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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接收到这篇序文所发出的强烈政治信号的是民国初年的邓之诚。他形容自己当时的古怪感觉是“以工于抨击肆无忌惮之人，忽又感激圣恩，令人发笑。”沪上学者金性尧先生对此文的真实性也曾有过怀疑，好在他很快就从清初名僧木陈的《北游集》里找来了佐证。根据这位不打诳语的苏州大和尚的回忆，当年他在北京与顺治刚一见面后者就向他打听金圣叹其人，并认为金“批评《西厢》、《水浒》，议论尽有遐思，未免太生穿凿，想是才高而见僻者。”其中“才高而见僻”五字，即使以今天文学批评的观点来看，也称得上是对金一生名山事业的定论与酷评。那些指望将金作为一位地下党员式的作家来研究的论者面临的尴尬是不难想象的。由于这些史料的真实的力量，以至他们在此后论述作者的生平与思想时不得不象步入雷区的士兵一样胆战心惊、诚惶诚恐。在我所接触到的有关金的各类传记中，也许只有同时代作家廖燕的笔触稍稍切入了金仿佛重钥深锁的复杂内心。在他为金撰写的《金圣叹先生传》里，金一脸莫测高深的诙诡笑容，在红尘十丈的世俗生活里安居乐业，将自己的真实面目隐藏在酒杯与通俗小说背后——“倜傥高奇，俯视一切”。
第二部分金圣叹的面目（2）
少年时代的金圣叹属于我们所熟悉的那一类既无家庭背景也缺少贵人相扶的出身贫寒的书生。由于生平没有画像传世，我们很难想象这位风尘异人小时候是怎样顽皮的一副模样。不过性情狷介，桀骜不驯是应该可以肯定的。这从他十岁入塾读四书五经无精打采，“意惛如也”，“少年以诸生为游戏具，补而旋弃，弃而旋补”这些存世纪录可以看得出来。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对通俗文学仿佛与生俱来的那种投契与热爱。根据可靠记载，他接触《妙法莲华经》《水浒传》等书时的年龄仅只有十一岁。也正是在那一年稍后他初次应童子试，其表现就象他心仪的那些梁山好汉那样胆大包天、放诞不经。“以俚辞入诗文，或于卷后作小诗，讥刺考官”。得到的惩罚当然是“辄被黜”。记录在采蘅子《虫鸣漫录》里的一个故事，也许可以让那些喜欢探究事物根源的读者领略金自少年起就具有的那种非常人所能及的语言及讥讽天才。一次县府的教谕与训导——正考官与副考官——因为恶金平日所为，有意绕弯子骂人，出了一个《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的试题难他，而金一笑之下欣然命笔：“禽兽不可以教谕，即教谕亦禽兽也。禽兽不可以训导，即训导亦禽兽也。”辞意间的转圜与张力天衣无缝——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至“学博见之，亦无奈何。金恃才傲物，所作多类此。”当然以上说的都是前朝旧事。在朱明帝国的晚期，金迫于生计，在同邑乡绅戴宜甫府中担任家庭教师。其时他的处世面目随之从一个放言无忌的儇薄少年，突然一下子竟变为谈神说鬼、道行无边的资深法师。钱牧斋《初学集》卷四十三《天台泐法师灵异记》也曾说他是慈月宫陈夫人后身。“是时人瑞年仅二十一，不识由愤世嫉俗遁而语怪耶，抑姑以钓名耶？二者或兼而有之，不然谦益望重，未必能得其文也。”邓之诚当年在《清诗纪事初编》里为勘破此谜看来也曾动过不少脑筋。一个吴中名僧戒昱在戴府作客时甚至亲眼看到过金披发闭目，口吐白沫，用一枝乩笔在沙盘上乱划，声称天台无叶泐法师神灵附身的滑稽场面。对此周作人的评价“少年狡狯”虽大致切中要害，但更深沉的原因恐怕是内心深处无可排遣的怀才不遇之感所直接导致的行为乖张。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典型的玩世不恭。确实如此，相比于其时大部分江南才子都在秦淮河的妓馆花舫里醉生梦死，金的装神弄鬼总的说来不过是为自己找到了一种更荒诞也更刺激的表现形式罢了。
从那时起到一六四一年成为著名畅销书作家的十七、八年，在金的个人档案里一直是个可疑的空白。唯一知道的事实是这期间他结婚生子，并以化名正儿八经考中了一名庠生——相当于今天带工资读书的大学生。新出版的《苏州史话》一书搜集了大量金成年后的传闻轶事，这些文字为我们提供的金的形象尽管多少有些虚妄，但对那些愿意想象并领略他的精神风采，尤其是犀利的词锋的人仍然不无裨益。就像他喜欢的《水浒传》里的重要人物公孙胜一样，在后人的记叙中金被赋予神灵般的智慧与道行。因为他“醉则须眉戟张如猬毛，或掷铁灯檠于地”的豪侠，也因为他在当有人向他请教人生意义时回答“佛言‘不可说，不可说’，子曰‘如之何？如之何’”时的机智。有好几次我禁不住要将金的生活态度与当初唱彻吴地风月场所的艳情小曲《挂枝儿》相比——尽管有些不敬，但形式上内容上确实都非常相似。比如入乡随俗，比如不拘形役。“盖圣叹无我与人相，与则辄如其人。如遇酒人则曼卿轰饮，遇诗人则摩诘沉吟，遇剑客则猿公舞跃，遇棋客则鸠摩布算，遇道士则鹤气冲天，遇释子则莲花绕座，遇辨士则珠玉随风，遇静人则木纳终日，遇老人则为之婆娑，遇孩赤则啼笑宛然也”，这就是徐而庵在《才子必读书叙》中为我们描绘的金日常生活的生动画像。用毛泽东时代的话来说，是一个典型的放下知识分子臭架子，善于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沿着《讲话》所开辟的光辉文艺道路奋勇前进的作家。如果不是生于三百多年前的明末乱世，相信至少在北京沙滩时代的中国作家协会大楼里应该有他一个不错的位子。
至于很多书中所乐于述及的金的酗酒，估计也是在那段婚后的慵懒与政治失意生活中养成的习惯。在前面刚提到过的曾为他才子书作序的朋友徐而庵印象中，我们的批评家似乎一直“性疏宕，好闲暇，水边林下是其得意处。又好酒，日辄为酒人邀去。”杭州的一个才子赵声伯偶然到苏州访旧，也正好遇到他与一帮哥儿们轰饮聚谈“彻三四夜而不醉，诙谐曼谑，座客从之，略无厌倦。偶有倦睡者，辄以新言醒之。不事生产，不修巾幅，仙仙然有出尘之致。”在没有迪吧与摇头丸的年代，这样的自我放逐看来也是忘怀心灵苦痛唯一的选择。但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看到的仍然只是金世俗面目的一部分。有关他清醒时和夜晚的生活由于鲜有记载，因此一向为人所忽略。事实上，从他几年后不间断地将精彩纷呈的大部头著作推向市场这一点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其余时间内他的灯火寒窗形象——读书与著述。在唱经堂市尘不侵、绿阴深锁的冬晚与春晓，在与庄子、屈原、司马迁、杜少陵、施耐庵、王实甫等精神偶像的心灵交流中，他神游千古，笔如涌泉，喜笑怒骂，挥洒自如——这样的想象与假设，应该不算是一点根据也没有的吧！何况将精神面目隐藏在世俗行为背面原本就是金的拿手好戏。想想金庸笔下的那些人物，比如《笑傲江湖》里令孤冲扮演的那个福建泉州参将吴天德，相信对我们准确认识十七世纪早期的金圣叹有莫大帮助。当然，在一般人眼里，这个家伙好酒贪杯，言谈怪诞，浑浑噩噩，高深莫测——确实让人很难断定他到底是一个酒鬼呢还是绝顶武林高手。
第二部分金圣叹的面目（3）
当公元一六四一年金在评点本《水浒》里突然以著名文学批评家的面目出现，并迅速走红，很快令所有熟悉他或不熟悉他的朋友又都大吃了一惊。几年后批本《西厢》的出版问世同样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昔日穷愁落魄的酒徒现在一下成了腰囊颇丰且为传媒注目的人物，其间的革命性变化除了愤时嫉雅的艺术精神和对商业的熟练操弄，也寓示着这位天才语言大师的锋利辨舌已逐渐厌于对人世的嘲弄，开始将他开玩笑的对象锁定为书中的古人。他一上来就拿《水浒》《西厢》开刀，一望而知是打定主意要和一向深恶痛绝的以礼义为基础的中国正统文化对着干了。作为一个多年来一直怀才不遇、积怨满腹的底层人物，这样的激进姿态也不是不好理解。令人惊惧的思想锋芒加全新的艺术形式，这就是金私下里为自己准备的、且使用起来得心应手的秘密武器。通过对文本的考察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于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处心积虑发动的这场革命的目标几乎覆盖了传统文学批评的各个层面。其中既有美学原则关照下对原著的腰斩与增删，也有将总批、读法、序言、眉批与夹批混合使用、滚动操作这样令人耳目一新的独门手法。在某些章回与段落，他甚至经常在叙述的高潮部分让笔触突然中断，转而扯起与此毫不相干的自己的日常生活与市井轶闻——一种典型的欲擒故纵与好整以暇，从而令对作者隐私一向感兴趣的那部分读者着迷。市场对此反应强烈应该已在意料之中——特别是在南方城市。大众阅读阶层多少年来一直期待这样又精彩过瘾又能启人心智的文学读物出现。当然那些钦佩他推崇他的人对此中明显隐含的商业意图显然未能察觉。
可能正是因为这种轻而易举获得的荣誉，认为金的作品不登大雅之堂、有伤风化的观点仍然大有市场——至少当时掌握话语权力的那些成名人物是这么看的。在一个仍然习惯以诗歌成就作为衡量文学才赋唯一标准的时代，金的另类做法遭到来自主流文化的抵制与冷遇应该不难想象。他们既妒忌他的成功，又为他愤世嫉俗的大胆作风深感恼火。尤为可恶的是这位言谈放诞、举止粗鲁的市民的儿子竟然一点也不在乎他们的评价。他关心的似乎只是自己新书的销售程度，以及读者的反应。在苏州、松江、南京等地的坊间，他前呼后拥、装疯卖傻，任由书贾老板们将他包装成风头正健的畅销书明星，并以来者不拒的态度坦然接受由此而来的知名度与滚滚钱财。
关于归庄与金圣叹的那场争吵从一开始就表现得相当令人扫兴，犹如几个世纪后作家王朔对他一个同行金庸的攻讦——简直就像是以沙袋作为攻击对手那样的拳击赛。金就是那只沉默的沙袋。《柳南随笔》的作者王应奎在记录当时的情状时使用的笔法十分耐人寻味。“初批《水浒传》行世，昆山归元恭庄见之曰‘此倡乱之书也’。继而又批《西厢记》行世，元恭见之又曰‘此诲淫之书也’。顾一时学者，爱读圣叹书，几于家置一编。”在十分含蓄地表明了自己倾向的同时，又介绍了金的著作在当时几近洛阳纸贵的那种受欢迎程度。先后加入对金作品攻讦的还有尤侗、陆文衡等人。从对来自主流文学的蔑视始终置若罔闻不加辩驳这种奇怪现象来看，作者的内心相当沉着。也许在金看来一个作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将自己想写的东西写出来，其余一切完全可以不计。在这一点上中间隔着三个世纪的两位金先生的胸襟气度多少有些相似。次年《才子必读古文》的选评出版，再次将金的人气指数推向了高潮。有人看见他在吴地的各种文学集会上频频出现，尖脸秃额，目光如电，生活中的形象与作品里形象天然合拍。身穿一件襟上袖边到处都是斑斑酒痕的肮脏长衫，怀里揣着鼓囊囊的银包和大叠文稿，妙语如珠，到处受人追捧。以至有好几次被没见过他的人当作是某个仗着祖上万贯家产过日子，满身铜臭的乡下土财主。对此金的态度是非但毫不介意，私下里甚至还视作是自己一直期待出现的某种戏剧性效果。
评点本《水浒》《西厢》的问世奠定了金在中国通俗文学批评界的地位，这方面的里程碑意义恐怕至今无人能及。尽管此前已有《金瓶梅》《三言》《二拍》等热门小说提供的启示，金却是这帮人中干得最出色的。在他为自己制定的总题《六大才子书》的系列写作计划中，尚有庄子、离骚、史记、杜诗等历代名著有待完成。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艺术的宏丽和思想上的离经叛道。鲁迅先生当年为讥讽考据派所需，曾将金对前人著作的出色阐述解释为“只不过拾了袁宏道辈的唾余”，这样的批评或许有失公允。在我看来金圣叹等人代表的是十七世纪手工业萌芽时期典型的市民精神——朴素、粗犷和朝气。这与袁中郎、王百谷辈的矫情与风雅简直就是两回事情。事实上他自己在《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里也曾反复强调“文章最妙，是手写此处，目注彼处”“圣叹批《西厢记》是圣叹文字，不是《西厢》文字，天下万世锦绣才子读圣叹所批《西厢》，是天下万世锦绣才子文字，不是圣叹文字。”这段话既作为金艺术上的夫子自道，也对一向令人困惑的批评与创作之间的复杂关系作了切中綮要，腠理自现的澄清。而在包括诗歌在内的其它文学样式上，我们将有幸看到金的成就同样引人注目。看来生动的口语与白描手法并没有如人们所担心的那样影响他的艺术魄力，反而赋予他作品一种粗犷、野性的力量。被辑录在《唱经堂诗选》里的那些诗先后得到沈德潜、袁枚等诗坛大家的推崇就是很好的例子。周作人当年在不同场合也多次提到，对金《西厢》卷首的大文，托名施耐庵的《水浒传序》，以及唐诗制义里的那些谈诗的短札，他一向是作为最好的散文来对待的。以下这个例子也许同样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他当时在文坛所受重视的程度。金生前并不怎么看重自己的《唱经堂唐诗评》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