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癖好，甚至自己到外面购买女性衣物，以备不时之需。
退役后不久，他就和现在的妻子结婚，性生活尚称圆满，每星期约同房三次。他自知打扮成异性是不正常的行为，原本希望婚后会自行消失，但却好景不常，他妻子的衣物成了新的诱惑，于是不久他就又故态复萌，而乘太太外出时，穿上太太的衣服，用太太的化妆品，有两次甚至就这样打扮成异性到公共场所露面。最后，此事做多了，终于被太太撞见。
解析：
这是一个“异性装扮癖”（transvestism）的案例。
在精神医学里，会“打扮成异性模样”的有下面三种可能：一是“异性化的同性恋”，约有百分之十到十五的同性恋者属于此类，他们在言语、举止和服装上都具有“异性味”，但虽然打扮成异性的模样，却对真正的异性没有兴趣，而只喜欢同性。一是“变性癖”（transexualism），这类人士认为自己是“生错了身体”，他应该是彻头彻尾的异性才对，因此，他们不仅打扮成异性，而且还想把自己的身体变成异性，例如男的变性欲者，打扮成女性只是其“初阶”，接下来还要去毛、注射女性荷尔蒙、隆｜乳、做人工荫道等。另一则是本档案所说的“扮异性症”，这类人士没有“同性恋”或“变性”的想望，属异性恋者，但却会间歇性地打扮成异性，而且多数会因此而获得性兴奋。有些专家认为这其实是“恋物癖”的变形，所以又将它称为“恋物性的扮异性癖”。“恋物癖”是当事者“赏玩”女鞋、内衣裤等异性之物，而“恋物性的扮异性癖”则要将这些衣饰穿戴到身上才过瘾。
但即使是单纯的异性装扮癖也有程度之别，有的只是在里面穿着女性的内衣裤，外面则是西装革履；有的则需里里外外都做女性的打扮，甚至还需戴假发、涂脂擦粉；有的只是在无人处做此打扮，顾影自怜，有的则需要到外面走走，甚至在大白天招摇过市。但不管如何，当事者都会因此而觉得刺激，兴奋无比；有的会在兴奋之余，继之以自蔚的行为，有的甚至在和配偶性茭时亦需穿上女性的衣物才能维持勃起。
有些患者说，他们在小时候有被大人打扮成异性的经验（通常是出于逗弄的心理），当时虽没有性兴奋的感觉，但到了青春期开始对异性感兴趣而又无从接近时，很自然地就重演旧戏，将具有诱惑力的女性衣饰重新穿上身，从“体贴”中获得快感。不过仍有不少患者说他们小时候并未有过被打扮成异性的经验，而是自己主动地由把玩女性衣物进而将它们穿戴到身上，然后再经过“性兴奋”与“扮异性”间的一再“联配”，而演变成难以摆脱的恋物性扮异性癖。
在所有的性变态中，异性装扮癖是最不具危险性的，顶多只是让人皱眉而已。在两性装扮日渐打破旧有的刻板模式之今天，有越来越多的男孩子打扮得像个女孩子，而女孩子则打扮得像个男孩子，但这是另一个问题，跟本个案所谈的异性装扮癖完全是两回事。
（）
56岁的变性人（1）
同事们好像目睹一只毛毛虫如何蜕变成蝴蝶般，又好像做了一场梦，醒来时发现他们可敬的男主任已变成一个十足的“女人”。
1981年底，一个名叫苏珊的女子被发现陈尸于自己的寓所，死因是服用过量的止痛剂“可卡因”而中毒。令人困惑的是，这名女子在九个月前才动过“变性手术”，在此之前，“她”一直是个男人，名叫瓦特·坎侬。
“她”的故事充满了悲剧性，要了解这种悲剧性，需从“他”的故事——也就是瓦特的过去说起。瓦特于1925年出生于北卡罗来纳州，父亲曾担任过杜克大学神学院院长，祖父则是美以美教派的主教，家里一直有浓厚的宗教气氛。
比瓦特大三岁的哥哥吉米，自幼聪颖非凡，瓦特一直在他的阴影下长大。但吉米不幸在11岁时死了，父母悲痛莫名，而瓦特对哥哥的死则有一种“解脱”与“罪恶”的复杂感觉，但也使他发愤想超越他的哥哥。后来，瓦特果然以优秀的成绩赢得了为纪念他哥哥而设的奖学金。欣慰的父亲写信嘉许瓦特，但却不意将两个儿子的名字搞错了，而称瓦特为“吉米”。瓦特觉得很不是滋味，在信封上写道：“父亲所说的是我吗？”
种种因素使瓦特急欲逃离北卡罗来纳的家，最后如愿以偿，16岁就进入了普林斯顿大学。在这个男孩子的世界里，瓦特开始有了所谓“情境性的同性恋”行为，但到了周末，当他的同性伴侣都到纽约去和女孩子约会时，瓦特却孤独地留在宿舍里，因为他发现他对女孩子没有丝毫的兴趣。对这种感觉，他不敢向任何人倾诉，而只有在自己心中反刍思索，他开始觉得自己是一个男性与女性的混合体，虽然拥有“男性的身体”，但却“当作女人来使用”。在不知怎么办的情况下，他开始借酒消愁。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瓦特到海军服役，这又是一个纯男性的世界，在服役期间，他仍持续认为自己是个女人，也一再地在同性恋行为中扮演女性的角色。
退役后，瓦特到哈佛大学攻读科学史博士学位，在这期间，他认识了帕蜜拉小姐，帕蜜拉是个双性恋者，事实上，喜欢同性恋甚于异性恋。她了解同时也接受瓦特的性偏好，她说她愿意替瓦特筛选合适的男人，也鼓励他从事他所喜欢的性冒险。瓦特本想和帕蜜拉结婚（好让父母能早日抱到他们盼望的孙子），但最后觉得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梦幻而作罢。
获得博士学位后，瓦特先后在麻省理工学院、柏克莱加州大学等知名学府担任教职，1962年进入史密斯森历史博物馆，并获得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奖助，到伦敦研究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社群。维多利亚时代是一个表面拘谨，但却偷偷摸摸追求性享乐的时代，而它正反映了瓦特个人的真实生活。表面上，他是一个拘谨、学有专长的学者，和同事保持礼貌而不亲密的关系；但私底下却过着危险的生活，和同性恋者搞在一起，有时还偷偷参加一群异性装扮癖者的社交活动。
1975年，瓦特完成其代表作《文化中的科学：维多利亚初期》，在扉页的作者自述里，瓦特以一个男人的身份在说话。但当书快出版时，他却已公开表明他是一个“女人”，而不得不改变其中的作者序。而该书最后也以“苏珊·慧伊·坎侬”的作者名字出版。
在这期间，博物馆的同事们好像目睹毛毛虫如何慢慢蜕变成蝴蝶般，看到瓦特如何变成苏珊。起先，他们发现瓦特开始随身携带一个小皮包，然后是穿有女人味的衣服，然后是项链……大家好像做了一场梦，醒来发现他们可敬的主任竟然已变成一个十足的“女人”。他坚持同事们改口叫他“苏珊”，而不是“瓦特”。博物馆内的一些卫道人士对他这种行径当然是如芒刺在背，觉得不宜让他太过招摇，而开始限制他的活动。
1979年，他因穿着女装被来博物馆参观的重要人士撞见，而被馆方以“无能”为由强迫他退休。原来不准备做性荷尔蒙疗法与变性手术的他，突然变得积极起来，渴望能真正拥有女人的身体。他先进行女性荷尔蒙疗法，而在1981年2月，不顾医师的反对，毅然进行变性手术。
在变成“真正的女人”后，“她”可能因本来就有的背部关节炎症状加剧，而服用过量的可卡因致死。
在死前，最后和她见面的是一个女人，而且是个女同性恋者。在她最后的日记里，苏珊透露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她说：“现在（手术后）我觉得我是个女同性恋者”。当他还是一个男人时，他无法和女人发生亲密的肉体关系，但在成为女人后，却又无法和男人发生肉体关系，而变得渴望和女人Zuo爱。
解析：
广义来说，从瓦特变成苏珊的这名男子，可以说是一个同性恋者、扮异性症者及变性欲症者；但其核心问题可能是他是一个女性化的同性恋者。
同性恋目前被称为“性指向障碍”（disorder of sexual orientation），意指将性对象“指向”同性的一种异常情形。真正的同性恋者对异性完全没有性方面的兴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性指向障碍？专家认为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生物学上的，特别是大脑中的性行为中枢在成形过程中出了差错，而将性的本能指向同性，某些动物实验似乎证实了这种观点。一是后天环境上的，譬如在心性发展过程中，产生性别认同混淆；或是在性探索过程中，即与同性初试云雨而习惯成自然等。
56岁的变性人（2）
本个案中的瓦特，从小就被家人视为是他哥哥吉米的“替身”，他对此心生排斥，可能造成了他男性性别认同的混淆；而在普林斯顿大学清一色男性的环境中，和同学的同性恋行为也可能造成他日后的习癖；但问题是绝大多数有同样经验的人并不会像他一样“对女人完全没有兴趣”，所以他的这种性指向障碍可能还有更基本的生物学上的原因，环境因素只是诱发他显露这种本性的催化剂而已。
从其他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环境因素所扮演的这种角色，虽然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拥有男人身体的女人”，但在家庭教养及社会道德的压力下，他一直不敢公开表露这种倾向，只是暗地里求发泄，甚至还准备和一个女同性恋者结婚，以掩人耳目。但后来为什么又公然地说他是一个“女人”呢？因为环境发生了变化，一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他的母亲和他本欲与之共结连理的帕蜜拉先后去世，瓦特在悲伤之余曾写了一首“三个不相干女人的挽歌”来倾诉他的愁绪，其中一个“女人”指的可能就是他自己。另一个原因是瓦特当时已迈入中年，可能面临所谓的“中年危机”，他将这种“中年危机”巧妙地转化为“性别认同的危机”，心中也许有着只要成为一个女人就可以“开始崭新人生”的幻想，所以蛰伏多年的“蛹”，决然地要脱壳而出，蜕变成一个女人。
但开始时，他只是做女性的打扮而已，并不准备做变性手术（这跟真正的变性癖者不同），直到后来被博物馆无情地开除后，他受了刺激，才突然变得积极起来。
不过最令人错愕的也许是当他真正拥有“女人的身体”后，“她”还是一个同性恋者，只是性对象从男人变成女人而已，这又使我们不得不认为他的问题并不单纯是生物学上的问题，而是先天与后天、生理与心理互相纠葛，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
我们无法确知瓦特在变成苏珊后，是否比较快乐？但可能是失望的成分居多。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已56岁，而非18岁，56岁的人想成为足球健将或芭蕾舞者都已嫌太迟，更何况是重新学习做一个“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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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和她的情夫（1）
妻子红杏出墙的想法痛苦地咬啮着他的心灵，他偷偷跟踪他的妻子和同事，虽然一无发现，但被妻子背叛的执念却越来越强烈。
E君是一个已婚的中年工程师，多年来，一直因“绿帽疑云”——认为妻子对他不贞，而在心里痛苦着。
他虽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某大学的电机系，但因个性拘谨而又好挑剔，所以没有什么朋友，更不要说和异性谈恋爱了。年轻时代曾以手Yin来排遣寂寞，但后来即认为这是幼稚的行为，而以举重来避免手Yin的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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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31岁时，他才和现在的妻子结婚，但很快就在性方面遭遇困难。他自己在性方面虽非毫无经验，不过新婚伊始，即有“力不从心”的感觉，认为妻子在床上表现得过分热情，让他颇感惶惑与焦虑，并因此而觉得妻子是一个性欲旺盛的女人，自己恐怕无法满足她。
不久，E君即对这样的婚姻生活感到失望，认为和这样的女人结婚太草率了。无奈木已成舟，也只好将就。
结婚十年后，他妻子静极思动，对社会工作变得非常热心、活跃，不仅经常在白天外出，而且每周有一个晚上需到会员家里开会，讨论他们的工作和活动，而E君则留在家里照顾小孩。他对此虽然不太高兴，但也找不到什么反对的理由。
有一天晚上，他打电话到妻子聚会的会员家里，但电话却没人接，他越想越不对劲；而当天晚上，妻子又很晚才回家。E君不悦地兴师问罪，虽然妻子向他解释说是因为聚会的地点临时改变，才让他找不到人，而且变得晚归，但E君已是满腹疑云，他觉得妻子一定有什么事瞒着他，说不定是假借聚会的名义，而在外头和别的男人胡搞。
后来，E君服务的公司因为一项特殊计划而要求E君改在晚上上班。E君觉得这是一项阴谋，因为他的一位同事——和他妻子在搞什么社会工作而定期聚会的男人——却能照常下班。E君对妻子和这位同事间的可能关系早就疑云重重，现在更加怀疑他们之间“一定”有什么不可告人之事。也许是他的同事在搞阴谋，想和他的妻子能更安心地幽会，所以他才被调为上夜班。
妻子红杏出墙的想法痛苦地咬啮着E君的心灵，他开始想尽办法偷偷地跟踪他的妻子和同事，虽然一无发现，但被妻子背叛的执念却越来越强烈，心中的怒火也越来越炽热，竟开始怀疑妻子和那位同事正准备谋杀他。
有一天晚上，当妻子在饭后递给他一杯饮料，而她自己却没有时，E君压抑已久的执念和怒火终于爆发，他对妻子大声咆哮，说她想用这杯饮料毒死他，好和情夫双宿双飞。
满头雾水的妻子到现在才知道，近几个月来丈夫的怪异行为竟然是怀疑自己“红杏出墙”。她觉得丈夫“病”了，而且病得很重，她劝丈夫到医院去。
在极度惊恐中，E君同意住到医院里。刚住院时，E君的心神相当不宁，对每个人都疑神疑鬼，不久，他的焦虑逐渐减轻，但仍坚信妻子“确实”对他不贞，而那位同事就是她的情夫。
解析：
这是一个“妄想狂”（paranoia）的病例。Paranoia的字源来自两个希腊字para和nous，para是“旁”、“侧”的意思，nous则是“心灵”的意思，因此paranoia具有“偏倚之心灵”的意思（日本人即将“妄想狂”译为“偏执狂”）。
所谓“妄想”是指一个人凭其主观意识来解释事情，从旁人的立场来看，这种解释乃是不符事实的错误信念，但他们却对此深信不疑。
其实，每个人在解释事情时，都含有主观的成分，偶尔也难免会怀疑他人，但通常是一过性的，在适当的说明后即能释怀。而妄想病患者的怀疑却是持久而不可动摇的，“不可理喻”，而且会对这种妄想采取他认为必要的行动来保护自己。
有妄想倾向的人通常对他人缺乏基本信赖感，而且这种态度通常是在童年时代即已养成。本个案中的E君，他是在母亲强悍、父亲懦弱的环境中长大的，他母亲为了将他抚养成一个“真正的男人”，从小就不抱他、哄他，当他因经常做恶梦而向母亲哭泣时，得到的却是母亲的嘲笑。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孩子，自然对他人缺乏基本的信赖感，如果别人因他的敌意与多疑而回避他，会更加加深他的敌意和怀疑，更确信别人对他不怀好意，结果造成恶性循环。
在婚姻生活中，若对配偶缺乏基本信赖感，很容易就会产生病态的嫉妒与怀疑配偶不忠，如果又有其他诱因，则会更为加剧，E君有的似乎就是这种情形。原来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