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觉得你认识的人里面，谁最希望他死？”
“这我可说不好。庄肖林他人缘挺好的，也讲义气。怎么会有人希望他死呢？”
“他跟谢大江的关系怎么样？”
“你说谢行长？”我反问道。
“嗯。”
“应该不错。”
“你听没听到什么议论？”
“你怀疑谢行长？”我又反问他。
“你回答我。”
“你怎么会怀疑谢行长呢？”
“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没听到什么议论。”
“你觉得什么原因会导致李香春寻短见？”他又把话题拉回到李香春身上。
“我听医院的护士说，有人到医院去羞辱她。我估计是庄肖林的老婆。换了我，也一样受不了，就别说她那种性格内向的人了。”
“你最后见到她，是什么时候？”
“我跟她一起送庄肖林去医院。庄肖林死后，她就晕过去了。她醒了，我才走的。”
“她对你说什么了吗？”
“什么也没说。不过，当时我也急着要走。”
“为什么？”
“孩子一人在家，我不放心。”
“好，今儿我们就谈到这儿，以后可能还会来找你。”
我在笔录上签完字后，又从李香春的包里找出那本小说书。我翻了翻，那张字条还夹在里面。接过小说书，司马对我说：“你忙你的，我们走了。”
他们走后，我才松了口气，起码我没漏出什么破绽。李香春要还活着，我可就没这么从容了。庄肖林有外遇，经济上或多或少也有问题。释放后，他有家难回，借着酒力，乘机奸污了李香春，而李香春一直对庄肖林有好感，巴不得攀上庄肖林这根高枝。他俩云雨巫山之时，我突然回家，庄肖林心脏病突发，一命呜呼。李香春忍受不了庄肖林老婆的羞辱，一气之下，跳楼自杀。这就是我想对司马说的事情的前因后果。按说我不该对庄肖林这样，可我不这么说，就没法把自己摘干净。我只能对他道一声对不起了。司马问起大江，我看多半也就是了解一下情况，否则他应该接着往下问，不该就此罢手。当时我很紧张，老是反问他，明显心虚，不知他怎么就没看出来。好在他还没怀疑上我，真是万幸。人生走错一步，以后就很难有改错的机会和可能。我不想进监狱，也不忍心把大江送进去，只能将错就错。我只希望司马和大江都能就此打住，好让我平平安安地过日子。
搬完家后的第二天是礼拜五，我该去接亭亭。可礼拜天我要去香港，就是接回来了，下周一也送不了。我姐去上海后，我就没别的亲人了。就算找到谁愿意看她，孩子跟她不熟，也未必肯呆。想来想去，我觉得把亭亭托给她班上的老师最好。我去幼儿园时，正赶上赵老师值班。让我没想到的是，她二话没说就爽快地答应了。她说她很喜欢亭亭，她家就在幼儿园后面，她女儿跟亭亭同班，两人挺要好的，在家能玩到一块。我忙连声道谢。见我给她带礼物了，她怪我太见外，死活不肯收孩子生活费。
礼拜六，我去沈永青的监狱了。我坐在探视大厅等了好一会儿，他才走进来，眼眶红红的。我们一个坐在外面，一个呆在里头，中间隔着密不透风的大玻璃。每人手里一只话筒，靠它两人才能说上话。
见他瘦了，我问他：“你过得好吗？”
他点了点头，但没说话，一个劲地看我的脸，也许他想找我脸上的疤痕。我有意把脸侧过去。过了会儿后，我对他说：“今儿是你的生日，我姐特地打电话让我来，祝你生日快乐。”
听后，他有些激动，忙用手擦眼角，生怕眼泪掉下来。
“你还恨我吗？”他问我。
“恨有什么用？只希望你能吸取教训。”
“谢谢你来看我，我对不起你和你姐。”
“你知道就好，好好改造，出来后重新做人。”
“再有四个月我就出去了，可我担心找不到工作，我也不能让你姐养我一辈子。”
“等你出来了再说吧。现在别多想，想也没用。”
“小莉，你在银行，认识的人多，你能帮我吗？”
“我不在银行了。”
“你去哪儿了？”
“去了家公司。”
“你能帮我吗？”
“到时再说吧。”
“我向你保证，我不会再打扰你了。”
我心想，就算能帮他，我也不想惹这事，谁知道他会不会贼心不死。
见我没说话，他又说：“看在你姐的分上，你就帮帮我。”
“能帮你，我会帮的，就怕帮不上。我给你带了点吃的，已经交给他们了。我还有事，先走了。”
“你就不能再呆会吗？”他哀求地说。
“不行，我得走了，你自己多保重吧。”放下话筒，我急匆匆地离开了大厅。我不想也不愿再看他那张失望的脸。
二十九
我们乘坐的飞机降落在香港赤腊角机场时，已是傍晚了。康良怡的丈夫老孙到机场接我们。他身材魁梧，童颜鹤发。去港岛的路上，常瑞龙让我猜他的年龄。我按康良怡的年纪推算，说五十四五吧，其实他已满60。要不是那一头的银发，看上去也就五十刚出头。
一起来的老金，一路上话很少。听常瑞龙说，他是学建筑的。来公司前，他在一家大型的建筑公司工作。几个月前，他妻子得癌症去世了。没见到他之前，我一直以为他是个老头。办登机手续时，我还特地看了一眼他的港澳通行证，他比大江还小一岁。老金其实并不老，只是有点显老，个又矮了点。
晚上，老孙为我们接风。席间，常瑞龙对我说：“小陆，这几天我们要跟那两家谈判，你跟老孙出去转转，shopping。等我们谈结束了，你再给我们做导游，好不好？”
我本想听听他们都谈些什么，可常瑞龙还是不让我搀和，也许他对我有戒心。
“行，我听你们的安排。”我对常瑞龙说。
我们下榻在湾仔的一家四星级饭店。第二天一早，老孙就来饭店接我。单单海洋公园和宋城，我们就玩了一整天。隔天，他又领我去逛街。我俩把铜锣湾的几家大百货公司全都转遍了。
晚上，常瑞龙来电话找我。当我走进他房间时，他正在接电话。他示意我在沙发上坐下。接完电话，他对我说：“老孙有他自己的事，不能老陪你。”
“要不我去听你们谈判吧？”
“那有什么好听的？你一个人去逛逛吧。”说完，他从兜里掏出张信用卡，一边递给我，一边说：“这是张公司卡，你拿去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它的额度是三万港币，估计你也花不完。明天晚上有个宴会，你早点回来。”
常瑞龙不让我参加谈判，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其实，我倒乐意一个人出去逛，无拘无束的。再说，这两天我也没买什么东西，总不能空手而归吧。
第二天，我又去铜锣湾了。我给孩子和我自己买了不少衣服，给大江买了两条名牌领带。都说男人有三宝，领带、手表和皮包。我还想再给他买只名贵的手包，反正常瑞龙的钱不花白不花。累得快要走不动路了，我才回饭店。
我刚进房间，常瑞龙就来电话催我下去。赴宴的路上，常瑞龙介绍说，晚上港方请客，为我们和台湾的吴老板接风。一进酒楼，我就见到谢大多。康良怡没跟我们住在一起，也没来。台港两家来了八九个人，除了谢大多外，我一个也不认识。接过他们的名片后，我才知道谢大多的公司叫台安，他老板是吴天印。他邋里邋遢的，不修边幅，完全不是我印象中的那种台湾大老板。港方的老板叫汪秉成，他是华茂的董事兼总经理，一看就是个精明的商人。
汪秉成对常瑞龙说：“常总，你都来好几天了，也不让陆小姐跟我们见见面，太不够意思啦。”
吴天印在一旁问：“你这是金屋藏娇。”
他们说得我脸直发红，忙往谢大多身边躲，好像他是我的保护神似的。
常瑞龙不愧是老江湖。他说：“这事容我以后慢慢跟你们说。你们也别想歪了，真耐不住寂寞，到我的地盘，我负责。现在咱们在汪总的领地上。汪总，吴总我可就交给你了。”
汪秉成说：“没问题啦。你，我也管啦，就怕你丢不下陆小姐啦。”
吴天印听后，坏笑起来。
常瑞龙问吴天印：“吴总，想入非非了吧？”
吴天印答：“你少来。”
常瑞龙又对汪秉成说：“你汪总什么世面没见过？见到漂亮小姐，不会也挪不动步了吧？”
汪秉成说：“我还就是啦，你说怎么办呐？”
也许他们仨太熟了，不然汪秉成不该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何况跟我还是初次见面。
常瑞龙对汪秉成说：“好了，别再吃人家豆腐了，请我们入席啦。”常瑞龙说话也广东味了。
酒过三巡，他们的话题又不知不觉地转到我身上，看得出常瑞龙有些不快。他说：“我说个故事给你们听吧。”
吴天印问：“不晓得你讲的是哪一类的故事呀？跟陆小姐有关就对了。”都说台湾男人坏，我看一点没冤枉他们，起码没冤枉他吴天印。
汪秉成说：“愿闻其详。”这会儿汪秉成倒文绉绉的了。
常瑞龙说：“大陆其他地方的人都不太喜欢上海人，认为上海人势利。改革开放后，香港人到了上海，上海人发现香港人比他们还坏，把上海人的钱都赚走了。后来台湾人又来了，香港人对上海人说，台湾人比我们更坏，你们怎么不说他们？上海人说，台湾人，那还是人吗？”
吴天印急了，说：“常总，嘴要积德。”
常瑞龙说：“我还没说完呢，你急什么？”
吴天印问：“还有呀？”
常瑞龙说：“上海人说，台湾人是造钱的机器。”
吴天印乐了，说：“这还差不多。”
常瑞龙说：“还没说完呢。”
吴天印说：“还有？”
常瑞龙说：“台湾人是造钱的机器，造得凶，花得厉害。”
吴天印说：“怎么讲？”
汪秉成对吴天印说：“说你们台湾男人花心啦。”
吴天印说：“汪总，你们香港男人就不花了？”
常瑞龙说：“好了，这个故事说的就是你们俩。”
他们两位挨了一记闷棍后，都不敢再消遣我了。谢大多坐在我边上，悄悄地问我明天怎么安排。他主动提出想陪我逛街，说坐在谈判室里看他们斗嘴心烦。我说，好呀，他们谈他们的，咱们玩咱们的。
第二天直到中午，谢大多才来找我，害得我在饭店里苦等了半天。出饭店后，他对我说：“香港，我来过不下十次，购物一定要去天星码头。”开始我没明白，到了才知道那是个大型购物城，里面应有尽有。我跟他一直逛到天黑。他很会砍价，替我省了不少银子。吃过饭，他送我回到饭店，约我第二天去九龙。
九龙跟香港岛隔海相望，海底隧道把两地连成一体。我们在过海后的第一站尖沙嘴下地铁了。回到地面上后，谢大多领我上了繁华的弥敦道。一家金货店的店员站在店门口，热情地把我们拉进店里。他用香港味的国语说：“慢慢看，可以付人民币啦。”都说香港的金货花式多、质量好，果然名不虚传。我相中一枚戒指，可常瑞龙卡里的钱已所剩无几，再用怕要刷爆了，我手里一时又没那么多的现金。谢大多看出来了，跟老板要了点折扣后，就抢着去付钱。
我忙走过去，对他说：“太贵了。”
他转头回我说：“一分钱一分货。”
那位店员站在一旁说：“小姐，你要给人家一个机会啦。”他一定把我当成谢大多的女朋友了。
我白了他一眼，心想谁要你多管闲事。见谢大多执意要付钱，我也没再拦他，心想就算我向他借的吧。怕他误会，我对他说：“算我借你的，下次见到你，我还你。”
“好呀，我要收利息。”他一边说，一边把收据递给我，让我去柜台取戒指。
从金货店出来后，我们沿弥敦道一直往下走，边走边逛。逛得肚子直叫饿，我们才走进街边的一家酒楼。酒楼的店面并不大，喝午茶的人也不多。我们坐下后，跑堂的送来一壶香片茶。三辆点心车不约而同地被推到我们的跟前。我们要了五六笼不同的点心和小吃，边吃边聊。
我问他对香港的印象如何。他说：“回归前到香港，你讲普通话，没人理你，人家嘴上说听不懂，其实嫌你穷。现在听你说普通话，把你当成中央来的，客气得很。这就是我眼里的香港。”
我头一次来，没什么发言权，但总觉得没想像的那么好。他解释说：“去年香港经历了一场金融风暴，现在经济很低迷，要靠内地输血。假如没有内地支持的话，香港早玩完了。”
我对经济金融没太多兴趣，认为那都是男人的事。见我想听他的故事，他倒没闪烁其词，大大方方地讲了起来。他刚到台湾时，日子也不好过，找不到事做。他岳父曾做过台湾的立法委员，后来转换跑道，去了一家金控公司。台湾的大陆热已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他岳父所在的公司受政策限制，不能到大陆投资。他们就跟台安合作，由台安出面。靠他岳父的关系，他才去了台安，还当上了部门副总。我突然觉得，我跟他有点同病相怜，不同的是我的幕后老板是我的恋人，而他是人家的乘龙快婿。
“你老板怎么那样？”我指的是吴天印那副邋遢的样子。
“台湾男人好色的多。”他听岔了。
“这我领教过了。我是说他不像个大老板。”
“人不可貌相。我老板丑事多了，可脑子不糊涂，他跟常总可谓棋逢对手，将遇良才。”
“什么丑事，说来听听。”
“跟你说个真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