夫:《帝俄侵略满洲史》,318 页。 

…  55…

        《略论》又说:“今复见于吾浙矣。以吾所闻,浙绅某者,窃某商之故 
  智,而实为外人伥,约将定矣。设我浙人若政府,起而沮尼之,度其结果, 
  亦若俄之于金州诸地耳。” 《略论》的这一段话包含着另一历史事件,是促 
  使鲁迅写作《略论》的另一重要原因。 
       1896年,帝国主义对华资本输出的侵略机构福公司成立。1897年,刘鹗 
   (即《老残游记》的作者)被聘为华人经理。经由刘鹗的中介,帝国主义先 
  后掠夺了我国山西、河南等地的矿产开采权。在此之外,自1898年起,刘鹗 
  又与浙江官僚买办候选道高尔伊勾结,向帝国主义借款500万两,成立所谓 

                                                    ③ 
   “宝昌公司”,企图为帝国主义攫取浙江矿产。1903年,这项卖国活动被 
  揭露,这就激起了我国、特别是浙江人民的巨大愤怒。 
       8月20日,《浙江潮》第6期发表《刘铁云欲卖浙江全省路矿乎》的时 
  评,指责刘鹗之流将国家矿产“暴于外人之膝下而跪献之”。 
       9月11日,《浙江潮》第7期发表《卖浙江全省路矿者非刘铁云一人也, 
  别有人也》一文,点出和刘鹗勾结在一起的还有“吾浙江之官”。 
       10月3日,在日本东京和横滨的全体浙江人士于东京上野联合召开了特 
  别同乡会,议决两事:一、致书国内,请浙江绅士责问高尔伊,令其废约; 
  二、揭告日报,声讨高尔伊盗卖矿产之罪,表示留东同人坚决不认之意。会 
  后,《浙江潮》第8期发表了《致高尔伊书》、《浙江人听者!卖我浙江矿 
  产者听者》等文,指出高尔伊“举亿万年无穷之宝藏以为献媚外人之贽见金, 
  图博他日一高等奴隶之位置,真是狗彘不食之徒”。文章号召浙江人民奋起 
  抗争,“断不能任断送吾侪祖宗坟墓、宗族聚居之一幅锦绣江山于高鼻红须 
  儿之手”。 
       与此同时,在上海的浙江人士也发表了《为杭绅高尔伊盗卖四府矿产事 
  敬告全浙绅民启》,表示抗议。 
       鲁迅曾经参加了在东京上野召开的浙江特别同乡会,《中国地质略论》 
  就是在会后写作并发表的,文中所指“浙绅某”就是和刘鹗勾结在一起的高 
  尔伊。 
       值得指出的是: 《略论》的发表距大阪《朝日新闻》刊登揭露沙俄掠夺 
  我国东北矿产的消息只有9天,距浙江特别同乡会的召开只有7天,和《斯 
  巴达之魂》一样,鲁迅也是怀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迅速完稿的。 
       在 《略论》结尾,鲁迅说:“吾知豪侠之士,必有悢悢以思,奋袂而起 
  者矣。”《略论》发表后,东京中国留学生和上海、杭州等地掀起了规模更 
  大的护矿斗争热潮。 
       10月10日,陈叔通、孙翼中等浙江人士在西湖会议,对高尔伊进行了 

                 ① 
  面对面的斗争 。 
       10月12日、16日,上海《中外日报》发表《纪浙江矿务》、《论高尔 
  伊擅售浙矿事》等文,谴责高尔伊的卖国行为。 
       10月19月,上海《国民日日报》发表《恐怖时代》一文,严正声明: 
   “誓不容贼人擅卖我祖宗一片土。” 
       斗争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 1905年,东京中国留学生还在召集会 

③ 《外务部收候选道高尔伊禀(附合办章程)》,《矿务档》,1977 页。 

① 《国民日日报》,1903 年10 月13 日。 

…  56…

                                 ② 
  议,“筹议对付方法”。1906年,鲁迅则进一步与人合编《中国矿产志》 
  一书。在《征求资料广告》中,鲁迅等指出,近年来,护矿运动急遽发展, 
    “争条约,废合同,集资本,立公司”,“以求保存此命脉”,这是大好事。 
  为了进一步保护祖国矿产资源,“为吾国民后日开拓之助”,鲁迅等要求开 
  展广泛的调查工作: 

               惟望披阅是书者,念吾国宝藏之将亡,怜仆等才力之不逮……凡有知某省某地之矿产所在 

                                              ③ 
         者,或以报告,或以函牍,惠示仆等 。 

  鲁迅等特别提出,要着重调查,有无“外人垂涎”,以期引起国人注意,“不 

                                          ④ 
  致家藏货宝,为外人所攘夺” 。 
        护矿运动是近代反帝爱国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地质略论》 
   的写作情况表明,青年鲁迅是这一运动中的一员积极的战士。 
         继护矿运动之后,护路运动也在全国各地掀起,它们共同促进了辛亥革 
  命高潮的到来。 

② 《警种日报》,1905 年3 月16 日。 

③ 《中国矿产志》三版封底。 

④ 马良:《〈中国矿产志〉序》。 

…  57…

                           鲁迅早期的几篇作品和 
                      《天义报》上署名“独应”的文章 

     1907年《天义报》11、12卷合刊上有篇文章,题为《论俄国革命与虚无 
主义之别》,署名“独应”,内容是根据克鲁泡特金的《自叙传》,分析屠 
格涅夫 《父与子》一书中的巴札洛夫形象,说明俄国革命源于“苛政未熄, 
天灾流行,民困莫苏,丧乱遂亟”;文章并指出虚无主义和恐怖手段有别, 
虚无党人不是“唯以喋血为快”的暴徒。文章说:“虚无党人一语,正译当 
作虚无论者。始见于都介洛夫名著《父子》中,后遂通行,论者用为自号, 
而政府则以统指畔人。欧亚之士,习闻讹言,亦遂信俄国扰乱悉虚无党所为, 
致混虚无主义于恐怖手段,此大误也;是无异以哲学问题混入政治,如斯多 
噶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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