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澜是如此之大，最终导致龚不得不在一八三九年那个凄冷的春天仓皇逃离了北京。当然，我们同时也看到了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一个人的弱点有时并不一定造成悲剧，但悲剧却往往由于一个人的弱点而造成的。
第四部分龚自珍在一八三九年（5）
十
从稍后发生的不幸事实来看，明善的突然被罢黜与紧接着的辞世对龚顾情事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譬之于一棵倾圮的大树或一片遮风挡雨的屋檐的倒塌。在克己复礼的私情中做梦的男女，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置身于道德法庭与大清律例的光天化日之下。到处是忌恨、回避、仇视、冷眼、讥嘲，幸灾乐祸，朋友圈子里的津津乐道以及来自道德人士的强烈抨击。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龚当时自已的一些做法又是多么的轻率而不负责任。喜欢吹嘘自己的风流韵事首先是他的一大喜好，平时有事没事常爱去太平湖一带走动，社交场合见了顾也从不掩饰自己的感情。我怀疑他甚至还给朋友们看过太清赠他的那张绘像。至于诗里头信手乱写那就更不用说了，除了反复暗示自己对一“大脚鸾文勒 ，明妆豹尾车”“微音岂在纤厥耻”的非汉族女子的恋情，连此人的身份：“官阁梅花”“官梅只作野梅看”，居所：“城西阆苑”“城西一角”“光明殿”，生平：“生小在侯家”“我侬生小幽并住”，一度负约：“绿珠不爱珊瑚树，情愿故侯家”“五侯门第非侬宅，胜可五湖归去”； 私许终生：“细语道家常，生小不矜珠翠。他日郎家消受，愿青裙缟袂。 画梁燕子已无家，那有五侯第。等到岁寒时候，折黄梅簪髻”。（此词调寄《好事近》，当写于明善死后不久）无不一一交代明白，那样子好象不是在做诗，而是在县官老爷的衙门里过堂画押。更有甚者，甚至当顾为他口风不紧恼火，私下里劝他说话注意分寸这样的事情，居然也敢公开写入诗中，“我昨青鸾背上行，美人规劝听分明。不须文字传言语，玉想琼思过一生”。他当然注定要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代价，不仅因为他的爱情对象是一具有很大知名度的有夫之妇，而且其身贵为皇室遗孀。更重要的是，有一个人一直在暗中象猛犬打量猎物那样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这个人就是太素的长子载钧。
讨论载钧在龚顾情事中的立场和态度确实相当有必要。作为荣亲王府的未来主人和丁香花案的主要策划者，他之所以一直以憎恶的眼光看待两人之间的交往，除了生母妙华夫人的因素外，更多的是出于对家族荣誉自觉维护的本能。他的贵族身份和他自幼所受的教育，也都使他无法接受一个钟鸣鼎食人家的贵妇与一个邋塌文人之间的所谓恋情，何况这个女人居然还是他的后母。但父亲奕绘的暧昧态度显然令他觉得十分扫兴，甚至私下里不无恼怒。于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想方设法搜集两人之间的证据，似乎成了他生活中的主要工作── 以一个职业间谍的干练与敏锐──而且颇多斩获。这一切当然不为我们沉溺于热情和诗艺交流中的可怜的男女主角所知。他们依旧在上述京师大佬的文学沙龙里见面，卿卿我我。其间龚自珍还主动放弃了两次令人眼红的外放地方官的机会，（其中一次是道光十七年文五品的湖北同知现职）。这样的事实除了说明对顾的眷恋在他的一生中的重要位置外，确实找不出什么别的解释。
道光十七年十月二十八日，距父亲明善辞世后仅仅只有三个多月的时间，已承袭亲王爵位的载钧聚积已久的仇恨终于全面爆发。当时整个北京都被一件爆炸式的新闻所震惊，城西太平湖荣亲王府新孀的太清夫人和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均为太清所出），突然在一个早晨被长子载贝勒和婆婆绵亿夫人宣布从此逐出家门，史称“太清家难”。直到龚自珍暴毙丹阳后的一八四一年年底，才被勉强允许重回王府居住。一个多年以来一直养尊处优的女人，现在突然要以寡妇的身份面对生活与社会，并且还携带着四个未成年的儿女。其间的艰难困顿与委曲愤懑，我们完全可以在《天游阁诗》卷五的那些长题中读到详尽的描写。在义兄许滇生及容斋亲王等朋友的帮助下，她剥下身上首饰送进当铺，在距太平湖不远的城西养马营附近赁屋暂住，度日如年。那段时间里龚自珍的日子自然也好不了多少。由于当时已能明显感到来自载钧辈的威胁与敌意，他终于被迫放弃对北京的恋栈，打算以调动工作的方式，体面地离开。一个被他认为有能力帮助自己的朋友是奉旨即将前往广东禁烟的湖广总督林则徐。但林在采纳他那篇有名的《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中所提出的禁烟方略后，对他相托的想同去广州一事却支支吾吾，虚与委蛇，以一句“弟非敢阻止旌旗之南，而事势有难言者”轻轻挡之门外。说起来，这是龚一生中犯下的又一次政治幼稚病。想想看，其时正深受道光器重的林，又怎肯因一个所谓的诗人朋友得罪皇帝的亲戚？这个道理应该很容易理解── 当然，除了龚本人以外。
十一
坚冰封冻的太平湖再次像一面真实的镜子映照出爱情苍桑而幽怨的面容。这是公元一八三八年的冬天。我们文章里的三个主要人物在历经多年的坎坷与劫难以后，都毫无例外地已经屈服于现实巨大的魔力。其中太素躺在荣邸南谷别墅自己生前选定的墓地里，再也不能吟风弄月和呵护他心爱的妻子了。顾太清在贫屋中含苦茹辛，独力抚养四个子女，同时不废吟咏。而龚自珍一会儿打算出家，一会儿又想去他位于昆山玉峰的羽琌山馆隐居。后来，他开始频频出入于赌场与歌楼，幻想能在世俗的欢乐中彻底忘却精神的苦痛。再后来，几乎源于一种因过度绝望而产生的勇气和冲动，他私下里可能与顾讨论过婚嫁一事。这里头既有多年来私心相慕的痴情，也有对孤儿寡母不幸身世的同情与怜惜。说起来，也正是因为他不拘小节的疏狂行止，最终造成了这个杰出而美丽的女人眼下的这种尴尬境地。他将自己的想法商诸朋友圈中，但有证据表明这一秘密可能再度为人出卖，并促使太平湖荣邸的新主人和他的家族在暴怒之余，终于对内心谋划已久的一个尚有几分踌躇的计划痛下了决心。于是，几天后的一个黄昏，一匹快马突然鬃毛飞扬疾奔过太平湖初春风凄雨迷的薄暮，将一封密密封讫的信札和一束丁香递交到正在上斜街的家中欲振无翅，埋头礼佛的龚的手里。他当场打开一看，神色大变。再后来，大约就是我们前面看到过的那个刀光戟影、杀机四伏的一八三九年的春天了。
二○○○年七月写于暑热之中
第四部分潜园传奇（1）
一
一只喷吐白烟的呜呜叫的汽轮拖带三条驳船，停靠在城内苔痕深凝的古老河埠，这在今天的江南一带应该是十分寻常的景致。然而对于近百年前尚不识机器为何物的湖州市民来说，却显得相当耸人听闻——既新鲜又神奇——并引起了普遍的轰动与围观。由于地处商贾云集的县署对面华楼桥堍的月河街口，加上从沿河那幢素有几分传奇色彩的森严豪宅里不断抬出的那些瞧上去份量很沉的神秘木箱；何况它们的数量又是如此之众，乃至需要几十名壮汉马不停蹄搬运了差不多整整一天。细心的看客甚至还发现指挥装船的队伍里夹杂着几位西装革履、唇饰短须的异邦人士（当地人按习惯称作倭寇）。傍晚时分装卸工作全部结束，轮船立刻鸣笛离埠朝上海方向急驶而去。机器时代的罗旋桨绞碎古城宁静的暮色，将惊溅的浪花无情地推向两岸的樵歌渔唱。粼粼水波里，一个美仑美奂的文化旧梦——在时间中裂成碎片——逐波散去。当然，这一点尚只有少数几位深详内情，且爱国情切的人才有可能看到。而对于这座以江南望郡自诩的衰败古城里的绝大数士民，他们也许要等到几天后上海的各大新闻纸上刊出消息，方才得知作为他们的骄傲与光荣；同时也是这座城市精神文化一杆标尺的潜园主人陆氏皕宋楼的四万三千九百九十六卷宋元精椠，已被藏主以十万银元的价格秘密出售给了日本三菱财团旗下的静嘉堂文库。后来成为浙江书画大家的谭建丞先生当时年仅十岁，那天刚好也由家人携带钻在人堆里看热闹。傍晚回家以后曾偶然瞥了一眼父亲书斋里的旧历，如果他的记忆不误的话，这一天的日期应该是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的六月三日。
此前两年一条书邮热线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一直在皕宋与静嘉之间忙个不停。热线两头分别是藏书拥有者陆心源长子陆树藩和日本资深版本学家岛田翰。尽管后来事件被曝光时面对国内文化界的愤怒与谴责当事人曾反复强调事情的无奈与偶然性，但从日本平治四年出版的《静嘉堂文库宋元版图录——解题篇》里的记载来看，早在一九○五年底，作为售书一方代表的陆树藩的堂弟就已在东京主动与日本方面秘密接洽，并由该国宫内大臣田中光显伯爵介绍给三菱重工总裁岩琦弥之助和静嘉堂文库长重野成斋博士。等到次年四月岛田先生看似风雅的中国之行，其实际目的已是到皕宋楼现场验货。五月中旬，在收到岛田翰寄自湖州的藏书目录与评估报告后，静嘉方面几乎花了近一年的时间邀集该国著名学者与古籍专家对此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与论证，并最终决定全数购进。一九○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前往欧洲进行文化考察的重野成斋与等候在上海的陆树藩秘密会面，并正式签署合同。这是一纸沉重的、令人伤感的文件，以至有个别激进者将之比作那时政治上的某些屈辱条约。由于岛田翰事后在所著《皕宋楼藏书源流考》一书中以胜利者自居，对国内藏书界枉加讥评，甚至连陆氏父子也不放过，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可以想象，这对中国文化人一贯崇仰的民族自尊该是如何沉重的打击。“意轻疏雨陋芳椒，宾客文章下笔骄。割取书城归舶载，苹风凄绝骆驼桥。”“三岛而今有酉山，海涛东去待西还。愁闻白发谈天宝，望赎文妃归汉关。”著名学者王仪通的一腔忧愤固然感人肺腑，而为搜寻散佚古籍曾先后七次去日本，束腰典衣，将之赎回的诵芬室主人董授经，尽管作为岛田翰的好友，但在应请为该书出版撰写题识时，仍然抑制不住内心的苍凉与悲痛，写下“古芬未坠，异域言归，反不如台城之炬，绛云之烬，魂魄犹长留故乡者”这样伤心到了极致的句子。
董康和王仪通的观点无不展现一种令人须眉贲张的书生本色，并在时人中激起普遍的共鸣。但作为售书事件中最直接的受害者估计还是要数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先生。早在此前多年，当张初闻号称江南藏书第一楼的皕宋珍刊在主人陆心源殁后不久就已渐有弃守之意，深恐散佚民间或流入外人之手，私下里十分着急，并百般筹计。他甚至通过学部尚书荣庆代奏清廷，希望政府能拿出一笔钱来妥为收藏。但其时正处于瀛台落日回光返照中的满清朝廷，对付庚子赔款和内外交困的国计民生犹恐不及，又有何闲情顾及于此。在这种情况下，张毅然决定由自己约同馆内其他股东独力购买。然而当这位前维新人物慷慨激昂，与售书一方进行了多次洽商后，却被告知其售价最低也需二十五万方可成交。（开价五十万元）这对当时刚进行了引资扩股的张的经济实力（总股本十二万元）显然是个天文数字。陆家甚至对这位世交之子所提出的登楼一观的请求也断然加以拒绝。尤为可恶的是一年后当张临时得悉全部珍藏将以十万元的低价尽售日人的不幸消息后，于最后关头再次辗转找到陆，表示先以六万现银作定金，并保证余款将在短期内凑齐，同时再三晓谕对方应以国家利益为重。而陆采用的手腕是满口答应——一种虚假的承诺——处心积虑的欺骗。因为就在张满心欢喜而去的几乎三天不到，满载这批国宝的日资上海轮船公司的新式汽轮早已在湖州打了个来回后，经由黄浦江昂然出海，舶载东去，从而令身心交瘁携款而来的张领教了什么叫贪婪与欺诈，以及背信弃义。
皕宋楼售书这一闹剧就此匆匆收场。然而如果要在尘埃落定的舞台上寻觅事件真相的蛛丝马迹，至少有两个细节有理由令我们产生深刻的怀疑。一是经手人陆树藩与管家沈联方分别向家中报称的十万元售价，在日本方面的解密文件里却是十二万元。其中两万元显然作为某种贿赂——按现在的说法是回扣——落入了陆树藩的个人腰包。这大约也是他何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同等价格面前坚持宁售日人，不售国人的全部秘密。另外一个奇怪现象是，很多人对藏书出手前胡乱钤在上面的“归安陆树声叔侗文印”、“归安陆树声所见金石书画记”、“臣陆树声”、“陆树声印”、“归安陆树声藏书之印”等杂章甚感意外和不解，但事实上这仅仅是为了抢时间——要赶在张元济将款筹足以前赶紧出手。由于兄长陆树藩时正坐镇上海指挥，这一紧迫任务于是就落在了在家奉母守书的三弟陆树声的身上。由于四万三千余卷图书的封钤工作绝非等闲之事，将家中所有可用之印翻找出来分人赶盖，想象中应该比较符合当时的慌乱情景。这样的结论尽管多么显得有些残酷，但事实本身的残酷似乎不允许我们有别的解释。当然，在所有当事人均已作古，当年皕宋楼头的缥缈书香也早已化作今日湖州月河街道派出所的呼啸警笛的情况下，唯一深详内情且有发言权的，看来只有街对面白苹洲宾馆（原归安县治所在地）门前的参天古柏，以及重钥深锁在彼邦静嘉堂文库密室里的那些图书了。我想象有一天静夜中它们突然发出声音，犹如哑巴终于开口说话。而在此之前，除了假设，除了推理，我们也许永远也无法另外再做些什么。
二
当日本人运书的轮船泊近华楼桥堍那幢兼有中西风格的豪宅的七十三年前，那里的建筑规模甚至还不到后来鼎盛期的四分之一，而作为主人陆铭新多年从商家产殷实的全部标志，也不过开在家门口的一爿鸦片店和一家名号“恒友”的当铺。同样，当年晚些时候我们文中的传奇人物陆心源在这里出生时所发出的那一声响亮的啼哭，带给这个九代经商的单传家庭的振奋与喜悦，大约也仅仅为侥幸得子，以至烟店与当铺的事业可以后继有人而已。至于苏州的俞曲园在陆墓志中所杜撰的“夜梦宋左丞相叶梦得入怀”什么的，显然是为陆后来的意外发迹所精心定制的一件精神纱丽。如果陆终其一生只是一名烟店老板，子承父业，我敢担保这样的神话在他的履历中就不可能出现。不过我对《潜园遗事》一书中所说的他十三岁那年“生父铭新公，欲观心源公心志，建议心源公从祖业习经商烟店，心源公不从，力请继续从学”这一点倒是有些相信。一个富家子弟不愿经商而爱读书，那也算不上是什么很特别的事情，据此而得出“此儿有大器”这样的结论恐怕倒也不必。此后陆一直在当地一位饱学老儒凌少茗的督导下研习举业课程，并于二十岁那年正式考取了秀才资格。后来活跃于吴地文坛的古文经史学者俞刚、戴子高、施补华、姚宗堪、凌霞等人，其中多半系他的乡邻或县儒学里的同学。虽然在陆身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