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赃事发被革职查问时，作为顶头上司的福建巡抚偏偏正好就是他的旧日冤家对头丁日昌。
收藏古籍当然只是同治年间陆罢官后闲居生活的一部分。此后几年我们将发现他的兴趣范围已逐渐扩大到交游与著述，以及社会公益事业。他对当地的政治生活也始终怀有浓厚的兴趣。由于那时阮元在杭州创办的诂经精舍已有相当规模，一大帮江浙名公硕儒如孙琴西、俞荫甫、朱苕生等轮替主持讲学，陆时不时地也兴冲冲前去躬逢其盛，并由此结识了浙江政坛的那些衮衮诸公。为人诟病的有关他试图插手地方政府人事的说法大概也就起于这段时间。虽不至于有李慈铭《越缦堂日记》里所说的“险薄鄙诈，劣迹甚众，一郡皆不齿也”那么严重，但由他后人撰写的《潜园遗事》一书倒也坦然承认他在与浙江按察使杨昌濬（后因杨乃武一案革职）交上朋友以后，时有“向杨公提出湖郡中某些官员有失检点之事，供杨公了解后处理”诸如此类的事情发生。当然，对于一名因故开缺又系丁忧在籍的官员来说，这样的做法显然有格体统。不过他参与倡议发起的《同治湖州府志》的重修倒是一件于地方功莫大焉的善事，虽然这样做的好处也显而易见：比如事实上他只承担了这部近百卷的煌煌大著个别栏目的撰稿，在出版后的扉页上却作为三名总编纂之一得以青史留名。顺便说一句，就在他四年家居风雅生活的后期，家中当铺的数量又从三间发展到了六间。
第四部分潜园传奇（3）
五
同治十一年春天陆精神抖擞站在豪华的万年清轮的船舷顾盼自雄，跟随新任闽浙总督李鹤年前去福建上任，这个镜头一时间令所有认识他的新老朋友都惊呼大跌眼镜。因为此前他曾多次在不同场合表示过对政界黑暗的厌恶，有志在家誓墓，不复出山。同时他的身影频频出现在学术界与收藏界，考证版本，研习经史，确实也给人留下了从此勘破仕途，打算以金石图书终老其身的深刻印象。然而清律严格规定的三年丁忧守孝期刚满不久，昔日皕宋楼前的梅花三尺竟一下子化作道台衙门的红尘十丈，在张志和《玄真子》封皮底下一不小心读到的，也已经是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了，这也不去管他。让很多人感到遗憾与婉惜的是陆好不容易刚建立起来的名声——在他渴望进入的艺术领域。因为仅两年后当他再度因贪赃被劾革职归来，这一切也许又将要从头做起。
李鹤年对陆的信赖与重用可谓无以复加，事实上他们早在同治二年直隶围剿赖文光捻军的军事行动中就因工作相识，并有过彼此满意的合作。据《潜园遗事》作者徐桢基先生介绍，李“欣赏心源公才华”，“了解心源公的工作能力”。从李一开始就将洋务，厘金，通商总局等令人眼红的肥缺一古脑儿相授，可以证明这一说法确实有根有据。等到一年后从三品衔的福建盐法道卢士杰因故开缺，总督衙门突然挂牌破格委正四品的陆署任，更是以其大胆的风格、丰富的内涵从而成为当地权力圈子里的特大新闻。多年以前读张友鹤先生所著的《清代的官制》，对其中一段话印象很深。张先生在分析有清一代大小官职的含金量时，曾得出“如管理盐务的盐运使，管理关税的海关道，都是利益所在，收入甚多，为大家公认的肥缺”这样的结论。而陆的幸运在于一生中所短暂署任的三次正式实缺，上述两职竟然为他兼而拥之。这固然得力于他的才智和精明干练的工作魄力，另外与朝中权要良好的个人关系所起的作用同样不可小觑。
陆心源当然不是唯一一个在当时国家的盐业税收上做手脚的人，但他确实是这方面胃口最大，胆量也令同行自叹望尘莫及的人。清代的盐务一向采取国家酌量给予补贴的政策，那是因为考虑到盐商运销过程中因地区气候、路途远近所可能产生的损耗。作为立法者的本意来说，这完全应该是一项体恤民情的恩典或仁政，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往往成为主管官员假公肥私、中饱腰囊的极好机会。即便如此，按照当时各引区的通行比例（清代盐务以引为单位，大引两千数百斤，小引三百斤），即以加耗较大的长芦盐包每小引十三斤十一两，另加包皮耗盐十斤为准，大约其总数也不过百分之七左右。而陆之所以一上任就敢将这一数字提高到百分之二十，自然因为背后有总督李鹤年的撑腰——甚至是主使也说不定。（按清官制一省盐务本属巡抚衙门管辖，道光十二年陶澍在两江总督任上由魏源代为筹谋主持，全力整肃盐政积弊，卓有成效，此后援例权归总督）问题是想不到原盐法道卢某却是个碌碌无为、胆小怕事的家伙，当他于几个月后回任看见事情已弄成这样，唯恐自己被牵扯在内，犹豫一段时间后终于决定向有关部门举报。相比几年前在广东的公私兼顾，陆这次的祸闯得可真是大了。再度就地免职不说，朝廷还特谕福建将军（官职大总督一级，相当于现在的福州军区司令）文煜奉旨严加查办。现今完好保存在清廷档案《清实录》里的一份原始文件——一道圣旨——详尽记录了当时的案情以及事后对一干涉案人员的处理结果。其中“前署福建盐法道陆心源于西路官商各帮领运票盐，辄详请加给耗票两成，经李鹤年批准”是涉案经过，“已短完课厘银两万六千余两之多”系办案人员认定的犯罪金额，而“陆心源擅改章程，具详请批。李鹤年率行批准。盐法道卢士杰于回任后不能即时查出，虽据自行检举，详明停止，究属疏忽”显然是对一干案犯各自应承担责任的追究，颇有点象现在检察院公诉人慷慨激昂的起诉，最后照例是皇帝亲旨定夺——也即法院的终审判决：“陆心源擅改票盐章程，徇私专擅，著照部议，即行革职。闽浙总督李鹤年率行批准，著降两级留任。卢士杰于回任后，始行查报，著罚俸两年。李鹤年卢士杰所得处分均准其抵销”。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详述同治末年福建票盐案的整个经过，并非有意要对我的乡前辈有什么不敬，而纯粹出于对试图寻觅事件真相的浓厚兴趣。因为在不同版本的郡志以及陆同时代人的笔下，此案给我的印象一如玩具百变金刚那样的神奇的魔幻体，可以因不同叙述者的语言操弄从而变幻出各种耐人寻味的形象与性质。比如同为同光两朝儒林泰斗，李越缦眼中的陆“入资为广东督粮（应为兵备）道，贪秽著闻，被劾开缺。闽督李鹤年奏调福建，委署盐道，遂专闽事，招摇纳贿……复被劾开缺”。而到了俞曲园笔下竟又化腐朽为神奇，成为“有谗君于当路者，仍命遵前旨（开缺）……然恶者犹未已，屡兴大狱以陷君，己而竟以盐务加耗奏落君职”。至于陆氏后人对此事的正面处理那就更不用说了，又是“心源公大受冤屈”，又是“殊觉为官之难，决定退隐，以吴太夫人年高需归里养母为由，上疏准辞闽职”。革职查问的贪官一下子成了淡泊名利，急流勇退的高士不说，连已经朝廷定罪的擅抬耗额，中饱私囊一事，也被誉为“深得盐商之心”的爱民之举。我理解作者极力想要维护自己先祖声誉的拳拳之心，但对这种全然置事实真相于不顾的强词粉饰实在有些不大敢表示苟同。
六
同治十三年冬末当陆心源再次罢官归里，最初的打算是举家外迁，选择与湖州隔太湖相望的苏州作为自己的终养之地。这显然出于忌讳，不无羞见江东父老的意思在里头。其时尚留任福建的李鹤年在听到有关他准备“移家吴郡”的传闻后，曾来信表示关切之意。稍后郭嵩焘的朋友李鸿章在一封公函中，也顺便提到“前闻乡人有排挤者，属昆焘便中转述。以惊弓之鸟，须避弹射”，表示赞同他的决定。最终未能成事虽然不明其碍所在，但苏州知道他事情的人很多，其地又属丁日昌的管辖范围，恐怕当时不得不令陆有所顾忌。好在这时他的旧日朋友杨昌濬升任浙江巡抚。一向有意的毗连赵孟盍ㄗ哪亲焓戏显暗闹魅耍指涨稍敢庖约募鄹癯鍪帧Ｔ谡庵智榭鱿拢詈蠡故蔷龆ɑ氐胶荨Ｐ拗阑乃郊一ㄔ扒痹肮倘恍枰ǚ岩槐屎艽蟮目疃睿舛云涫惫倌曳崾档穆嚼此档比灰巡怀晌侍狻０ㄔ潞咏志烧拇笮送聊荆┙ㄖ匦蕖９闼颜湎〗鹗榛７⒄购阌训逼塘辏谏虾３锝ㄋ砍А⑶群笕⒘盍渑映涑履谑摇Ｖ种旨Ｏ笪薏幌允境鏊汛蛩愣宰晕倚蜗笞鞒鲂碌闹卮蟮髡？悸堑角宕袈芍幸蕴霸吒镏肮僭币宦捎啦恍鹩玫淖嬷疲庋木胛弈蔚挂沧攀盗钊送椤！ �
于是四十初度的陆又回到了从前以名士身份周旋于艺林文坛的浪漫生涯。尽管当时的民间舆论对他相当不利，但成竹在胸，谋定而后动的陆很快通过种种社会慈善事业——也即他在高州尝试过，并卓有成效的那一套——基本消除了影响他生存环境的不利因素。两年后山西的特大旱灾又为他提供了新的机会，由于陆带头捐赠白银一千并发动湖州绅民踊跃捐献，负责筹赈的直隶总督李鸿章与灾区最高行政长官曾国荃援例为他具奏，陆的四品道员衔（荣誉称呼）于当年晚些时候得以赏还。
几乎也就是从那时以后，陆个人历史上那个被李慈铭称作“好为诗古文而不工，多蓄金石书画以为声誉”的时代开始了。他的身影再度于苏杭宁等地的社交场合频频出入，“与诸老辈文酒宴游，自称潜园老人，恬然有以自乐”。出于好胜心与敏锐商业头脑的双重驱使，更大规模的对艺术收藏品的搜求也正在轰轰烈烈进行之中。从唐宋字画到先秦鼎彝，一时间江南故家旧物无不尽入囊中。与此同时设在潜园守先阁内的印刷工场也早已隆重开工，一大批宋元精椠被冠于《十万卷楼丛书》的总名在那里开雕刻板，然后委托一个退职太守，寓居苏州的乡前辈吴云在观前街的书坊印刷。馈赠国内政界权要与文坛名公，以书会友，自高身价显然是陆急于推出这些出版物的原始动机。从当时诸多受赠者收到后的礼节性回札来看，总的来说不外乎以下三种态度与反应。一是答谢与嘉勉，如潘祖荫，吴大澂。二是如黎庶昌、朱智那样表示感激之余不无抑揄。三是干脆予以拒绝，如翁同和光绪年间的一册私人日记里，就有“陆存斋观察送字画皆未受，著书甚黟，貌则甚俗”这样的记载。
尽管陆光绪最初几年对形象的重新设计还不足以令某些思想僵化的正派文人完全信任，但他通过努力使自己在文坛基本站稳了脚跟却已是不争的事实。湖州月河街口那幢六楹二层大宅楼上的西洋玻璃在拂去政治的诟尘以后，也逐渐成为江南藏书界有目共睹的重镇。尤其是几年后皕宋楼的正式命名行世，更是将他善于鉴赏与博学的声誉推向了高潮。以道咸名士黄尧圃的博洽与盛名，其尽一生心力所筑之百宋一廛室也仅藏宋椠百部。而名闻海内的宁波范氏天一阁在陆的门客李宗莲——也即前述被王仪通斥为“宾客文章下笔骄”者——眼里看来，那简直更是不值一哂。由于陆同时又筑有精藏两汉古砖之千甓亭，皕宋千甓因此也就成为支撑陆中年以后社会知名度的两大基石。其中以润资八元弄到大书家杨见山隶书题额的千甓亭，据地方宿耄费在山先生《闲闲集》披露，“由于所收仅限于湖州及邻县，地区不广，均只于晋代为多，汉砖不过四五”。而且这还没有算上陆当时以一两银子一块的价格公开收购，以至四野乡民掘地搜求，从而令当地汉晋墓葬大量遭受毁坏的惨重代价。而皕宋秘藏的真实数目约为宋本一百十部，陆的方法是将其中绝大多数分拆为二，以勉强凑足两百之数。这既是他生前坚持不向任何人开放的奥秘所在，同时也可以用来解释，一九○七年当其子陆树藩与日方就售书一事谈妥后，作为买方代表的岛田翰登楼验货，售价何以就立刻从原先一直坚持的最低价二十五万元乖乖降到了十万元——一种典型的彼此间的心照不宣。我甚至还有证据说明他广为人所称道的皕宋的冠名，也纯粹出于对他人的移植与借用。陆的朋友兼同乡吴云的二百兰亭斋，皕镜室和黄丕烈的百宋一廛，这就是被认为出自陆独出机杼的皕宋一名的最直接的来源。当然，对于光绪六年已基本完成自我转型，并成功进入艺术收藏主流话语圈子的陆来说，这一切也许都算不了什么。多年来他一直奉行的生活原则似乎是：只要是成功的，就是正确的。这大约也是他的后辈——比如写《潜园遗事》的徐桢基先生——对他“一生几经沉浮，但最终还是成为清代名人列于史册”表示欣赏与敬佩的主要理由。
第四部分潜园传奇（4）
七
如果将光绪八年《皕宋楼藏书志》的出版视作一条艺术上的明显的分界线，此前陆的精力一直集中于收藏与社会活动的话，那么从那时起到光绪二十年因病逝世，我们将看到他终于已经慢慢静下心来，开始致力于他真正的名山事业——读书与著述。昔日宦海风波的弄潮儿居然一变而为潜心学问的作家，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令人高兴且油然而生敬意的事情。那几年文坛中人在纷纷对他刮目相看的同时，确实也被他每年几十卷乃至数百卷著作出版的速度吓坏了。杭州的朱苕水在复他的札中不得不坦承“前赠诸作，弟读之尚未终编，今又获三种”，并称“寿世著作，与年俱增，等身之誉，不让古人”。而苏州的末代状元陆润庠更因“见惠大著全部，愧无以相报耳”而感到十分不好意思。那段时间他是那样醉心于著书立学以至专门为此成立了一个写作班子，由他的堂弟陆学源、门客李宗莲、学生李延达等各司其职。加上潜园内的排版车间，苏州几家定点的印刷工厂，俨然当今京城某些大腕书商现代化的商业运作手段。到了他临终前出版个人著作《潜园总集》，其作品数量竟达到了惊人的三十五种九百三十六卷。如果加上他参与编辑的《同治湖州府志》、《归安县志》、《湖州丛书》十五种七十五卷，以及革职归里初所写的《罪言》等（后经友人奉劝未予出版），相信这一数字将更为耸人听闻。
但北京的李慈铭好象永远也不肯宽恕陆心源，这曾经让同为湖州著名藏书家的周越然先生感到深为不解。“李氏对于陆氏，似有难解之仇”。除了在著名的《越缦堂日记》里时有抨击外，就是一般文章札记里见了，也很难为他轻易放过。如光绪十三年他在应请为朋友傅节子重版《擘经室经进书录》题跋时，就曾因原书附有陆的一篇序文一事大为恼火：“至末附归安人陆心源一序，妄言轻诋，更足为累。节子刻此时，未尝相商，惜不得阻止耳”。周先生也许不知道李对陆之所以嫉恶如仇，有一部分原因是为陆与李之生平仇敌周星诒系朋友兼同僚的缘故。同治十三年陆在福建任上出事，时任福建建宁知府的周差不多同时也因涉嫌侵吞军装案被劾，下场甚至较陆还要悲惨，“奏赔吃亏之款十万元，革职遭戍”（详见周自撰之《橘船录》）。有意思的是致周下台的军服采办一事，其发包权恰属陆兼任的军需部门。何况两人在闽期间还平分了陈兰邻带经堂的全部珍藏，关系应该相当不错。当然，那时学术界对陆著作表示不敢恭维的也不止李越缦一人。叶昌炽“其所刊丛书，亥豕纵横，不可殚述”的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