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振方
试论《聊斋志异》的精华与糟粕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我国文学史上的古典名著，是一部卷帙浩繁、
内容丰富、流传甚广、影响甚大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其中有很多民主性的精
华，也有不少封建糟粕。总的看来，是一部良莠并茂、玉石杂陈的作品。它
对读者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却也有不可忽视的消极作用。统观全书五百来篇
作品，思想性强、糟粕很少或较少的优秀篇章约有六十篇上下，而以宣扬鬼
神迷信、封建道德及其它有害思想为主题的坏作品则有百篇之多（篇幅一般
比前一类短）；其余三百余篇有一小部分是对读者裨益不多、危害也不大的
异闻记录，大部分则是瑕瑜互见、精华糟粕参半的短篇小说。一些文学史著
作和研究《聊斋志异》的文章、专著，不顾上述事实，硬说其中“大部分。。
是我国文言小说的珍品”，把糟粕只说成“流露出一些消极因素”，是“白
璧之瑕”。基于这个总评价，便对其民主性的精华除了正确的评价和适当的
赞扬之外，还作了一些过高的评价和不适当的赞扬，而对其中的坏东西、坏
思想往往三言两语，轻描淡写，无关痛痒地批评几句；有的甚至只谈精华，
不谈糟粕，对如此重要作品中如此之多的封建毒素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
这显然是不妥当的。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谈谈对这部古典名著的看法和意
见。
一光辉灿烂的神话题材浓重的鬼神迷信色采
《聊斋志异》只有《颜氏》、《金和尚》等很少一部分作品是完全写的
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和故事，绝大多数篇章都是写花妖狐魅、神灵鬼异的。于
是就有人说它“所选的几乎全部都是。。神话的题材”。这就把几百篇“谈
鬼说狐”之作不加区别地全部纳入神话题材之列，我以为这种观点是很值得
商榷的。
我们首先要看到，《聊斋志异》是作者的“孤愤”之书，是他假借“鬼
狐史”寄托“磊块愁”的。迫于清初的专制统治和严酷的文网，也由于他对
民间鬼怪传说的喜欢和热爱，蒲松龄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对苦难人民的同情，
以及其他进步思想，多是通过狐鬼故事书写出来的，创造了《促织》、《向
杲》、《梦狼》、《席方平》、《红玉》、《司文郎》、《叶生》、《鸦头》、
《连城》、《阿宝》、《婴宁》、《画皮》、《石清虚》、《劳山道士》等
许多光辉灿烂的神话题材的小说，构成了《聊斋志异》的主要精华。所谓“寄
托如此，亦足悲矣！”①这些作品虽有鬼狐变人、梦狼化虎等神异情节，但那
“乃是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互相变化对于人们所引起的一种幼稚的、想像
的、主观幻想的变化”，具有“幻想的同一性”。（《毛泽东选集》第1 卷，
第319 页）对读者一般也很少有那种灌输迷信思想的作用，所以不能与鬼神
迷信同日而语。相反，神话的形式给了作者许多方便，使他有了更多的幻想
自由，能较为如意地驰骋笔墨，抒发胸臆，表达理想。他要攻讦“羊狠狼贪”
的黑暗官场，就让官的父亲梦入“官虎吏狼”、“白骨如山”的“公子衙署”，
① 《聊斋自志》，见《聊斋志异》卷首。
进行“参观”（《梦狼》）；让负屈者的儿子到阴司去打官司，受折磨，继
续负屈（《席方平》）。他要揭露“盲心瞽目”的“幕中人”，“公道不彰”
的仕途科场，就平空拖出个能用鼻子嗅出文章优劣的瞎和尚，借他的口喊出
“帘中人并鼻盲矣！”的愤慨声音（《司文郎》）；让文章冠世而“所如不
偶”的落第书生死后而竟不知其死，还去帮助“知己”成名，希望“借福泽
为文章吐气”（《叶生》）。他要歌颂顽强的斗争精神，就让衔恨者扑地化
虎，吞了仇人以后再复化为人（《向杲》）；锯解不死，直打到官司赢时罢
休（《席方平》）。他要使“有情人终成眷属”，就让钟情者化为鹦鹉，飞
到恋人的身边（《阿宝》）；双双而死，结合后再还“阳世”（《连城》）。
诸如此类，都是非常快人心意的艺术处理。它们充分发挥、显示了神话题材
的长处、作用和力量，闪耀着夺人眼目的积极浪漫主义的光辉。后面我们将
要谈到：《聊斋志异》的揭露笔墨是痛快淋漓的。而那也是与神话题材的这
种作用密切相关的。我们还可以把婴宁与阿宝这两个女性形象作个比较：两
人的性格都有反封建的因素，但因为前者是狐狸变的神话人物，作者就得以
把她写得比现实人物的阿宝更加不同凡响，光彩照人。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面，《聊斋志异》的多数篇章（包括上述一些篇
章）都有或多或少、或这样或那样的迷信因素，给全书涂上了相当浓重的迷
信色彩，对读者是有危害性的。
“雅爱搜神”、“喜人谈鬼”的蒲松龄确实是个老迷信。他在《聊斋文
集》那些修庙碑记、建刹序疏中反复表达了自己的迷信观点，对天地神佛十
分崇拜，极尽歌赞之能事。说什么“菩提感应，良非妄语”，“世尊所言，
谅不我欺”，“三生种福，沾带儿孙，一佛升天，拔及父母”；还说什么“天
下事一跬步皆有前数、非偶然也。”诸如此类的话可以说俯拾即是，不一而
足。他不但口说笔写，而且身体力行，对修庙建祠之类的“善事”十分热心。
他曾为重修玉谿庵捐助“数金”，为点缀龙王庙“物色线柳”；炳灵庙大殿
“落成”而“廊庑未修”，他“每过辄三叹”，最后“慨然倡善”，写疏募
捐，以使“神人并得所栖”。（分别见《蒲松龄集》第45、75、73、108、
109 页）正是这样一个十分迷信的蒲松龄，才把搜罗来的鬼狐故事毫无选择
地“尽入”他的“鬼狐史”，这就使《聊斋志异》除了那些愤世疾俗、有所
寄托的篇章以外，还有并无什么寄托的篇章。它们纯是谈狐说鬼、语怪志异
的，除了证明鬼怪神仙确实存在以外，没有任何别的思想；除了向读者注射
迷信毒素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作用。这类作品的数量不是不足道，而是很可
观，以中华书局出的12 卷“三会”本统计，仅第一卷42 篇中就有《耳中人》、
《尸变》、《喷水》、《山魈》、《咬鬼》、《捉狐》、《荍中怪》、《宅
妖》、《雹神》、《焦螟》、《四十千》、《新郎》、《灵官》、《王兰》、
《鹰虎神》等15 篇，此外像《王六郎》、《长清僧》、《孽僧》等篇虽然不
无寓意，主要思想也还是“明神道之不诬”的。一卷如此，全书可知（虽然
其它各卷的这类作品似无第一卷多）。这就难怪有人读《聊斋志异》之后，
写出“常笑阮家无鬼论”、“庄周漫说徐无鬼”（张笃庆《聊斋志异题辞》）
之类的迷信诗句了。这类作品的大量存在，无可置辩地说明了这样一点：《聊
斋志异》中的鬼神迷信思想主要不是作者假狐鬼以泄“孤愤”的副产品，不
是采取了迷信形式的附带产物，而是这部小说集思想内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是作者世界观的落后面——唯心主义观点在作品中的反映。
评论者如果只强调寄托“孤愤”的积极面，不正视宣扬迷信的消极面，
只针砭形式的迷信和落后，不向作者思想深处挖原因，甚至把所有的狐鬼故
事全部说成神话题材，就不能对《聊斋志异》浓厚的迷信思想作出有力的批
判。
与宣扬鬼神观念一脉相通，《聊斋志异》全书弥漫着生死轮回、因果报
应、宿命论等其他各式各样的迷信思想。对这些东西，我们首先要看到：产
生它们的根基是思想认识上的唯心主义。它们向读者灌输依鬼，靠神，求佛，
任命等十分有害的消极落后思想。当然，轮回报应和宿命论还小有不同，后
者没有任何积极因素，前者似不尽然。“善人得福，恶人受罚”的报应结局
确实寓有作者劝善惩恶的苦心，其中那些为被压迫者申冤吐气的部分也曲折
地表达了苦难的人民一种无可奈何的寄托和愿望，从这个意义上说，具有一
定的人民性。不过总的看来，它对人民的觉醒和斗争是起阻碍作用的。有人
看不到这一点，把它单纯看作“浪漫主义的处材方法”，因而错误地引用高
尔基的话，说它能“唤醒对现实的一切压迫的反抗心”，能“帮助读者‘激
起对于现实的革命的态度，实际地改变世界的态度’”，这是不符合实际的。
高尔基是在论述神话时讲这些话的，怎么可以移花接木，用来说明轮回报应
的迷信思想呢？
《聊斋志异》还有像《毛狐》、《蹇偿债》、《申氏》、《邵女》、《珊
瑚》、《江城》这样的篇章，其主题就是宣扬贫富由命，贵贱在天，都是前
世的因果之报，是无法改变的；劝人“以命自安，以分自守”，以德报怨，
以忍化人。这都是赤裸裸的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反动思想。内中的因果报
应，纯粹是对被压迫人民的麻醉剂，没有任何人民性和积极因素可言。
二痛快淋漓地揭露丑恶杂陈着封建伦理观念
蒲松龄是个出身于世代书香之家的知识分子，却又始终不得志，大半生
颠沛于艰苦忧患之中，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比较密切。他虽有看不起劳动人民
的错误观点，有时甚至说过一些歧视他们的话，但对他们的感情还是比较深
厚的。他同情被压迫人民的疾苦和不幸，憎恨压迫他们的某些社会恶势力，
有时情不自禁地站出来替人民说话，喊冤。这是他世界观中很重要的进步因
素，是他对人民的态度的进步方面。《聊斋志异》为数不少的揭露笔墨，鲜
明地表现了这一点。
看来蒲松龄对贪官污吏，恶霸豪强以及心目皆盲的试官是恨之入骨的。
所以揭露起他们来总是笔酣墨饱，不遗余力，非到淋漓尽致的地步不肯罢休。
这就写下了《聊斋志异》中比较起来思想性最强、价值最高的一些篇章。《促
织》、《梦狼》、《席方平》、《红玉》、《金和尚》、《司文郎》、《于
去恶》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作。《促织》写得较深，感染力也强，它以曲折的
情节，纤细的笔墨，生动逼真地描绘出封建社会的农民一家，在上自皇帝下
至里正的残酷压迫下的凄惨的生活图景和悲苦的内心世界。小说的人物和事
件是很有典型性的，除了儿子化虫使全家富贵的情节以外，全篇绝大部分都
是人民苦难生活的真实写照，对封建社会的黑暗现实作了相当有力的揭露和
抨击。文中有些段可以说是血泪文字，读之令人切齿、下泪。《梦狼》的矛
头直指官府。那里，门前有“巨狼当道”，“堂上、堂下，坐者、卧者，皆
狼”，墀中“白骨如山”，延客以狼衔死人“聊充庖厨”。小说用比喻和象
征的手法形象地揭示出当时官吏残忍、贪婪、鱼肉百姓的罪恶本质。读之令
人心悸魄动。作者最后叹道：“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这说明他在
某种程度上看到了“官贪吏虐”现象的普遍性。可作特写观的《金和尚》把
不知是“‘尚’耶？‘样’耶？‘撞’耶？‘唱’耶？抑地狱之‘幛’耶？”
的金和尚那种炙手可热的势头直写到十二分，作者声色不动而讽刺的锋芒透
过纸背。至于《席方平》、《红玉》则把揭露官场与揭露势豪紧密地结合起
来了，虽然作者还不能也不可能用阶级观点认识封建官吏与地主豪绅之间的
关系，但由于他看到了官场人物的“羊狠狼贪”，爱财如命，有时便在客观
上显示出前者为后者服务的反动本质。所谓“金光盖地，因使阎摩殿上尽是
阴霾；铜臭熏天，遂教枉死城中全无日月。”（《席方平》）这对当时的人
民认识封建社会国家机器的阶级实质是有一定作用的。《聊斋志异》对科场
的揭露，远没有对官场揭露的深刻、有力，但那些抨击师旷（瞎子）、和峤
（有钱癖）一类试官的笔墨还是大快人心的，对读者认识封建科举制度的腐
朽不无作用。
也许就因为《聊斋志异》的揭露笔墨如此痛快淋漓吧，有的文学史就认
为：“蒲松龄之所以伟大，《聊斋志异》之所以光芒四射，最主要的原因在
于作品中反封建的意义的深刻性和普遍性。”这个评价已把蒲松龄说成反封
建的民主战士，是很难令人首肯的。《聊斋志异》有一些反封建的思想和作
品，但主要是男女爱情方面的，那无论如何也说不上“反封建意义的深刻性
和普遍性”。为了正确地（不是过高地）评价《聊斋志异》的反封建意义，
我们必须弄清作者是在什么思想指导下抨击当时社会的恶势力的。蒲松龄写
过一篇《拙叟行》，诗云：
生无逢世才，一拙心所安。我自有故步，无须羡邯郸。世好新奇矜聚鹬，我惟古钝
仍峨冠。古道不应遂泯灭，自有知己与我同咸酸。何况世态原无定，安能俯仰随人为悲欢？
君不见：衣服妍媸随时眼，我欲学长世已短！”
这诗表现了他的“正直耿介”，表现了他对丑恶的社会现象的不满，但同时
也说明了他的理想不过是周、孔那一套封建的仁义道德。“故步”、“古钝”、
“古道”虽然是与各种丑恶的世态对称的，但毕竟还是封建的东西，无论如
何也说不上“高洁的理想和志趣”——像有的评论者所说的那样。蒲松龄在
《聊斋志异》里攻讦官虎吏狼的官场也好，揭露科场的丑态和弊端也好，其
指导思想都并没越出儒家封建思想的“古道”。他反对赃官、坏官，歌颂清
官、好官；反对恶政、暴政，歌颂“善政”、“德政”；反对土豪劣绅，歌
颂仁人善士。这说明他的理想终不过是孔、孟的一个“仁”字，把希望完全
寄托在能够行“仁政”的好官身上。这一点，《聊斋志异》就显示得很清楚
了，连《梦狼》、《席方平》这样的篇章都歌颂了“有政声”、“聪明正直”
的“巨官”。如果参照他的文集、诗集，就更为清楚。他在《代人寿谭公文》
中明白地说：“昔者勇士专城，邑无喧雀，君子作宰，堂有鸣琴，圣学原为
政教之师，门人爰开循良之祖，可知建致泽之业，端在儒生，发诗书之祥，
非徒文具也。”基于这种看法，便在诗文中大力歌颂好官、“德政”。这种
文字不是一篇两篇，而是相当多；不是平平淡淡的，而是极力夸饰，充满感
情的。面对这种情况，不仅可以断言其攻讦官场的指导思想是“仁政”，甚
至有理由认为：蒲松龄刚直不阿的品格也是需要打折扣的。至于揭露科场，
其总的情绪是恨试官“心盲或目瞽”，不能选拔真才，即所谓“仕途黑暗，
公道不彰”（分别见《蒲松龄集》第755、136 页）；而不是反对科举制度。
这样的揭露即便“所流露的感情。。达到了愤怒的顶端”，“对试官表现了
深沉的仇恨”，也没有跳出封建传统观念的樊篱。我们在肯定这些作品思想
意义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分寸，说“它们抨击了封建统治阶级给读书人设下
的罗网——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就未免誉之太过了。不少文章援引鲁迅
说的“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
这几句话来评价《聊斋志异》这类作品的思想高度和力量，这是很不妥当的。
鲁迅讲的是反封建的民主斗士，他们曾是“旧垒”中人，但已“警觉”，已
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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