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有“批倒批臭”一语，意思是不仅要在政治上将人打倒，而
且要在思想、道德、生活等方面将人批臭，于是，无中生有、无限上纲、武
断事实、牵强附会、任意解释、罗织入罪等手段一一使出，无所不用其极。
一般人以为“批倒批臭”是“文革”的“新事物”，史无前例，其实，这倒
是敝国的国粹，古已有之的。其例证之一就是上述朱老夫子的遭遇。
… 03…
为商民呼吁的袁中郎诗
袁中郎，就是袁宏道，小品文写得刮刮叫，人们往往不知道，他的诗也
写得不错，颇有现实内容，对了解明代社会相当有裨益。例如其《猛虎行》：
甲虫蠹太平，搜利及丘空。校卒附中官，钻簇如蜂拥。抚按不敢问，州县被呵斥。捶掠及
平人，千里早沙赤。
明代社会，商品经济有了飞跃发展，但是，皇族地主集团的贪欲也随之俱增，
对财富的要求日渐膨胀。凤阳巡抚李三才在给神宗皇帝朱翊钧的上书时曾
说：“陛下每有征求，必曰内府匮乏……其实不然，陛下所谓匮乏者，黄金
未遍地，珠玉未际天耳！” （《通鉴明纪》卷40）为了满足腐朽糜烂生活的
需要，皇族地主集团对全国人民，包括商民在内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掠夺。
本来，明朝政府已有完整的征收机关。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神宗皇帝
又派宦官充任矿监、税使，分赴全国各地对新兴工商业者进行公开的抢劫。
《猛虎行》一诗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这些势如“猛虎”的矿监、税使们，
依仗皇室给予的特权，无恶不作，随意诬指富户私开矿藏，随便说别人房屋
田产下有矿，以便要挟索贿，结果，搞得各地民穷财尽，工商萧条。诗末，
袁中郎沉痛地写道：“三河及两浙，在在竭膏髓。”这正是当时社会的真实
写照。
1602年 （万历三十年），袁中郎又有《竹枝词》道：
雪里山茶取次红，白头商妇哭春风。
自从貂虎横行后，十室金钱九室空。
贾客相逢倍惘然，楩楠杞梓下西川。
青天处处横珰虎，鬻女陪男偿税钱。
貂虎、珰虎，以及下文的中珰，指的都是宦官。这两首《竹枝词》反映出“贾
客”们在皇族地主集团盘剥下彻底破产的状况。如果连他们都十室九空，卖
儿卖女，则其他社会阶层的状况可想而知。
中国是个农业国家，统治阶级和士大夫一向主张“敦本抑工商”，所以，
在文学作品中，商人大抵是被批判的对象。例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他的名
诗《琵琶行》中，就指责“商人重利轻别离”。然而到了明代，这种情况有
了改变。在袁中郎的上述《竹枝词》中，商人就不是批判对象，而是同情对
象了。这是明代社会的新现象，也是明代文学的新现象。
袁中郎同情商民，反对明朝政府对工商业者的苛重剥削。他在 《青县赠
潘茂硕》诗中说：“一城不数武，容得几科条！”又在《初夏同江进士坐孙
内史池台感赋》诗中写道：“邸报传来闷，民膏到处难。东南供费极，不忍
更凋残！”当时，新兴工商业主要集中在东南地区，凋残如此，经济何能繁
荣！
东南萧条，长江流域也同样不振。袁中郎又有《沙市观竞渡感赋》诗道：
渚宫自昔称繁盛，二十一万肩相摩。西酉中珰横几载，男不西成女废梭。琵琶卖去了官税，
健儿半负播州戈。笙歌沸天尘卷地，光华盛校十年多。耳闻商禁渐弛缓，努力官长蠲烦苛。太
平难值时难得，千金莫惜买酒醝。
渚宫，当即沙市，江汉平原的物资集散地。从袁诗可知，明代中叶当地已经
有21万人口，可见其工商业之繁盛。然而，皇室地主集团派遣的宦官们一来，
折腾几年之后，结果是男废耕，女废织，连为商人们卖唱的琵琶女都失业了。
袁中郎希望统治者放松“商禁”，删除各种“烦苛”条例，让商业繁荣起来。
… 04…
明代中叶，商品经济的发展大体与西方处于同一水平，然而，西方不久
就发展起来了，迅速建立了资本主义现代文明，而中国的资本主义却始终处
于萌芽阶段。为什么？我想，其原因之一就在于高度集权的明朝皇族地主集
团对新兴工商业的压制和盘剥。读了袁中郎的有关诗篇后，也许对解决这一
中国历史之谜不无帮助吧！
… 05…
从刘效祖的 《挂枝儿》
说到艺术的露与藏
明代散曲家刘效祖有一首《挂枝儿》：
新竹儿依朱栏清风可爱，香几儿靠北窗雅称幽斋，千叶榴，并蒂莲，如相比赛。槐荫下，
清风净，垂杨外，月影筛。忽听得几个娇滴滴的声音也，笑着把茉莉花采。
这首散曲，并不能算是上品，但却可以借用来说明抒情诗美学中的一个重要
问题。
散曲中，作家首先着力描写的是环境：新竹、朱栏、槐荫、垂杨、清风、
月影，构成了一幅十分优美的图画。这里，作家的笔墨是可以称之为铺陈唯
恐不尽的，但是，一写到人，笔墨却突然吝惜起来了。作家没有肯让我们看
看这群活泼、美丽的少女的容态和她们采花时的欢乐情景，而只让我们听到
了她们“娇滴滴”的声音，从笑声中知道她们在“把茉莉花采”。
这里，不禁使我想起了我国古典艺术理论中的露与藏问题。艺术，要露，
也要藏。不露，则不能造成鲜明、生动的形象，不能语语如在目前，不能使
诗成为“无形画”；但又不能过露，过露则无余蕴，因此，艺术又要藏，藏
了，才能含蓄蕴藉，构成“画外意”。聪明的诗人和画家总是善于动员读者、
欣赏者来积极进行思维活动，挑逗他们的想像力，使他们浮想联翩，不能自
已。他们绝不把什么都无保留地献给读者，绝不培养读者成为思想上的懒汉。
刘效祖的这首 《挂枝儿》何尝不然。你看，作家在描写少女们的活动环
境时花了如许笔墨，这是露，露得很充分；但在写人时，却只轻轻地点了一
笔，旋即收住，藏起来了。这时，作者的艺术创造完成了，但读者的思维活
动却被激发起来了。他们从“几个娇滴滴的声音”里，完全可以想像少女们
的美丽容态和欢乐情景，读者完全可以用自己的生活体验去补充它、丰富它。
绘画，使用的是色彩、纸张；雕塑，使用的是石头、木块；文学，使用
的是语言。任何材料都是有限的，但读者的思维能力却是无限的。古人说：
“山欲高，尽出之则不高，烟霞锁其腰则高矣；水欲远，尽出之则不远，掩
映断其派则远矣。”（郭熙《林泉高致》）任何画幅都是有限的，要在一张
纸上表现山的高，山总不能显得很高，但是，如果在山腰上画上一抹云霞，
山就显得高了，这是读者的想像力在起作用。同样，如果刘效祖只是企图从
正面来描写少女们的容态，而不是动员读者的想像力，那么，不管他驾驭语
言的能力如何高，描写得如何细致，恐怕其效果也不会很好。古人提倡“意
到笔不到”，又提倡“以缺代全”，“以虚运实”，良有以也。
古人作诗论画，讲究虚实相生，藏露相辅。作画，要“山腰云塞，石壁
泉塞，楼台树塞”（王维《山水论》），要“道路时隐时显，桥梁或有或无”
（李成《山水诀》）。论诗，要“意有余而约以言之”，要“神余言外”，
“有弦外音。味外味”。总之，要有藏也有露，有虚也有实。惟其有藏，有
虚，所以作品才有不尽之意，欣赏者才有不尽之思。我国古典园林的杰作颐
和园，要用一个小岛将昆明湖“藏”起一半来，决不让游人一览无余，其道
理也在于此。
唐志契《绘事微言》云：“若笔笔写到，便俗。”
… 06…
宋江与儒学
——旁门说 《水浒》之一
浔阳楼上，宋江题壁词云：“自幼曾攻经史”，这是符合实际的。《水
浒》中，宋江的许多言论都可以在儒家著作中找到出处。这里列举三例，以
为证明。
“隐恶扬善”
《水浒》第三十三回写花荣诉说清风寨知寨刘高及其“婆娘”的劣迹时，
宋江劝道：“贤弟差矣！自古道：‘冤仇可解不可结’。他和你是同僚官，
虽有些过失，你可隐恶而扬善。贤弟休如此浅见。”
按《论语·子路》篇载：有一个叫叶公的人对孔子说，我的家乡有个正
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便亲自去告发。孔子说：我们家乡正直
的人和你讲的不一样，“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正直的品德就在这里。其
后，孔伋在《中庸》中明确地提出“隐恶扬善”论。又其后，西汉董仲舒在
《春秋繁露》中说：“礼，子为父隐恶。”（第二十五）班固在《白虎通》
中说：“人臣之义，当掩恶扬美。”（卷2下）可见，宋江的“隐恶扬善”
论得自儒学的真传。
尊卑“有序”
《水浒》第九十回，燕青在秋林渡射下了十数只鸿雁，惹得宋江大发了
一通议论。宋江说：鸿雁是“仁义之禽”，具备“仁、义、礼、智、信”等
五种道德，在飞行时，“尊者在前，卑者在后，次序而飞”，云云。
宋江借鸿雁说教也是有来源的。董仲舒说：雁的性格，“有类于长者”，
“长者”在百姓之上，因此，必然懂得“先后”之道和“行列”之治。（《春
秋繁露》第七十二）唐朝的孔颖达说：“物生自然有尊卑”，例如，鸿雁的
“飞行有列”就是天生的，可见，“尊卑自然而有”，“天地初分之后，即
应有君臣治国”。 （《礼记正义序》）上述宋江对燕青的说教，明显地来自
董、孔的著作。
“理合如此”
征辽后，梁山将士回军东京城下，蔡京奏过天子，传旨教省院出榜禁约：
“凡一应出征官员将军头目”，“非奉上司明文呼唤，不许擅自入城。如违，
定拟军令拟罪施行”。这道榜文激起了梁山将士的愤怒，“众将得知，亦皆
焦躁，尽有反心”。于是，阮氏三兄弟与李俊、张横等水军头领，约请了吴
用，计议“就这里杀将起来，把东京劫掠一空，再回梁山泊去”，再次起义。
事情为宋江得知，宋江除表示“我当死于九泉，忠心不改”外，又召集大小
头领训话，声称：“俺是郓城小吏出身，又犯大罪，托赖你众兄弟扶持，尊
我为头，今日得为臣子。自古道， ‘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虽然朝廷
出榜禁治，理合如此。”
这“理合如此”四字，见于《朱子语类》。
据 《礼记·檀弓》记载：晋献公听信谗言，要杀儿子申生，申生拒绝了
他的兄弟重耳劝他出逃的建议，遵从父意，自缢而死。朱熹在评论此事时说：
“人有妄，天则无妄，若教自家死，便是理合如此，值得听受之。”（《朱
子语类》卷98）在朱熹看来，“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父要子亡，不得不亡”，
晋献公要杀他的儿子申生，申生虽然无辜，也应该遵命自杀，这是“天”意，
“理合如此”。类似的话朱熹还说过多次。
… 07…
“理”是程朱理学的主要哲学范畴。据程颐、朱熹们说：在物质世界产
生之前，这个“理”就产生了。它支配着、主宰着天地万物，也支配着、主
宰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君臣，有父子，为子必孝，为臣必忠。它们都是
“天然合当如此底道理”。
很明显，程颐、朱熹们的“理”是一种为封建制度、封建伦理规范辩护
的哲学，它论证的是地主阶级统治有理、压迫有理。
宋江的思想和程颐、朱熹的思想有其相似之处，所以，他把晁盖等智取
生辰纲，上梁山，杀官军的行动称为“上逆天理”，又把李逵“杀去东京，
夺了鸟位”的豪言斥为“不省得道理”；相反，宋王朝禁约梁山将士的措施，
则被说成“理合如此”。
通过以上三例，可以看出， 《水浒》作者在塑造宋江时受有传统儒学影
响。
… 08…
宋江之死与忠义之道
——旁门说 《水浒》之二
在 《大宋宣和遗事》中，宋江打方腊后，被封节度使，是个喜剧式的结
尾。在 《水浒》中，宋江打方腊后加授武德大夫、楚州安抚使，兼兵马都总
管，但不久，就被蔡京、童贯、高俅等贼臣陷害，吃了放进慢药的“御酒”，
中毒身死，是个悲剧的结尾。
两种结尾孰优孰劣呢？
“自古权奸害忠良，不容忠义立家邦。”《水浒》写宋江之死，一方面
是为了将所谓“忠”与“奸”的矛盾贯串全书，一方面则是为了按照儒学伦
理规范，塑造一个“完美”的艺术典型。
宋代的理学家朱熹说过：“困厄有轻重，力量有小大，若能一日十二辰，
检点自己念虑动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怍，如此而不幸填沟壑，丧躯
陨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个是处。如此则方寸之间，全是天理，虽遇大困
厄，有致命遂志而已。”（《朱子学归》卷14）又说：“学者须于此处见得
定，临利害时，便将自家斩锉，也须壁立万仞。” （同上）朱熹这里讲的都
是道德修养问题，他要求人们能够经受各种大“困厄”的考验，即使碰到“将
自家斩锉”、“丧躯陨命”的情况，也要站稳脚跟，毫不动摇，恪守儒学道
德规范。
《水浒》写宋江之死完全符合朱熹的这一要求。
你看，宋江自饮“御酒”之后，已知中了“贼臣”们的奸计，于是，他
“检点自己思虑动作”，叹道：“我自幼学儒，长而通吏，不幸失身于罪人。
并不曾行半点异心之事。”很有点儿朱熹所说的“仰不愧，俯不怍”的意思。
不仅如此，他还处处替朝廷着想，怕自己死后李逵“再去啸聚山林”，便连
夜使人往润州唤取李逵，也与他慢药服了，从而消除了宋王朝的一个隐患。
宋江虽然无辜被害，死在旦夕，而对宋王朝仍然忠心耿耿，自称：“我
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今日朝廷赐死无辜，宁可朝廷
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这是宋江死前的自白，够得上朱熹所说的“方寸
之间，全是天理”的标准了。
宋江是《水浒》作者全力歌颂的英雄人物。清末的燕南尚生在《新评水
浒传》中说：“试思操纵予夺之权，耐庵之秃笔操之者也。使非第一流人物，
何故安之于大统领之地位乎？”这是看出了《水浒》作者的用心的。在宋江
身上，作者几乎堆砌了人间的一切“美德”，什么“及时雨”、“呼保义”、
“孝义黑三郎”啦，什么“仗义疏财”、“扶危济困”啦，什么“仁、义、
礼、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