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就擅自拿走了，而且当仁不让地拆开来看了。
那封信首先就谈当前国际国内形式一片大好，然后谈到我省我市形式也是一片大好，再谈到我校我班形式还是一片大好。这样好了一通，就用掉了两三页纸。不过那就是当时的写法，没谁能够免俗。那封信只在最后写了一下很敬佩静秋的才华，有点惺惺相惜，英雄识英雄的意味。当然最后没忘记问静秋愿意不愿意跟他玩朋友。
大约连傅老师这样的人也看出这事静秋没责任，所以傅老师把信交给了静秋的妈妈，叫静秋的妈妈找静秋好好谈谈，一定要教育静秋好好学习，思想上不要开小差。傅老师还表了一通功，说幸好是我看见了，如果是别人看见了，还不知传成什么样呢。
静秋后来看见了那封信，谢天谢地，赵建峰还没胡编乱造一点两人的恋爱史，不然肯定要闹出轩然大波。但静秋的妈妈吓了个半死，少不得又把“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古训搬出来，把静秋狠狠叮嘱了几遍。
对赵建峰那样的人，静秋讨厌归讨厌，但还不是特别怕，因为他们说不出她什么来，她问心无愧，从来没有跟他们说过话，更谈不上做下什么事了。
但对老三，静秋就没有这个把握了。她越想越怕，老三肯定是写了信的。他那样“文妥妥”的人，回去拿个包那么一点时间，他都要写一封信，他这次会不写信？可能他连信带花都放在这桌子上，某个路过的人看见了信和花，就阴险地把信拿走了，把花留在了这里。
静秋心急如焚地跑去找那几个小孩，但他们都说没看见什么信，他们就是想拿枝花玩玩，别的什么都不知道。问他们看见是谁把花放在哪里的，他们也说不知道。问他们去的时候有没有看见别的人，他们说没看见。
静秋方才的甜蜜心情一下子被刮得烟消云散，开始发疯一样地思考这事。如果老三写了信，他会写什么呢？如果他只说他在追她，她还不那么害怕，被人追追应该不是什么罪过。但是她敢肯定老三不会那样写，他一定会把他们之间的事写出来。比如说：“你还记得不记得那天我们在山上，你让我牵你的手，我把你抱在怀里。。。”
如果这样一封信让傅羲那样的人拿到，她这辈子就算完蛋了，肯定要把她当作风不正派的人批判了，那就不仅葬送了自己的一生，连妈妈和妹妹也连累了。如果老三又写了上次那样的反动言论，那就更糟糕了。
这样一想，她连那束花也不敢留了，好像有了那束花，别人就能顺藤摸瓜找到她头上一样。她赶快把那花剪碎了，扔到厕所里去了，玻璃瓶也扔到很远的一个垃圾堆里去了。
那天晚上，她紧张得一夜没睡好，接下来的几天，还连续做恶梦，梦见傅羲把她叫去了，手里拿着一封信，叫她自己老实坦白交代，是不是在西村坪编教材期间犯下了作风问题。她辩解，声明，但没人相信她。最后他们把老三叫来了，让他们两人当面对证。
老三说：“你就承认了吧，你当时不是说了愿意我拉你的手吗？”
她没想到老三这么快就交代了，而且把责任推在她身上，她想骂他，却发不出声。然后老三把那天的事全写出来了，学校对他从轻处理，而她则被拉到台上去，让大家批判她。
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成了她在游街了，她颈子上挂着一串破鞋，左手拿着一面锣，右手拿着一个锣捶，走一下，就要敲一下，自己大声喊：“我是破鞋！大家都来批斗我！”“我是个不要脸的臭婆娘！我跟人通奸！”
她吓得惊醒过来，满身是汗，好半天才相信这只是一个恶梦。但梦中的那一幕却是真实发生过的，是她上小学的时候看见过的游街情景。记得别人说那个女的以前是个妓女，解放后改造好了，还结了婚，领养了一个男孩，那个男孩就跟静秋一个班。
游街之后没几天，那个女的跳进附近的堰塘淹死了，肚子里装满了水，浮在那个脏乎乎的堰塘里，几天没人愿意去把她的尸首捞上来，怕脏了自己的手。
静秋不知道为什么别人要叫那个女的“破鞋”，也不知道什么是“通奸”，但自那以后，她再也不敢穿破了的鞋，宁可打赤脚，听到一个“通”字，都觉得恶心，“奸”字就更不用说了。
她惶惶不可终日，看到那些住在学校的老师，就觉得他们的眼光有些异样，好像他们已经传阅了老三写给她的信件一样。她想给他们解释一下，但不知道怎样解释，心里是虚的。她也不知道究竟是谁拿走了那封信，但是她觉得那些人正在商量着怎么样拿到更多的证据，正在商量应该给她一个什么样的处分。
一个星期过去了，她觉得自己的神经已经快崩溃了。她决定写一封信给老三，警告他悬崖勒马。她把字体变了又变，也不敢写自己的名字，因为她怕学校已经在监视她和老三了，那么这封信又会成为一个把柄。她恳求他忘了她，再不要送花送信的了，不然两个人的前途就葬送在他手里了。
这样写了，她又觉得不妥，如果这信被别人看见，别人很容易就能推理出她一定是跟老三做下什么了，不然怎么谈得上忘记她，又怎么谈得上葬送前途呢？
她又改写，恶狠狠地说，我不认识你，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纠缠我，请你自重一些。
这样写，她还是觉得不妥。写得这么冷冰冰，凶巴巴的，如果把老三搞得恼羞成怒了，他把一切都揭发出来，甚至添油加醋地写一些，交给她学校，那不是更惨吗？一个是军区司令的儿子，一个是地主的女儿，学校相信谁，还用问吗？
她就这样写写改改，改改写写，花了一整天，才写了一封短短的信。她尽可能写得冷淡、礼貌、陌生，想既不得罪他，又能起到威摄的作用，最后她决定就写十六个字：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既往不咎，下不为例。〃
16
虽然静秋连老三的确切通信地址都不知道，只在西村坪的地址后加了个“勘探队”，但她估计老三收到了那封信，因为他没再送什么东西来。
令人振奋的是暑假快到了，静秋又可以去做零工了。她准备把一个暑假做满，一天也不休息，乐观地估计，可以做到八、九十块钱。
钱还没拿到手，她已经在制定预算了。首先要还掉老三的钱，然后给妈妈买个热水袋，妈妈犯病的时候，常常会腰疼，需要一个热水袋捂在那里。现在都是用个玻璃瓶子装了热水当热水袋用，但瓶子有时会漏水，而且捂的面积有限。
她计划开了工钱就去买半个猪头回来吃，因为一斤肉票可以买两斤猪头。猪耳朵、猪舌头卤了吃，猪脸肉做回锅肉，剩下的七七八八的可以做汤。一想到蒜苗炒出来的回锅肉，她就觉得口中生津，恨不得现在就去买来做了吃。她家里经常是几个月不知肉味，她在西村坪吃老三拿来的那些肉的时候，总有一种问心有愧的感觉，因为不能拿回去给妈妈和妹妹吃。
这个暑假打了工，一定要给妹妹买布做件春装。她自己老穿哥哥的旧衣服，被人笑话，所以她决心不让妹妹尝那种滋味。她还要给妹妹买双半高统的胶鞋，这有点奢侈，但妹妹想那种胶鞋想了很久了，她从妹妹看人家胶鞋的眼光里可以读出妹妹的心思。
她哥哥还欠队里口粮钱，她希望用暑假做工的钱还上一部分。知青在农村没吃的，有时就会出去偷鸡摸狗，把贫下中农田里的菜、笼里的鸡偷来做了吃。很多地方的知青已经跟当地的农民结下了仇，经常打起来。有时几个村的农民联合起来打知青，几个队的知青联合起来打农民，搞得血雨腥风，人人自危。
前不久，她哥哥被农民打伤了，脸上身上都是一道道伤。她哥哥说自己真是命大福大造化大，因为那次一同被打的人，差不多个个都伤筋动骨了，有几个打得瘫在床上，是别人抬回来的，只有他那个小队的几个知青，因为跑得快，只受了皮肉伤。
那次一同被打的知青和他们的家长在K市碰了个头，商量怎么办。被打的知青都说这次完全是当地农民不对，他们什么都没偷，是农民认错了人，问也不问，就围住他们，用扁担、千担、铁锹什么的把他们痛打一顿。那些农民就是恨知青，觉得知青来了，把他们本来就不多的工分夺走了一部分，还闹得鸡犬不宁，所以他们只要有机会就打知青。知青告到大队和公社，但大队和公社根本不处理。
那次讨论的结果是决定到地委去告那些农民。被打的知青和他们的家长找了无数路子，地委才答应派人接见他们一下，听听事情经过。
那天晚上，静秋也跟去了，因为妈妈身体不太好，哥哥又受了伤。一行人到了地委大院，见大院门口是荷枪实弹站岗的卫兵，有些人先自胆怯起来，几个伤得不重的就打退堂鼓了。静秋一家跟着那些坚定不移分子进了地委大院，地委派个人出来接待他们，叫他们在一个会议室等候，说地委书记还在开会。
等了好几个钟头，还没见到地委书记。不知道是谁探听到了消息，说地委书记正在陪什么人吃饭喝酒，有点喝醉了，不知道今天能不能来接见咱们。
静秋听到这个消息，无缘无故地想起老三的爸爸，听说也是个大官。她心里涌起一股恨意，原来当官的真的是这么高高在上，草菅人命。会议室里躺着几个打得不能动的知青，还坐着一群被打得鼻青脸肿、断胳膊断腿的知青，加上他们心急如焚的父母，而这个地委书记居然还有心思喝酒吃饭。
她知道K地区只有一个军分区，而老三的爸爸据说是军区司令，那他爸爸管的地盘肯定比地区更大。她想象老三就是住在一个有背枪的卫兵站岗的大院内，他的未婚妻肯定也是那个大院的，他的父亲肯定也是那种说话官腔官调的人，一开口就象作报告一样：“啊，这个这个。”
她想起大嫂说过，当官的我们高攀不上，她懂大嫂的话，但只有亲眼看到过地委大院了，才有了切身的体会。老三跟她根本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两个世界的人。现在她坐在那里等地委书记，感觉就象是在等老三的爸爸一样，满心是愤懑和不平。为人不做官，做官是一般，老三的爸爸肯定也是这样对待平民百姓的。
又等了一会，好几个家长害怕起来了，说这会不会是一个圈套？让我们在这里坐着，他们去搬兵，待会把我们全部都抓起来了，不用别的罪名，就加个“冲击革命政权机构”，就可以把你扔进监狱了。
这一说，在场的人都紧张起来了。静秋的妈妈也说：“我们回去吧，别人可能还当得起这个帽子，我们这种人家，是再也经不起这顶帽子了。打了就打了，自认倒霉了，我们还能指望地委书记把那些农民抓起来？怎么说知青也是到农村去接受农民再教育的，农民要用扁担再教育你，怕是也没办法了。”
静秋最恨妈妈的胆小怕事，她坚持要等下去，说如果你害怕，就让我在这里等。静秋的妈妈无法，只好陪着等。最后终于等来了一个干部，并不是地委书记，不知道是个什么干部，反正说是代表地委的。知青和家长把情况说了说，那人刷刷地记了一通，就叫大家回去了。
后来就再没听到任何消息。静秋的妈妈自我安慰说：“算了，就这样了吧，至少没把挨打的知青抓去，没受处罚。”然后含着眼泪把伤还没好的哥哥送回乡下去。可能哥哥队上的人听说了告状的事，有点害怕，就照顾哥哥，让他看谷场，比下田轻松，但一天只能挣半个劳动力的工分，估计年终需要更多的钱去还口粮钱了。
所以暑假的第一天，静秋就叫妈妈带她去找“弟媳妇”那当居委会主任的妈，想找零工做。母女俩一大早就去了“弟媳妇”家，等在那里。“弟媳妇”叫马铮，大家叫他妈马主任。静秋实在有点愧见“弟媳妇”，因为两人一个班的，平时见了面，话都不说，现在却要求上门来，请他妈妈帮忙。
静秋的妈妈教过马主任的大儿子，所以马主任对妈妈很客气，让静秋的妈妈先回去，说我会给你女儿找工的。静秋也只是每年让妈妈引见一下，所以也叫妈妈回去，妈妈回去后，静秋就等在那里。
那些需要零工的工厂企业，会派他们那边管事的人到马主任家来要工，大家都把工厂那边派来的专管零工的人叫“甲方”。
“甲方”一般在早上九点以前就来要人了，找零工的人，如果过了九点还没找到工，那天就算废了。大多数情况下，如果找到一个工，就可以做好几天，等到那个工程告一段落了，零工们就又到马主任家来，等着找新的零工做。
那天跟静秋一起等在那里的还有一个老婆婆，不知道多大年纪，反正牙都掉光了。静秋认识她，以前在一起打过零工，别人都叫她“石婆婆”，好像是姓“史”，但因为她这么大年纪了，还在外面做零工，静秋就觉得她应该是叫“石婆婆”。
听说“石婆婆”的儿子挨斗的时候被打死了，媳妇跑了，留下一个刚上学的孙子，该“石婆婆”照看。静秋想都不敢想，如果“石婆婆”哪天死了，她那个孙子该怎么活下去。
坐了好一会，才看见一个“甲方”来要人，说是需要壮劳力，因为是从停在江边的货船上把沙卸下来，挑到岸上去。静秋自告奋勇地要去，但“甲方”看不上她，说他不要女的，女的挑不动沙。马主任叫静秋莫慌，说等有了比较轻松的工再让你去。
又坐了一阵，来了另一个“甲方”，这回是要打夯的，静秋又自告奋勇，但那个“甲方”也不要她，说她太年青，脸皮薄，打夯是要大声唱歌的。静秋说，我不怕，我敢唱。“甲方”就说你唱个我听听。静秋觉得那人有点流里流气的，又碍着“弟媳妇”在旁边，就不肯唱。
“甲方”说：“我说了吧？你根本不敢唱，这活只能找中年妇女干，人家那嘴，什么都唱得出来。”
“石婆婆”说：“我敢唱，我也会唱。”当即就瘪着嘴唱起来，“尼姑和尚翻了身，嗨，吆呀霍呀，日里夜里想爱人，也呀吗也吆霍呀”
静秋一听，那唱的什么玩意啊，都是男男女女的事，虽听不太懂，但是也知道是有关半夜里女想男、男想女的事的。她想自己肯定干不了这活，只好看着“石婆婆”金榜高中，欣欣然地跟“甲方”去了。
那天一直等到十点都没等到工，静秋只好依依不舍地回去了。呆在家里一天没工做，真是如坐针毡，就象有人把一块二毛钱从她口袋里掏走了一样，只盼望第二天快快到来，好再到马主任家去等工。
一直等到了第三天，静秋才找到一份工，还是那个挑沙的工。“甲方”说前几天找的人，好些人都挑不下来，逃掉了，所以他只好又到马主任家来招工。静秋央求了半天，“甲方”才答应让她试试，说如果你没干到一天就跑掉，我是不会付你半天工钱的。静秋连忙答应了。
找到了工，她感到心里无比快乐，好像已经有一只脚踏进了共产主义一样。她跟着“甲方”来到上工的地方，刚好赶上零工们在休息，全都是男的，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