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吴县徐琴函
“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夺哉！”
——致丘长孺
六
有些时候，依靠耐心的去表存里的方法，我们也许可以在文字背后侥幸找到更多的发现。任何或多或少影响后来文学进程的作品，通常看上去就显得不同凡响。我们此刻面前的这些书信是明代散文的杰出部分，这一点应该没有人怀疑。尽管如此，如果一味相信作者可怜巴巴的陈述，将他所谓的看破红尘与公元二世纪的贤者陶渊明等同起来，仍将被证明不免过于天真与轻率。从表面看，性情萧散不耐政事繁杂似乎是袁下决心挂冠归隐的惟一理由，但通过对他个人全集的详尽阅读，我发现私底下却仍然有着相当复杂的政治因素。比如当时县城里有关他艳事的谣诼，其时发生的“花山讼案”中与上司、同事因处理意见相左引发的矛盾与冲突，一向维护他的苏州知府孙成泰的突然去职，其中尤以平日夸夸其谈无意中得罪当地名闻天下的文学泰斗王百谷张幼于一事最为势恶境迫。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在一封致从前的受业恩师王以明的信中，袁扬言“吴中人无语我性命（佛学）者，求以明先生一毛孔不可得，甚哉！ 夫吴中诗画如林，山人如蚊，冠盖如云，而无一人解语。一袁中郎，能堪几许煎烁？ 油人面中，当无出理，虽欲不堕落，不可得矣”。学生给老师戴戴高帽那也是人之常情，但坏就坏在不该拿自己治下的文艺界的同志来垫背。此事不知怎么一来传开以后，在当地士林立刻激发了普遍的愤怒。而王张二人作为苏州士林的领袖人物，自然很难让他们在这样的轻慢与羞辱面前保持沉默。除先后来信严词相责以外，暗地里很有可能还动用了各自的政治关系进行回击和发难。可以想象如此险恶情势下袁的尴尬与窘迫。其间答友朋书中自然牢骚满腹，一会儿称：“楚人仕吴者若云，独弟以不才，为鬼神所罚。弟性亢藏，不合于世，罪过丘积，眈眈虎视，谁能厚我者”“惟有一段没证见的是非，无形影的风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尘，往往令人趋避不及，逃遁无地，难矣，难矣！”一会儿又为自己开脱：“一切文字，皆戏笔耳，岂真与文士角雌较雄邪？ 至于性命之学，则真觉此念真切，毋论吴人不能起余，求之天下无一契旨者。俗士不知，又复从而拨之，可笑哉”等等，说的应该就是这件事情。但从他后来及时给张幼于（献翼）写了封一千字的长信辨白解释，同时主动与王百谷（樨登）修好，继续保持往来这些事实来看，采取的应该还是相当理智、低调、息事宁人的态度。然而不管怎么样，在原本已经为政务忙得晕头转向的基础上再加上这些倒霉事儿，犹如勉强维持住平衡的生活的天平，突然又一下子失重，并最终向背离现实的一端加速倾斜过去。在吴县的知县生涯看来已使袁彻底心灰意冷，为此他在连写七封辞呈不见批复的情况下，不得不以落水者或遇难船只的姿态、向自己的朋友兼上司苏州推官朱一理发出最后的紧急呼救信号：“走病实不堪劳，劳则发动，性命敢作儿戏乎？数日内闻赴阎王之招者数人，王子声死，李丹阳亦死矣。病吏那得不求去也，万惟从臾令得早离任为幸。与明公交沥肝胆，若重官而轻下吏之命，恐非明公厚故人意也。恳切！恳切！”
第一部分明朝来信（4）
七
假如能够借用电影手法，将眼前这一连串令人不堪的镜头倒回两年以前，当袁风风光光出京，躇踌满志地坐上背后壁上挂有“明镜高悬”巨匾的吴县正堂那把交椅时，尽管意识到未来繁杂的政事有可能影响自己素常的散漫生活，因此难免怀有担忧与畏惧，但总的来说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何况他对自己的才具与能力又是那么一向充满信心，以至上任不久后他就不无炫夸地告诉自己的朋友汤显祖：“作令无甚难事，但损得一分，便是一分才。彼多事者，非生事即是不及事耳。吴地宿称难事，弟以一简持之，颇觉就绪”。同时，在向精神老师李卓吾报告行踪的信中，同样也是一派怡然自乐之态，称“作吴令亦颇简易”“令吴无甚难事，无奈近日归兴浓何”？其中最令人啼笑皆非的，当然要数与三舅父龚伯敏讨论官场感受的那封长札了，信中他先是毫不客气地吹自己“令吴只得个不忙，无他受用”，然后又以相当严肃认真的态度推出他所谓的持中之论：“今之称吴令者，见乐而不见苦，故每誉过其实。而昔任吴令者，见苦而不见乐，又不免畏过其实。甥意独谬谓不然，故虽苦其苦，而亦乐其乐。想尊者闻之，必大有当于心矣”。然而，当这些得意洋洋的标榜的余音尚在县署的雕案画栋间回旋，另一个更大也更响亮的声音…我前述的那种抢天呼地，叫苦不迭的声音…已经迅速赶上并重重盖住了它们。就这样，在相距不过一两年的时间内，这些书信的作者带给我们一连串不同姿势、音容和风采精神的袁中郎，而其中最真实，最可靠的那个，反倒一直在其中隐匿。直到晚年，袁对自己在吴县的人生经历尚始终深怀怨恨，在写给他的继任者，后来担任山东曹县知县的朋友孟习孔的信中，他除了再次使用自己发明的那个意味深长的比喻“吴中犹阱也”（陷井，阱同井）外，还再三宽慰对方，自己与他能从这样可怖的政治深渊里全身而退，已不失为不幸中之大幸了，因为“聂令（昆山知县聂云翰）之去任也，疽发于背。江令（长洲知县江进之）之去任也，毒攻其胸。不肖与门下幸有此身，亦足自快矣，而敢望其余？”
八．
浙中山水的清幽与天然明丽一向是古代诗文里的不倦话题。从杭州到绍兴、五泄，再到曹娥、剡溪两岸的水色岚光，造物的毓秀与神奇以原始的，令人赞赏不迭的方式表现出来。何况时间上又适逢莺飞草长，烟雨蒙蒙的江南早春。显然，这是一幅与在苏州时险诈庸碌的官场生活所截然不同的风情长卷。对于其时“乍脱官网，如游鳞纵壑，倦鸟还山”（《致朱一龙司理》）、把妻儿奴婢寄居无锡朋友家中，俨然李白第二，怡然出游的袁某人来说，将其间的变化譬之“割尘网，升俗毂，出官牢，生佛家”（《致冯秀才其盛》）倒也算不上有什么夸张。当时他的行踪大致是这样的：万历二十五年初春辞呈获准后即速抵杭州，与相互慕名已久的陶周望、陶周臣、汪仲嘉、方子公、虞长孺、虞僧孺等浙江文坛的衮衮诸公惺惺相惜，诗酒言欢，并由陶氏兄弟相伴游越，盘桓天目、会稽二月有余。其次溯新安江至徽州，饱览黄山，齐云秀色。返途中又在杭州居停，闲游。然后回到无锡探视家眷。又先后去南京与扬州两地寻访朋友，行吟啸傲，总共花费了大约一年多时间。将自己纪录此次行程的作品定名《解脱集》，显然蕴有对过去生活的厌恶与否定、以及精神重生之意。当年秋天当昆山知县聂化南收到袁寄自旅行途中的短札，只见他的旧日同僚在信中简直就像是乐疯了：“败却铁网，打破铜枷，走出刀山剑树，跳人清凉佛界，快活不可言！不可言！ 投冠数日，愈觉无官之妙。弟已安排头戴青笠，手捉牛尾，永作逍遥缠外人矣”。而镇江推官吴化因袁托病辞职期间曾奉命对此进行核查，关键时刻帮了不少忙，也算是有功之臣。在他事后收到的信件中，除了一派洋洋自得之情同样无法掩饰外，袁还向他透露了一路上的收获与观感：“所可幸者，过越，于乱文集中识出徐渭，殆是我朝第一诗人，王（世贞）李（东阳）为之短气。所可恨者，杭州假髻太阔，绍兴搽粉太多，岳坟无十里朱楼，兰亭一破败亭子，袁中郎趣高而不饮酒，潘景升爱客而囊无一钱。其它浪游之趣，非笔所能描写，兄见帖自当会之”。在信的结尾处，袁甚至还这样豪情万丈地向他夸口：“弟尝谓天下有大败兴事三，而破国亡家不与焉（不在其中）。山水朋友不相凑，一败兴也。朋友忙，相聚不及，二败兴也。游非其时，或花落山枯，三败兴也。弟兹游可谓兼之，岂非前生投缘哉”！当然，没有任何人敢相信，包括受信一方的聂吴两位在内，几个月后当他们表示仰重与钦佩的回函才刚刚发出不久，寄件人的身影已如其时流行的小说《西游记》里的主要人物孙悟空那样，突然摇身一变，抛下山阴道和西塞山，早已兴冲冲出现在通向京师的平坦的官道上了。同样，对于万历二十六年秋天慕名来访的那些外省文人，当他们被告知如果想要见到心目中的这位仿佛口吐莲花，足蹬烟霞的世外高人，其拜见地点已非天目的绝顶，五泄的水边，而必须是在甲胄森严的北京中央政府属下顺天府学教授宽大而气派的办公室里时，这该是怎样的震惊且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好在多年来的历史履练使我们对中国文人矫情，夸饰，言行不一的行径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否则的话，即使你是央视脑筋急转弯栏目的冠军获得者，我敢担保在这样神出鬼没的变化面前，恐怕也一定会被弄得瞠目结舌，呆如木鸡的。
第一部分明朝来信（5）
九
青藤书屋位于绍兴城西一条幽僻细长的巷子里，虽然一直以来由于其庭园逼仄，加上处地略偏而为一般粗心，马虎的游客所忽略，但对于中国的文学史来说，到目前为止它仍然是当地所存古迹中份量最重的。这不仅因为这里曾是袁素所推崇的明代著名诗人徐渭的生前居所，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此人在当时主流社会中的另类身份：卓尔不群，愤时嫉俗——这一点想来应该很对袁的胃口。说起其间的结识过程也相当有意思，事实上当袁浪游越地途中在陶周望的书斋里初次读到徐的作品时，其时距徐辞世差不多已有两年时间。根据袁后来所作《徐文长传》里的自叙，事情的缘起与经过似乎带有一定的传奇色彩：“余一夕坐陶太史楼，随意取架上书，得《阙编》诗一帙，恶楮毛书，烟煤败黑，微有字形。稍就灯间读之，读末数首，不觉惊跃，急呼周望：‘《阙编》何人作者，今邪？古邪？’周望曰：‘此余乡徐文长先生书也。’两人跃起，灯影下读复叫，叫复读，童仆睡者皆惊起。盖不佞生三十年，而始知海内有文长先生，噫！是何相识之晚也！ ”看得出来，在徐被从故纸堆里发掘出来以前，包括陶某在内的浙江文坛成名人物对自己身边的这位乱世诗人的文学天赋事实上并无所知，这应该很容易让袁产生类似伯乐千里马那样的良好感觉。从他事后到处向人吹嘘，喋喋不休这种劲头来看，内心显然为自己的鉴赏力得意无比。比如他先是叮嘱陶注意搜集散佚文稿，并说动绍兴推官孙应时答应筹资出版徐的全集。接着又请李贽的密友，时以兵部侍郎衔总督宣大山西军务的梅国祯为徐立传。他甚至冒冒失失向有一代宗师之称的礼部尚书冯琦直截了当推荐，称自己“于近代得一诗人曰徐渭，其诗尽翻窠臼，自立手眼。有长吉（李贺）之奇，而畅其语。夺工部（杜甫）之骨，而脱其肤。挟子瞻（苏轼）之辩，而逸其气。无论七子（前七子，明代重要文学流派），即何（景明）李（梦阳）当在下风，不知师曾见其诗乎”？言下之意自然是表示自己位卑言轻，要冯站出来登高一呼，以期在文坛和公众视线中产生一言九鼎之效果。然而，这种“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的风度与作派固然依稀有唐人遗风，但从后来发生的事实来看，诗坛中人对此似乎并不完全认同。至少上述信里提及的四人中除陶受嘱后的具体执行情况未明外，其余三位所持的态度大多暖昧，敷衍，或一味谦辞，或干脆置之不理。我们现在读到的《徐文长传》是袁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自己动手写的。如果打算详尽探究这里头的原因，大概不外乎有以下两种可能：一是徐的诗文固然才艺俱佳，但决非如袁所形容的那样已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程度。二是鉴于对袁生平好为大言，无论好事坏事均喜刻意描摹这一脾性的深刻了解，因此根本不拿它当作一回事情。当然，袁生前对自己这一明显的性格缺陷从未有过深刻的认识与反省。在几年后致友人的信中，我们发现他对此事虽然一直耿耿于怀，深感沮丧与愤怒，但其内心深处却从未放弃过最后的努力。信的结尾一节是这样的：“《广庄》是弟去冬所作，《瓶史》乃今春著得者，俱附上请教。《徐文长传》虽不甚核，然大足为文长吐气。往曾以老年著述托孙司李，久不得极，恨恨。兄幸令侍者录一纸送司李处，渠当留意矣。”
十
现在我们有必要将叙述的镜头再次聚焦苏州。虽然那里的风月烟花，丝竹弦管是袁一生政治生涯中的滑铁卢，同时其地刁顽的民风，奸诈的吏习也一向令他头痛不已。但是，由于公元一五九六年秋天由这儿偶然发往松江的一封短札，从此将他的命运与明代历史上一桩有名的公案牵扯在了一起。尽管作为受信人的董思白（其昌）是当时著名的书画大家，但信件的主要内容却一直围绕着一本其时刚以手抄形式出现，并立即在主流知识分子圈内流传开来的小说：“一月前，石篑（陶周望）见过，剧谈五日。已乃放舟五湖，观七十二峰绝胜处，游竟复返街斋，摩霄极地，无所不谈，病魔为之少却，独恨坐无思白兄耳。《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毕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由于此前十月初董其昌自北京回家乡松江，途经吴县拜访袁时，刚巧碰上后者正为辞职一事躺在床上装病，自然不便相见并予以应尽的地主之谊。考虑到为此事袁曾立即致书董表示歉意，从语气及内容上来分析，与其说这封信是对董赠书所作的礼节性作复，不如说更像是惊喜之余操管急书，迫不及待向对方倾诉自己的阅读感受。弄清楚这一点也许相当重要。因为直到目前为止，信中所及的有关《金瓶梅》的文字，尚是这部传世巨著见诸世人眼中最早的文字记载。由于此书的作者问题一直是文学史上一个吸引眼球的话题，几百年来大大小小的考据家无不将此奉为圭臬，他们据此推断袁手头的抄本得自董处这一结论应该可以无疑，但我更倾向于认为是从陶周望处看到并转抄的，而非直接由董所寄。令人遗憾的是董当初接到信后一直保持可疑的沉默，有关这部书的作者也就因此成为一桩疑案。此后袁手头的抄本又分别转借吴中名宿王樨登与三弟袁小修，最后落到了时任广西布政使的同年进士谢肇淛的手里。据谢先生所著《小草斋》文集卷二十四里所述，“余自袁中郎处得其十三”，由此可知袁生前其实并未读尽全书，不过仅弄到大约三十回左右。尽管如此。他在快读之余已一再称其为“奇书”，并在《瓶政》一书中将它与《水浒传》相提并论，标榜为中国小说两大奇观。直到晚年隐居家乡公安时期，尚觉余甘在口，念念不忘。由于谢借去后一直没有消息，这不免让多次打算重温的袁深感恼火。到后来干脆拉破脸面，公开写信追讨，曰：“《金瓶梅》料已成诵，何久不见还也？”简直就是一副声色俱厉，马上就要打上门去的样子。
十一
以在目前国内各大媒体上做轰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