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合作，他离开了学校，负责三个县的大车队，组织了三百多辆木轱辘大车向前线运送粮食。任何艰难困苦的境况都不曾磨掉他的锐气和激情。而他这种坚定、坚毅、坚强的性格是从小就养成的，七岁时进山割柴卖柴，十一岁时扶着犁耙开始犁地。临解放那一年，他的土地只有二十多亩，家里也只有五间厦房，地主的帽子却硬给他戴上了。儿子责备他刚愎自用，太固执，落到了这步田地还不认输。其实，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会有如此下场。在大车队的两年里，他差不多天天在路上和民工们一起艰难地行走，年轻的他坐在粮食口袋上吆喝着，指挥着。每到一地，他都要把民工们的吃住安顿好把牲畜安顿好。他的从政是从那时候开始的，他从事的是国民党的政治，渐渐地脱离了共产党。在他看来，无论参加什么党派，都是抗战，都是革命；在政治上，他还很幼稚。一九四八年夏收后，他不再做凤山县的教育科长，出任了凤山县雍川乡的乡长（其实，他当雍川乡的乡长还不到一年）。当了乡长以后，他的身后有了背枪的乡丁，他的人生由此而变得一塌糊涂。虽然，在他当乡长期间也没有什么恶行，还暗地里配合过西府游击队，解放后，他还是被归入到历史反革命中去了。
进入老境之后，马子凯的三弦越发弹得老练了，音调富于变化，深沉厚重，跌宕飘逸。南堡公社有个西府曲子队，他自然是曲子队里的第一把三弦。每逢阴雨天，曲子队里的老老少少常聚到他家里来念曲子。这西府曲子以三弦作为领头乐器，它的调子比东府的阿宫腔宽阔悠长，比眉户深沉婉转。可以说，马子凯是西府曲子的又一代传人，他给年轻一代传下去了曲艺，也使自己的人生有了乐趣。他就是这样的人：即使吃了上顿没下顿，也不恐慌，不急躁，不沮丧。在批斗会上，他被打得浑身是伤，回到家，不是看书，就是弹三弦，似乎那些伤痛离他很遥远。尽管生活如同城墙一样，他看不透，但依旧怀着憧憬，在多么艰难的境况下都未曾动过自杀的念头，他要活着，活下去是唯一的目的。他妄图用他的人生态度去影响马英年，可是，办不到。艰苦、艰辛的生活和艰难、艰涩的人生使马英年的人生态度变了，尤其是弟弟马英俊自杀后，马英年心上所布下的阴影如同斑点一般剜也剜不掉，他变得狭隘而短见，缺少与人为善的心理，妒忌每一个比他幸福的人，妒忌他周围人的生活。
马子凯弹罢一曲，回过头来看看马宏科和马林科。两个孙子睡得很不安稳，被子蹬到了一边。马宏科将两条胳膊撂在了肩膀以上，两个拳头紧攥着；马林科蜷曲着身子，将枕头抱在了怀里。每次一看见孙子，老汉心里就滋润了。两个孙子比儿子有福气，高考制度已恢复，不再推荐上学，世事的变化使孙子辈有了公平竞争的权力。就算儿子是中间的断代层，孙子可以从他那儿续接上“耕读传家”的遗脉。他无论如何也要供孙子上大学，进入仕途。
马子凯重新抱起了三弦，重新调弦，他抓住“扭手”，轻轻一扭，“叭”地一声，一根弦断了。他觉得有点晦气。“把他的，我没有使多少劲，弦咋能断了呢？”他在心里嘀咕了一声。看看断了的丝弦，他没有再续接，下了炕，把三弦放在了脚地那张四方桌子上，准备睡觉。
六
就在马子凯眯着眼睛神情专注地弹拨三弦的时候，祝永达和黄菊芬在尽情地交欢之中。
黄菊芬轻声叫着永达永达。祝永达搂住黄菊芬，却不动弹了。
“永达，你弄呀，咋不弄了呢？得是不受活？”
“不，不是。爹，爹还没有睡哩，我怕他听见了……”
“听见了就听见了，怕啥？”
“爹知道你有病哩。”
“我现在好好的，你弄你的。”
黄菊芬搂住了他的腰。他在黄菊芬的嘴唇上亲吻着，他将她的舌头噙在了嘴里有滋有味地吸吮。更强烈的欲望通过味觉传遍了全身，他的血液在奔流身体在鼓胀体内仿佛万马奔腾。这一刻，祝永达处在忘乎所以的状态中，自然而然地忘记了他身底下的女人是一个严重的心脏病患者，他只觉得她是一个鲜活的女人，使他的爱欲有处搁置的女人，使他能够在她的田野上自由驰骋的女人，使他快活得神魂颠倒几乎晕厥的女人。他被身底下的这具肉体陶醉了，他看不见黄菊芬急剧变化的脸庞听不见黄菊芬急剧喘息的声音。结婚四年了，他第一次体验了男女交欢的巅峰状态。如果说，男女交欢有形态的话，那形态便是支撑人世间的一根擎天柱；如果说，男女交欢有色彩的话，那色彩夺目耀眼、五彩缤纷；如果说，男女交欢有味道的话，那味道极其刺激，最好的厨师也调不出来。他只是觉得好，好得要命，仿佛是在酷日炎炎之中一头扑进了涝池里的清水之中，仿佛是在砭人肌骨的三九天把双脚和双手塞进了暖烘烘的被窝里。此刻，他渴望的是留住这感觉，让这饱满的感觉随着他的血液一起流淌，让这感觉渗进他的肌肤、神经、骨骼，盘踞在他的脑海里。他渴望的是能天天和黄菊芬好，好一辈子，爱一辈子。在一阵酣畅淋漓之后，他轻轻地吻着黄菊芬，呵护她的情感特别强烈，双手捧着她的脸庞的举动十分轻柔。黄菊芬说：“我算是做过一回女人了。”他说：“我要叫你做一百回，一千回，一万回。”黄菊芬说：“那我就是松陵村最有福气的女人了。”她的眼里闪出了泪花，不由得哽咽了。他说：“你咋啦？”她说：“我高兴。”她用手推了推他长出了一口气，她说她胸口有点闷。他赶紧从她的身上下来了。他这才注意到，黄菊芬的脸色苍白，头发被汗水沾在了两鬓，他一摸，她浑身上下好像在水里浸泡着。他问她是不是不舒服，她大概觉得这时候不该使他扫兴，就说：“好，和你一样好。”他说：“你咋是一身汗呢？”她说了实话：“我心里难受得很。”她的泪水喷涌而出。他把手放在她的心口，紧紧地按住才能感觉到，她的心脏跳动失去了节奏，快得没有间隙。他说：“你快吃几片药吧。”她说：“没有药了。”他说：“我去医疗站叫正平哥来给你看看。”“不。”她揽住了他，“你不要离开我，我害怕，害怕得很。”那模样，把他给吓住了：她面无血色，连眼睛也懒得睁开了，两行眼泪衰弱地挂在脸庞上，她于一刹那间垮架了。他说：“不行，我得赶快去叫正平哥。”他能感觉到，她大口大口地向出呼气，听不见她向腔子里吸气。他穿衣服时，双臂在颤抖，两条腿伸进了一条裤腿里。他走出了房间，站在父亲和母亲的窗子底下犹豫了一瞬间，没有惊动父母亲。他出了院门，直奔赤脚医生祝正平家中去了。
马子凯躺在炕上，怎么也睡不着，三弦断了弦，他只是觉得扫兴，并没有把这点儿事搁在心里。马子凯不是那种遇事就思量不尽、盘算不已的人。他总觉得耳边有女人的哭泣声，扰乱得他难以入睡。后来，他细听，确实是有一个女人在院门外啜泣，就趿上鞋，拉开了院门，走上了街道。街道上空荡荡的，没有女人，也没有女人的哭泣声，他觉得蹊跷，怀疑自己听岔了。正要回去，只见头顶上闪现出一道细长的亮光，仿佛一颗流星划过天际放出的夺目耀眼的光彩。那光芒由灿白灿白而变得五彩缤纷，他定睛看时，一只什么鸟儿驮着一个年轻女人从那亮光中飞出来了。悲声来自天空。那女人泪水涟涟，他用手一抹，自己的头顶上也湿了。他再看时，天际高远而深沉，只有星星在眨眼，他以为是幻觉，心里抽扯着，没有防顾，差点儿和迎面而来的一个人撞在一起。原来是祝永达只顾急急地向前跑，差点儿和马子凯撞上。
“永达，这么晚了，你干啥去呀？”
“我媳妇病犯了，我去叫正平哥。”
“要紧吗？”
“要紧。”
“那你快去，正平晚上不一定在医疗站睡，你去家里找他。”
“知道了。”
祝永达顾不上和马子凯多说，一路小跑着，向北而去。
马子凯知道永达的媳妇是个病罐罐，那女人究竟是啥病，他还不知底细。他看得出，永达自结婚以后，常常是郁郁闷闷的。如果不是成分害了娃，娃能娶这么一个媳妇吗？在那个年月里，尽管好姑娘成千上万，对于地主富农的娃来说，只要是个女人，哪怕是哑巴、聋子、跛子、瞎子；哪怕是寡妇、二婚，只要人家愿意就拾掇，对此，马子凯太清楚了。祝永达在他面前什么话都说过，就是没有言及过他的媳妇。祝永达刚才神色慌张，他的媳妇大概病得不轻。他想等祝永达返回来再问一问。马子凯在院门前的石头上坐了片刻，还不见祝永达和祝医生过来，就回去了。
祝正平回到家，脱了衣服刚躺下，就听见有人在院门外喊他。已是午夜一点多了他还没有合眼。前半夜是薛翠芳大呼小叫地把他喊起来的。到了医疗站，他才知道，是马生奇的女儿喝了敌敌畏。幸亏那农药放得久了，已没有多少毒性，马秀萍也喝下去不多，没有闹出人命来。她给马秀萍用了催吐剂，等吐过之后，给她挂上了液体，从十点钟折腾到快到凌晨一点，这一家三口才离开了医疗站。临出门时，薛翠芳问祝正平：“娃要紧不要紧？”祝正平说：“没事了，明天可以去上课。”薛翠芳说：“还去上啥课哩，她爸不叫娃念书了。”祝正平说：“娃就是为这事喝的药？”薛翠芳眼睛潮湿了，没有吭声。祝正平在马生奇脸上戳了一眼，拍着他的肩膀说：“你真是个二杆子，咋能不叫娃念书哩？”四十岁的祝正平言语不多，深沉练达，那张四方脸经常沉得很平。他待人诚恳、正直，医术好，腿脚勤，很受人尊敬，威信也高，他就是骂马生奇几句，马生奇只能忍受，不敢还嘴。祝正平给马生奇说：“明天把娃送到学校去，你给校长认个错。”马生奇嘴里胡支吾。祝正平说：“咋样？我说得不对？”马生奇是那种吃硬不吃软的货，他说：“我送，我一定送娃去学校。”
祝正平一边勾鞋，一边在院门里问是谁。祝永达说是我。祝正平拉开了院门。祝正平的爷爷和祝永达的爷爷是两兄弟。三四十年代，祝正平的爷爷是个半路子医生，在县城里开一家药铺。祝正平继承了祖父的衣钵，在村里做了赤脚医生。
“谁病了？”祝正平的鼻音较重。
“我媳妇的心脏病又犯了。”
祝正平一听，连院门也没顾上拉，匆匆忙忙地向医疗站走。进了门，他向出诊包里装上了该装的药物，将出诊包给祝永达，拿上了血压计和听诊器，跟着祝永达一路小跑着到了祝永达家里。
进了房间，祝永达一看，父亲和母亲起来了。父亲在脚地走动着，母亲坐在炕上，将黄菊芬搂在怀里，黄菊芬闭着双眼，气息十分微弱。房间里的气氛如弦一样紧绷着，祝永达已嗅出了那紧张不安的味道，他心里毛扎毛扎的。祝正平叫吕桂香撩起被子，用听诊器在她的心脏上听了听，然后，量血压，摸脉搏。一家人谁也不敢开口问，都屏住气息等着祝正平发话。祝正平打开出诊包，给黄菊芬注射了一支肌肉针。
处理完毕，祝正平把祝义和一家叫到隔壁祝永达的房间里，他开门见山地给祝义和说：“三爸，人是没救了，怕是撑不到天亮，快给她准备老衣吧。”祝永达一听，立时哭了：“正平哥，你救救她。”祝正平说：“不是我不救，没法救了，她的病，你不亮清，还是我不亮清？她能活到今日个，临床上已很少见了。”祝义和说：“正平，你看现在还能不能去县医院？”吕桂香说：“人成这个样子了，还能去县医院？你得是不想叫娃再进祝家的门了？”（按照关中西府的习俗，一旦亲人死在院门外边，二次不能再抬进来的）祝正平说：“去不去，你们再商量一下。”吕桂香说：“不听你三爸的，听你的，你是自己人，还能不尽心吗？”祝义和叫祝永达说话，祝永达左一把右一把地抹眼泪，他已是万分悲痛心中乱成了一团糟，哪里还有什么主意？吕桂香说：“都这时候了，你还逼儿子？快给娃准备后事吧，这是命，你真是老糊涂了。”
祝正平又给黄菊芬打了一针。
吕桂香翻箱倒柜地给黄菊芬找衣服。祝永达把黄菊芬搂在怀里，忍不住哭出了声，他一面哭，一面在自己的头上捶打。他心如刀绞：假如他今夜不和她同房，也许，她再能活三年五载或者十年八年的。自责、悔恨、内疚、伤心、痛心、揪心……各种情绪扭结在一起，皮鞭一样抽打着他。他紧紧地搂着黄菊芬。刚才，她还在他的身底下痛快地呻吟；刚才，她还是鲜活鲜活的一个女人，怎么说没就要没了？他不能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他喊着：“菊芬菊芬，你醒醒！”处于半昏迷状态的黄菊芬从闭实的眼角里挤出来了几滴泪珠，他俯下身去，用舌头将那几滴泪水给她舔干后，在她的脸庞上抚摸。吕桂香从箱子里找出来了黄菊芬还没有上过身的一身衬衣和棉衣。祝永达搂住黄菊芬，不叫母亲给她穿老衣。他放声大哭，不可自主。吕桂香也止不住地哭了，她将衣服抱在怀里，站在脚地，伤心地哭着。祝义和靠着房子门蹲着，垂下头去，任凭眼泪无声地滴。祝正平一看这情景，说：“永达，你听话，咋像娃娃一样？等一会儿，人断了气，衣服就不好穿了。”祝正平动手将祝永达从炕上拉下来了。
祝正平将祝永达叫到院子里，他说：“永达，你不要惹你爹和你娘伤心了。你要承受得起，人生的路长着哩。你再难受，也是于事无益。”祝永达止住了哭，他说：“我真没想到，她会这么快……”祝正平说：“我给你说过了，这病说完，人就完了。快去给她准备后事吧，我回去了。”祝永达要送祝正平回去，祝正平摆摆手，不叫他出来。
吕桂香进了灶房烧水，准备给儿媳净身子。
祝义和出了院门，去找赵烈梅来给吕桂香帮忙。
祝永达从炕上的针线笸篮里找出来一把剪刀给黄菊芬剪指甲。结婚四年来，他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给她剪指甲。祝永达知道，黄菊芬虽然是病身子，但她很爱干净，很整洁，很爱美，祝永达小心翼翼地把她的指甲修剪得很有样子。剪完了手指甲，又剪脚趾甲。
等吕桂香烧好了水，赵烈梅来了。
赵烈梅一进屋就开始给吕桂香帮忙，她端着一盆水站在炕跟前，吕桂香蘸着水用毛巾在儿媳身上揩擦。吕桂香是第一次目睹儿媳这小巧玲珑的肉身子，黄菊芬一身的细皮嫩肉，浑身上下像十五的月光一样发亮，吕桂香似乎不敢看她，看一眼，眼泪就止不住地向下流。从黄菊芬进门那天起，她就把她当做女儿看待，她知道儿媳有病，就疼惜她，不叫她下地劳动。生产队长田水祥来催黄菊芬去水利工地，威胁说，一天不去就扣一斤口粮。没有办法，她就顶替儿媳去了水利工地。一旦儿媳病倒，她就给她端吃端喝，即使是粗粮，也要给她把味道调剂好。冬天里，她从场间提回来麦糠，给儿媳煨上炕，点上火；夏天里，她用艾蒿将房间里的蚊子熏走，才叫儿媳进屋睡觉。她再疼惜，也疼惜不了她的命，她这么年轻就走了，使吕桂香痛心的是：作为女人，儿媳来到人世间一场，没有生儿育女没有留下后代没有享受过做母亲的乐趣。也许，她还没有解过裤带，连做女人的滋味也没尝过，她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