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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吴梅村事略（3）
丧乱时代的爱情
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的开头几年，南京作为腐朽而短命的南明小朝廷的首都，其政治上的意义一如民国时期的陪都重庆。当时那里聚集着全国最著名的政客、富商、艺人、怀才不遇的文士和隔江犹唱后庭花的佳人，他们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征歌选色，醉生梦死。秦淮两岸的河房妓寮作为这方面的一个杰出文本，其繁华与靡烂程度简直超过了后来法国的香榭里舍和日本东京的银座。正是那个阶段有人在库钞街一带的艳窟时常看到频频出入的吴梅村。对于这个一向胸怀大志、持身谨严的人来说，这也许是个危险的信号。余怀的《板桥杂记》里曾详细披露了吴与当时名列秦淮八艳、素喜道家装束，以一笔兰花擅名画坛的妓女卞玉京非同寻常的关系。时间大约为公元一六四三年前后。通过《梅村诗话》里的有关叙述也可了解到，是年吴送生平密友志衍入蜀赴任时，卞曾以纨扇题诗画代为赠行，可见在此之前两人感情早已有了相当火候。卞同时也是吴一生中唯一公开承认的情人。但在元配郁夫人素来贤惠，不反对丈夫娶妾纳宠的宽松政策下，这对时人眼中的神仙佳侣始终未能象钱谦益与柳如是，龚鼎孳与顾横波那样花好月圆，终成眷属，直至今日尚有不少人为之感到惋惜。当然，如果我们仅仅把它看作一个千篇一律的才子佳人的浪漫故事，那事情肯定就简单多了。事实上卞对自己成为榜眼夫人这一点一直怀有信心，但对方的推诿与王顾左右实在出乎意料，并最终令她心灰意冷。从表面上看，当时吴的暧昧态度似乎出自一个正派文人在纳妓为妾这样严峻的现实问题面前所可能有的犹豫与举棋不定，但更深沉的原因恐怕还是和政治有关——还有什么比一个时刻打算应召出山、匡时济世的人更珍惜自己的声誉呢？几年以后清兵过江，两人各自随家人避难浙东，并从此音断书绝。七年后的一六五○年吴作客常熟钱谦益的拂水山庄，偶尔得知卞刚巧也正在当地一友人家寄寓。其时四十二岁的吴因国丧时艰、怀才不遇等重挫心怀不畅，我们多愁善感、色艺双冠的美人有可能也早已琵琶别抱。在得知两人之间的一段恩怨与曲折故事后，好事的钱当即慷慨激昂以月老自命，修柬代邀，但失望已极的卞坚持称疾不出，令吴深觉狼狈与自惭。这从他当天的纪事诗《琴河感旧四首》中也明显看得出来。其中“却悔石城吹笛夜，青骢容易别卢家”“缘知薄倖逢应恨，却便多情唤却羞”云云，既为自己当年的负心开脱，在一定程度上也不乏真情的流露。次年初春虽说两人在苏州横塘又见过一面，但此时“江头燕子，旧垒却非，山上蘼芜，故人安在”，彼此之间想必也已无话可说，惟有神感心伤、黯然相对而已。至少关于这次见面详情在他笔下已找不到一丝记录。此后吴在女人问题上开始逢场作戏、风流放诞，卞因婚姻失意，转嫁吴中名医郑保御，但那也不过只是名誉夫妻，彼此分室而居，没过几年就郁郁早逝。她的埋香之地在现今惠山祗陀庵后的锦树林中，这与后来吴的葬地苏州吴县玄墓山应该相去甚远。月白风清之夜当彼此墓前的松柏萧萧作声，与其说这是一种心心相印的情感的互振，倒不如将它看成两种不同的乐器在各自倾诉它们的伤心与哀怨显得更为恰当。
暧昧的自杀者
当北京城里彷徨无计的崇祯由一个小太监带路于夜深时分潜出宫外，吊死在现在景山公园东北角的一棵古槐上面，这个戏剧性的动作宣告了统治国家达两百七十年之久的明王朝的终结。消息传到太仓，刚买下贲园大兴土木，打算以独善其身的姿态伺机兼济天下的吴梅村闻报后嚎啕大哭，如丧考妣。他奔涌的泪水在当时至少包含着两层以上的意思。说起来，这位刚腹自用的苦命皇帝生前虽始终未能重用自己，毕竟还有着知遇之恩。而这些年苦心经营的政治基础现在突然毁于一旦，今后若想东山再起又谈何容易。尤其让人感到麻烦和棘手的是：按照当时通行的道德标准，如果一个臣子想要证明自己的忠心与贞节，唯一能提供给他的选择就是立刻自尽，追随帝魄于九泉之下。尤其是政界文坛的那些知名人物，更成为当时朝野舆论关注的主要对象。在这样尴尬的事态面前，为自己的苟且偷生寻找一个至少能说得出口的理由——哪怕破绽百出——于是成了这些平日里满口忠孝节义的前朝遗臣必须立刻解决的问题。说来也真让人同情，以钱谦益东南诗坛盟主的重名，当红粉知已柳如是在莫愁湖上劝他尽忠，钱的托辞竟然只是湖水太冷，说什么也不肯下去。才华横溢的龚芝麓的借口也好不到哪里去，《冷庐杂识》引冯见龙《绅志略》谓：“龚以兵科给事中降闯贼，每谓人曰‘我原欲死，奈小妾不肯何？’小妾者，顾媚也。”相比前面二位深湛的脸皮功夫，吴将责任推给家庭的做法同样也并不见得高明。《梅村先生年谱》甲申条下称：“先生里居，闻信，号痛欲自缢，为家人所觉，朱太淑人抱持泣曰：‘儿死，其如老人何？乃止’”。也许，与精神层面上的所谓民族大义与个人气节相比，现实的美好的生命毕竟是更值得珍爱的东西。这些以文天祥异代弟子自许的家伙此前也许并不这么看，但现在争先恐后改投到赵孟畹拿畔拢⒃谀抢镎业叫碌睦砺厶逑涤爰壑倒勰詈螅孟笠丫颊媸档馗惺艿搅苏庖坏恪！ �
第三部分吴梅村事略（4）
吴三桂
在一六四四年，吴三桂这个当年度使用频率最高的名字与一段复杂的个人恩怨纠结在一起。同时此人的身份也是说不尽的波谲云诡。比如他既是明王朝的山海关总兵又是这个王朝的掘墓人。既是满清军队的对阵者又是它的同盟军。既是李自成大顺政权的潜在合作者又是它不同戴天的死敌。我这么持论是因为当吴最初在关外闻报崇祯自缢，闯军攻陷北京，朝中文武百官已先后列表迎降之时，原本已经决定率军前往归顺。但中途行至滦州传来爱妾陈沅为李手下大将刘宗敏强占的消息将事情迅速推向了它的反面。“于是三桂大怒，瞋目而呼：‘大丈夫不能佑一女子，有何颜面？’勒马上关”（钱＇聘右半＋只＇《甲申传信录》）这一变故不仅改写了历史，也使他自己非常尴尬地在吴梅村后来著名的长诗《圆圆曲》里沦为一个可怜的角色。而对作者本人来说，他改写的也许是清代的文学史。正是这首诗让他在此后的三百多年中得享“诗史”的重名，同时也将所处时代的总体诗歌水平提升到新的高度。其中“恸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妻子岂因关大计，英雄无奈是多情”等议论笔势凌厉，一剑封喉，看来确实戳到了痛处。以至在当时的记载中，甚至还出现过“三桂持重币求去此诗，先生弗许”这样轰动一时的新闻。由于吴写作此诗的日期据年谱考证已是当年年底，因此收买一事的发生时间起码也该是在清兵过江，顺治建元的乙酉年的春初——也即过上所谓隐居生活以后。考虑到吴生平于钱财上一向不甚留意，这个传闻总的说来应该还有几分可信。
遗民生涯（1645—1653）
从几年前狂热的政治激进分子到现在不食周粟式的前朝遗老，这是吴一生现实形象上迈出的最大一步。梅村月下的疏影暗香与帝阙的玉树琼花固然风味各擅，但对一个壮心未死，同时又必须不假辞色，以勘破红尘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人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此后多年他的思想从表面看似乎一直徘徊在成仁就义与贪生怕死，风流放诞与道貌岸然，青鞋白袷与紫蟒金袍，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之间，“惴惴莫保”，“尺寸不敢有所逾越”，也即进入了被我戏称为股票箱体运行的那个微妙的阶段。但如果谁据此不加详察，认为他真的打算终老林下，那肯定将被证明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象真正的牛股在放量拉升以前总是要经过漫长的、反复而耐心的筑底，吴这么做的真正用意当然也只是为了积蓄能量，等待时机。
与此同时，对风月与伎乐的兴趣也开始成为生活的重心——以一种抓紧时间补课的自觉行为和积极态度。还是在年轻时代初到南京任职时，他就和一批此道高手如尤悔庵、候方域、龚芝麓，还有稍后的余怀、吴绮等惺惺相惜，并在秦淮的洞房湘帘绣幕间牛刀小试。隐居后的近十年中，在山水林石与声色犬马之间，他的兴趣更是明显倾向于后者，以至很多认识他的人为他们昔日的道德楷模转瞬沦为风流班首这一点感到很难理解。仅以顺治七年庚寅为例，这一年中他既和一个松江艺妓楚云打得火热，又将苏州的著名女演员冯静容蓄于内庭，同时还试图与昔日情人卞玉京重续旧欢。当然，对自己这种不拘形骸的风流放诞，体面、合理的借口也许并不缺乏。一个仕途失意者似乎就有资格借醇酒美人消愁解闷，说起来这也是古代文人的通病和惯用套路。而作为他们中间杰出代表如吴梅村先生者，又怎么可能是个例外？
但是，在山野草民或落魄浪子的面具后面，通往京师的政治捷径依然在加紧构筑之中。一方面是大量才情出众的咏史诗与隐逸形象建立的舆情基础，一方面有旧友兼新朝权臣的钱谦益、龚鼎孳等的举荐吹嘘。其中与当朝大学士陈之遴结成儿女亲家一事，更是作为一着举重若轻的妙棋令吴苦苦支撑的中年残局全盘皆活。当然，在著书立学、征色听歌之余，一些看来真正与隐士生活有关的情节偶尔也会出现在他的身上。比如林间散步，松下听泉，与邻居兼好友王周臣赏菊踏月，或者约同朋好数辈听柳麻子话前朝旧事，看张南垣叠山水景观什么的。就像他崇祯九年突然重拳出击前那段隐于婚姻的暧昧生活一样，即使是在这样的时刻，朝政与时局应该仍然是他最关心的问题。《张南垣传》里的“余曰：柳宗元为《梓人传》，谓有得于经国治民之旨”，《偶成十二首》中“南山不逢尧舜，北窗自有羲皇”“画虎雕龙染翰，高山流水弹琴”的自矜，以及《戏咏不倒翁》中间两联“何妨失足贪游戏，不耐安眠欠老成。尽受推排偏倔强，敢烦扶策自支撑”的借题发挥，这些作品中的牢骚与自重身份应该不难看出，而写作它们的人却自称是一位“绝意仕进”“藏名变迹”的高士，这一点确实让人不敢苟同。
复社大会
虎丘位于苏州西南近郊，远古时期这里曾是惊涛拍击中的一座小岛。两千五百年前一位悲剧人物伍子胥在山下的王宫内指使刺客专诸暗杀了吴王僚，同样的传奇故事也许还要加上继位者阖闾死时作为殉葬品埋于地底的那三千柄锋利的宝剑，这使它的历史从一开始就被蒙上了一层与周围的温山软水极不相谐的悲壮色彩。明末的著名党社复社选择这里开始它最初的政治历程，想必不会出于偶然。尽管崇祯十四年领袖张溥的逝世以及稍后明室覆亡，异族入主等变局，令它的影响一度降至冰点。但经过顺治七年有吴梅村、徐乾学等在嘉兴参与发起的十郡大社，鸳湖会盟，一时间又隐隐有卷土重来之势。其中一次不合时宜、突如其来的高潮出现在三年后的一六五三年。在这一年的上已春日，数千名复社党徒借踏青为名突然在虎丘聚集，召开该党历史上规模最盛的全体党员大会。“以大船廿余，横亘中流，每舟置数十席，中列优倡，明烛如繁星，伶人数部，声歌竞发，达旦而止”“山塘画舫鳞集，冠盖如云，亦一时盛举”。在满清政府已对民间结社集会关注，并加以密切防备的局势下，任何稍有一点政治头脑的人，都会感到这样授人于柄的招摇无论时间上和组织上都很不策略。这一点也曾令后来不少研究者深感困惑和不解。但如果我们试着将整个事件视作一个谜面，而谜底是数月后吴梅村的入仕新朝，相信一切疑问都会变得迎刃而解。
事情看来也真是这样：复社在虎丘炫耀势力之日，正是吴梅村决定出山之时。云岩塔下的千人石尽管只是印证佛家无边法力的一个原始场所，但在现实中却被精心设置为通往权力巅峰的重要台阶。尤其是大会上如愿以偿选出了“奉吴梅村太史为宗主”的新的领导班子，可以说完全达到了原先计划中的意图与效果。从现在可以搜集到的资料来看，吴终于打算与新政府合作的决定甚至早在此前一年就已经作出，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自然与他的儿女亲家陈之遴官擢内阁大学士，正式进入了朝廷的决策核心有关。当时隐居河南、曾与他相约有“决不仕清”之盟的好友候方域闻讯后曾立即来信力阻，一位尊敬的长者——吴中高僧愿云大师在和他《西田赏菊》一诗中也有意以“独擅秋容晚节全”七字作结，含相劝之意于言外。但为等待这个时机已准备了差不多十年时间的吴丝毫不为所动。相反，他不仅借寓嘉兴万寿寺写作《绥寇纪略》一书作为进身之阶，还指定他的弟子王淑士、周子淑担任联络招集工作，亲自策划并主持了此次大会，其真正目的显然想以文坛盟主与在野党领袖的双重身份作为筹码，向他未来新的政治主人索取更大的回报或赏赐。相比于与他一同名列清初文坛江左三大家的另外两位钱与龚的立即效忠新朝，吴忸怩作态的十年退隐说穿了不过胃口更大——一种欲擒故纵式的待价而沽——犹如宋诗“永巷深日闭娉娉，长使青楼误得名。不惜卷帘通一顾，怕君着眼未分明”里描述的那种曲折艰深的意境。也就是说，问题并不在于卖与不卖，而是怎样尽可能卖出个好价钱。也许，以一代诗史、前朝显宦、二十余岁时就已开始名扬天下的吴一贯的矜持与自负，这么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自有苦衷。
在苏州虎丘的热闹场面一个月后又出现在嘉兴，同样的轰动，同样的慷慨激昂和诗酒风流。在后来读者的想象中，这些热衷于搞政治运动的人，通常被描绘为面容朴素，精神高远，犹如金庸笔下的天地会会众或俄国十二月党人那样的革命志士，这显然应该是个很大的误会。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不过是些标榜声气、寻事滋非的家伙，“同同相扶，异异交击。有好恶而无事非，急友朋而忘君父。事多矫激，人用偏私”（朱一是《可为堂集·谢友人招入社书》）读书应试大多名落孙山，崇尚政治除了狭隘的党争之外也没有更深层次上的理解。尤为让人难堪的是他们对权欲与女人始终怀有的空前高涨的热情。干革命时“中列倡优，明烛若繁星”那还是小事，一度甚至还有反清复明的总指挥部就设在秦淮某著名花魁妓楼内的浪漫传闻。说到他们对北京政府的态度，那也基本上和他们的领袖吴梅村一样，在野则逆，在朝则顺，所谓民族、节气这样的大事仅以一已私利胡乱论定。因此，在几年后清廷兴起的“通海案”“奏销案”中，该社的政治基础迅速瓦解，消声匿迹，这一点应该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事实上当时的大众舆论对这些家伙也不看好，以至在一则记载中——作者于复社集会之日正好路过虎丘——曾出现了如下辛辣无情的调侃与讥刺：“太仓吴梅村祭酒伟业以明臣降本朝，当被召时，三吴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