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张维屏 《新雷》诗
造物无言却有情，每于寒尽觉春生。千红万紫安排着，只待新雷第一声。
按照通常的说法，诗和哲学的关系是疏远的。但是，本诗却和一个古老
的哲学问题紧密相连。
我们生活在一个丰富、复杂的世界上。它变化万千而又整齐不紊。不是
吗？凛冽的寒冬之后，必然继之以明媚的春色；火热的盛夏刚过，丰硕的金
秋又接踵而来。岁岁如此，从无例外，仿佛有一种不声不响的力量在主宰着。
这种力量，古人称之为“天”，或称之为“造物”。孔子说过：“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商、周以来的传统观念是，天像人间的帝王一样具
有喜怒哀乐，可以口吐纶音，发令行政，孔子认为天不讲话，自然是一种进
步。
本诗的作者从孔子的名言落笔，但是，却并不是为了回答哲学问题。
诗人为严冬所苦。冰封雪盖，万物潜藏。萧条的大地使人寂寞，呼啸的
朔风使人瑟缩。然而诗人懂得四时迁代的规律，从寒尽之处觉察到了春之萌
动。他满怀喜悦地告诉人们：造物是多情的，眼前虽然冷落单调，但是，花
团锦簇的美妙世界已经安排就绪，只须一声震人心弦的新雷，它就会光彩焕
发，突然闪现在你的面前。
一首好诗，常常是鲜明和含蓄的统一。景与境力求鲜明，情与意力求含
蓄。既使人神与物游，浮想联翩，又使人探之弥深，引之弥长。本诗正如此。
春天是色彩斑斓的。诗人写春天，只用了“千红万紫”四字，立刻就让
你感到了春的艳丽、妖娆、多姿多彩和广袤无边。
春之雷与夏之雷不同。春雷清脆宏亮，夏雷粗豪猛烈。诗人写春雷，只
用了一个“新”字，准确地传达了春雷的气质和神韵。
色彩、声音都是构成形象的要素。本诗通过对二者有特征的表现，创造
了鲜明的形象，使人有如在目前，如在耳际的感觉。它不是绘画，却唤起了
人们的视觉印象；它不是声响，却唤起了人们的听觉印象。
数量也是构成形象的要素。中国古诗历来重视数量的表现。“欸乃一声
山水绿”，“竹外桃花三两枝”，“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都是
表现数量极为成功的典型。本诗在这一点上也很有特色。它以“千”状红，
以“万”状紫，以“一”状雷声，不仅加强了形象的明晰度，而且也通过数
字大小两极的对照，突出了新雷的神奇力量。
诗言志。创造形象并不是目的，在形象之内、之外，诗人总要传达给读
者一些什么，也总要留一些什么让读者去体察、思考、补充。它可能是一种
思想，也可能是一种情绪，甚至只是一种气氛。由于它是借助于特定形象来
传达的，因此具有确定性。由于它存在于形象之内、之外，读者的体察、玩
味又常常带着个人的特点，因此又具有不确定性。在这一点上，古来一些优
秀的、脍炙人口的名句大都如此。例如“沉舟侧畔千帆过”，“山雨欲来风
满楼”等。它们的意境并不能由读者任意构想，然而千百年来的吟咏者又都
可以用自己的理解去丰富它。本诗主旨在于写迎春的喜悦和期待，这是很显
然的。然而，我们如果把“千红万紫”理解为一种光明、美好的局面，把“新
雷”理解为一种使万物昭苏、震奋的力量，那末，这首诗的内蕴岂不是更丰
富、更深刻了吗？
郭沫若有一首题为《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成立十五周年纪念》的诗：
… 15…
漫天飞雪迓春回，岭上梅花映日开。一自高丘传号角，千红万紫进军来。
这首诗明显地受了张维屏的影响，可看作是对《新雷》意境的一种新开掘。
诗并不排斥知识、学问、思想、哲理以至历史，然而诗歌艺术的主要特
征毕竟在于意境。唐宋以后，中国诗歌发展中滋生着一种以议论为诗或以书
卷为诗的风气。诗人们獭祭典故，大掉书袋，把诗作为展览学问、知识的手
段，或者把诗写成有韵的政论。这些做法，忽视了诗的特征，因而也就难以
写出感人的作品。本诗作者生活在一个以书卷、学问为诗的时代，然而却能
不囿于风气。《新雷》一诗虽然也掉了书袋，但不露痕迹。全诗的艺术力量
主要建筑在鲜明而有深度的意境与新颖、独特的构思之中，这是难能可贵的。
本诗语言浅近、凝炼，富于表现力。“安排着”一词，是地道的口语。
在张维屏 （1780—1859）以前的文人诗中还很难见到。作者以之入诗，显示
了一种勇气与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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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史毕竟有是非
——读林则徐诗有感
50年代，参加选注近代诗。众多诗人中，林则徐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几
十年过去了，当年选注的诗大部分还能成诵。我以为，他的诗，值得读，特
别值得回环诵读。
试举数例：
1819年（嘉庆二十四年），林则徐被任命为云南乡试正考官，途经贵州
时，有《即目》诗云：
万笏尖中路渐成，远看如削近还平。不知身与诸天接，却讶云从下界生。飞瀑正拖千嶂雨，
斜阳先放一峰晴。眼前直觉群山小，罗列儿孙未得名。
此诗写雨后山景相当出色。贵州多山，首以“万笏”比喻高耸的群山。
次写山路，远看如刀削，而近看尚平坦，恰是山行的真实体验。“不知”二
句，写身与天接，云自下生，衬托出诗人置身之高。“飞瀑”二句，是全诗
的诗眼。很多人可能都熟知唐人王维的名句：“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
但是，本诗所写，一点也不比王维逊色。上联写雨中飞瀑的壮观，下联写一
峰先晴的美景。一个“拖”字，一个“放”字，都很传神，很生动。末二句
从杜甫《望岳》诗“西岳崚嶒竦处尊，诸峰罗列如儿孙”脱化而来，虽有欠
新颖，不过，纵观全诗，仍不失为写景佳作。
1839年（道光十九年），林则徐与邓廷桢、关天培同驻虎门，筹备海防。
时当夏历中秋，邓廷桢邀请林、关在沙角炮台赏月。林则徐有诗纪事。全诗
出之以七古体。诗人以轻快、流畅的节奏叙述舟行迅速，水师威武之后，转
笔写到高台行酒，海上月生。诗云：
莫疑秋暑酷于夏，晚凉会有风飕飗。少焉云敛金波流，夜潮汹涌抛珠球。涵空一白十万顷，
净洗素练悬沧州。三山倒影入海底，玉宇隐现开琼楼。乘槎我欲凌女牛，举杯邀月与月酬。
前人写月的作品多矣，大多以皎洁、幽静取胜；本诗写月在海上跳动，画面
阔大，气魄雄伟，另是一番景象。接着，林则徐写与邓、关二人共登山巅：
试陟峰颠看霄汉，银河泻露洗我头，森森寒芒动星斗，光射龙穴龙为愁。蛮烟一扫海如镜，
清气长此留炎州。
林则徐写本诗时，正处于与英国鸦片贩子决战前夕，诗中流露出对胜利的充
分信心。诗人期望，能就此扫荡烟雾，使神州长留清气。“大宣皇威震四裔，
彼伏其罪吾乃柔。”只要鸦片贩子们“伏罪”，林则徐就准备与之和平相处。
林则徐不了解的是，清王朝其时已经如日之将夕，灯之将枯，无威可宣了。
在现存林则徐诗中，最有代表性的当推 《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
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谪居正是君恩厚，
养拙刚于戍卒宜。戏与山妻谈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
本诗末二句原有自注，大意是：宋朝的真宗皇帝听说隐者杨朴诗写得好，召
见时问他：“此来有人作诗送卿否？”杨朴答道：臣妻有一首云：“更休落
魄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真宗皇
帝大笑，放杨朴还山。后来苏东坡被皇帝下令逮捕入狱，妻子送出门时，哭
了。苏东坡说：“你就不能像杨朴的妻子一样写首诗送我吗？”苏妻不禁失
笑，苏东坡于是出门上路。
1841年6月，清政府以“办理殊未妥善”为名革去林则徐的官衔，从重
发往新疆伊犁“效力赎罪”。途中，适逢黄河闹灾，又奉命到河南治河；河
… 17…
工告竣，清政府仍命林则徐往伊犁“赎罪”。 1842年8月11日，林则徐在
西安与妻子、家人告别，他想起了坎坷颠簸的禁烟经历，也想起了北宋时杨
朴和苏东坡的故事，因作此诗抒怀。
当时，林则徐虽然心情郁闷、痛苦，充满牢骚，但仍然故作宽慰之词，
流露出诗人性格中豁达、幽默的一面。中国古代提倡写诗要“怨而不怒”，
“哀而不伤”，这首诗正体现了这一风格。不过，使这首诗传诵不衰的并不
在此，而是其“苟利”两句。春秋时，郑国大夫子产因从事改革受到国人诽
谤，子产不以为意，曾表示：“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林则徐的这
两句诗从子产的话脱化而来，但不仅脱化得自然、巧妙，而且有创造，有发
展，是活用历史故事和古人语言的成功例子。它集中表现了林则徐尽心为公，
不计个人利害的崇高品质。这种品质，同时又是中华民族长期发展过程中形
成的优秀道德理念。它会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为国家、民族的利益献
身，林则徐的这首诗也将会流传千古，成为不朽名篇。
去新疆途中，林则徐在兰州逗留了几天，受到甘肃布政使程玉樵的殷勤
招待。9月8日，程在衙署后园——若己有园设宴款待林则徐，并作诗相赠，
林则徐作诗奉和。诗云：
我无长策靖蛮氛，愧说楼船练水军。闻道狼贪近渐戢，须防蚕食念犹纷。白头合对天山雪，
赤手谁麾岭海云？多谢新诗赠珠玉，难禁伤别杜司勋。
欢宴中，程玉樵对林在广东的功绩大为推崇，林则徐则表示惭愧。当时，南
京条约已经签订，故诗中有“闻道狼贪今渐戢”之语，但林则徐认为，外敌
“蚕食”之心有增无减，必须严防，显示出高度的清醒。“白头”、“赤手”
二句，寄意远大，感慨良深，表现出林则徐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而
又无可如何的悲凉。诗是要讲比、兴的，不能太直、太露，诗中的“岭海云”
之喻，既形象，又贴切，给读者提供了丰富的思考天地。
出塞之后，林则徐的悲凉之感愈深，其《塞外杂咏》之一云：
砂砾当途太不平，劳薪顽铁日交争。车箱簸似箕中粟，愁听隆隆乱石声。
劳薪，比喻车轮；顽铁，比喻车轴。本诗写在砂砾中行车，车箱中的人颠簸
不已，如同箕中之粟一般。它虽系写实，而对当权者的不满以及无法掌握自
身命运的牢骚尽在不言之中。
林则徐的塞外之行是不幸的，能给他安慰的只有瑰丽的风光。其《塞外
杂咏》又云：
天山万笏耸琼瑶，导我西行伴寂寥。我与山灵相对笑，满头晴雪共难消。
诗中，林则徐将天山拟人化，在想像中与山灵对话，感叹于彼此的“白发”
都难以消溶。但是，一个“笑”字，却在苍凉的气氛中输入了欢愉气息，使
人于苦涩中得到诙谐的熨帖。
邓廷桢是林则徐禁烟的战友，同被遣戍伊犁。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
清廷先行释放邓廷桢回籍，林则徐喜而赠诗道：
得脱穹庐似脱围，一鞭先著喜公归。白头到此同休戚，青史凭谁定是非？漫道识途仍骥伏，
都从遵渚羡鸿飞。天山古雪成秋水，替浣劳臣短后衣。
邓廷桢虽然被释放回家，但是鸦片战争功罪未定，邓廷桢并未起用。因此，
林诗仍充满感慨。“白头”二句，既表现了对邓的深厚情谊，又对历史将如
何定案表现了深沉的疑虑。
令人欣慰的是：青史毕竟有是非，受到不公待遇的人大都会在历史的长
河中得到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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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偏留文字缘
在日本东京都琦玉县野火止平林寺书库中，保存着大量中日文人笔谈遗
稿。
1877年，清朝政府任命何如璋为出使日本大臣，张斯桂为副使，黄遵宪
为参赞。一行人抵达日本后，受到了日本友人的热烈欢迎，源辉声、石川英、
龟谷省轩、青山延寿等一批文人经常来访。由于语言不通，而日本友人大都
能写一手流利的汉字，因此，双方便作笔谈。每次谈话完毕，源辉声便将笔
谈纸片装裱成册。其中，有关黄遵宪部分已由日本和新加坡的研究者整理成
书，并由早稻田大学东洋文学研究会出版，这就是《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
遗稿》。
《遗稿》记载了黄遵宪与日本友人交往的情况，反映了源辉声等热爱中
国文化的感情，是中日文学交流的历史证物，也是研究黄遵宪的重要资料。
据日本友人记述，黄遵宪到日本后，在紧张的使馆工作之暇，曾精心研
读 《红楼梦》，一边读，一边“加圈子”，1878年7月，他以《红楼梦》一
部赠给日本友人。9月，他又向石川英等热情介绍这部文学巨著。他说：“《红
楼梦》乃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论其文章，宜与《左传》、《国
语》、 《史记》、《汉书》并妙。”此后，源辉声读了《红楼梦》，准备通
过该书学习中国语言，黄遵宪又盛赞《红楼梦》的语言成就，他说：“编《红
楼梦》者乃北京旗人，于一切描头画脚零碎之语，无不通晓，则其音韵腔口，
较官话书尤妙。”
日本友人也向黄遵宪介绍了日本古典小说《源氏物语》，认为其作意与
《红楼梦》“能相似”。黄遵宪则遗憾地表示：“恨不通日本语，未能读之！”
他赞美日本的戏剧艺术道：“贵国演戏，尽态极妍，无微不至，仆亟喜观之。”
当时，不少日本作者用汉语写诗。龟谷省轩向黄遵宪谈到日本汉诗作者
中“近来纤靡成风”，表示要联络同志，“矫之以宋、唐”，希望得到黄遵
宪的帮助，“一振颓风，以扶大雅”。对此，黄遵宪表示：“何敢当此。愿
得随诸君子之后，力着一鞭耳。”他分析了诗歌创作中作家的“性”和“习”
的作用，认为诗风纤靡的主要原因在于“习”，即作家的取法和学习状况。
他建议日本友人们多读一点杜甫、韩愈等大家们的作品，“广其识”，“壮
其气”，“观其如何耳”。笔谈中，黄遵宪特别提到了诗歌风格的多样化问
题。他说：“诗之为道，至博且大；若土地焉，如名山大川，自足壮人；则
一丘一壑，亦有姿态，不可废也。”现实是丰富多彩的，人们的美学趣味是
多方面的，自然，诗也不能拘于一种风格，一个腔调。
此外，黄遵宪还和日本友人探讨到了生活和艺术等方面的问题。九世纪
初，日本高僧空海曾随遣唐使访问中国，归去后，书法艺术大进。石川英在
谈到此事时，表示希望能像空海一样游历中国，“得观天台、雁宕、西湖、
嘉陵”，从而提高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