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文豪自命的苏雪林甚至将龚诗中对一大脚女子反复多次，毫不掩饰的赞美，也非要小心翼翼绕过顾太清，将之考证为是对另一满族女子的恋情──道德捍卫者的用心真是良苦得可以。（顺便说一句，苏的那篇考证龚顾情事的文章不值一驳）但有一个真实得让人害怕，象天安门矗立在长安街上那样的事实他们是绕不过去的，那就是龚写于流亡途中的那首最终引发杀身之祸的《忆宣武门内太平湖之丁香一首》。“空山徒倚倦游身，梦见城西阆苑春。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具体的地点、场景、人物，具体的交往情节与特殊环境中人的服饰，除顾太清外简直不容人作第二人想。即使辨舌若电，与人为善如孟森先生者，也不得不承认“非惟明指为太平湖，且明指为朱邸，自是贝勒府之花”。但如果谁认为这种对私情的大胆描述系作者行文粗疏，失于检点所至，那他肯定是错了。实际上这是龚自珍自以为是的深谋熟虑的产物。要知道在当时黑云压城、风声鹤戾的危急情况下，通过这样的过激形式，将自己的行状一下子全部置于公众的视线之中，应该不失为一种自我保护的有效手段。包括他的突然离京，辞职理由的自相矛盾，将妻儿扔下不管，以诗告别诸友等一系列反常行为，不妨都可以看成是这种策略的一部分。从离京后致好友吴虹生的札中形容自己的流亡生涯“弟颓放无拟，往来吴越间，舟中之日居多”的谨慎，到在杭期间一连用十多个“劫生”“浩劫”来表达自己的生还之喜，到后来敢于接受丹阳县的教职，我们大致可以相信他在惊惶之余，对自己亲自设计并努力扮演的这个角色还是颇有几分得意的。尽管两年后仍然遇害，但正是在这弥足珍贵的两年间，他以心灵受压过久突然爆发式的激情、悲愤和汪洋恣肆，写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我们很难想象十八卷的《龚自珍全集》里没有《乙亥杂诗》和《庚子春词》，那情形就象是从鲁迅的小说里抽掉《狂人日记》和《阿Ｑ正传》。同样，我们也很难想象龚自珍的一生中没有顾太清，那情形也象鲁迅先生四十五岁那年没有遇上许广平。
六
一八○二年秋天当龚自珍初次跟随调任京职的父亲来到北京时，当然不会想到三十七年后他的离去会是那样狼狈。那时生活在他眼里象一本精采的书才刚刚打开，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喜欢高谈时事，最狂热崇拜的一个人是北宋有争议的政治家王安石，除了一遍遍地用蝇头小楷抄写王的策论外，甚至服饰上也对他的政治偶象进行刻意模仿，以至都下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流传着有关他“性不喜修饰，故衣残屐，十年不更”的轶闻。几年后的结婚同样也不能令他有多少改变。《清稗类抄》说他刚做父亲不久后的一个秋夜出去拜访朋友，当主人从内室披衣出迎，发现站在门外的龚依然一如往常，身披一件旧纱衣，“丝理寸断，脱帽露顶，发中生气蓬蓬然”。如果我们在这样的形象基础上再添加一张“广额巉颐，戟髯炬目”的尖脸和矮小，瘦削的身体，这对他的那些崇拜者，尤其是那些为他的天才所倾倒，因而想象他剑眉朗目、风流倜傥的人应该是个不小的打击。
龚自珍的奇特当然并不仅仅局限于形象，他的嗜赌，他的仗义，他的政治和军事才干，他的收藏癖与两次令人生疑的发誓戒诗，新边疆观念，文学上的罕见天赋以及一手臭字，都注定要使他成为一生都处于媒体（当时叫朝议）关注下的人物。十九世纪前期的北京曾一度点燃过青年龚自珍内心深处的政治理想，因为它是财富、权力以及文化的象征，也因为它萌芽中的新思想下汇聚了当时全国最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白天分别在中央政府自己的小小办公室里编邸报，绘地图，研究边疆问题，制定赋税政策，晚上则聚集在一起慷慨激昂，高谈国事。但国家在浩浩荡荡输运鸦片的洋船面前的束手无策以及奸臣的当道，很快使他们年轻、骄傲的脸上禁不住泪流满面。短暂而虚幻的强国之梦破灭以后，魏源立马去两江总督陶澍署中充当高级幕僚，并通过倒卖食盐许可证很快使自己暴富起来，在扬州置地买宅，成为寓公。林则徐后来虽被派去广州禁烟，朝廷内外却又颇多掣肘，结局相当不幸。何绍基沉溺于六王法书，专心致志写字礼佛打发时间。而龚自珍再度“狂来说剑”不成，只好又“怨去吹箫”──为自己难以实现的政治抱负寻找一个情感的宣泄口。大约正是在那段时间里，他突然情不自禁，与新寡不久的顾太清又渐渐恢复了来往。
龚顾情事其真实情景究竟如何？有一种说法是顾少女时代流落江南时就与龚相识，还有学者根据龚后来为仇家所害这一点推断两人结识应始于顾结婚以后。在没有得出让人信服的结论以前，这些假设当然都可以成立。但考虑到顾在江南期间龚一直随父任职北京、安徽等地，而顾二十六岁结婚的事实也与龚《无著词》中对一位髫龄少女复调式的回忆与绻恋情景不符。更主要的是，龚二十九岁那年正当才情横溢时突然宣布戒诗，并在那首著名的赠江南才女归佩珊的诗中有“风情减后闲闭门，襟尚余香袖尚温。魔女不知侵戒体，天花容易损灵根。蘼芜径老春无缝，薏苡谗成泪有痕。多谢诗仙频问讯，中年百事畏重论”这样狼狈的自我解嘲，可见当时有一件事情应该闹得很大，以至远在苏州的归听到传闻后也禁不住来信动问。另据稗本《龚自珍全传》，顾从江南回京不久适逢朝廷惩处罪人之后，为逃脱遣送东北屯田之苦役，不得已改名换姓入亲戚绵亿郡王（即奕绘母亲）府中当差，此后一直居留北京。如果此说可以参考，两人相识当于一八一九年龚第二次入京参加会试――其时龚顾年龄分别为二十八岁与二十一岁── 时最为可能。当时顾的身份是荣亲王府的书房侍女，而龚刚在诗坛展露头角，拜兵部侍郎湖州人姚学崦为师，住在京师宣武门南的水月庵中苦读，其地距太平湖相去不远。
第四部分龚自珍在一八三九年（4）
七
想象中作为本文最关键的部分壮志消磨的名士与秀外慧中的王府侍女之间这令人感伤的一幕，大约是在一个早春的雨中突然开始的吧！场景就在这附近的红泥寺或枣花寺。任何一位两百年前生活在北京的人都知道，每逢春天那儿是游客云集的地方，或踏青进香，或慕名赏花。可以假设两人从相见恨晚到彼此倾心那种简单而狂热的过程，并在这以后开始了频繁的约会和交往。但问题是当时顾可能已是笃好风雅的荣亲王太素的意中所属。同时，龚狂言无忌的性格和不修边幅的名士派头，也在影响我们贵族出身的美人在作出一生的明智选择时，起到了相当消极的作用。加上考虑到自己的不幸身世，家庭的倚仗和依赖，尤其是几年来王府对自己的关照庇护。我还有一种怀疑是那时可能已有某种流言出现。总之，在一种类似“还君明珠双垂泪，恨不相逢未嫁时”那样的古典情怀中，迅速了结两人的情缘，回到各自原有的生活，应该是比较切合当时事实真相的推测。
结束这次爱情对龚自珍意味着什么？任何一个对他稍微有一点了解的人，都知道他在女人问题上一贯表现出的缠绵与一往情深。当然他也曾试图忘怀一切，并宣布从此戒诗作为对自己偶尔失言或信笔所至的惩罚，同时对佛学也很快表现出不无夸张的狂热兴趣。此后几年风平浪静，龚回家乡杭州住过一段时间，回来后一直在国史馆任职，参与修订《大清一统志》等煌煌典籍，以期在繁琐的文字工作中消磨自己的颇不如意的一生。而顾与太素的婚事在排除家庭乃至社会的各种压力障碍后，终于于一八二五年得以顺利结合。故事到此似乎已经有了中国传统小说式的完美结局。如果不是后来两人在朋友家又意外相遇，以至波澜另起，这桩凄婉的情事将永远只有温馨的太平湖水和枣花寺中那两株互相缠绕的丁香所知。
这里必须提到的两个人物是大学士阮元与睿亲王容斋居士，作为京师社交界的汉满两大知名人物，他们宽大的客厅分别聚集着社会各界的精英分子。刚成为母亲不久的顾也时不时地光顾这里。而这两人碰巧又都是龚的熟人。当时他的《无著词》《小弥奢词》刚出版不久，顾在为书中所闪耀的惊世才情倾倒的同时，也伤感于词意的凄美和此人对自己的一往情深。于是，在一种身有所碍又情不自禁的复杂心绪中，两人看来又开始恢复了一定程度的交往。但复燃的死灰虽然引人注目，却始终被严格规范在道德的范畴之内。我们甚至可以假设这些精神与艺术上的交流是在双方家庭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因为顾的集中那段时间里出现了大量玩空手道的情诗。而龚虽然“非非曾想入，苦苦悉吟安”（孙宪仪《存题龚中翰破戒草》），行为上却完全表现得象个道德老师。尽管这样，由于这两个人的名气实在太大，朝野上下还是很快出现了各种流言。从他们的作品中搜寻所谓的证据，也就理所当然成为某些好事之徒的嗜好。在这种情况下，出于维护美人清誉的考虑，他很快又第二次断然决定戒诗，并一直坚持到一八三九年离开北京后才自我解禁，其时间竟长达十七年之久。
八
站在如今崇尚性爱自由的时尚一族的立场，这些努力以道德为准则的男女私情确实显得非常可怜甚至可笑。包括顾太清当年让龚神魂颠倒的那幅自画小像，以现在的标准来看，也不过花木庭院间一个弹琴的瘦小的女人，神情木然、哀怨，并不能给我们的审美带来多少意外的愉悦和激动。还有龚自珍消磨在精神通奸里的短暂的一生。幽怨的箫声。怀才不遇的宝剑。丁香。满文。光明殿。太平湖。蒙古图志。我们看到他一会儿“于春夜，梳双丫髻，衣淡黄衫，倚栏吹笛”。一会儿又“与同志论谈天下事，风发泉涌，有不堪一世之意”。一八二五年初冬他突然异想天开去山海关考察京师防守形略，回来后又为一颗意外弄到手的赵飞燕的玉印喜极欲狂，“复拟构宝燕阁，他日居之’’。（此印现为上海市博物馆收藏）社交聚宴只要有顾在场，他总是意气飞扬，纵谈高论。意绪牢落时则携酒独坐京郊花间，碰到有人走过不管认不认识便拉来共饮，以至到处被人称为“龚呆子”。这种生活形象的杂乱无章虽然不无政治失意的因素，但在更大程度上却可理解为是这场“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的恼人爱情的产物──某种内心压抑所导致的行止异常。相比之下，顾在生活中的表现则要从容得多，也冷静得多。她一方面相夫课子，游山玩水，一方面坚持写她那些与尊宠的侧福晋身份相悖从而难免让人生疑的婚外恋诗词──尽管是在《赠云姜》、《忆屏山》《《叠前韵答湘佩》之类诗题的掩护之下。但这些生活舞台上的各自表演无论其精彩与否，都只能是某种阶段性和过程性的产物──作为暴风雨到来前的短暂宁静。它们脸部的浓重油彩很快就要驳落，它们赖于生存的面具也将为真实之手无情摘去。随着公元一八三九年的逐渐临近，我们将看到一些意外的人与事件的加入如何使剧情突然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并在泪光与呻吟中，推动全剧迅速进入到高潮。甚至，在舞台大幕尚未完全合拢以前，我们可怜的男女主角就已经象传说中试图飞翔的孩子，被仇恨的大风从天空一下子刮落到了地面。周围是现实──一片坚硬的，又浓又大的黑暗。
九
一八三五年冬天太素的突然被道光皇帝解职，可以看成是这幕长达十余年的爱情肥皂剧的色彩从悲剧向闹剧过渡的转折点。大约在这一年的春节后不久，他曾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相当引人注目的事情：将龚弄到自己任总管的宗人府里来当了一名主事。不清楚此事发生的背景与具体原因，比较合理的解释是龚在内阁中书的冷板凳上可能遇到了什么麻烦。两人共事的时间大约仅只半年不到。然后在一个早晨，我们敦厚而可敬的荣国公骠骑将军、宗人府总管，当今皇上的侄子，在事前并无半点征兆的情况下，一下了就被自己的亲叔叔褫夺了全部职务，并于两年后的夏天很快就因愁病交加，郁郁死去。当时对龚作出的处罚好象不是太重，仅仅只是停发一年工资了事。然而这一事件究竟缘何而起？幕后真相是什么？对内对外一直都没有明确交代。这里有一个事实也许值得研究者们加以必要的关注，那就是当时号称满清第一女词人的顾对词的入门与浓厚兴趣，实际上是只在此前不到一年才开始的。我们知道，顾的文学老师最初只是她的丈夫，虽因天性聪慧，进步很快，但格律上到底不如太素老练，创作数量同样也不能与之相比。而据《顾太清奕绘诗词合集》的编者张璋先生统计，是年（一八三五年）顾作诗一百二十七首，词六十五首，明善作诗九十六首，词六十五首。平心而论，顾于词学一道锋刃初试当年就有如此佳绩取得，实在令人刮目相看。更何况张在为两人艺术上的突飞猛进不胜感慨的同时，还发现“直至上年（一八三四年）基本上还是太清以诗与奕绘的诗或词相和。及至本年，她才运用自如地进入以诗和诗，以词和词的阶段。她的以词和词的作品，至此不仅有了一定的数量，而且就水平论，已进入与奕绘旗鼓相当的地步，有的甚至在意境与辞藻上，开始超越奕绘”。有意思的是，上述这段时期，刚好正是龚顾两人重又开始恢复交往，并有幸成为王府座上宾的时期。因此，只要我们稍微放纵一下想象，应该不难在这些仿佛吃了脑白金、洋参丸以至进展神速的作品背后，很轻易地找到龚那知恩图报、悉心辅导的老师形象。事实上，也许正是这些因交流诗艺所需，时不时所形成的三人间的亲密关系太过引人注目，加上龚本人言谈无忌、口没遮拦的恶习屡戒屡犯，“酒席谭论，尚有未能择人者，，，，，，此事须痛自惩创，不然积习非一日可改，酒狂非醒后所及悔也”。（引自魏源致龚自珍信札）导致从最初的社会和文学圈子里的流言蜚语，一直发展到朝廷上下尤其是满清集团内部出现了种种非议与诘难，最终，使得作为最高统治者兼长辈的皇帝本人觉得自己再也无法坐视。
京师的暮春在黄昏中散发出类似国子监霉烂的四书五经那样的腐败气息。扑天盖地的杨花犹如纷飞的谗言，压得人简直都喘不过气来。在龚看来，这座城市有时真的不敢让人相信是帝国的首都──上上下下直透出一股恶俗的市民味儿。他在上斜街的旧宅里给关心他的朋友们写信，在其中致邓守之的札中，他指天划地，口口声声保证：“足下及默深去后，吾将缄舌裹脚，杜绝诸缘”。然而事隔不久，言犹在耳，他说话不慎的老毛病又立刻犯得一塌糊涂。也许是在与都中同事的聚宴上，也许某次例行的浙籍文人碰头的沙龙，酒酣耳热之际意兴飞扬，有意无意将自己与顾私下里还有来往的秘密做为艳事又吹了出来。事后由于一个名叫陈云伯的同乡兼好事之徒别有用心的传播与张扬，犹如巨石投于太平湖中。我们将看到，它激起的波澜是如此之大，最终导致龚不得不在一八三九年那个凄冷的春天仓皇逃离了北京。当然，我们同时也看到了另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