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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广荣没有吭声，他想，你还知道我是老干部？谁知道你给我安的是什么心肠？他还以为，江涛是礼节性的看望，或者是来打探他是真病还是假病，假惺惺地说：“你看，现在正搞责任制，我在炕上实在是躺不住了，躺下也是活受罪哩。”
江涛说：“你安心养病，工作上的事就不用你操心了，公社党委研究决定，叫祝永达担任松陵村的党支部书记。本来，就该叫你休息，考虑到永达年轻，还要你带一带，就叫你担任副书记，协助他工作。”
田广荣一听，简直如五雷轰顶，他抓住被子，看着江涛，半晌说不出话来。他的惶恐不安一点儿也不掩饰，江涛看见田广荣抓住被子的右手在颤动。脸上很难看，那秃了的顶似乎蔫包子。
江涛说：“该交代的工作，等你病好了再交代吧。”
田广荣说：“永达转正才两年多，他……”
田广荣欲言又止了，他不能说，祝永达能行吗？他一时找不出合适的词汇表达他的意思：既不反对祝永达当书记，又不愿意让出自己的位子。可惜的是，他的脑海里闪不上来这样的词汇，站在几千农民面前滔滔不绝妙语连珠的田广荣嘴笨词穷了，他显得十分窘迫，秃了顶的脑门上浸出了汗渍。
江涛说：“所以，公社党委才决定，叫你带一带祝永达。”
田广荣立时听明白了，如果祝永达党龄长一些，恐怕叫他连副书记也不会当。田广荣看得出，他的村支书已不可能再要回来了，他换了语气：“江书记，你放心，我会尽力协助永达搞好工作的。”
江涛和祝永达一走，田广荣一句话也不说，他微闭着双眼，木然地靠在炕墙上，似乎在沉思，似乎在一点一点地吞咽那苦果。他这才猛然间意识到，解散生产队未必会给他带来多么大的灾难，而丢了手中的权力才是真正的灾难。他后悔自己不应该躺倒，他应该顶着干才是，躺倒就意味着逃跑。他觉得，他看错了人，他以为，江涛也会像前几届的书记、社长一样尊重他，遇事让他三分。没想到江涛会这么绝情这么厉害，不叫他当书记也不事先和他打招呼，叫他不干，一句话就完事了。他在松陵村苦心经营了三十年，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他知道，那个副书记的头衔只是让他挂个虚名，给他一点安慰。田广荣心里跟椽戳一样，难受极了。薛翠芳也不知道怎么劝田广荣才好，她明白，田广荣把手中的权力看得比命还重，一夜之间，他就没权了，他能不痛苦吗？田广荣没有进城去找老领导，他在炕上躺了一整天。晚上，薛翠芳上了炕，悄没声息地脱了衣服，脱得赤条条的，偎在田广荣的身边。田广荣睁大眼睛看了看薛翠芳，薛翠芳第一次发觉，他的眼角里挂着一丝凶狠的光，那光苦如黄连，冷似冰块。突然，田广荣仰起头来大笑不止，他笑得浑身筛糠似的抖动，笑声震得窗户纸尖刻地发响，薛翠芳吓得不敢动弹。“起来，你起来。”田广荣叫薛翠芳穿衣服。薛翠芳说：“你不是说要老早睡觉吗？”“叫你起来，你就起来。”田广荣的口气硬如钢铁。薛翠芳十分茫然，迷迷糊糊地爬起来穿上了衣服。田广荣说：“你下去，给我炒一盘菜，热一壶酒。”薛翠芳说：“你想喝酒？”田广荣说：“想喝，想喝醉。”薛翠芳说：“你有病，这身体……”田广荣冷笑一声：“连你也认为我有病？”薛翠芳不敢不从，下了炕，进了灶房。
三两白酒下了肚，田广荣咬着牙说：“好呀，我干了三十年，还没找到对手哩，祝永达，咱走着瞧吧，我就不信，自己养的狗要咬自己人。”田广荣把全部的怨和恨都集中在祝永达身上了，如果祝永达不接手，他的位子能丢了？如果不是祝永达要抢他的权，江涛能让祝永达干？祝永达算什么东西？如果不是他的提携，祝永达能入党？能到大队里来工作？这才叫忘恩负义，这才叫吃谁家饭，砸谁家的锅。田广荣在心里说，松陵村的事，只要你娃能干下去，我就服了你。他想，江涛不能老是住在松陵村，等江涛走了，再和祝永达算账也不迟。在田广荣的心目中，松陵村的权力本来是他的，只能是他的。好汉不吃眼前亏，眼下的事，他还得应付过去。他将酒壶里仅有的那两杯酒倒出来喝干，将盘子里的菜吃得一根也不剩，然后，推开杯盘，趴在炕上，给公社党委写了一封检讨，将他这一个多月来的工作做了检查，并表示要很好地配合祝永达，把生产责任制工作搞好。阳奉阴违，明里一套，暗里一套，是他做人的法宝。检讨写好之后，他又念了一遍，觉得措词都很恰当，放在了枕头旁边。在他手里丢失的，他一定要夺回来。活了大半辈子，他只认一个道理：人世间就是弱肉强食。他要做强者，就得有权，就得强取豪夺。田广荣一看，偎在他身边的薛翠芳已经睡着了，他抓住她那光溜溜的胳膊把她摇醒了，睡眼惺忪的薛翠芳说：“我穿，我迷糊一会儿就穿。”田广荣说：“谁叫你穿衣服？”他侧过身来，满嘴酒气地在薛翠芳脸上乱啃，薛翠芳糊里糊涂地抱住了他。他不管薛翠芳乐意不乐意，趴上了她的身体，似乎还在睡梦中的薛翠芳觉得田广荣不是和她交欢，而是在解馋、解恨。他来得很猛烈很粗野，仿佛一只老狼冲进羊圈里乱嘶乱咬。
没几天，凤山县委收到了松陵村党员的一封告状信，状告南堡公社党委书记江涛打击老干部田广荣。在这封告状信上签名的有田兴国、田水祥、田壮壮、田根根、田得安、田劳劳等三十三名党员，占了松陵村六十四名党员的一半还多。告状的党员全都姓田。在这些田姓党员中，有解放初起和田广荣一起入党的老党员，有六十年代田广荣培养的积极分子，也有“文化大革命”中突击入党的年轻人。在党员会上，他们都是田广荣的力量，而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则是田广荣的兄弟、侄儿或孙子辈，田广荣是他们的二哥、六爸或五爷。生活在松陵村庄稼人都处在家门户族之中，田广荣也一样。况且，他是田姓的长辈，不仅仅是支部书记。
凤山县委的一位副书记将江涛叫去谈了一次话，他从侧面敲打江涛，要注意工作方法，和基层干部搞好关系。江涛是灵醒人，他从副书记的话中听出来有人告他黑状，他能估摸得到，是松陵村的田广荣撺掇人干的。
江涛到了松陵村，他叫祝永达将党员花名册拿出来看。他一看田姓党员竟然有四十四名，占党员人数的７０％。江涛合上花名册，不由得骂道：“他娘的！田广荣把松陵村搞成田家党了。”
十六
江涛第一次找祝永达谈话，叫他出任松陵村的党支部书记，祝永达推掉了。当村支书不是他的初衷，也不是他入党的目的，他入党不是为了当个什么干部，他只是为了证实一下自己。大家并不需要谁来拯救，他也拯救不了大家。田广荣常常以为他是松陵村人的救星，常常以救世主的面目出现在松陵村人面前。他到大队里来工作了几年，已经目睹了田广荣的为人。指甲盖大的权力就使田广荣为所欲为成了“山大王”，权力再大些呢？他觉得，田广荣是权力的牺牲品，假如他没有那指甲盖大的权力，也许，他会是一个为人诚实的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之所以拒绝江涛有他的想法。
江涛第二次找他谈话，他给江涛说清楚了，他是为自己，不是为了当干部。江涛抓住他的这句话不放：你当干部，也不正是你证实自己的一个绝好机会吗？证实自己是有层次的，在这个层面上，你证实了自己，也不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吗？江涛说，你干一年半年也行，三两年也行，只要你觉得证实了自己能干，撂下不干也行。祝永达没有再和江涛争辩。江涛说：“你回去再想想。”最后并非是江涛说服了祝永达，祝永达才上台了，而是因为祝永达认定生产责任制是件好事，他为了把这件事干好，就必须有权，就必须出任支部书记。有了权力他就可以为老百姓办实事，不然，不能由他说了算。只有他在这个位置上干出名堂来，才能证明他是优秀的人，才是他人模人样的见证，才会使自己荣耀、自豪。老百姓对你的认可，社会对你的认可是通过职位来认可的。祝永达想通了。
和祝永达不同的是，祝义和一听儿子要当村支书，第一个想到的是田广荣。他了解田广荣的为人，田广荣狡诈多变，资格老，根子稳，他在松陵村经营了三十年，是不肯轻易放弃手中的权力的。在他看来，松陵村的支部书记只能由田广荣来当，除此以外，谁也不行，儿子更不是那料。田广荣能把松陵村人拢住，能把人吆到道上去。人不服人不行，就这一点，得服人家。再说，他们不当“黑五类”才有多少个日子，一旦再来一个什么运动，谁知道会出什么事。人心叵测呀！天有底，地有底，只有人心没有底。祝义和将儿子叫到跟前，劝他不要和田广荣共事。祝永达只有一句话：“我是为了我自己。”他弄不清儿子所说的“为自己”究竟是什么内容，他担心儿子会把自己给毁了。
祝义和怀着满腹心事去找马子凯。他知道，儿子是很敬重马子凯的，也许，儿子会听马子凯的忠告。他也曾经细想过，马子凯这一辈子是吃了从政的亏，如果马子凯当校长、干教育一直干到底，他的人生将会是另外一种面目。如果马子凯能用自己的人生教训去劝诫永达，永达也许会放弃这个村支书。
祝义和走进了马子凯家里的时候，马子凯正在写什么东西。马子凯放下了笔，把烟盒拿过来，叫祝义和吃烟。祝义和装了一锅烟，点上火，吧嗒吧嗒地吃着，低头不语。马子凯看出他心事重重的，就问他有啥事。祝义和长叹一声，就把想好的话说出来了。马子凯一听，略微深思后，说：“叫永达干去，不会错，娃有主见，他嘴里不说，心里在攒劲，永达是那种非把事干好不可的人，叫他当个社长、县长也能行，不要说是一个村支书。”祝义和说：“不是他有本事没本事的事，他的对手是田广荣，田广荣是啥人品，你还不知道？”马子凯说：“田广荣的人品咱先不说，你说田广荣在松陵村横着来竖着干靠的啥？那是他手中有权，他没了权，也就难蹦跶了。”祝义和说：“他的势力大着哩。”马子凯说：“我看你的眼窝还是浅，松陵村人是不是一心向着他？我看不是那样。人心向背重要得很，现在当干部靠压制是不行了。”祝义和说：“照你说，叫永达干去？”马子凯说：“那还用说，叫娃干去。要是放在１９７９年以前，娃想干也干不成。”祝义和明白，马子凯的话也有道理。可是，有时候道理是靠不住的。祝义和没有想到，马子凯会支持永达当支书。看来，他想求得马子凯的支持是办不到了。他吃了一锅烟，说了几句闲话，就走了。
从马子凯家里出来，祝义和在街道上碰见了田玉常。这个老老实实的庄稼人对他实话实说：“大家都想叫永达干哩。”祝义和一听，庄稼人拥护他家永达，心里宽展了些。他对田玉常说：“你也是上了点年纪的人了，有见识，永达有啥不是，就对他说，不要等他把事弄瞎了再张口，那就迟了。”田玉常说：“你放心，义和叔，永达不会把事弄瞎。”
出任了村支书的祝永达对各生产队的班子进行了调整。像马子凯、田玉常、田万劳这些庄稼人也被吸收到各生产队责任制领导小组里来了。工作从头开始了。
一块地要划成十几个绺子，把谁家安排在哪里，拿不出万全之计来，就只好采取古老的抓纸蛋儿的办法。工作开始没几天，第三队的队长马英年和田水祥就打起来了。三等地已分到了各户的名下，开始为二等地抓阄。那天下午，马英年把社员们召集到生产队的饲养室来，领导小组里的三个人做好了纸蛋儿，放在了一个碗里，由大家来抓。田水祥第一个去抓，他将抓到手的纸蛋儿展开一看，抓到的是大塄弯那块地里的第一家。田水祥一想，第一家在地头，众人进地出地必须经过，人踏车碾糟蹋大。他要反悔，却拿不出正当的理由来，他一不做二不休，一把端过去装纸蛋儿的那个碗，将碗里的纸蛋儿倒进了给牛拌草时盛水的水瓮里了。事情被田水祥搅黄了，大家一时怔住了。马英年一看田水祥在捣乱，就问他：“你咋能胡来哩？”田水祥说：“我就是要胡来。我知道你想把集体的家业踢散伙，走资本主义，你是地主，想复辟，贫下中农不答应，这地分不成。”马英年说：“你是贼娃站在月亮地里了，把自己照了个大。你算个啥东西？还想把大家拦住？”田水祥说：“我是你先人。”马英年说：“你是个！”田水祥一把抓住了马英年的领口，两个人就在饲养室脚地滚成了一团。田水祥不是马英年的对手，滚了两个蛋儿，马英年翻上来，两腿一跨，骑在了田水祥的身上，抡起拳头在他的身上脸上乱捶。女人们尖声喊叫着，走不到他俩跟前去，几个年轻人假惺惺地去拉马英年，心里撺掇他打田水祥。田水祥号叫着：“地主打人哩！阶级报复哩！”人们吵吵嚷嚷地将马英年和田水祥围在了中间看热闹。
赵烈梅丢鞋落帽地跑到了大队办公室来找祝永达。祝永达一看赵烈梅脸色变得通红，问她是咋回事？赵烈梅说：“打起来了打起来了。”“谁和谁打起来了？”“田水祥和马英年，你快去看看，要出人命了。”祝永达说：“你先回去，我随后就到。”
祝永达来到第三队的时候，田水祥正在用水瓮里的水洗鼻子上的血。他问马英年为啥事打架？马英年说：“狗日的田水祥胡捣乱，把纸蛋儿毁了。人家忙了半晌，他一把给搅烂散了。”田水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