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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唐代长安严格的方格网状街道不同，东京的街道或成丁字形，或成井字形。东京的路面普遍比长安窄，一般不会超过15～20公尺。这可从《清明上河图》上所绘的街道看出来。在东京，不宽的街道两旁，欢门矗立，店楼密列，高低起伏，参差错落，可东京的面积却只有长安的一半，人口却比长安近百万的人口要多，最多时达到150～170万。
以真宗天禧年间（10171022）计算，东京的人口约为55万左右，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6）增至为70万左右，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7）增至80万左右。这些数字，当然不包括临时来京者、流动商贩、驻守禁军及其家属等等。有专家曾以天禧五年（1021）城内50万人基数计算，其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3570余人，从《清明上河图》可以看到这种人如蜂集般的情景。
又如《清明上河图》所绘，在沿街店铺及一个挨一个的贵族宅第后面，又有密密的院落或住宅，也就是说密集的各式的市民居住区，占据了宋代大城市的大部分空间。城市人口增加很快，城市范围并无多大扩展，因而居住非常拥挤，这就使庖厨相近的状况日益突出起来，这是城市火灾的一个重要根源——
程琳任开封府尹时，内宫有一次失火，在场的宫人也都服罪，可是心细认真的程琳，为了明辨是非，就让宫人画了一张火经过的路线图。程琳清楚地看到，这是由于宫人多，居住地方非常狭隘，而炉灶靠近板壁，时间一久干燥了，火灾自然就起来了。
这纯属天灾，而非人为，但从中却暴露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庖厨相近势必会酿成火灾。这也是后人总结宋代城市火灾多的原因之一，即居民稠密、厨灶连绵。一向以忧国忧民为己任的王安石敏感地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他曾先后写了《示江公佐外厨遗火》、《外厨遗火二绝》三首诗。其中一首：
灶鬼何为便赫然，似嫌刀机苦无膻。
图书得免同煨烬，却赖厨人清不眠。
如果没有很多的庖厨着火现象，王安石不会花费这么大的笔墨，更不会以宰相身份写出这样的讽刺诗，这些诗的用意无非是想引起市民们的警惕。
火灾
防火 火灾（4） 作者：伊永文
造成宋代城市火灾的第二个原因是宋代民宅板壁居多，砖垣特少。天圣五年（1027），宰相张知白就认为：按《五行志》的说法，宫室盛则有火灾，近来洞真、寿宁观相继失火，这都是“土木太盛之征”。城市中木、竹结构的房屋居多，像临安尤为突出——
绍兴十年（1140）七月，一场大火烧尽了临安的数万屋室，有一裴姓商人，不跑去救他的质库珠肆的火，而是急忙出城，只要遇上竹、木、砖、瓦、芦苇、椽桷，便不问价钱都买了下来。第二天，皇帝传下旨意：“竹木材料免征税，抽解城中人作屋者皆取之。”这位裴姓商人因此获得了暴利，所得超过了他被烧掉的那些财产。
这位裴姓商人，琢磨透了临安着大火之后，需要的必然是大量的以木、竹为主的建筑材料，所以他敢于弃万贯家产不顾，去做这笔更大的生意。这样，临安仍摆脱不了板壁居多的格局，仍潜伏着火灾的隐患。
嘉祐四年，右谏议大夫周湛去襄州任知州，来了一次彻底改革：他发现襄州市民不善陶瓦，住居一律竹屋，时间一长，侵据官道，檐庑相逼，多次着火，危害很大。周湛使命将这样房子，悉毁撤去，自此以后，火患便得到了制止……
宋代城市火灾第三个原因是奉佛太盛，以至家作佛堂，彻夜香灯，幢幡飘引。扫描一下东京、临安两地的寺院庙观概况，便知这些并非虚言——
东京的佛寺有相国寺、上方寺等50余处，道观有朝元万寿宫、佑圣观等20余处，其他祠、庙、庵、院等60余处，封丘门内尚有祆教、拜火教等教堂。临安的寺院，有57处之多，加上近郊的共有300余处，还有庵舍13处，道观仅城内就有20余处……
众多的寺观庵院，加上市民家设神位，节庆祭祀频繁，使城市每天都几乎弥漫在香火之中。从景祐初至庆历中不到十年时间里，玉清昭应、洞真、上清、鸿庆、寿宁、祥源、会灵七宫，开宝、兴国两寺塔殿，相继烧毁，一点遗存也没留下，正像欧阳修所指出的，这全是“累年火灾”造成的。
像宏伟的兴国佛阁，在东京数十里外都能看见，登六七级，才能见到佛殿的腰腹，佛指大皆合抱，就是这样大得惊人的佛寺，也被焚烧荡尽。佛寺着火的故事还有很多——
元丰八年（1077），朝廷以屋数千间，连数坊之地的开宝寺为考试场地。考试刚开始，晚上寺里着起大火，许多试官、执事等，无法逃出。冀王宫大小学教授兼穆亲宅讲书翟曼、奉议郎陈访、宣德郎大学博士马希孟等人，统统丧身火海。火灾过后，偏偏有一名叫焦蹈的人高中了榜首，于是，便有了“不因开宝火，安得状元焦”的民谚传开。
同时也传开了“救火罗汉”的故事。那是因为在救火时，市民们只见一个僧侣在屋上扑火，市民呼唤他下来，他却不听。一会儿，火烧透了屋架，此僧堕于火中，可是，市民们又见他在火中来往奔走灭火。结果此僧在屋架上跌落三四次，到早晨，火熄灭了，人们以为这位僧侣一定死了，一检查，全寺无一僧死亡，只有福胜阁下一阿罗汉像，形面焦赪，汗珠如雨，流淌不止……
这一故事，是根据开宝寺火编撰而成的一段神话，但元丰八年开宝寺的火着得很大，这确是实在的。火由寺院燃起，却又不得不乞求仙佛来帮助灭火，使我们得以较充分地了解了宋代城市寺院火灾的严重性。宋代城市火灾的第四个原因是人为因素。像荣王宫着大火，就是由于掌茶酒宫人韩小姐与亲事官孟贵私通，偷窃了不少金器，后来事泄，王乳母将对她诘责，韩小姐便秉炬烤着了佛堂前帘，当时正刮风，火遂烧了起来……
绍兴十年（1140）临安起火，是因三省官吏侵职既多，物资没多少了，便纵火，想用火灭迹，以使朝廷没办法稽考。又如绍兴二十六年（1156），有一官宦人家，为庆祝妻弟荣升御史，摆下酒席，饮到三更才散。侍候的丫环忙了一整天，很累，随手把灯插在板壁上，一觉睡去，那灯火燃到板壁上，一时烈焰蔓延，这一带数百家居，全被烧光……
这种“人为火灾”，为害最烈，也最为频繁，许多心阴狡猾的人，常常制造这种“人为火灾”，然后诬赖他人放火——
北宋钱冶任潮州海阳县令时，州中大族某氏家被火烧，追寻踪迹，火是来自某家。官吏便将某家逮捕审问，某家呼冤不服。太守刁湛说：“此案非钱县令审理不可。”钱冶讯问大族某氏，得到一根引发火灾的床脚，经检验，怀疑是居住在同里的仇人家中之物，于是率领吏役进入仇家，取来折断的床脚对合，丝毫不差，仇家当即招供说：“火是我放的，故意留下踪迹在某家，以求逃避罪责。”某家这才获释。
火灾
防火 火灾（5） 作者：伊永文
宋代城市火灾的第五个原因是自然火灾。这种火灾经常发生，而且破坏性极大。像天圣年间（10231032）的一个六月的中宵，由于一场咫尺间说话都听不见的暴雨雷电，引起了玉清宫的一场大火。宫中全以金饰的甍栱栾楹，花费亿万，不可胜计的奇宝异物、巨像穹碑、珍树怪石，悉坠煨烬。这种自然火灾，是难以预防和阻止的，明肃皇后只能对这场“上天”发起的大火号啕哭泣……
也有官员面对自然火灾，不一味迷信和降服于天，却从调查研究入手，以自然规律解释和证明火灾，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如仁宗年间，强至任开封府仓曹参军时，皇宫中露天堆积的油幕，一天夜里突然起火，负责看守的人依法都应处死。强至参与审议此案，怀疑起火的原因，找来幕工讯问。幕工说：“制作油幕，必须掺杂其他药物，存放时间长，受潮就会起火。”仁宗听到这一汇报恍然醒悟说：前几年真宗陵墓发生火灾，就是起于油衣之中，原因正是如此。于是负责看守油幕的人便被从轻发落了。也有真是由于天上自然现象而引起的火灾：治平元年（1164）的常州，有一天上午十时许，天上有雷鸣般响声，原来是颗几乎像月亮那样大的星，在东南方向出现。一会儿又震响一声，移到了西南，又震响一声，就掉了下来，落在宜兴县一个姓许的老百姓的园子里。远近的人都看见了，火光照亮了天空，许家园子的篱笆都被烧毁了……
这是陨星坠落引起的火灾，科学家沈括力排迷信邪说，如实地记录了陨星由听到声音到见到火光的全过程，甚至温度、形状、颜色、比重，都一一进行了一丝不苟的描述，并指出这颗陨星颜色和比重都像铁，是块铁陨石，它灼热，坠落在可燃物上，是可以引起火灾的。
沈括还详尽地记载和研究了雷击起火的现象。那是熙宁年间，内侍李舜举的家曾被暴雷所击，雷火从正房西边的房间窗口射出来，直窜到屋檐外，大家以为正房已经着火，都跑出来躲避。雷停了以后，那间房子依然完好，只是墙壁和窗纸熏黑了。屋内有一个橱架，里面杂放着各种用具，其中有镶银的漆器，银饰完全熔化，流在地上，漆器却未曾烧焦。有一把宝刀，钢质极其坚硬，就在刀鞘中熔化为液体，而刀鞘却依然完整……
以上由沈括记录在《梦溪笔谈》中的两起城市火灾，都是由于自然因素而引起的，这种“自然火灾”在宋代以前也有过，不过前代对此都没有形成沈括对这类“自然火灾”的精确的科学的认识。
宋代城市火灾，主要由前所述的五个方面原因造成。这些方面的原因，互相交叉，错综复杂，这就使宋代城市火灾，呈现出此起彼伏、连绵不绝的状态。这是以往朝代城市中从未曾出现过的新问题，即城市似乎无时无刻不在火灾的威胁之下。有一个真实的故事，似乎可以形象地反映这个问题——
宋代内宫有一尊玉石雕成的“三清真”神像，起初把它供奉在真游殿，时隔不久，内宫失火，就把三清真神像迁到玉清昭应宫，可玉清昭应宫又失火，只好又把这神像迁到洞真宫。洞真宫又失火，只好再把神像迁至上清官，上清宫却着了一次焚荡无孑遗的大火，可是，三清真神像却保存下来了，宫人又准备将它迁至景灵宫。这尊神像在哪哪着火的事实，使宫司道官惊慌万状，他们不得不斗胆向皇帝上言，认为这尊神像放在景灵宫，景灵宫也会火劫难逃，希望把它迁往他所。于是，神像被迁往和火相克的集禧宫迎祥池水心殿。这一系列充满戏剧性的火灾遭遇，使三清真神像获得了一个“行火真君”的绰号。
这个看似荒诞不经的故事，正是宋政府对火灾无可奈何心态的反映。市民对火灾还未找出多少有效的制止和抵御的方法，只能以这样的故事自嘲，聊以自慰。事实上，每一次火灾，无论大小，都给市民的心灵以极大的冲击
像仁宗当政时，一次皇宫夜间起火，大臣遍叩诸门都进不去，直到太阳高了，才敲开东华门入宫。这时，殿宇多被烧成灰烬，仁宗在升平楼垂帘升座，宰相吕夷简独不拜礼。仁宗问他为什么，吕夷简回答：宫中失火，中外震动，垂帘之下，看不清楚，万一误拜，怎么办呢
国家的中枢被一场火灾就搅得如此混乱，真是每当城市火起，就是一场灾难，连续起火，等于浩劫。火灾是最使市民胆战心惊的——
火逐风飞，一派通红。漫天彻地，金蛇乱舞。咫尺不见，焰赤雾浓。烟迷轩宇，堂榭熏黑。六街成灰，三市如碎。华厦摧垮，驿馆塌颓。雕梁满地，画栋倾毁。呼啦啦天似崩，哗啦啦地如陷。房碰屋，瓦残垣断；楼压台，险象环生……
男女老少，自相践踏。伤废市民，滚滚叫痛。燎坏军兵，咬牙硬撑。将军狼奔，文臣鼠窜。爷喊乳孙，妻离子散。皇帝弃了辇，宰辅扔了笏，歌妓焦了鬓，宫女烂了额，商贩丢了担，庖娘掉了刀，进士泼了墨，壮卒翻了车，尼姑失了帽，和尚倒了庙。鹦鹉撞了架，鹁鸽坏了笼。骏马散了缰，驴驮着了套……
这种火灾场面，不止一次地在宋代城市出现过，它促使着城市的管理者，想方设法去预防和消灭火灾。要采取得力的消防措施，一次又一次地被提到历史的议事日程表上来。
消防
防火 消防（1） 作者：伊永文
早在开宝初年，远在广南的刘就命令每家市民，都备置一个号为“防火 大桶”的贮水桶。这虽是前代防火 制度简单的沿承，但它已成为一项城市基本设施，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可是，一次比一次大、一次比一次后果严重的火灾，使城市管理者意识到一般性的防火 、灭火设置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建立专门化的防火 、灭火机构和组织，才是最为根本的杜绝火灾之计。
由于史料的浩繁，笔者一时还难于考证到宋代城市中设立防火 、灭火机构和组织的确切记录，但笔者敢说，下面所引的这条史料，是目前所能找到的较早的关于宋代城市已设专门的防火 、灭火机构和组织的记录了——
二年六月，诏在京人户遗火，须候都巡检到，方始救泼，致枉烧房屋，先令开封府，今后如有遗火，仰探火军人走报巡检，画时赴救，都巡检未到，即本厢巡检先救。如去巡检地分遥远，左右军巡使或本地分厢界巡检，员僚指挥使先到，即指挥兵士、水行人等，与本主同共救泼，不得枉拆远火屋舍，仍辖不得接便偷盗财物。如有违犯，其军巡使、厢虞侯、员僚指挥使，并勘罪以闻。
以上这条史料所说的“二年六月”，即大中祥符二年（1009）六月，其中有“仰探火军人”、“指挥使”等名目，窥测火警是用军队，灭火是指挥使指挥兵士进行，这表明宋代城市专职防火 、灭火的组织，是从军队转化而来的，或者说有时就是直接由军队担任的。如熙宁八年（1065），为防止造兵刃的斩马刀局工匠暴动，神宗曾批准：“上禁军数百人设铺守宿”，其中将100人分为两铺，“以潜火为名，分地守宿”。这就是所谓的“潜火铺”。“铺”为兵卒、屋所之意。宋代徐照《促促词》：“东家铺兵不出户，父为节级儿抄簿。”苏轼《乞增修弓箭社条约状》：“分番巡逻，铺屋相望。”而宋代的“潜火”即为灭火之意。联系起来看，“潜火铺”即驻扎军人的防、灭火屋所。
“潜火铺”主要由皇家精锐或专职的消防火 部队组成。其中如东京的三衙，全名是：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司。这三个机构为皇帝的亲军，主要驻扎在东京及其附近。“三衙”的战斗力为宋代诸军中翘楚，也是史家通常所称的“上禁兵”，能入这个序列是很不容易的，即以身高规格来看就非常严格。它所辖的捧日、天武、拱圣、骁骑、骁胜、宁朔、龙猛、神勇、宣武、虎翼等军，兵士个头都要1。71米以上，至1。80米，而且还要琵琶腿、车轴身，取这样的身材是着眼于“多力”。即使选入“三衙”部队，还要经受定期或不定期的筛选，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