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者，较现存手稿第一册的“十之三四”要多不少，而在康熙二十一年重编
时，认为其中若干篇写得还不够好，把它们删去了。至于这些删去的篇章，
是就此抛弃，还是后来经过改写、编入其后的各册中去了，目前尚无可资推
论的资料。
（二）
手稿本第二册开始写作的时间，《狐梦》篇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线索。
该篇末云：“康熙二十一年腊月十九日，毕子与余抵足绰然堂，细述其异，
余曰：‘有狐若此，则聊斋之笔墨有光荣矣。’遂志之。”详其语气，显然
是腊月十九日听到毕子的叙述后就命笔的，其写作当在康熙二十一年年底，
至迟在康熙二十二年年初。而第二册在《狐梦》之前，尚有长篇《鸦头》、
《封三娘》，短篇《酒虫》等，它们都当在《狐梦》之前已经写成。所以，
即使《狐梦》延至康熙二十二年初才命笔，而《鸦头》等篇的写作则必不至
迟于康熙二十一年。又因第一册倒数第二篇《祝翁》已提及康熙二十一年事，
其写作不能早于该年，收于第二册的《鸦头》等篇自不当反较第一册的作品
写得更早，故必为康熙二十一年之作。第一册所收作品既至该年秋天为止，
则第二册中列于《狐梦》之前的《鸦头》、《酒虫》、《木雕美人》、《封
三娘》皆为该年秋、冬二季的作品。
对此，读者也许会感到怀疑：《狐梦》所叙的故事是跟《莲香》一样地
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为什么其篇末所交代的故事来源又可以信为事实而作为
推定写作时间的依据呢？这是因为：篇末所说的“绰然堂”，是确实有的，
为蒲松龄同邑名人毕际有家中之堂。际有曾任南通州知州，故蒲松龄称为“刺
史”，如《聊斋诗集》卷二的《次韵毕刺史归田》、《毕刺史效樊堂落成》
等篇，“毕刺史”皆指际有。《狐梦》篇一开头就说：“余友毕怡庵，。。
尝以故至叔刺史公之别业”。再联系篇末“抵足绰然堂”之语，此“刺史公”
显指毕际有。当时毕际有还活着，毕氏又系当地大族，毕怡庵若不是确有其
人，蒲松龄决不敢任意给毕际有捏造出一个侄子；因为在封建宗法观念的支
配下，这会引起毕际有及毕氏宗族的公愤，闹出乱子来。毕怡庵既实有其人，
他若没有把自己与狐狸的恋爱故事告诉过蒲松龄，蒲松龄对此也决不敢任意
虚构与捏造。所以，篇末所交代的故事来源当是事实。至于故事自然是虚构
出来的，但虚构者应该是毕怡庵自己而不是蒲松龄。盖怡庵“倜傥不群，豪
纵自喜”（《狐梦》），虚构出一个以自己为主角的恋爱故事，并请蒲松龄
写入《志异》中，此亦正其“倜傥”、“豪纵”之一端。
手稿第二册完成于何时，以及第三、四册的具体写作时间，都难于精确
推定，但这三册大致写于康熙二十一年至三十年间。因为第四册最后两篇为
《宫梦弼》及《鸲鹆》，《鸲鹆》篇末云：“毕载积先生记。”是该篇实毕
载积所作。载积即际有，与蒲松龄关系甚密，故以自己的作品送给松龄，让
他收入《志异》中。第六册《五羖大夫》篇末亦云：“毕载积先生志。”“志”
即“记”之意。该篇次于《李司鉴》篇之后。同是毕载积的作品，而分列两
处，当是松龄收到际有所送《鸲鹆》，系在《宫梦弼》脱稿之后，故即与之
相次；收到际有所送《五羖大夫》则在《李司鉴》脱稿之后，故该篇即与《李
司鉴》相次。际有卒于康熙三十二年，松龄收到其所送的这两篇作品，自都
不至在那之后。是以《志异》中列于此两篇之前者，皆为康熙三十二年际有
去世以前所作。但第五册《何仙》篇述康熙辛未岁（三十年）乐陵李忭岁试
得四等事，末云：“次岁果列前名。”是该篇至早作于康熙三十一年。而在
第五册中，自第一篇至《何仙》篇约占五分之一册强，余下的五分之四册及
第六册《五羖大夫》前诸篇（共十一篇）皆需在康熙三十二年际有卒前写成，
则《何仙》篇之作实亦不得迟于康熙三十一年。又，关于际有去世的具体时
间，我在为古籍出版社重印三会本《志异》写《序》时，因《聊斋诗集》卷
三《哭毕刺史》第八首有“年年花发子云居，今日登临泪满裾”之语，知其
作于春日，又因该诗在《聊斋诗集》中列于癸酉年，路大荒先生《蒲柳泉先
生年谱》康熙三十二年癸酉谱亦有“毕际有卒，先生为诗挽之，并作征挽诗
序启。（聊斋文集、诗集及毕氏家谱）”的记载，遂误以为该诗即作于毕际
有去世的康熙三十二年，进而误定际有卒于该年春日。按，路先生定际有卒
于康熙三十二年的资料依据中，列有《毕氏家谱》，际有卒年当无讹误。然
《聊斋诗集》的编次则间有疏失，不尽可据。如卷一辛亥年有《怀郢社诸游
好》诗，壬子年又有《夜坐有怀郢社兄弟》，二诗实即一诗，其编年至少必
有一误。考《征挽毕载积先生诗序启》（此篇在《聊斋文集》中本未注明作
年）云：“盖宇庙难堪之事，惟宿草之盈坟；况国家可惜之人，见蓬颗之蔽
冢！。。惟愿青箱才子，同歌九变之章；白雪词人，共赋《七哀》之什。”
是该文实作于际有既卒之明年，故有“宿草”语。而《哭毕刺史》第一首亦
云：“宿莽笼笼暗夜台，百年事业一蒿莱。。。老成谢后芳型远，尚有良朋
赋《七哀》。（原注：时李希梅作哀诗。）”此“宿莽”亦指“宿草”，与
《志异·小梅》“迨宿莽既滋，妻子陵夷，则车中人望望然去之矣”语中所
云“宿莽”相同，而非《离骚》“夕揽洲之宿莽”句所指的卷葹。诗的末句
“赋《七哀》”云云亦可与《征挽毕载绩先生诗序启》的“共赋《七哀》之
什”句相印证。是此诗此文皆撰于康熙三十三年，二者为先后之作。路大荒
先生谓撰于康熙三十二年，盖偶然失检；《诗集》以之编入三十二年，亦误。
该诗第二首又云：“君卧病时我亦病，我来君已弃尘寰。”第六首亦云：“临
别清谈还竟夕，谁知永诀已千秋！”此皆际有卒后第一次来吊唁的口气。故
际有当卒于康熙三十二年冬日。盖若卒于夏秋间，则松龄其时虽亦卧病，但
既非致命，卧床自不致太久，以松龄与际有关系之密，俟病稍愈，自当即来
吊唁，决不容迟至第二年“花发”之时。我前谓其卒于春日，其错误更属显
然。而因为《志异》第五册《何仙》写于康熙三十一年，自该篇至册末尚有
约五分之四册，以分量言，第五册的写成恐当至康熙三十二年秋天。又因《何
仙》以前诸篇，在第五册中约只占五分之一，故第五册的写作可能开始于康
熙三十年。换言之，第二册至第四册当写于康熙二十一年至三十年间，松龄
收到际有的《鸲欲》，大约亦在康熙三十年。
在第二、三、四册中的作品，就目前所知，大致可以分为两段。第三册
第一篇《大人》，有“长山李孝廉质君”语。质君名斯义，康熙二十七年进
士，此称“孝廉”，当作于康熙二十七年春斯义成进士之前。同册《刘姓》
篇，亦至迟为康熙二十六七年之作，此可从篇中所述李翠石事知之。翠石实
有其人，《淄川县志》有《传》。《传》尝谓“邑侯张公嵋书‘名高月旦’
四字，以表其门。”张嵋任淄川知县始于康熙二十五年，亦见《县志》。是
翠石至少于康熙二十五年尚在世，否则张嵋就只能表其墓而来不及“表其门”
了。又，《聊斋文集》卷二《龙泉桥碑》：“范村李君翠石，其为人，敦笃
乐善，一乡称长者，忽发慈悲，锐任之（按，指修龙泉桥），捐其产，泻其
囊，数年始竣。费金几盈千，而将伯之助予，盖十而三之。。。壬戌，工既
九仞，唐太史为作《记》，未遑寿山，而翠石先朝露，。。”龙泉桥系跨崖
而建，“寿山”谓以唐梦赉所作《记》刻于山崖上。桥尚未最后建成，李翠
石已乞唐梦赉为之作《记》，其欲借此扬名的心情何等迫切！则桥一落成，
自必即刻刊石，不当迁延。故“未遑寿山”云云，其实也就意味着桥尚未最
后建成而翠石已卒。但翠石至少活到康熙二十五年，何以未能亲见该桥的竣
工？此当是壬戌之后，建桥的工程曾一度停顿，原因恐在于翠石财力不继（蒲
文先云翠石“忽发慈悲，锐任之”，显然是欲独力修桥；而下文又云“将伯
之助予，盖十而三之”，是其后由于财力不足，又不得不请求别人捐款协助；
大既由于未能及时得到捐款，以致桥工停顿颇久）。据“数年始竣”云云，
知自翠石“锐任之”至该桥最后建成，至多八九年；而由“费金几盈千”的
事实，可知此桥极其难建，康熙壬戌时“工既九仞”，必已至少修建了两三
年。今假定自康熙十九年开始修建，下推八九年为康熙二十六七年。李翠石
若卒于康熙二十七年之后，当亲见此桥的建成，不至“未遑寿山”而“先朝
露”了。所以，翠石之卒当在康熙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之间。而《刘姓》篇
云：“去年，李（翠石）诣周村，。。”文中及赞语中亦无一语言及翠石之
卒；是写作该篇时翠石当尚在世，自不得迟于康熙二十六七年。这也就是第
三册《刘姓》以前诸篇在写作年代上最迟的断限。
（三）
参以上述第五册的完成时间及第六册中收有毕际有《五羖大夫》一事，
第六册开始写作的时间，当在康熙三十二年秋冬间。而该册《水灾》篇已述
及康熙三十四年事，至早作于该年；自该册第一篇至《水灾》，尚不及全册
的一半，是其第六册的写作速度较第五册显然降低了。又，第七册的写作大
约开始于康熙三十九年左右（说见后），第六册完成的时间当亦与之相接。
第七册的第九篇为《司训》，中有“朱公子子青《耳录》”云云，子青
名缃，为候补主事。此仅称“公子”，当作于其为候补主事之前。《聊斋诗
集》卷四有《朱主政席中得晤张杞园先生，依依援止，不觉日暮，归途放歌》
诗，系康熙四十一年作（参见路大荒先生《蒲柳泉先生年谱》）。是子青于
康熙四十一年已得主事衔，《司训》之作至迟在康熙四十年。《司训》之后
的第十六篇为《王十》，篇末赞语有“盗者白昼劫人，而官若聋；铸者（按，
指铸私钱者）炉火亘天，而官若瞽”云云。考《聊斋文集》卷十《救荒急策
上布政司》：“然今日之钱禁，其陋弊与盗案等，盖法令太严，则官不敢报，
因而私铸益多，自长山、邹平以及武定诸处，铸炉不下千支。京都之局，不
足供千炉之毁，于是私铸遍地，而官钱之存者几希矣。”然而《王十》篇所
云，正《救荒急策》所谓“今日”情状，二者的写作时间，当相距不远。《救
荒急策》作于康熙四十三年，是《王十》之作，早则康熙四十一二年，迟则
康熙四十四五年耳。《司训》与《王十》既相隔十六篇，在写作时间上自也
有相应距离，但不至相距太远（因这十六篇中长篇不多），故《司训》之作
即使略早于康熙四十年，但一定也与该年很相近。又因第七册在《司训》之
前尚有八篇，这八篇的写作当然也要花点时间；所以第七册的开始写作大约
在康熙三十九年左右。至其写完该册，大概在康熙四十六年。因第八册《夏
雪》篇记及康熙四十六年丁亥七月事，而赞语云：“世风之变也，下者益谄，
上者益骄。即康熙四十余年中，称谓之不古，甚可笑也。举人称‘爷’，二
十年始；进士称‘老爷’，三十年始；司、院称‘大老爷’，二十五年始。。。
窃意数年以后，称‘爷’者必进而‘老’，称‘老’者必进而‘大’，但不
知‘大’上造何尊称，匪夷所思已。”据“即康熙四十余年中”一语，知其
时为康熙四十几年，故该篇至早作于康熙四十六年，至迟作于四十九年。然
自《夏雪》至该册末，约为十分之九册。又，《聊斋俚曲集》中的《墙头记》，
李氏云：“可不知上了监（国子监），人叫咱什么？”赵氏云：“如今都是
叫爷，叫奶奶。”是监生已经称“爷”，较《夏雪》所云“举人称‘爷’又
进了一步；《禳妒咒》、《磨难曲》则举人已称“老爷”。此三种俚曲当都
作于《夏雪》之后，蒲松龄卒于康熙五十四年正月，其从事写作至多到五十
三年底为止。加以自康熙四十九年后，蒲松龄体力、脑力都日益衰退，四十
九年所作《大雪连朝》诗有“读过旋忘”之叹，五十一年所作《老叹，简毕
韦仲》有“谁知白发增益增，百骸疲惰官不灵。健忘已足征老困，病骨可以
卜阴睛”等语。五十二年其妻刘氏卒，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身体也更衰惫，
《与李淡庵》：“弟日益惫，又兼有悼亡之感，穷而无告矣。”在这种体力
日衰、而最后一年多又情绪不佳的情况下，从四十九年到五十三年的时间内，
要写十分之九册《志异》和篇幅不小的三个俚曲，这恐怕是不可能的；在这
期间《志异》的写作进度反而比前两册快，恐怕也不可能。据上所推定，写
第六册用了大约七年时间，第八册的写作若开始于四十六年，则七、八两册
亦各用了七年时间，较合情理；越把第八册开始写作的时间往后挪，则第七
册越慢而第八册越快，可能性也就越小。至于第八册开始于四十五年以前的
可能性，恐怕也很小；因《夏雪》的写作至早在四十六年七月，而《夏雪》
以前的不过十分之一册，其所用的写作时间不需要那么多。
现将我关于《志异》写作过程的推断概述于下：《志异》系于康熙十一
二年或稍后开始写作，至康熙二十一年秋天完成现存的手稿本第一册，其中
十之三四为康熙十八年春天以前所作，十之六七为十八年春天以后所作，特
别是从康熙二十年秋天以后至二十一年秋天的这一阶段，以不到一年的时
间，完成了半册。自康熙二十一年秋天至三十年的九年间，写了第二、三、
四册，平均约三年写一册，但在实际上，也可能有的超过三年，有的不到三
年；其中第三册《刘姓》以前诸篇，其写作时间大致不可能迟于康熙二十七
年。自康熙三十年至大约三十二年秋间，写了第五册；自康熙三十二年秋冬
间至大约三十九年，写了第六册；自大约康熙三十九年至四十六年，写了第
七册，此后即开始写第八册，该册的写成大约在其逝世前不久。所以，此书
的写作，前后共四十年余。蒲箬等《祭父文》说：“暮年，著《聊斋志异》
八卷。”这是不确切的。《志异》既有康熙十八年自序，绝非暮年才开始写
作。大概蒲箬等曾经看到过他在暮年写作《志异》，遂把它误以为暮年之作
了。至于蒲箬的《清故显考岁进士、候选儒学训导柳泉公行述》所云“《志
异》八卷，。。积数年而成”，则当是把《志异》仅仅看作“暮年”之作而
产生的进一步的误解。有些研究者因《聊斋自志》署康熙十八年，遂认为《志
异》于该年已基本成书，恐也非确论。
（选自《蒲松龄研究集刊》第1 辑，
齐鲁书社1980 年版）
骆伟
《聊斋志异》版本略述
蒲松龄《聊斋志异》是一部脍炙人口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它在我国文学
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在世界上也颇负盛名。
《聊斋志异》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