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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变革强调公司还需要报告分部的数据：在传统的财务报表中，需要汇总在一起的业务部门的经济多样性越大，这些披露的用途就越小，而且能够回答前面提出的三个问题的能干的投资者就越少。实际上，我们在伯克希尔永远准备合并数值的唯一原因是为了达到外部的要求。另一方面，查理和我一直在研究我们的轨部数据。
既然已经要求我们在GAAP报表中捆绑更多的数字，我们已经决定出版我们认为可以帮助你衡量企业价值和管理表现的补充信息。（无论你检验什么样的会计报告，伯克希尔向债权人履行其义务的能力—我们列出的第三个问
题—应当有目共睹。）在这些补充披露中，我们不必遵循GAAP程序乃至法人结构，相反，我们将试图用有助于分析但又不会使你们陷入细节的泥潭中的方式，汇总重要的企业活动。我们的目标是以如果角色变换时我们希望获得的信息的形式，给你们重要的信息。7。5递延税e
前面我曾经提到过1990年GAAP会出现一项重大的变革，这一变革与递延税额（Defferred Tax ）的计算有关，它不仅复杂而且颇具争议—以至于原计划在1989年强制实施的变革推迟了一年。
在实施过程中，新规则将会从各方面对我们产生影响。最重要的是，规则要求我们改变对保险公司持有股票的未实现收益的递延应纳税额的计算方法。
顷刻间，我们的负债大大增加。对于可追溯至1986年甚至更早年份的未实现收益…12亿美元，我们已经按28％的税率将应纳税额（Tax Liability）人账。对于那以后的未实现收益…6亿美元，应纳税额以34％的税率人账。这个差别反映了1987年开始生效的税率的增长。
然而，现在看来新的会计制度要求我们在1990年按34％的税率建立整个负债，这减少了我们的收益。假定到1990年税率没有变化，那一年这种措施会减少我们的收益（以及我们由此报告的净资产）达7 100万美元。建议中的规则还影响了我们的资产负债表中的其他项目，但是这些变革对我们的收益和净资产只有很小的冲击。
在计算递延税额时，我们对这种变革的要求还没有成熟的见解。但是，我们应当指出，无论是按28％的税率还是34％的税率计算出的应纳税颊都没有精确描绘出伯克希尔的经济现实，因为我们没有计划出售账面上已经获利颇丰的股票。很可能会采用的一项会计新规则将要求公司按当前的税率—无论税率如220
何—从所有的盈利中提取准备金。在34％的税率下，这一规则会增加我们的递延应纳税额，并减少我们的资产净值约7 100万美元—结果在我们1987年之前的盈利中提取的准备金增加了6个百分点。由于建议中的规则已经引发了广泛的争议，而且它的最终形式还不清楚，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做出这种变化。
如果我们要按年底的市价出售我们的所有证券，那么我们会欠下11亿美元以上的税。这11亿美元的负债，与年末后15天向购销债权人支付的11亿美元负债相等乃至相似吗？显然不是—尽管两个项目对经审计的资产净值的影响相同，它们都将其减少了11亿美元。
另一方面，因为对递延税负债的支付仅在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抛售打算的股票出售的时候才触发，那么它是不是一种毫无意义的会计虚构？回答再一次是“不是，，。
用经济学术语来说，这种负债就像来自美国财政部的，仅由我们挑选的免息贷款（当然，除非国会（Congress）提议在它们实现以前就征税）。该项“贷款”在其他方面也很独特：它只能用来投资个别已增值股票的所有权，而且规模上下波动—因市场价格变化而每天波动，以及因税率变化而周期性地波动。结果，这种递延应纳税额相当于一笔非常巨大的转让税，它仅在我们选择从一项资产转向另一种时才需缴纳。实际上，1989年我们出售了一些数量相对较少的股票，因此在2。24亿美元的盈利中产生了大约7600万美元的“转让，，税。
由于税法的工作方式，我们青睐的瑞普·凡·温克尔a式的投资风格—如果成功的话—相对于更加疯狂的投资方法有着极大的数学优势。我们应该强调，由于这些数学计算结果，我们没有采用倾向于长期投资的策略。实际上，通过更加频繁地从一项投资转向另一项投资，我们可能会获得更大的税后利润。许多年前，查理和我就是这样做的。
现在我们宁愿留在原地不动，尽管这意味着较低的回报。我们的理由很简单：我们已经发现辉煌的业务关系不仅少见而且令入愉快，因此我们要保持我小说中的瑞普·凡·温克尔并没有什么投资风格只是曾沉睡过很长时间（几百年），巴菲特在投资活动中吸收了他的怠惰性质，以递延纳税。—译者注
们业已发展的关系。这个决定对我们来说尤其简单、因为我们认为这些关系将会产生良好的—尽管可能不是最优的富财务成果。考虑到这一点，我们认为放弃与那些挽们认为有趣而且值得敬佩的人在一起的时间，而转向那些我们并不了解而且很可能资质一般的人，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意义。
一项与递廷税妞有关的会计新规她自1993年起生效。它在我们的帐薄中擞销了我已经在以前的年报中讲述过的，以及与我们的投资组合中未实现资本增值的应计税欲有关的二分法。在1992年底，资本增值总计达，侧记美元。对其中的64亿美元，找们按目前3456的税率计税，对于剩下的12亿美元，我们按2856的税率计税．在那部轨资本增值出现时实行这种税率。新的会计规则说从今以后我们必须按目前的税串—对我们来说还算合理—发生所有的递延税翔。
新的开拔令意味者，在1993年的第一季度，我们将对所有未实现的资本增值应用3496的说率．从而增加我们的应纳税饭并减少资产净值达7 000万美元。这个新规则还导致我们在递延税板的计算中做出其他徽小的调整。
未来税串的变化将会迅速反映在递延税顿负债，以及相应的资产净值中，这种冲击很可脂十分巨大。然而，最终重要的是我们出售证券时的税率，属时，我们的未实现资本增值将变成已实现资本增值。7。6退休祖利。
从1993年册月旧起开始执行的另一项重大会计变革要求企业为雇员的退休健康福利确认它们的负债现值。尽管GAAP以前已经要求确认在未来支付白养老基金，但它不合逻辑地忽略了那时公司将为健康福利负担的成本。新规背将强制许多公司在资产负债表上记录一笔巨大的负债（而且相应地碘少资产净值），而且今后还要在它们计算年利润时确认更高的成本。
在进行收富时，查理和我已经趋于避开那些有巨大退休负债的公司。因此，
伯克希尔当前的负债以及退休健康福利的未来成本—尽管我们现在有成千上万名雇员—微不足道。然而，我要承认我们曾中过一发近失弹（Near…miss）e：1982年，我在表态要收购一家负担巨额退休健康义务的公司时曾犯下大错。但幸运的是，白于我们无法控制的原因，这笔交易失败了。我在1982年度的年报中报告这件事时曾说：“如果我们要在报告中引人图表，说明在过去一年中令人欣喜的业务发展，那么解释这笔已经告吹的交易的两张白纸将是最合适的夹页。”即使如此，我也不希望事情恶化。另一个买家出现了，这家企业很快破产并关门歇业，成千上万的工人发现，那些医疗保健的慷慨允诺简直一文不值。
在最近几十年中，没有哪一个CEO梦想过带着这样的建议去董事会：他的公司要成为一家其他股份公司建立的无限退休健康福利的保险公司。CEO不必成为医疗专家，以了解不断延长的平均寿命以及快速上升的健康福利成本会保证保险公司从这样一种业务中遭受财务上的打击。尽管如此，许多经理偷快地让自己的公司致力于一仲正好包含相同承诺的自身保险计划—并因此让他的股东遭受这种必然结果的厄运。在医疗保健方面，无限度的承诺已经创造了无限度的负债，这些负债企一些情况下膨胀得大到威胁美国主要工业的全球竞争力的程度。
我相信，这种不顾后果的行为的部分原因是，会计规则长久以来并没有要求在退休后医疗保健成本发生的时候人账，相反，规则允许现金收付制的会计方法，这大大少报了正桩不断增长的负债。结果，管理入员以及他们的会计师对这些债务的态度是“看不见，想不到”。有讽刺意味的是，同样是这些经理中的一些人，会迅速批评国会在考虑社会保障及其他产生大量未来负债的计划时所采取的“现金收付钊”的思维方式。
考虑会计问题的经理永远不应忘记亚布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喜欢的一则谜语：“如果称尾巴是腿的话，一只狗会有几条腿？”回答是：“四条腿，因为称尾巴是腿井不能使尾巴成为腿。”即使审计师愿意证明尾巴是腿，经理们也应牢记亚布拉罕的正确答案。223
7。7公司税负的分配“
1986年的税收改革法案（Tax Reform Act）对我们的各种企业产生了重大且背道而驰的影响。尽管我们发现法案中有许多地方值得称赞，而它们对伯克希尔的最终财务影响是负面的：相比在旧法案下，我们的企业价值增长率在新法案下很可能更加缓慢。法案对找们股东的最终价值的负面影响更大：企业价值增长的每1个美元—假设这种增长伴随着伯克希尔股票市场价值的同步增长，给我们股东产生的税后收益是 72美分，而不是旧法案下的80美分。这个结果的确反映了个人资本利得的最高税率从20％增至28％。
下面是影响伯克希尔的主要斌税变化：
．按日程，公司普通收益的税率将从1986年的46％降至1988年的34％。这
个变化显然对我们有正面影响—而且它对我们三家主要被投资方中的
两家有重要的正面影响，它们是大都会/ABC以及（华盛顿邮报》。
说这些时我知道，十多年来，关于谁在真正支付各种公司税—是企业还是它们的客户—已经有许多模糊的而且常常带有偏袒的解释。当然，这种争论通常转向增税，而不是减税。那些坚持要求提高公司税率的人通常认为，股份公司实际上没有缴纳任何向它们征收的税款，相反只是作为一种经济管道，把所有的税转嫁给消费者。根据这些说法，对股份公司来说，任何公司税率的提高将导致与之抵销的更高的价格。站在这个立场上，“管道”理论的支持者必定还能得出结论，对股份公司减税不会有助于提高公司利润，相反只会造成税收流失，因为对消费者来说减悦相应地会导致更低的价格。
相反，其他入则认为股份公司不仅缴纳向它们征收的税款，而且还吸收了税款。这些学派说，消费者不会受到公司税率变化的影响。
究竟会发生什么？如果公司税率下降，伯克希尔、《华盛顿邮报》、大都会等等这些公司本身得益了吗，或者这些公司通过降价的形式让利给它们的消费者了吗？这对投资者和经理们来说，同政策制定者一样，是个重要的问题。
我们的结论是，在某些情况下，降低公司税的好处完全或者几乎是完全落到了公司及其股东的身上，而在另一些情况下，这种好处全部或者几乎是全部
传递给了消费者。决定结果的是股份公司业务特许权的实力，以及从特许权中获得的利润是否受到监管。
例如，如果这种特许权很大，而且税后利润以一种相对精确的方式受到监管，就像对电力公司那样，那么公司税率的变化大部分将在价格，而不是在利润中反映出来。如果减税，价格通常会迅速降低；如果增税，价格就会上涨，尽管速度不快。
相似的结果也会出现在第二个竞技场归—在价格竞争的行业中，这些行业中的公司通常在非常微小的业务特许权下运作。在这种行业中，自由市场以滞后的、无规律的但通常成效显著的方式“监管着”税后利润。结果，在对付价格竞争的行业时，市场起到了大部分公用事业委员会（Public Utilitiesmission）在对付电力公司时起到的相同作用。因此，在这些行业中，税率变化对价格的最终影响比利润大。
然而，至于那些被踢予强大特许权的不受监管的企业，就是另一个故事了：股份公司及其股东因此是减税的主要受益昔。这些公司从减税中获益，在很大程度上就像电力公司从缺乏监管的强制降介中获益一样。
我们的许多企业—全部所有和部分沂有的企业—具有这种特许权。结果，降低它们赋税的好处大部轨都进人了找们的口袋而不是消费者的口袋。虽然说这些可能是失策的，但否认是不可能均。如果你总想相信别的东西，那么稍许想一想你们这个地区最能干的脑外科医生或律师。既然最高的个人所得税率正在从50％降至28％，你真的指望这些专家（在他或她的专长中的本地“特许权所有人勺会降低收费吗？
更低的税率会使我们的几家营运企业及被投资者受益，但是你们对我们的结论的喜悦应当被我们确信的另一件事剧烈调整：列人日程的1988年的税率富个人的和公司的—在我们看来完全不切实际。这些税率很可能给华盛顿造成财政问题，这个问题将证明与价格稳定不兼容。因此，我们相信，最终—比方说，在5年之内—要么是更商的税率，要么是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几乎肯定出现。所以，见到哪一种情况我打都不会吃惊。
。公司资本收益税率已经从28％增至富987年开始生效的34％。这个变化会
对伯克希尔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因为找们希望将来我们在企业价值中225
的大部分增益，就像过去那样，由资本收益产生。例如，我们的三项主
要投资—大都会、GEICO以及《华盛顿邮报》—在年底曾有超过17
亿美元的市场价值，接近于伯克希尔资产总值的75％．然而它仅给我们
带来大约900万美元的年收益。但是，所有三家公司留存了绝大部分收益，
我们希望这些留存收益给我们带来资本收益。
新法案提高了所有在将来实现的资本收益的税率，包括在法案颁布前存在的未实现收益。在年末，我们的股权投资中有12亿美元的这种未实现收益。新法律对我们资产负债表的影响会滞后，因为一条GAAP规则规定，适用于未实现收益的递延应纳税额应当以上一年度的28％的税率而不是目前34％的税率表示。这项规则有望很快改变。在它有效的时候，大约有7 300万美元会从我们的GAAP资产净值中消失，然后加到递延税额账户中。
·我们的各个保险公司收到的股利和利息收入在新法案下课税更重。第一，
所有股份公司从其他国内的股份公司收到的股利的20％需纳税，而旧法
案的是15％。第二，对于剩下的80％有一项专门适用于财产／灾害保险公
司的变革：如果支付股利的股票是在1986年8月7日以后买人的，那么剩
余部分的15％需纳税。第三个变革—又是仅适用于财产／灾害保险公
司—涉及免税债券：这些保险公司在1986年8月7日以后买人的债券的
利息仅有85％的部分免税。
最后两项变革非常重要。它们意味着，我们从未来几年的投资中获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