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拥护中央”，随即决定离开吉安，奔向武汉。
在叶剑英离开之前，二师的左派军官以为师长祝贺生日的名义，摆酒集
会，秘密商讨武装起义。5月13日夜，左派军官们以敏捷的动作逮捕反动军
官，发动起义，并向武汉中央报捷，电文称：“本师反动分子暗中猖獗。（职
等）于本月十三日夜，协同农工群众，将本师反动分子肃清，从此绝对拥护
中央，打倒蒋介石。”20日，召开军民联欢大会。右派军官乘机反扑，向群
众开枪，当场击毙兵民十余人。 21日，隶属武汉国民政府的江西朱培德的
第三军将二师全部包围缴械，俘获了全部右派军官。
叶剑英的革命立场与吉安起义使蒋介石大为恼怒，于是便起草了上述呈
文，要求开除叶剑英等人的党籍，7月28日，南京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召
开第十七次常务会议，决定将叶剑英等“永远开除”。随即将蒋介石的呈文
转给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经8月5日第一一二次会议讨论，决定咨
请南京国民政府通缉。与叶剑英同案被开除国民党党籍并被通缉的还有张
克、邹泰安、杜若、魏燮元、王彬、刘世璋、陈世光、丘维汉、楼胜利、吴
洁等，都是吉安起义的发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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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崇禧指责“第二期清党”
“四·一二”政变前后，蒋介石等人在各地逮捕并残杀了一批共产党人。
但是，自孙中山实行国共合作政策以后，大量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积极为
国民革命工作，在各级组织中发挥着骨干和中坚的作用，其力量，其影响，
都是巨大的，无法一举铲除。这种情况，自然使刚刚建立的南京国民党当局
难以安枕，因此，他们力谋进一步肃清共产党人。
1927年5月5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及各部长联席会议决定组
织中央清党委员会。17日，该会成立，委员为邓泽如、吴倚沧、曾养甫、萧
佛成、段锡朋、冷欣、郑异等七人，以邓泽如为主席委员。其后，南京、上
海、广东、广西、福建、安徽、浙江各地陆续建立清党委员会，海外华侨和
军队中也建立了相应的组织。
根据南京国民党当局公布的有关文件，清党委员会的任务为：“肃清党
内共产分子、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投机分子及一切腐化、恶化分子。”但
实际上，所清者全为“共产分子”。这一次，胡汉民说得很老实。他说：“我
们这次的清党，是进一步把共产党的死灰都要送还给俄罗斯，不能让他留在
中国的，干脆地说，这次的清党，就是消灭中国共产党。”由于它有别于“四·一
二”前后各地发生的政变，因此，蒋介石称之为“第二期清党”。他说：第
一期清党为“紧急处分”，目的在于“打倒共产党领袖及其著名活动分子”；
第二期清党为“根本整理”，其范围“遍及一般跨党分子”。蒋介石认为，
后者较前者更加困难，是“本党真正生死关头”，必须以至大至久的恒心与
毅力，“肃清潜伏之共产分子，绝其根株”。
南京国民党当局规定：第二期清党自1927年6月1日起，至同年8月
31日止。在此期间，停止发展国民党员；所有国民党党员经过三个月的审查
再发党证；各党部于接到清党文告之日起，限令所属党员须每半月将其工作
向所属区分部报告，然后逐级呈报当地清党委员会；无故一月不报告工作者，
取消党员资格。但是，这些大都是具文，各地清党委员会的真正兴趣和主要
工作均为逮捕并审判共产党人，所谓“第二期清党”，仍然是暴力清党。
“四·一二”政变后，陈群、杨虎二人在上海滥捕、滥杀，使得某些坚
决反共的人也表示不满。5月8日，张静江致电蒋介石，要求严令陈、杨二
人“毋得过事杀戮，致招反感”。6月1日，白崇禧也致电蒋介石，批评自
清党运动以来，上海一隅“机关复杂，事权不清，处处干涉行政，任意逮捕
杀人”，以及“贿赂枉法，假公济私”等事。他沉痛地说：“举凡军阀、官
僚、贪官污吏所为之事，若辈竟蒙蔽上官，效而为之。如此革命，宁不与人
口实，民众痛苦，何以解放？”然而，这些意见和批评都未能动摇蒋介石对
陈、杨二人的信任。6月中旬，杨虎亲自率队破获中共江苏省委机关，逮捕
新任省委书记陈延年。21日，蒋介石应宁波商会之请，派陈、杨赴宁波清党，
二人一抵甬，即处决了王鲲等六名共产党人。当时，曾有人向陈群询问处刑
标准，陈答：入共产党满六个月者杀，国民党员跨党者杀。由于国民党当局
实行滥捕、滥杀，大量无辜者受到牵累。6月15日南京清党审判委员会开庭，
受审者十一人。其中三人“实无共产证据可寻”，宣告无罪；五人“均系无
知愚民”，交保释放；另三人“系过路受累，无证可指”，即予开释。由此
不难想见当年捕人的轻率。
清党的结果是，国民党失去了大量的精英，新旧官僚，政客、投机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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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乘机聚结，国民党的腐朽现象日益严重。8月22日，白崇禧在军事委员
会纪念周上发表公开讲话，再一次严厉地指责“第二次清党”。他说：
此次清党后，即发生许多以党营私之假革命党，尤在上海一隅，更加其甚。藉清党为名，
奸人妻子，掳人财物，敲榨剥削，随便杀人，以致人民怨声载道。上海是舆论的中心，故民众
对本党已渐失信仰，这是非常痛心的。
9月1日，规定结束清党的日子已届，上海市清党委员会发表宣言支持
白崇禧的讲话，宣言称：
本党自去岁北伐以来，得到民众之欢迎，箪食壶浆，惟恐未至，正有东征西怨之概。乃今
岁四月，克服江浙，假革命者冒充忠实，竟将本党令名几付诸流水。嗟呼！清党运动，固如是
耶！
白崇禧和上海清党委员会道出了一个使他们难堪的事实——经过清党，
国民党已失去人民的信仰。这是需要有勇气的。但是，他们却无论如何也不
能了解和清除发生这一现象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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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的济南惨案
1928年4月，蒋介石所率领的北伐军进入山东。日军借口保护侨民，于
4月下旬开抵济南，占领商埠。5月3日，日军突然袭击北伐军，肆意屠杀我
国军民和外交人员，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
在这一事件中，日本侵略者的疯狂、残暴、狠毒、灭绝人性得到了充分
的暴露。其罪行特征，和以后的南京大屠杀等事件虽有范围大小、严重程度
之分，但并无二致。以下仅根据 《济南五三惨案亲历记》一书（中国文史出
版社1987年版）所载部分当时人回忆，列举日军罪行数项：
第一，惨杀非战斗军人。5月1日，北伐军第一军第二十三团第一营营
长率连长及徒手士兵数人，行经济南日报社附近，被日军无故抓去，当场全
用刺刀刺死。据贺耀组回忆：凡是日军所至之处，我军官兵无论是在马路上
行走的，在商店购买东西的，在澡堂洗澡的，在理发店理发的，以及负了伤
本能行动的，几乎都遭杀害。江家池某医院，收容北伐军伤兵病号200余人，
连同四位医生，全被按屋逐一刺死，每人至少被刺10刀。护士被强奸。5月
5日，日军将北伐军一名士兵倒挂在树上，用皮鞭打后，用大针刺穿手心、
脚心，再用刀一块一块将肉割下。
第二，滥杀无辜人民。5月3日，下午，日军冲进普利门，“不分青红
皂白，见人就杀，他们双手挥动战刀，往人的头顶上直劈，将人劈作两半，
脑浆、鲜血、五脏六腑淋漓满地；或从人的头顶上斜劈，使大半个头颅带着
一条臂膀，身首异处；或从人腰中横砍，将人截为两段，又不能即死，凄厉
地尖叫，真是惨绝人寰。他们端着快枪，上着刺刀，追着人刺，刺穿胸部，
刺穿腹部，尸体倒地，肠脏流溢。小孩子被刺刀挑起，甩到空中，摔在商店
瓦屋上，摔在马路旁，摔得脑浆迸裂。被枪弹射杀幸得囫囵尸体的是少数。
两旁商店没有一家幸免。有的商店伙友被杀，有的商店伙友被活埋。”“大
街无人可杀，日兵又到小巷杀住户。”
5月10日，在大赵庄，日军用大铁丝将当地居民许士杰等三人的胳膊穿
通，连在一起，汇同顺记木厂工人等20余人，押到北胶济路一处空地，一个
一个地兜胸一刀戳穿。被戳中要害的，一刀就死了，还有未戮死的，一总推
在一个大臭水坑里活埋。凄厉惨叫之声，远近可闻。同日，赵家庄一妇人在
草棚中给小孩喂奶，小孩啼哭，被日军发现，先将小孩刺死，后割去母亲乳
房，再捅阴户刺死。
5月13日，商埠七大马路有18个过路行人，因南方口音，穿皮鞋，向
后梳头发，被日军逮捕，每人用刺刀捅遍，揪住长发，连头皮带头发一起削
下来。当时在济南，凡有下列情形者均有可能作为证据用刺刀刺死：推平顶
头与学生头者，女子剪发者，穿草鞋者，有皮带者，有灰色衣服者，有南方
人名片者，见日军害怕者，有中央钞票者，受检查时开门迟缓者，有自卫之
枪械者，带开国纪念币者，家中有关于军用品者，穿皮鞋者，南方口音者，
带相机者，镶金牙者，学生模样的青年，家藏党旗国旗，有国民党书籍者。
据有人估计，仅5月3日一天，中国军民被杀者即达4000余人。
第三，虐待俘虏。苏友三回忆：对被俘的蒋军，日本人用罐头盒子，每
人灌一盒子煤油，不喝就遭到毒打。对被俘的老百姓则用铁丝拴住双手，任
意侮辱。遇孕妇，则用皮靴向下腹乱踢以取乐。
第四，强奸妇女。5月2日，小学教员黄咏兰路过商埠公园，为两个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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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兵所追，躲到一家茶坊，被搜出后连续被三个日本兵强奸，后被挖掉双眼，
割掉两个奶子。茶坊女主人也被砍掉双手。10日，在大赵庄，几十个日本兵
及日本浪人，将一个卖煎饼的刘小俊的妻子轮奸致死。纬三路一李姓官宦人
家，被四名日军闯入，迫家主外出，强迫四个女学生做饭陪酒，奸宿两夜，
经女父送每名日兵200元，才免于继续受蹂躏。某日商面粉厂以放赈为名，
命少妇、少女先入，然后将门关闭，全行强奸。
类似的强奸、轮奸事件，每日百余起。日军甚至“当街逮着中国妇女就
地强奸”。
第五，肆意纵火。5月9日，日军在西城根各街纵火。“西城根一条街，
全被敌人一火而焚。”“全部建筑尽成焦土”。
第六，抢劫钱物。6月12日，搜检教会办的齐鲁大学，贵重物品，全被
掠去。进出城门的人，身上携带的钞票、银钱，均被搜去。东关聚盛合商号，
华丰石印局等商家的钱财，均被“暗摸”而去。
第七，残杀中国外交人员。5月3日晚，日军以搜寻武器为名进入山东
交涉署，将负责对日交涉的交涉员蔡公时等18人捆缚，剥光衣服，割掉蔡公
时的耳鼻，然后一一枪杀。
据 《济南五三惨案亲历记》一书编者调查，济南惨案中军民死伤总数
11000余人。财产损失24008万余元。直到1929年4月，日军才撤退回国。
济南惨案仅是日军侵华暴行中的很小一部分。在整个侵华过程中，用罄
竹难书来形容日军暴行是毫不过分的。
国家不强，人民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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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抗议“反革命”罪名
——因北京大学复校引起的争论
《胡适日记》中保存着一封给吴稚晖的信，抗议加给他的“反革命”罪
名。信云：
昨日会议席上，先生曾明对我说：“你就是反革命”。我不愿置辩，因为我并不很懂得“反
革命”三字是什么样的罪名。我是一个糊涂人，到今天还不很明白，今日所谓“革命”是怎样
一回事，所以也就不很明白“反革命”是怎样一回事。今天从南京回来，就去寻前几个月公布
的《反革命治罪条例》，想做一点临时抱佛脚的工夫；不料寻来寻去，这件法令总避不见面。
我没有法子，只好来求先生；倘万一先生有空闲时间，务请先生顾念一点旧交情，指示我犯的
是《治罪条例》第几条，使我好早点准备，免得懵懵懂懂地把吃饭家伙送掉了无法找回来。这
是性命交关的事，故敢麻烦先生，千万请先生原谅。
此信作于1928年6月16日。此前一天，胡适在南京参加大学院委员会会议，
和吴稚晖发生冲突，被吴指斥为“反革命”。次日，胡适因有此信。
1927年6月，张作霖在北京组织安国军政府。7月，军政府教育部决定
取消北京大学，将北京的国立九所高等学校合并为“京师大学校”。1928年
6月，安国军垮台，南京国民政府的军队进占京津，北大师生旋即展开复校
运动。但是，易培基、张静江、吴稚晖等人却提出，将北京大学改名为中华
大学，以蔡元培兼校长，蔡未就任前，由李石曾代。那时，南京国民政府的
教育、学术最高主管机构是大学院。15日，蔡元培召集大学院委员会讨论此
事。
会上，蔡元培表示，不愿兼中华大学校长，请会中决定推李石曾为校长。
胡适起立反对说：1。北京大学之名不宜废掉；2。石曾先生的派别观念太深，
不很适宜，最好仍请蔡先生自兼。胡适的发言立即遭到张静江的侄子、中央
大学校长张乃燕的反对，他站起来说：
蔡先生的兼收并蓄，故有敷衍的结果。李先生派别观念深，故必不敷衍，故李石曾最适宜。
接着，吴稚晖也站起来，用满口无锡话说了半小时，大意是：“北大之
名宜废，李石曾是 ‘天与之，人归之’。”他详细叙述了1925年的派系斗争
史。那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因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婆婆”式的封建管
理，发生“驱羊运动”，反对杨荫榆当校长。杨借故开除刘和珍、许广平等
学生自治会干部六人，受到强烈反对，形成“女师大风潮”。这一风潮迅速
发展为社会性的群众运动。当时，北京大学的教授分为两派，一部分人支持
女师大学生，组成北京大学评议会，反对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摧残女师
大，议决与教育部脱离关系；另一部分教授，如陈西滢、胡适、王世杰、高
一涵等则向评议会提出抗议，反对卷入政潮与学潮。吴稚晖在叙述了这一段
历史后说：
石曾先生向来是很能容人的，但近几年来的举动，我也不满意。度量是比较的，譬如有一
百个人才，蔡先生能容七十个，石曾先生大概只能容四十个。胡适之先生大概也不能容七十个。
根据现在北京的情形，除了石曾先生之外，有谁能去做中华大学校长？
听了吴稚晖的长篇唠叨，胡适也站起来说：
我绝不想回北大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