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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达哥，你还记得六年前的那天中午，我在村口那棵大松树下和你相遇的情景吗？也许，你没有留神我，但我从那天起就记住了你，在心里留下了你。也可以说，你从此以后就向我走来了……”
他怎么能忘记呢？当时，他看见的是她那和年龄不般配的略显愁苦的脸庞，是她那发亮而稚嫩的眼睛，是她那白皙的脖颈和圆圆的耳轮，是她那渐远渐去的背影，是一个尚在求学中的初中学生。他闭上眼睛就能看见她挂在脸上的泪痕和即将面临失学的不安，不可否认，他注视过她，但那时候在他的心目中她是个孩子，是他的晚辈。按理说她应该叫他叔叔不该叫他哥。她失踪的那几年，他是在恍惚不安思思念念中度过的。现在，她的人生历程在秀丽工整的钢笔字中起伏动荡，她的笔端下走出来的已是一个二十岁的大姑娘，是可以把他叫做哥哥的大人了。
松陵村人可能以为我跳井了，跳崖了，服毒了，卧轨了，被人拐走了，做了小姐了。幸亏，我没有轻生。永达哥，麻烦你转告我的妈妈，叫她放心，我还活着。我暂时不想让她知道我在哪里，也不想见她，我把这几年的经历告诉你，你替我守住秘密，好吗？
祝永达离开了凳子，半躺在那张长条椅子上，接着向下看。他真没想到，马秀萍会经受那么多苦难，经历了那么多的波折——
糊里糊涂上了汽车的马秀萍在车后面捡了一个座位，等车开出凤山县城之后售票员问她去哪里是为了叫她买票，她不知道这车要去哪里，也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就问售票员，售票员说：“车去西安。”她说：“我就去西安。”
六个多小时以后，汽车到了西安的玉祥门长途汽车站，她从车上下来，眼望着面孔陌生的城里人和来回穿梭的大小车辆，不知所措了。她走进一条小巷，掏出一块钱买了一碗扯面，填饱了肚子，背着书包，漫无目的地向前走。
进了玉祥门，马秀萍一直向东走，她边走边看，边看边走，似乎每一处都不该她驻足，每一处她都不能驻足。穿过北大街，走上解放路，她向北一拐，来到了火车站。此时，已是暮色惨淡了。火车站广场上的行人如皮影一般来回晃荡，有几个人看似贼眉鼠眼鬼头鬼脑面目不善，马秀萍扫一眼心里就畏怯，她目击到的仿佛不是人而是叫她害怕的怪物。她低下头，很快地进了候车室，一楼大厅没有她落座的地方。有人长长地躺在凳子上她却不敢叫那些人让座，她觉得，这个候车室这个城市和她毫不相干，她没有权利没有胆量叫睡在凳子上的人起来。上了二楼，二楼的西候车室里没有多少旅客，她找了一个座位坐下来，双眼木然地看着窗外被暮色侵蚀的楼房、车辆、树木和行人。她的双手托着腮，鼻孔里钻进去的是陌生而孤独的气味，眼睛眨动着不让挂在眼睫毛上的泪珠儿掉下来。环顾四周，候车室里的男人、女人、大人、小孩似乎都很疲惫，都是昏昏欲睡的样子。她旁边的一对年轻夫妇正在逗弄着一个大约三岁的小孩子玩，她从口音中听不出他们是什么地方的人，但她分明听见他们说是回家去。她不想逮住那个“家”，但“家”偏偏向她耳朵里钻。家对她来说是什么？是父亲粗俗的语言和粗暴的行为，是母亲无声的眼泪和可怕的软弱，是田广荣不动声色的诱惑和难以设防的伤害，是她整日的提心吊胆和越积累越多的自卑与绝望。她渴望有一个安安稳稳的家，一个温馨和谐的家，一个能够使她的肉体和灵魂得到安慰的家。渴望只不过是一个梦，只不过是用眼泪擦干了的镜子。生活把她逼上了流浪之路，她无家可归，没有栖身之处。她抬眼一看，对面座位上的那个女人好像是个农村人，她的长相有点像她的母亲，特别是她那勉勉强强的一笑，仿佛是从母亲的脸庞上摘下来趁热给她挂上去的，她看得清清楚楚：她笑的时候，眼角的皱纹重叠在一起，满脸的忧伤由嘴角咧开来布满了整个脸庞，这是她常常在母亲的面部读到的情态。母亲被父亲暴虐的场面即刻触目惊心地浮现在她的眼前了，她似乎听见母亲绝望地一声一声地叫她秀儿。她坐不住了，她的心被母亲撕心裂肺般的叫声抓成了一团乱麻，突突乱跳。她离开了座位，低垂着眼，逃也似的从二楼上走下来，出了候车室。这时候，车站广场上已是行人稀少灯光很稠了。
马秀萍只顾走，茫然地从火车站广场上走过去，不知不觉地走进了西七路，走进了这条路上的一家招待所。
后来，马秀萍才回想起，当时她觉得这个招待所的门庭倒很体面，给人一种安全感，才毫不犹豫地进去了。她的身上有田广荣给她的三百元，这些钱是她一点一点地积攒的。她进去一问，住一个晚上五块钱，就住下了。
马秀萍打水时发觉，煤炉子上的蜂窝煤快燃尽了，就把拎在手里的洗脸盆放下，给煤炉子上换了一块煤。也许，是这个细小的动作引起了一个女人的注意，这女人是招待所的承包人。第二天，马秀萍要走时，女人问马秀萍要去哪里。马秀萍说她不知道要去哪里。女人大概从这句话中嗅见了什么，她招呼马秀萍坐下来谈谈。从马秀萍的只言片语中女人知道马秀萍是一个流浪者，她问马秀萍：“留下来在我这里干行不行？”这女人没有恶相，从言语里也听不出潜在的危险，马秀萍踌躇了半天后给女人回了话：“我在你这里干。”于是她就留在挂着省六轻局招待所的小客房里了。
一天的工作从傍晚开始。
昏昏沉沉的夜幕从这个城市的上空拉下来之后，离火车站很近的小客店就忙碌了，下了火车的小商小贩、无业游民和进城来找工作的农民们来光顾这个小客店了，他们操着不同的口音穿着乱七八糟的各色衣服，小姐小姐地吆喝着。马秀萍和另外一个姑娘像上了发条似的开始不停地转动：急急忙忙地去开房间的门，跑前跑后地打水提水。连续几个晚上，马秀萍不能睡一个好觉，有时候，刚躺下，眼睛还没有闭实，就有人来了，她即刻起来招呼客人，一直折腾到天大亮方才罢休。这样的日子过惯了倒不觉得累，一旦闲下来，漫长的时光像死皮赖脸的小流氓一样不好打发。
马秀萍从一开始就对她的女主管没有设防，干了一段时间，觉得这个年轻女人很可爱。她的可爱挂在她那双层下巴上，挂在她那颠颠晃晃的把衣服撑得老高的肥大的乳房上。她操一口地道的河南腔，话一出口，仿佛一把扇子扇过来，把很重的鼻音从耳旁扇了过去，她的话听惯了只是觉得那宽宽的嗓音被她的嘴巴扩张得很厚很厚，但不沉重。女主管的丈夫偶尔来一次招待所，他比秋后的高粱秆还要瘦，按在肩头上的衣服好像挂在一个木制的衣服架子上。他趿着拖鞋，样子散漫无羁，看人时眼睛一鼓一鼓的仿佛用一个秤砣向对方身上砸，马秀萍只一瞥，未免有点紧张。因为他太瘦了，巴掌扇过来的风也可以把他吹走，因此，她倒不觉得威胁。
有一天晚上，马秀萍从女主管和她的丈夫住的房间前面经过时，听见两个人在黑暗中嘀咕什么，她稍一驻足，逮住了她的名字马秀萍。显然是这两个人在谈论她，这不能不引起她的警惕，她屏住气细听，似乎听见女主管说出的一个叫河南巩县的地名，女主管的丈夫说出的是钱的数目：五千元。她轻手轻脚地向前走了两步，蹲在窗口底下谛听，她再也没有听见什么，只听见昏睡的夜晚十分宁静，只听见那宁静中包藏着神秘莫测。这空洞的宁静使她害怕。她站起来，回到自己的房间把这几个词组串在一起想了想，一经排列组合的词组仿佛冒烟的干柴，她从中嗅出的是呛人的味儿，这味儿究竟叫什么，她无法命名。
惶惶不安地过了几天，她以为有什么事儿要发生，使她既担心又侥幸的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她偷偷地去观察女主管和她的丈夫，从这两个人的面部她读到的是已经稔熟得如同钉子一样钉死的表情，她看不出自己的处境有多险恶。生活的表象平静而安详，她的内心却紧张不安，她觉得她所处的小旅店和她的那个家一样时时刻刻存在着使她心烦、心虚、心悸、心寒的因素，她随时准备逃走。日子一天天地过去了，该发生的还是没有发生，转眼间天就冷了。
在漫长而枯燥的冬日里，客人少了，活儿少了，她就抱着从书店买来的几本小说打发时光，这些书籍中的故事渐渐地稀疏了她的紧张和不安，常常引发起对往昔的一段回忆。有些记忆，清晰可辨，犹在眼前，使她向往，祝永达便是从她的记忆里一点一点浮上来的。对于她十四岁之前的祝永达，也就是说，她第一次在松树底下碰见的祝永达，她的印象很单薄，似乎祝永达从她十四岁那年才朝她走来的，走进了她的视线，使她难以抹掉了。她带着在心中烙印的祝永达走出了凤山县走进了省城。她想起了她第二次和第三次在松树下遇到的祝永达，一次比一次清晰，他的音容笑貌活灵活现。她一想起祝永达心里就激动，就想和他说说话。最理想的境况是：在一个有月光的晚上，在恬静安详的田野里，她和祝永达走在田间小路上，她给他诉说，诉说她的童年和少年，诉说她渴望和他在一起的激动，诉说她在梦中梦见他的情景。她还梳理不出来这样的情感是不是叫爱情，但她知道，这情感十分真挚，有些分量，深藏在她心里的最深处，谁也拎不走。她趴在床上想给祝永达写信，但写了几次开头，她都撕了。她该叫他什么呢？按母亲的说法，她要叫他永达叔，可她不能接受这辈分了。不是她觉得她长大了就不该叫他叔叔了，而是她觉得，他就不是她的叔叔，他应该是一个哥哥才对。他是她心中最理想的哥哥，是可以把头靠在他肩膀上的哥哥，是可以给他说心里话的哥哥。
在一个寒冷而孤独的夜晚，轮到她值后夜的班（生意淡了，两个姑娘轮流值班，前半夜，她的伙伴值班去了），马秀萍把煤炉子提到房间里，重新添了一块煤，她趴在床上，又给祝永达写信，铺开纸，只写了几句，却不知从哪儿说起，她陷入了回忆之中。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她握着钢笔，趴在床上睡着了。
值班的那个姑娘一看手表，已是凌晨二点二十分了，马秀萍还不来换她，就上了二楼，推开房门去叫她。门刚一推开，一股浓烈刺鼻的煤烟味儿扑了过来，她叫了几声马秀萍，马秀萍不搭理她。她拉开了电灯开关，从黑暗中跳出来的马秀萍躺在离门只有三步远的地板上，她用手去推，马秀萍不说话，全身在动弹。那姑娘被吓住了，赶紧去叫女主管和她的丈夫。女主管和丈夫起来一看，马秀萍是煤气中毒了。本来，这夫妻俩早已合计好了，在元旦前，把马秀萍卖给人贩子。从马秀萍到这儿不久，他们就起了歹心，但他们发觉这女孩儿很敏感，性格也不温顺，不敢随意下手。女主管给丈夫说：“赶快将她送到医院里去。”女主管的丈夫在马秀萍的脸庞上摸了摸，他说：“你先别急，我出去弄一辆三轮车来。”不一会儿，女主管的丈夫将三轮车蹬来了，他将马秀萍抱上了三轮车，盖上了一床被单，三轮车蹬进了寒冷而幽暗的冬夜。
凌晨六点后，女主管的丈夫回来了，三轮车上不见了马秀萍。女主管问丈夫：“那女孩儿咋样？”丈夫说：“我把她处理了。”女主管有点吃惊：“咋处理了？”丈夫说：“她已经死了，你送到医院去，还想赔一条人命？”“这可咋办呀？”“谁问都不知道这个女孩儿，记住。明天把那个也弄走，多少给些钱弄走，咱另外雇人。”女主管咬咬牙，点了点头，她的双层下巴像多余的一张嘴巴翕动着。
马秀萍第二天苏醒时才发觉，她躺在一块麦地里。当时，她确实是死了，没有呼吸，没有脉搏，幸亏，女主管的丈夫将她拉到了西郊的麦地；幸亏，三轮车绕着小道走，一路颠簸着，不然，她是死定了。她只记得，她从床上爬下来，没有爬到门跟前去，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女主管的丈夫将马秀萍拉到了西郊，先是放到了火车的车轨上，几分钟过去了，不见来车，他似乎觉得这样做会留下把柄，又将她抱进了三轮车，一直向西拉。到了田野上，他想找一眼水井，将她投进去，可是，摸黑找了半晌，找不见，他怕耽搁久了被人瞧见，就将她抛进麦地里，回城去了。
后来，马秀萍糊里糊涂地上了那辆客运车，身上被女主管的丈夫掏得分文不剩，她担心的是车主叫她买票。令她暗自庆幸的是卖票的那个小伙子没叫她买票。她又问了一遍：“这车是不是向西走？”回答是一样的：“向西。”她只有一个念头，回凤山县去，至于说回去后怎么办，她没有多想，回去后再说吧。使她蹊跷的是，这车上除过司机和卖票的小伙子，只有她一个乘客，她不由得有了疑虑，再问了一遍：“这车去凤山县吗？”“去，咋不去呢？你看这不是向西走吗？”冬日里即将落下去的又红又大的太阳就在车窗前面，车朝着太阳开去了。只要向西走，她就放心了。她又饥又渴，当那售票小伙子把一块面包给她的时候，她毫不犹豫地接住了，几口吞了下去，又喝了一瓶人家给她的饮料。她尝不出那面包和饮料是什么味道，饿极了，就是面包里有毒药，她也会吃下去的。没多一会儿她就有点瞌睡。她走到后排去躺在了长长的座位上。
一觉睡醒，马秀萍爬起来一看，冬日的太阳黄黄的，挂在中天，四面是山，山头像田广荣的秃顶一样光，满目的干枯苍凉。她没有喊叫，又闭上了眼睛，假装睡去了，她能感觉到，这车继续向西走。这山不是村子后面的雍山，也肯定不是陕北的土山。车早已过了凤山县，过了西水市。从西安到凤山是一马平川，哪里有山？这车肯定到了甘肃。她又落到了坏人手中了。这一次，她没有畏怯，是因为心里很清楚她遭遇了什么。她闭上眼睛想对策。最坏的办法是从车窗跳下去，摔死了就摔死了，死了也比让人贩子卖掉强。
汽车到了一个山区小镇上，她先是拉开了车窗，然后，喊叫着要撒尿。售票的小伙子说：“你就尿在车厢里。”她不，她说她要解大手，小伙子说：“你再喊，就把你的嘴缝住。”她竭尽全力喊叫着。那小伙子提着一把扳手向她跟前走。她说：“你不要过来，你再走一步，我就从车上跳下去了。”她的头已探出了窗外。那小伙子只好退到原来的位置上。她说：“求求你们了，叫我下去解个手。”汽车停在了一个厕所跟前。不是那两个人动了恻隐之心，而是怕她从车上跳下去。她下了车，司机和售票员跟在了她的身后。她进了厕所，那两个男人就守在厕所外面。她一进去，就给一个刚解毕手的女人跪下去了，求那女人能帮一帮她，她简略地说了一遍她的遭遇。那女人在厕所里看了看，把她扶上了厕所的隔墙，她翻到了男厕所，从男厕所出来，拼命地奔跑。那两个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