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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由这种催眠疗法，O小姐慢慢恢复了正常，接受了父亲病重及死亡的残酷事实，将对父亲的挚爱留在心里，开始了她的新生。
解析：
在精神医学史里，O小姐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病人，而B医师则是19世纪末维也纳的名医布鲁尔（）。1895年，布鲁尔和他的晚辈弗洛伊德（S。 Freud）——日后的精神分析鼻祖——合著《歇斯底里研究》（Studies on Hysteria）一书，O小姐就是该书中的第一个病例（在该书里，她的名字叫Anna O。）。
O小姐是一个症状相当复杂的歇斯底里病人。人类很早就知道我们现在称为“歇斯底里”（hysteria）的现象，譬如一个好端端的人会突然出现怪异的言行举止，好像变成另一个人似的；或者会突然站不起来、四肢抽搐、对东西视而不见等。对这些奇怪的症状，自古迄今，有很多不同的解释，而其理论的演变正可以说是人类知性发展史的一个小缩影。
hysteria这个词汇源自希腊文的“子宫”（hystera），“歇斯底里”的原意为“子宫乱窜”。两千四百年前，医学之父希伯克拉底（Hippocrates）认为有一种女人病，起因于受挫的子宫在体内乱窜（性障碍），当子宫跑到喉咙时，病人即会产生窒息感；当子宫跑到脾脏时，病人即会变得脾气暴躁。希伯克拉底认为治疗这种“歇斯底里”的最佳处方是——结婚。
但到了中世纪，当西洋人将其兴趣从物质层面转移到精神层面时，对歇斯底里的解释也发生了改变。当时的学者认为，歇斯底里或其他类似的异常乃是非物质力量——如恶魔、女巫等附在病人身上作祟所致，在当时的精神病理学经典之作《Malleus Maleficarum》里，对歇斯底里症状的描述虽相当精确，但接下来的则是如何诊断与治疗女巫的怪诞言辞。本档案中O小姐的某些症状，确实会让人产生这方面的联想。
理性主义兴起后，大家的注意力又从精神层面转移到物质层面，歇斯底里逐渐被认为是此时初为人们所了解的神经系统方面的问题。在这方面贡献最大的当推法国的神经学家沙考（JeanMartin Charcot），他认为歇斯底里症是病人神经系统的一种遗传性变质性作用所致——尽管在人体解剖及显微解剖上都无法发现这种神经系统的变性，但在整个理性思潮及唯物观念下，他却如此相信这一说法。他曾当众示范，以催眠术让病人产生或者解除歇斯底里的症状。催眠术对病人的作用虽是“非物质力量”，不过沙考却认为，病人的“可催眠性”亦是其神经系统毛病的一个病征，并坚称正常人是不可能被催眠的。
在《歇斯底里研究》一书里，布鲁尔和弗洛伊德合写了第一章《论歇斯底里现象的心理结构》，从标题可知，他们两人又尝试将歇斯底里的成因从物质层面转移到精神层面。布鲁尔从对O小姐及其他病人的诊疗经验里发现，有相当多的歇斯底里症状乃是来自病人过去的创伤性经验（traumatic experiences）。当心理创伤事件发生时，病人可能处于一种暂时性的意识恍惚或改变状态中（譬如极度惊慌、悲痛、狂乱等），但在完整的意识又告回复时，上述创伤经验及其所伴随的情感却和构成正常人格的意识主体分离，或者说它们成为当事者心灵中的“异物”，这个“异物”就好像郁积在皮肤底层的“脓疡”，而歇斯底里症状就好像“脓疡”引起的红肿热痛。治疗“脓疡”的方法是要切开它，将其内的脓引流出来，而治疗歇斯底里的方法则是让病人回想起作为其“心灵异物”的心理创伤事件，将它“说”出来，并“发泄”该事件所伴随的情感。
父亲病榻边的黑蛇（3）
但因为这些心理创伤事件是和意识主体分离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当事者无法主动回忆起或意识到它们，像O小姐这样自行陷入“另一种意识状态”中喃喃自言，泄露她部分的心事，乃是可遇不可求的；较有效的方法是由医师将病人催眠，让病人在可操控的情况下进入“另一种意识状态”中，然后再有计划、有系统地去挖掘埋藏在她记忆底层的心事。布鲁尔用的就是这种方法。
O小姐的症状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以肢体麻痹、视觉障碍等身体各器官的功能失常为主，此称为“转化型”（conversion type）症状；另一类则以人格、思想、情感、记忆等精神功能的解离为主，此称为“解离型”（dissociation type）症状。O小姐是这两类症状兼而有之，但多数病人则以某一类症状为主，而分别称为“转化型”或“解离型”的“歇斯底里精神官能症”（hysterical neurosis）。
不管是从历史或社会的角度来看，歇斯底里症都是我们了解变态心理的一个巨大的水晶球，O小姐恰似这个巨大水晶球的缩影，下面我们将兵分两路，以生动的病例对这两种不同形态的歇斯底里精神官能症分而述之，尽可能呈现这类病人各种曲折的心路。
女歌唱家喉咙里的心事（1）
每当她面对姨父无理的咆哮与指责，而力持镇定、隐忍不言时，就会觉得喉头有一种被抓挠、失去声音的感觉。
一位23岁的女歌唱家，不仅人长得貌美如花，声音也宛若出谷黄莺，但美中不足的是她有一个奇怪的毛病：经常在歌唱到一半时，会突然产生一种窒息及喉咙窄缩的感觉，而使声音变得紧张。因为这个原因，她的声乐老师一直不同意她公开演唱。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毛病。大多数时候，她都唱得很顺畅，但那种窒息及喉咙窄缩感却又会在没有任何前兆的情况下不意出现，无从预防。这种毛病使她的歌唱前途抹上了一层阴影，于是她去请教一位年轻的F医师。
F医师在听了她的病情陈述后，判断她的毛病并非来自声带的器质性病变，而是心理因素造成的；而且，此一心理因素显然埋藏在她的记忆深处（因为她想不起有什么原因）。于是F医师用他刚刚习得的催眠术，试图打开她的心扉，挖掘相关的心事。
在催眠后，F医师终于从她过去的生活经历里找到了造成上述毛病的原因：
这位女歌唱家的双亲很早就过世，她从小就寄居在一位姨妈家里。姨妈有很多小孩，待她还算不错；但姨父却是一个人格相当卑劣的男人，对妻子和儿女都非常粗暴（对她当然也不例外），特别是他经常公然对家中的女仆和保姆表现出性趣，更是伤了妻儿的心。孩子们越来越大，这种举止也越来越惹人厌，但在姨父的淫威下，大家都敢怒不敢言，只求眼不见为净。
姨妈死后，年龄最大的她成了表弟表妹们的保护者，她严肃地承担起这个责任，但也小心翼翼地面对这种新角色可能带给她的考验和冲突。她对姨父充满了鄙夷与痛恨，但为了表弟表妹，她又必须强行压抑这种鄙夷与痛恨。就在这个时候，她开始有了喉咙窄缩的感觉。每当她面对姨父无理的咆哮与指责，而力持镇定、隐忍不言时，就会觉得喉头有一种被抓挠、失去声音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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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般无奈之下，她开始寻求自立之道，希望有一技之长，能早日脱离这种无日无天的焦躁与痛苦环境。结果天从人愿，一位声乐老师如贵人般适时出现，在听了她甜美的声音后，说她很适合做个歌唱家，于是她开始秘密地跟这位老师学唱歌。她经常是在受到姨父的詈骂，喉咙里仍有窄缩感时，就匆匆离家去上她的音乐课；上完课后又匆匆回家，面对可能出现的焦躁与痛苦。
如今，她虽然已搬离了姨父家，住到另一个镇上。但在唱歌时，仍不时会出现窒息与喉咙窄缩感，如果她无法克服这种毛病，那么她的歌唱前途也将化为泡影。
F医师在知晓她过去的经历后，觉得她的症状乃是对姨父劣行“如鲠在喉”的象征性表现。他给她的处方是要她正视过去这些不愉快的经历，同时学会批评、指责她的姨父，如果有机会，就明白地告诉姨父她对他的真实看法。
在这种心理处方下，她的情况似乎日有改善。但有一天，她又因另一种新的症状——手指尖突然产生令人不快的麻刺感，而来找F医师。她说前一天曾以两手手指做一种特殊的伸扯运动，随后每隔几个小时就会在指尖产生上述的麻刺感。虽然伸扯运动也有可能导致麻刺感，但因有上次的经验，F医师决定再度将她催眠。
在进入催眠状态后，她毫不迟疑、而且几乎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顺序，说出从童年至今与手指麻刺感相关的各种经历：
譬如她说在读小学时，曾紧张地伸出双手，让老师用戒尺打她的手心。这种几乎人人都有过的经历，自然引不起医师的注意。但他倒是在病人众多的回忆中，发现了一个较特别的经历：那是她寄居到姨妈家后才发生的，原来她那个坏姨父患有风湿病，有一天，姨父要她替他按摩背部，她不敢拒绝，只得用手指去揉捏姨父的背部。就在这个时候，躺在床上的姨父突然掀开被单，伸手抓住她，想将她按倒在床上。她吓得连忙缩手，逃离姨父的卧室，躲到自己的房间，并将门锁上，好一会儿都不敢出来。
在催眠状态中，她嫌恶地回忆起这件往事，但在医师的追问下，她却不愿意说出当姨父突然掀开被单时，她究竟看到了什么。F医师认为当突然事发时，她的指尖正接触到姨父背部的肌肤，这可能跟她今日指尖的麻刺感有关，但为什么事隔这么多年，才突然爆发出来呢？
在追问之下，才知道病人现在改住在另一个舅舅家里。舅舅对她很好，但正因为如此而引起舅妈的不悦，舅妈怀疑丈夫对这位美丽的外甥女心存不轨；特别是这位舅妈年轻时也颇有艺术才华，但却受限于环境而无法发挥，因此对病人能如愿地在歌唱领域里一展所长，心存嫉妒。由于这种气氛，病人在舅舅家里总是小心翼翼的，于舅妈耳力所及的范围内，她是尽量不唱歌、也不弹钢琴，同时也尽量避免唱歌或弹琴给舅舅听，因为怕舅妈会突然现身，引起她的反感。
就在前几天，她舅舅颇有雅兴地要她弹点什么给他听，她当时以为舅妈出去了，于是坐下来边弹钢琴边唱歌，但想不到舅妈突然一脸不悦地出现在门口。她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被人发现般吓一大跳，连忙合上钢琴，匆匆走开。在这之后不久，她就出现了手指尖麻刺感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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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歌唱家喉咙里的心事（2）
F医师认为，病人早年跟坏姨父的搔背事件虽然已被埋藏在她的记忆深处，但最近跟好舅舅的钢琴事件却又触痛了她，两个事件都和她的“手指”有关，也都代表了一种“心理创伤”，在相因相成下，终于导致了症状的爆发。
解析：
本案例中这位年轻的F医师就是弗洛伊德（S。 Freud）——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而这个个案就是他早年研究“歇斯底里症”之众多病例中的一个。
这位女歌唱家的症状，比起前述案例的O小姐来，可以说单纯得多，纯属“转化型歇斯底里精神官能症”。“转化型歇斯底里精神官能症”患者表现出来的症状以运动系统或感觉系统的机能性障碍为主，但却找不到明显可见的器质性原因（即神经系统方面的病变），而且若仔细观察，通常还会发现这些症状违反了已知的神经病理学常识。为了进一步探讨这些症状的来龙去脉，我们需先了解它们的“特征”：
在运动系统障碍方面，以异常动作和麻痹这两种症状为主。异常动作包括头颈、四肢、躯干的震颤、抽搐等，当旁人注意时，其异常动作往往会更加明显，有时会发生全身性的惊厥，四肢狂乱地动作着，但不规律且不一定对称，病人看似完全无法控制自己，不过却很少会伤害到自己或咬到舌头；有时候病人会有“立行不能”的现象，躯干抽搐，如喝醉般手舞足蹈不成步履，但却很少摔倒，即使摔倒也会避免伤害到自己。
麻痹或不完全麻痹通常发生在四肢，病人会模拟一般观念里的麻痹，而有单瘫、半身不遂、全身麻痹等，但与真正中枢神经系统障碍引起的麻痹还是不太一样，譬如真正半身不遂的病人，走路时是以臀部为支点作回转式地移动麻痹的下肢，而歇斯底里性半身不遂则是拖着麻痹的脚走，若仔细检查患者麻痹的部位，可以发现肌肉功能正常，并无萎缩现象。另外，声带肌肉的麻痹会导致歇斯底里性哑巴，病人虽不能说话，但却能咳嗽或耳语。
在感觉系统障碍方面，包括麻木、感觉过敏或感觉异常等。皮肤的感觉障碍可以发生在任何部位、任何形状及任何形态，但以四肢较多。如果病人四肢有歇斯底里性的运动系统障碍，在该部位通常就“理所当然”地有感觉障碍，但其分布与感觉神经系统的分布并不一致，而是属于病人观念里的想象区域，譬如刚好是手套或袜子覆盖区域的麻木，或者从前额到会阴以正中线为界的半身麻木，但这都违反了体内感觉神经纤维分布的情形。
感觉器官的障碍最常见的是各种不同程度的单侧或双侧的盲、聋，病人虽然抱怨说他的两只眼睛都“瞎”了，但走路却很少跌倒或伤害到自己。若将一杯水放在桌子的边缘，要“瞎眼”的病人自己去拿时，他探出手来，看来虽是在杯子的四周乱摸，但却绝不会碰到杯子让它摔落，在这样有惊无险地乱摸一阵后，他会抱怨说他“拿不到”，而要求别人拿给他。
从这些“特征”我们不难看出，形成这种有违神经病理学的症状可能“另有原因”，但在当时神经学泰斗沙考的影响下，绝大多数的医师还是认为它们是神经系统方面的毛病。弗洛伊德原也专攻神经学，早年亦曾远赴巴黎，受教于沙考门下。对歇斯底里症，他起初也接受沙考的神经病变说，但后来在接触南西学派（Nancy School）以催眠术除去病人歇斯底里症状的神奇效果后，他开始认为歇斯底里症可能有心理的原因。在回到维也纳后，他又和布鲁尔医师合作，布鲁尔告诉他治疗O小姐（即前述案例）的经验，使他更加相信歇斯底里症的心理成因。随后，弗洛伊德在自己的临床经验里也获得了类似的结果，于是两人合写了《歇斯底里研究》一书，确立了歇斯底里症的心理成因。
但在形成歇斯底里症的“心理结构”（Psychological mechanism）方面，弗洛伊德和布鲁尔的见解稍有不同。虽然两人都同意它肇因于过去的心理创伤事件及伴随之情感的郁积，但布鲁尔认为，在事件发生时，患者没有或无法发泄其情绪，主要是因为他的意识正处于恍惚或转变状态中，多少有“身不由己”的意思（如前述案例中的O小姐）。而弗洛伊德则进一步提出“潜抑”（repression）的观念——因为这些情绪是患者的道德、教养所不容许的，所以他“主动”将这些情绪连同该创伤经验驱赶出意识层面——也就是潜抑到潜意识（unconscious）里。积压的情绪不得发泄，终于“转化”成肉体方面的症状，而这些症状通常是该创伤经历的象征性表现。
本档案可以说是弗洛伊德这个理论的生动说明。女歌唱家第一次出现的症状“窒息及喉咙窄缩感”，正是她对姨父种种恶行及对她辱骂等“隐忍不言”的象征性表现；至于她第二次出现的症状“手指尖的麻刺感”，则是早年替坏姨父搔背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