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生儿育女没有留下后代没有享受过做母亲的乐趣。也许，她还没有解过裤带，连做女人的滋味也没尝过，她活得比松陵村任何一个女人都可怜。赵烈梅一看被庞大的悲痛扼住了的这一家人，也十分伤心，陪着吕桂香流眼泪。她虽然风风火火，说话无遮无拦，却极富同情心，人很善良。赵烈梅记得，祝永达和黄菊芬结婚没几天，她在街道上碰见了黄菊芬，没深没浅地问黄菊芬：“结婚好不好？”黄菊芬满脸羞得通红，没有言传。她说：“还害啥羞？给嫂子说说，是啥滋味？”黄菊芬垂下头说：“我身体不好。”她说：“照你说，永达还没有和你弄过？”黄菊芬垂下眼，点了点头。她说：“身体不好不要紧，女人能提得起一斗糠，就能挨得起男人。嫂子看你没麻达。”黄菊芬脸一红，“哧”地笑了。过了些时日，她再次碰见了黄菊芬，问她：“嫂子的话咋样？”黄菊芬说：“嫂子是过来人，还能说假话吗？”她不知道黄菊芬的病有多么严重，她希望这女人能享受到床上的乐趣，希望祝永达和她和和美美地过日子。吕桂香给黄菊芬揩擦下身时发觉从儿媳那里流出来了那东西。吕桂香刹那间明白了什么，儿媳大概是在极其快乐之后离开人世的。赵烈梅也注意到了。这个快嘴女人说：“是不是他们耍得过头了？”吕桂香说：“哪有经不起男人耍的女人？这是命。”赵烈梅说：“我也不信，她就没有提一斗糠的力气。”吕桂香又拧了一把毛巾，将黄菊芬的那儿擦了一遍。吕桂香不由得叹息：人生寡味得很，活在世上，只是活那一时时。赵烈梅也跟着吕桂香感叹：人在世上争来斗去，到头来脚一蹬，腿一展，都是一样的。两个女人给黄菊芬净了身子，穿上了老衣。可是，在穿鞋时遇到了点麻烦。鞋是从黄菊芬的箱子里找出来的，一双是方口黑条绒鞋，一双是紫红色方口平绒鞋。两双鞋都没有楦开，都有点小。吕桂香比试了一下，黑条绒鞋比方口平绒鞋大一点，就决定给黄菊芬穿黑条绒鞋。赵烈梅就按住了黄菊芬的脚，由吕桂香穿鞋。鞋没穿上，吕桂香反而跌倒在脚地了。赵烈梅嘴快：“妹子，你还蹬啥哩？鞋太小了，不是你脚大，你就将就点。”吕桂香摇摇头，不叫赵烈梅说，她取来了黄铜色的鞋“溜子”，硬给黄菊芬穿上了鞋。
凌晨三点二十分，二十四岁的黄菊芬咽了气。
在如何安葬黄菊芬这件事情上祝义和和儿子发生了分歧。祝永达主张简单地安葬，越快越好，好像随着黄菊芬的入土他的悲痛才能减轻几分。祝义和不这样想，他要把安葬儿媳当做一件隆重的红白喜事来过，好像事情过得越大他的心里越安宁，也越能对得起早去的儿媳妇。吕桂香的想法和祝义和的一模一样，吕桂香给儿子说：“你的媳妇是咱明媒正娶来的，菊芬也没有啥过失，娃来世一场不容易，把丧事要给过好。”既然人也没了，为这事还计较什么？祝永达不愿意给两位老人痛上加痛，他怕自己执拗两位老人，惹他们伤心，就由了父亲来安排。
第二天清早，祝永达请来阴阳先生出了门牌（讣告）。吃毕早晨饭，马子凯腋下夹着一卷子烧纸进了祝义和的家门。祝永达接住烧纸，跪在黄菊芬的遗体前，烧了几张纸。马子凯安慰了祝永达几句。他问这父子俩，丧事咋过呀？祝义和说出了自己的想法。马子凯说：“你们这样定了，就这样过。”祝义和说：“也不铺排，把心尽到就行了。”马子凯说：“需要我帮忙，就言传。”祝永达说：“子凯叔，你帮着给门上写一副对联吧。”马子凯说：“我回去就写。”没多少时辰，马子凯就将拟好写好的对联拿来了，上联是：菊归九天悲夜月，下联是：芬留三秦忆春风。
到了晚上，田广荣来了，田广荣也是拿着纸钱进了祝家院门的。好多年了，田广荣很少进这个院门。松陵村所有的地主富农家的院门田广荣几乎就没有进去过，除非是抄家分浮财。就是偶尔进了哪个地主富农的家，他只是站在前院吆喝一声再不向前走一步。从年轻时当上村干部，田广荣的阶级界限就划得很清，在他看来，在松陵村，有地主富农，就没有他；有他，就没有地主富农。他是共产党在松陵村的代表，共产党和阶级敌人永远势不两立。田广荣的到来使祝义和有点担待不起，他既惊诧又欣慰：连田广荣也看得起他们一家，给一个晚辈来致哀。到底是世事变了！如果儿媳早走两年，恐怕他们要铺排一下丧事也会被田广荣挡住的。他觉得，他安葬儿媳的打算没有错，即是铺排一下也不过分。田广荣拉住祝义和的手，对他说要节哀。祝义和嘴唇颤抖着说不出来话只是连连点头。田广荣问祝永达经济上有没有困难。祝永达说没有。田广荣安慰了祝永达两句，就走了。祝义和将田广荣送出了院门，送上了街道。年过五十的祝义和骨架大，身坯大，背稍微有点驼，他趿着鞋，走起路来脚抬得很低。祝义和目送着田广荣走远了，才进了院门。他给吕桂香说：“田支书来了，刚走了。”吕桂香说：“知道咧。”他说：“田支书送了烧纸。”吕桂香说：“我见来。”他撵在吕桂香身后又说：“田支书……”吕桂香就说：“咕哝啥？”他说：“我是说田支书……”吕桂香说：“我知道他来给娃送了纸。”祝义和转身走开了。
田广荣走后，祝家的族人祝拴奎、祝拉劳、祝仁来和祝万良的媳妇何宁娟来送了纸钱。来送纸钱的，还有田家的田有志、田万劳、田兴国、田根根、田得安、田玉常；马家的马来锁、马仁义、马润绪；马志敬没有来，打发他的儿子马刚刚来送了纸钱。
安葬黄菊芬的日期由请来的阴阳先生确定，日子定在“头七”那天（人去世后的第七天）；墓穴的位置也是阴阳先生给勾的。祝义和要把去年才给自己买来的一副上好的松木板给儿媳做棺材，吕桂香不情愿，她说：“给娃去县城里抬一副棺材，省心。”祝义和一听就躁了：“你是为了省心吗？你是痛惜那松木板，娃在人世上一场，连一副好材板也背不去吗？县城里抬的棺材八面漏风，像火柴匣子一样，能行吗？这事儿将就不成。”吕桂香说：“不是我痛惜，你没了，装啥呀？”祝义和说：“我没了，你们随便捏就一个木匣匣子，你们没钱，裹一张席埋了也行。”不是祝义和发了躁，吕桂香就不犟嘴了，不是的。她被老汉所感动，她知道，老汉也像她一样疼爱儿媳，甚至比她更疼爱。她说：“就按你说的办。”
大木匠请来了。松木板从楼上抬下来，开始做棺材。松木板是大二五的（大头厚度２．５寸，小头厚度是１．７寸）十页板子。全（做）棺材前，放了鞭炮。墓是生产队派人给打的。墓打好以后，祝义和提出来要用砖头箍墓，吕桂香和祝永达不再拦他，吕桂香把自己攒的私房钱拿出来叫永达去买砖头。第五天，棺材就做好了，墓也箍好了。棺材是用洋漆漆的一锭黑，棺材内和棺材外面吊上了２００瓦的灯泡儿，进行烘干。
下午，祝义和拿了一把笤帚，扛着一把铁锨，进了公坟地。他下到墓穴中，拿铁锨把残留的碎砖头渣和石头渣清理了出来，用笤帚把整个墓室打扫得干干净净，爬上了墓穴。这项工作本来该由永达来做，可是，他不放心，自己动手来干。坐在墓穴口，老汉流了一阵子眼泪。
黄菊芬刚去世那天，祝义和就打发族人给亲戚们报了丧，散了孝布。他特别叮咛自己的两个女儿祝永梅和祝永婷，要给外孙子做一身孝衫，要娃们给他们的妗子穿白戴孝。他给几家的亲戚都叮咛：儿媳没有子女，晚辈们一定要给她穿白戴孝。
吹鼓手也是祝义和打发人请来的。
悲凄苍凉的唢呐声从安葬的前一天下午一直吹到安葬的那天午后，低沉忧伤的哀乐把整个松陵村吹得流泪了。似乎是，人生的悲凉和庄严全都交织在哀乐声中，这哀乐声把不少庄稼人吹灵醒了，好像他们自己的人生、生命和生活与这音乐有着丝丝缕缕的牵挂；似乎是，当人们从人世间离开时，留下的只有那能够唤起使人悲痛不已的哀乐声了。悲伤的气氛笼罩在整个松陵村，尤其是那些扯着棺材上的几丈白布啼哭不止的娃娃们，惹得松陵村的女人们不住地淌眼抹泪，扼腕叹息。
当天傍晚，祝永达从墓地里烧纸回来之后，祝义和拿着一卷子烧纸，进了公坟地。老汉一进儿媳的新坟地就“哇”地一声哭了，他扑在儿媳的坟前头，点上了烧纸，一张一张地烧着。他一边抹眼泪一边用树枝儿拨弄着纸灰，那纸灰在坟墓上空不停地飞舞、飞旋、飞翔、飞跃。纸灰并没有带走老汉的哀伤和哀痛。老汉从内心里疼爱这个言语不多、柔弱腼腆、一副病容的儿媳妇。他目睹着儿媳妇在这个家里受了四年疾病的折磨。他不止一次地责备自己，不该让儿子和黄菊芬完婚，他明白，这桩婚姻加快了她离开人世间的速度。他把责任揽在了自己身上，痛心地谴责自己痛骂自己折磨自己。几天来，强忍着悲痛，把满腹的心事深藏着，一口一口地吞咽着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苦楚。
说起来，当初，祝义和也是出于无奈。
祝永达刚过了二十岁，祝义和就开始给他张罗媳妇，在松陵村，像祝永达这样的地主富农的娃，打了光棍的有好几个。祝义和也试图让祝永达到山里去给人家当上门女婿，但作为父母的独子，祝永达宁肯没媳妇也不愿意离开父母亲。祝义和两口为儿子的媳妇犯愁，他们一提起来就叹息不止，愁眉不展。祝永达二十一岁那年，祝义和将上门要饭吃的一个甘肃寡妇领进了家门，这个大祝永达六岁的女人在家里只睡了两个晚上，还没等圆房，就被田广荣派的几个民兵赶走了。
在祝义和很无望的时候，他在县城街道上碰见了和他在县城小学读过书的同学黄炳仁。黄炳仁一九五七年被打成了右派，回家当了农民。两个人已有二十多年没见面了，相互说起了自己的生存状况，祝义和就把儿子没有媳妇的事说给了黄炳仁，黄炳仁听罢后说，你不嫌弃，就把我那女儿给你儿子。祝义和一听，急忙说：“我还嫌弃啥？儿子眼看要打光棍了。”黄炳仁实话实说：“我的女儿有心脏病。”祝义和就问：“要紧不要紧？”黄炳仁说：“那是慢性病，时好时坏的，看起来倒不像个病人。”两个同学就在街道上订了儿女婚事。没几天，祝义和两口和儿子一同去马江公社黄炳仁家相亲。看面相，黄菊芬是个乖巧的姑娘，确实不像个病人，她脸上有气色，也长得端正。祝永达对黄菊芬的第一印象不错，这门亲事就订下了。一九七六年正月初三，祝义和给儿子完了婚。假如，这女孩儿和祝永达不结婚，是不是可以多活几年？祝义和去问他的侄儿祝正平，他要祝正平给他实话实说，祝正平虽然说得不十分明确，但意思是那样的。他一听，越发觉得，这件事他做错了，为了他的儿子，他使这女孩儿早早地走上了不归之路。
祝义和看着久久不肯落地的纸灰，悲痛万分，老泪纵横。他越哭越伤心，越伤心眼泪越多，以至匍匐在地，双手抓住黄土，大哭不止。
一直到暮色浓重了，祝义和才摇摇摆摆地回到了家。吕桂香一看祝义和脸色很难看，就劝他节哀。祝义和嘶哑着声音说：“我把心里的事全倒出去，就好些了。”吕桂香说：“娃就是那瞎瞎命了，刚不讲成分了，她还没活好人哩，老早就走了。”祝义和感叹道：“人是一节一节活，谁一辈子也把好事占不尽。”
七
松陵村要唱大戏了。大人小孩子们在街道上奔走相告，尤其是那些碎娃们特别高兴。老戏（古装历史剧）从一九六六年停演到一九七九年已有十三年，娃娃们还没有见过老戏是啥样子，未曾目睹吹胡子瞪眼提袍甩袖和舞枪弄棒的场面。当年的戏迷们也都渴望能看到一台秦腔（八本样板戏早把庄稼人看烦了）。唱大戏的事是田广荣提出来的，他提出在村子里唱大戏不仅仅是为了让庄稼人高兴高兴。舞台是他搭起来的，他要借别人的戏唱出自己的调子来。
田广荣把十个生产队的队长召集到大队办公室商量唱戏的事，生产队长们不知道田广荣心里的渠渠道道，只是觉得几十年没唱戏了，这台戏一定要唱。唱戏的日期定在阴历九月十三日，村里的关帝庙会那天。几名会长（管事的）是临时从各生产队抽调的，给戏子做饭的厨师和烧水打杂的也由各生产队摊派。田广荣提出来由祝永达负责采购和管理账目。第三生产队的队长田水祥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他说：“松陵村那么多贫下中农的娃，都闲得呻唤哩，为啥要叫地主的娃来管账？”田广荣一听，用威严的目光将田水祥压住，叫他坐下。他不无讥讽地说：“水祥，你刚才是睡着了，还是灵醒着？现在还张口闭口地主富农？人家娃是社员了，这是一九七九年，不是一九六九年，你没睡灵醒，把眼皮上的虮子捋干净，回家睡觉去。”田广荣的话刚落点，田水祥站起来了。他的个子瘦高瘦高，高粱秆一般戳在会场，那张窄脸上的神情严肃了，本来就凸出的眼睛一鼓，嘴角撇了撇说道：“一九七九年咋了？一九七九年就该叫地主富农翻天？”马志敬说：“水祥，有话坐下来说，站起来干啥呀？”田广荣一句话也不再说，他点上了一支烟，慢悠悠地抽了一口。会场上出现了短暂的沉默。田水祥坐下了。他掏出了一张揉皱了的本子纸，撕成两半，开始卷烟，干瘦的手指头将纸卷成喇叭状，倒上旱烟，右手的三个指头捏住喇叭状的顶端，转了几圈，一支烟就卷好了。他将卷好的烟叼在嘴角，点上了火。这时候，七队和八队的生产队长也在嘀咕：叫祝永达管账恐怕不合适。田广荣一看，说：“既然大家有意见，就叫田水祥来管账。散会。”田广荣手一挥，叫大家走。马志敬出来打圆场：“我同意田支书的意见，叫祝永达管账。”其他的几个生产队长都不知道田广荣为什么要这么做，但他们都明白，田广荣不是晃晃悠悠的冒失鬼，他做任何事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头脑里的沟沟渠渠比别人多得多，不然，几十年来，搞了那么多运动，都没有把他撂翻。田广荣一旦主意已决，就不可更改。叫祝永达当会长，是他思考再三才做出的打算：他明白，将祝永达拢在身边，就等于将松陵村几十户地主、富农出身的人拢在了身边。过去，他对这些人太苛刻；如今，他要显示出自己的大度、仁慈来。他先给祝永达一个“会长”当一当，看他娃能不能识时务，能不能对他百依百顺。这才是他的用心。田水祥当然是看不出他心中的旮旯角落里堆积着什么东西。参加会议的各生产队干部都同意把祝永达抽调到大队来当会长。田广荣说：“水祥，就这么定了，你同意不同意？”田水祥说：“你是支书么，你说了算。”田广荣说：“你以为你是支书，得是？我就是要说了算！”田广荣愤然骂道：“你真是一只瞎眼狗！连个眉眼也看不来，跟上胡咬。”大家轰然而笑。田水祥没再龇牙。
大队长马志敬把祝永达叫到了大队办公室。马志敬四十多岁，中等个子，诚实和忠厚就写在他那厚厚的嘴唇上，写在他那微塌的鼻翼两旁。他说话干脆，声音浑厚。他给祝永达说了田广荣叫他当会长的意思。祝永达在生产队连个记工员也没有当过，他没有这个思想准备，一时还拿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