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允许有疑的情操是纯洁的。疑生怕，怕生变，变生离，“悔恨不已”，绵
绵无期。虽然留下两种名花，为后来天下人观赏，对常生却无补于万一。
也许是有憾于常生之“未达”，蒲松龄就在《黄英》和《香玉》两篇中，
创造了比常生高的“达”人形象。我读《聊斋》时，常常这样想：只读《葛
巾》，很难全部猜透蒲松龄的思想，如果把《葛巾》和《黄英》、《香玉》
等写花精的篇章对照着读，加以比较，既可以看出彼此相似之处，又可以看
出相异之处。这相异之处，正是蒲松龄用互相对照、互相补充的写法，将他
对现实人物的观察和对理想人物的追求表现出来了。《黄英》里出身于好菊
世家的马子才，与菊精黄英结为夫妇，生女。英弟屡醉而现出本相，“马见
惯不惊”，更不疑英，此可谓“达”矣，所以能始终保持着幸福的家庭。“后
女长成，嫁于世家。黄英终老，亦无他异。”若马也见异生疑，生怕，其结
果当亦与《葛巾》相似。《香玉》里的黄生，爱上白牡丹精香玉，不仅不疑，
等香玉成了花鬼，而仍能情不移，且誓言死后当寄魂于花旁。黄生死后果然
化为白牡丹之一枝，与香玉合二为一了。不愿花精与己延子孙，自己宁愿化
为异类，比常大用、马子才都“达”的多，“达”的更彻底——由人“达”
物。如果说连理枝、比翼鸟、梁祝化蝶等传说，都是由悲剧而幻化出的情写
的伸延，那么，黄生死后之变牡丹，则是乐天的情笃的幻化。蒲松龄所要追
求的“达”的最高境界就是如此。但是，在蒲松龄所处的那个封建时代，这
种对情的追求，只能寄托在浪漫主义的幻想中，也只有在浪漫主义的理想人
物（包括花妖鬼魅）的塑造中，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他的自由想像，或则人
变物，或则物变人，人人皆能变，物物皆能变。由这种广泛的物人互变所形
成的艺术形象，又诱发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无限的联想力，因而产生了阅读
时所感觉到的一种特殊的环境气氛，仿佛自己周围的一切都有潜在的精灵活
动着。
然而，就人物形象的现实真实感来看，蒲松龄所评议的常生的“未达”
处，却正是他的真。在实际生活里，人和异类之间根本不可能有爱情婚姻，
所以，在浪漫主义的文学形象的创造中，当人发现他所爱的人是异类的变化
时，产生疑惧是合理的必然的，有其真实的现实的心理基础。人类早期的神
话和传说，人神物互相爱恋结合，被视为正常现象，甚至每个民族或部族，
都要找出一个非人的祖先，或蛇，或猛兽，或飞鸟，等等，以此为荣，毫无
疑惧。当人类更多的认识了客观世界和自己的时候，这种神话和传说就消失
其基础，物人之间的界限愈分明。“人为万物之灵”，怎么能和异类平等呢？
有了这样的界限和心理，才会产生人与异类有疑惧的新传说，《白蛇传》里
许仙于五月端阳见白蛇现身的惊变，就是最好的例子。蒲松龄要求的“达”
是不疑不惊不变，显然不是要回复到原始时代，而是要求一种更富有具体社
会内容的始终如一的真情，来对抗封建社会那种以理压制情的专制。蒲松龄
是希望常生能“达”的，他赞扬了马生和黄生的真“达”。蒲松龄要求改变
的正是实际生活里由于种种不“达”——疑所产生的悲剧。当然，常大用的
不“达”，还有作者对他的构思规定。他若真“达”了，“洛下无双”的两
种名花也就没有了，将是另外的结局。从这点看，《葛巾》的社会现实性的
真，才使人于欣赏的满足里潜隐着丝丝的悲凉，感到与生活里的真更相近相
通。
在幻想里寻求和描绘“达”的形象是完全自由的，但是，一触到社会的
实际，不“达”者比比皆是，想自由则难办到。蒲松龄自幼聪颖过人，然时
艰命乖，一生坎坷，使他本来很“达”的性格，都转化成郁积的“孤愤”，
而且周围的黑暗的社会现实又不允许他痛快的直抒胸臆，他只好到幻想里将
“孤愤”之情转化为对花妖鬼魅的纵情放歌。初读之，会被其美的幻想所陶
醉，再深思，则一阵酸苦渐渐袭来。蒲松龄的传奇小说不同于童话或寓言，
当读了《葛巾》以后，再到牡丹圃中观赏一番，就会体味到蒲松龄所写的喜
剧故事背后总隐藏着悲剧的余韵。这种特殊的艺术风格，正是蒲松龄特殊的
心灵活动的返照。《葛巾》就是他对人生的缺陷——不“达”的哀惋之歌。
然而，这哀惋是被两种眩目的名花遮掩着的——在不易看到的花瓣与花托之
间夹着。
1982 年4 月，牡丹含苞待放时
（选自《聊斋志异鉴赏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年版）
马振方
构思新巧形象生动
——《司文郎》赏析
怀抱奇才、终老明经的蒲松龄在其名著《聊斋志异》中创作一批反映仕
途、科举的短篇小说，《叶生》、《于去恶》、《司文郎》都是其中的佼佼
者。这三篇作品，主人公都是怀才不遇之士，而且都具鬼魂身份，立意却各
有侧重，角度也各不相同，形象结构、表现方法各具特色，各有千秋。《叶
生》篇幅较短，情节也较单纯：沦落书生，郁郁而死，“魂从知己”，助友
成名，“借福泽为文章吐气”，表现落第才人的悲惨遭际和悲苦心理。《于
去恶》是影射、象征之作：冥府开考，鬼士入闱，师旷（无目）、和峤（有
钱癖）充任试官，“游魂耗鬼杂入衡文”，致使大批佳士被黜，文运颠倒，
以此讽喻现实文场的“鸟吏鳖官”、乌烟瘴气。三篇之中，《司文郎》篇幅
最长，思想内容也较前两篇更为丰富，既讽刺了妍媸不辨的试官，又创造了
助友应试的游魂；既有笑骂，又有悲歌，很像《叶生》与《于去恶》的合璧。
还是让我们进入它所展示的艺术世界吧。
王生与余杭生同赴乡试，比屋而居。忽有宋姓少年来游，气宇轩昂，“言
语谐妙”。王生“心爱敬之”，以礼相待；余杭生“居然上座”，冷语相嘲。
宋像一块试金石，使两个考生的品德高下分明、相形见绌。余杭生继而逼宋
“当前命题”，比试作文，被宋两度占先，开口不得；后“以窗艺示宋”，
又被他“且诵且訾”，批得汗流满面，惶愧无地。与此同时，宋与王生结成
契友，遍阅王作，颇为称赏。这样，这位少年又像一台天平，将两个考生的
文章、才学置诸两端，即刻量出它们的轻重。经过这样一番铺垫，即写放榜
——“王下第”，余杭“领荐”，对文场、试官会有相当强的讽刺力量。但
作者没有那样处理，又借宋的慧眼凭空拖出个能用鼻子辨别文章的盲和尚。
焚古大家之文，他受之以心；焚王生之作，他受之以脾；至焚余杭闱墨，则
“咳逆数声”“强受之以鬲”。这一奇特的艺术构想，把余杭生文才之劣一
下渲染到最大限度，为放榜作了又一层铺垫。此后揭出考试结果，就将试官
的昏愦、荒谬，文场的混沌、黑暗，表现得异常充足饱满。好像拉满硬弓射
出去的箭，具有穿透目标的力量。盲僧不禁发出这样的慨叹：“仆虽盲于目，
而不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这不只是一句俏皮话，也是水到渠成的结
论，在读者心中引起强烈的共鸣。作者并未就此止步，随后又让盲僧从“诸
试官之文”中嗅出余杭之师的劣作，构成如下一段奇妙文字：
生焚之，每一首都言非是。至第六篇，忽向壁大呕，下气如雷。众皆粲然。僧拭目
向生曰：“此真汝师也！初不知而骤嗅之，刺于鼻，棘于腹，膀胱所不能容，直至下部出
矣！”生大怒，去，曰：“明日自见，勿悔！勿悔！”越二三日，竟不至；视之，已移去
矣。——乃知即某门生也。
情节至此，推出高潮，对文场、试官的嘻笑、嘲讽也达于极顶，真可说是淋
漓尽致，无以复加。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境界，有不到山穷水尽不肯
罢休的势头。同《于去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一高潮之后，并未收煞，余杭逃匿，盲僧隐去，单写宋某与王生。听
说第二年再行乡试，王“遂不归”，受教于宋，“熟习益苦”，不想竟“以
犯规被黜”。宋因而大哭不止，抢呼连声：“其命也夫！其命也夫！”一痛
之下，对王说明自己的来历。原来他并非生人，而是游魂，生前“少负才名，
不得志于场屋”，死后“岁岁飘蓬”，不忘未酬之志，便极力帮助王生成名，
欲借良朋之身“一见飞黄之快”。这与叶生“借福泽为文章吐气”的行径、
心理十分相似。不同的是，叶生一举成功，使丁生连战连捷；而宋某连这个
愿望也未实现，可悲可悯又多一层。此乃作品情节的又一高潮。
《聊斋》是蒲松龄的“孤愤”之书，是其思想、生活的艺术结晶，注重
立意，讲究构想，追求思想的艺术表现。《司文郎》就是突出的一例。不见
一个试官出场，却生动地显示了他们的盲心瞽目；以幻想的鬼魂作主人公，
却清楚地揭露了现实的科场。人物、情节、形象结构，巧妙地表现作品的主
题；在形象与思想之间建立了新颖的、强有力的艺术关系和联系。这里，需
要特别谈谈怪异形象在艺术构思中的作用问题。《聊斋》是“搜奇抉怪”之
作，是假“鬼狐史”写“磊块愁”的，花妖狐魅、神灵鬼异大多寓有讽世之
意，是揭示现实本质、表达生活理想的艺术手段。此乃蒲松龄学习和发展民
间传说的重要成果。一方面，他将大量怪异传说加工改造，充实提高，使其
成为富于思想的艺术品；同时，他自己也运用这种手段创造一批寓意鲜明的
幻想小说。后者的怪异人物、情节，讽谕性往往更为突出。《司文郎》就是
此种篇什的代表作。宋某和盲僧显然出自作者的精心设计，对揭露现实文场、
表现思想主题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宋是全篇中心人物，先为鬼而后为神（司
文郎）。为鬼尚且不忘功名，继续生前的追求，这是神话题材独有的照映、
衬托之法——不写其人，而写其魂，以虚衬实，以死照生，从而获得夸张的
效果，造成“死而不已”的意境。为神的寓意更明显：“梓潼府中缺一司文
郎，暂令聋僮署篆，文运所以颠倒”，由于孔子的举荐、力争，宋姓少年得
任此职。梓潼是道教神名，即梓潼帝君，掌管文昌府及人间功名禄位。梓潼
府即文昌府。“暂令聋僮署篆”的构想是抨击文场、试官的余波，用象征的
笔法把矛头指向执掌科场大权的贵官，翻出新意。至于让儒家的圣人为道教
一个神职大操其心，同冥府阎罗发生争执，把有德有才之士“拔充清要”，
扭转文运，不过是作者无可奈何的愿望罢了。与宋相比，盲僧所占篇幅有限，
起的作用却很显眼。两目皆盲，嗅文以鼻，极荒诞，又极传神，仔细体会，
有多种妙用。唯其如此，才能与五脏六腑的反应联系起来，从而生出受之“以
心”、“以脾”、“以鬲”的三种文境境界，生出“咳逆”、“作恶”、“向
壁大呕”、“下气如雷”等一系列风趣的行动细节。也只有借助这样的形象，
才能道出“帘中人并鼻盲矣”的快言快语。再看下面这段描写：
（王）每焚一作，僧嗅而颔之。。余杭生未深信，先以古大家文烧试之。僧再嗅曰：
“妙哉！此文我心领之矣。非归、胡何解办此？”生大骇，始焚己作。僧曰：“适领一艺，
未窥全豹，何忽另易一人来也？”生托言：“朋友之作，止彼一首；此乃小生作也。”僧
嗅其余灰，咳逆数声，曰：“勿再投矣！格格而不能下，强受之以鬲，再投则作恶矣。”
生惭而退。
此段文思周到、绵密，极合人情事理。以鼻断文，余杭生必不深信，必先焚
大家之文以试之，托言朋友之作以欺之。有此一试一欺，才见盲僧论文之神，
余杭所作之劣，很有意味和表现力。而这一试一欺，正是从“以鼻代目”、
易受欺骗的特定情况生发出来的，如果有目或“以耳代目”，此种情节就不
成立了。统观全篇，有关盲僧的一段最为精采，如天外飞来，奇峰突起，意
趣横生，出神入化，生动显示出文场的某些本质方面，是幻想与现实的奇妙
结合。
作品写了两个现实人物——王生和余杭生。一个怀才不遇，一个无才而
遇。如此强烈对比的形象，自然也是为了揭露文场和考官特意安排的，是全
篇思想结构中两枚黑白分明的棋子。宋与盲僧也是在此对比中才得充分发挥
作用。《叶生》、《于去恶》以及《贾奉雉》等反映科举考试的篇什，都只
写了怀才不遇的正面主人公。用对比的形象显示主题是《司文郎》艺术构思
的一个特点，也是这篇小说思想价值的独到之处。
然而，《司文郎》的人物并非只是显示主题的手段，思想结构的棋子。
他们都是作者从社会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有灵魂、有血肉、有独立性的活生生
的人。蒲氏一生多次入闱，屡试不第，坐馆教书数十年之久，对各色各样的
书生、士子了解甚多，感受甚深；对他们的癖性、习俗、言谈举止了如指掌，
烂熟于心。在借助他们表现思想、讽谕时世的同时，将其相关的日常情事织
入作品，构成富有生活气息的情节和细节，显示人物的性格、心理、音容笑
貌，造成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看余杭生——王投刺拜访，他“不之答”；
王与宋“共起逊坐”，他不礼让；初见宋面，便以“尔”相呼：“尔亦入闱
者耶？”知宋无意入闱、省籍山东，竟说什么“足见高明，山左右无一字通
者”；及至遭到宋的回击，立即恼羞成怒，“轩眉攘腕而大言曰：‘敢当前
命题一校文艺乎？’”开头这样寥寥几笔，就把一个骄妄、浅薄、浮躁的狂
生活画出来，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作者特别写到宋姓少年喜欢吃庶
糖水角，“三五日辄一至，王必为之设水角焉”。这一生活细节不仅给宋、
王的形象增加了血肉，对刻画余杭生也大有用处。由于被宋挫了锐气，心怀
妒忌，看到王的文章有宋的圈点，就轻薄地讥讽：“此大似水角子！”放榜
之后，他“意气发舒”，找盲僧算账，第一句话就说是：“盲和尚，汝亦啖
人水角耶？今竟何如！”这些关系水角的话，将余杭生的品格、性情，不同
境况下的心理、神态，表现得清楚而又生动，很有艺术光彩。
司文郎宋某为鬼为神，形象却是逼真的活人，十分富于人情味。他才情
横溢，少年气盛，一出场就同狂妄、傲慢的余杭生展开一场唇枪舌剑的遭遇
战，对其蔑视北人的谰言即刻回报：“北人固少通者，而不通者未必是小生；
南人固多通者，然通者亦未必是足下。”这话确当、锋利，无懈可击，开口
便见谈吐不凡，“言语谐妙”。说完还要“鼓掌”，快意可知。随后与狂生
比试文章，大显身手，才华意气，颖脱而出：
王随手一翻，指曰：“‘阙党童子将命。’”生起，求笔札。宋曳之曰：“口占可
也。我破已成：‘于宾客往来之地，而见一无所知之人焉。’”王捧腹大笑。生怒曰：“全
不能文，徒事嫚骂，何以为人！”王力为排难，请另命佳题。又翻曰：“‘殷有三仁焉。’”
宋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