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为令我不满的是作者竟将一生中深受病魔摧残的张强判为附庸风雅而装病，又是“张大复把善病当作人生一件幸运事”，又是“病，成了最有力的借口，生活中最好的挡箭牌”。他甚至连张生命的将近一半是在黑暗中度过的这一不幸事实也全然无知，从而将一个较晚年陈寅洛还要潦倒的盲眼书生，硬说成是写《去吴七牍》的袁中郎，或鲁迅先生在《病余杂谈》里嘲讽过的那种风雅人物。看着一生倒霉的梅花草堂主人死后多年还要为人曲解攻讦，那感觉确实特别的令人感到愤怒与不平。
第二部分梅花草堂主人（3）
我第二次抵达昆山恰逢周末度假高潮，好不容易才在距亭林公园不远处的某部队招待所弄到了一个房间。张大复在《笔谈》中偶尔也谈到过兵事。一六一三年无锡潘葑一带的盐贩子突然为争抢地盘竞相残杀，四野乡民争往城中避乱，“守城卒捍之，蹂践益不可止。卒亦乘机相煽，暴劫民家，……舟乱于河，尸横于道”。经张事后确认的具体数目为“死者不下二百余人”。这样荒唐的事实在煌煌大义的《明史》中当然你是读不到的。在另一则笔记里，张谈到万历中期朝廷的西北绥边政策，“大要为抚守战三者权衡”。当时政府主战派中嗓门最高的要数兵部侍郎王敬所，这家伙经常喜欢以一种夸张的、突然袭击的方式将预定的答案强加给他的朝中同事。“子谓夷人不可杀耶？”王这样问，尚未待人家反应过来，“王瞠目而摇首曰：夷可杀也”，以此显得他自己比别人高明。还有嘉靖末年为骚扰吴中的日本海寇俘获的两位苏州名士张仲起与龚瑞周，倭寇头目命令他们挑担作伕，“张担而龚不忍”。后来侥幸脱逃后两人都当上了官，“龚偃蹇仕途，终杞县令”，张却一帆风顺，前途青云。当然，在记述这些同时代人物的言行事迹时，张照例不加任何评判与议论——一种纯粹的新闻手法——类似于同时嘉兴人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这也是他的作品被认为具有史料价值的最有力的证明。
招待所对面就是三联书店昆山分销店，店堂明亮，环境清雅，完全符合我想象中这座著名文化县城所应有的气象。坐在那里二楼靠窗的吧椅上品茗执卷，随意翻阅，或闲闲眺望不远处正沐浴在冬日阳光温馨拂熙中的玉峰，我真想能够与谁谈谈梅花草堂主人张大复，以及他瓢饮簟食、贫病交加的晚年生活。但在以经济工作为重点的二十世纪末的昆山，至少目前看来这还只是一种奢望。何况我在当地又没有什么朋友。张大复拥有朋友的数量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财富与骄傲。尽管当时缺乏现代化的传媒工具，他的博学与勤勉学风却仍然遍闻大江南北，包括沈汀州、刘中翰、苏石水、工部尚书吴兹勉、兵部庞公等政界人士在内的朝野舆论对他一直褒奖有加。朱白民（冯梦祯老师）、李愚公、姚孟长、邵茂斋、陈眉公等江南名士在几十年的时间内也始终与他保持着良好的私人交情。还有我们多次提到过的常熟拂水山庄的少年进士钱谦益和堪称明代第一戏剧家的汤显祖。毋须讳言，这些著名人物与张的友情成分中既有对他才学的钦佩，更多的恐怕还是作为身体健康者对一个自强不息的残疾人士所常有的那份同情与尊敬。而对于历任昆山知县来说，自己治下有这么一位知名人物大多也都感觉脸上有光。他们对梅花草堂络绎不绝的造访尽管让旁人眼热，在张内心看来却也许不过只是一种即兴表演。尽管如此，他还是乐于以他们所需要的角色来应付他们。这个深谙世情的瞎眼老头，他什么不懂？他又什么不会！这些地方政治家或慕名或礼贤，大多动机暧昧，真正为他认可，且当作朋友看待的是在任期内为地方切切实实做了不少好事的湖北名士龚孝介。他对以侍御身份出任昆山县令的刘在田也颇有好感。刘上任伊始即有人在他面前讲某某的坏话，而刘当时堪称经典的回答是：既然这个人干了这么多坏事，那我就在这里等着他，早晚有一天他会到我这儿来报到的。（原文为“姑待之，将自至”）张显然欣赏这样诙谐而大气的机智语锋，因为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他世俗面目的一个主要特征－－思想深刻、言谈风趣、善开玩笑、不合时宜。（《笔谈》里有多次他对自己言语不慎月旦人物所进行的内省与自忏，可以看作这方面的一个重要证据）典型的魏晋名士风度，所缺少的也许只是王戎那样的世族贵戚背景和向秀、嵇康那样如同玉树临风般的倜傥外形。
我们打算谈到他的形象和他的家庭了吗？也许是的。几十年中，这个落魄的才子一直生活在中国南方的一座沿海小城。身材矮小，衣着寒酸，两眼朦瞍。仅靠声音和心灵写作。娶过两位妻子，一死一病。厨房的米瓮时常发出类似昆曲高腔那样尖厉的回声，而包括儿子、女儿、继子在内的亲人也全都先于他出现在死神的黑色名单上。没有功名、冠冕和爱情，也没有田产、藏书、古玩。祖遗晋唐小楷、褚遂良夫子庙碑、麻姑仙坛记等诸多宝物，早因双目昏黑为人窃去，出自新安王民晖之手的那册珍贵的先贤遗像，也因类似的遭遇不识所踪。在手头相对比较宽裕的那几年内，也即在王汶上、刘中翰署中任职期间，大部分束脩却又用于主动捐赠修筑一座带有公益性质的路边凉亭。而“每除夕，吾家无所不无，今又无二：笼无香，炊无水”这样的窘迫现实，对他来说早已视做家常便饭。每天午后他独坐窗下冥思的孤寂身影像不像古寺青灯参禅的老僧？同样，对于泰昌、天启年间那些慕名前来拜访的外省书生，如果在街头相遇，也肯定不会有人相信，眼前这位佝偻、咳嗽、步履蹒跚的老头，就是他们急于想要见到的大名鼎鼎的梅花草堂主人。究竟是什么在支持他的生活？物质还是精神？在昆山逗留期间我经常为这样无聊的问题弄得烦恼不堪。尤其当我在他一生中多次经由的娄江夜色中徘徊，在玉峰梅花墩边闲坐，在仿佛还能感受到他手迹与体温的隋代琼花前凝思。我想像自己脸上当时的表情，大概不外乎是那种哈姆雷特哲学傻瓜式的愚蠢吧！同时我也知道张大复本人肯定不会作这种无谓的思考。将尘世的一切全都归诸于命运的安排与设置，应该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了解的张的处世态度。因此想像他所会象徐文长那样用铁锤猛击自己睾丸，或者象他所尊敬的李秃翁（卓吾）那样自杀是相当滑稽的。至少他三十七年从容度过的黑暗生活已经向我们指明了这一点。逆来顺受，处变不惊。一位朋友曾引用韩愈论张籍的“盲于目，而不盲于心”作为对他的赞语，还有人将他比作写《左传》的左丘明。不管怎么样，在热衷于表演，充溢着大量食客、山人、行为艺术家、颓废者与自虐狂的明末文坛，不温不火、自行其道的张确实是一个异数。
第二部分梅花草堂主人（4）
一六一七年张大复突然扶病启程赶往杭州，可以被认为是他一生中除北京外唯一的一次长途出访。《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说他“晚年犹到杭州与冯（梦祯）订交”显然与事实不符。因为其时非但距冯辞世已有整整七年，而且据笔谈所载此行的目的主要是出版——与新安名刻工汪令闻与赵云槐会见——商定《梅花草堂集》（张一生著作全集）的刊刻事宜。这件事至少向我们传递了两方面的信息：一是这些著作对于他生命的重要性，以至不惜以风烛残年之身进行冒险，二是多年的疾病使他自觉来日无多，想在有生之年将自己的后事安排妥贴。张当时走的是水路，从苏州沿古运河南溯，乘坐自己冠名息舫的那条破旧小船。两个朋友韩止修、陆子玄悉心照料他的起居，还有他的书僮石倩。舟过湖州时韩建议去拜访一下时任归安县令的某故交，为张断然否决，理由是这位朋友是个清官，恐怕没有多余的酒食招待客人。用张自己的话来说，叫做“某念归安廉吏，安所得糈饲过客？”说来也巧，旅行终点杭州的仁和知县周季候刚好也是张的崇拜者之一，在西湖的一条游艇上他们欣然相逢，由于深谙张对戏剧的嗜好，周甚至提前为他准备了几出精彩的剧目，并由浙中名伶李九官领衔主演。我们知道，明代的伶人在某种意义上只是男妓的较为含蓄的称谓，这在今天应该已不是什么秘密。笔记中张坦然记录了自己对李的倾心与缠绻，以至作为东道主的周季候忍不住当场与他开玩笑：“咄，元长，犹复能摸索人。”在杭逗留的半月中，除了办妥正事，他还会见了张子羽、闻子将、印持、无敕等浙中名士高僧，一起饮酒轰谈，听歌作乐。而作为此行高潮的是寒云冻梅中对位于孤山的冯梦祯故宅的谒访。那是一个雨雪霏霏的冬日午后，他在一大帮当地朋友的搀扶下神色肃穆伫立快雪堂中，“堂故龛冯先生之像，红罽修髯，结跏趺坐”，一个杭州作家顾道民在他耳边轻轻告诉他：“宛如当年静默时也。”
《梅花草堂笔谈》的正式问世日期为公元一六五五年的秋天，那时距张辞世已有二十五年。此书雕版师赵云槐刀法精妙，深明文义，在杭州一见之下就令张感到十分放心。此后数年间赵为刻此书非但“挥刃不辍，更大寒暑无间”，而且分文不收，连购置书板的费用也由此人自掏腰包。“人或怪之，辄曰‘愿为此君（张大复）力。’”在此之前另一新安名家汪令闻也曾无偿为张镌刻过《张氏先世纪略》一书。可以想见这些高风义举给张的沧桑心灵所带来的慰藉与感动，但由于刊印此书仍然需要一笔很大的费用，他不得不将它们暂且搁置在梅花草堂的瓢盆碗碟之间，象守护自己精神的孩子一样悉心守护着它们。十三年后另一赞助商苏淞道守备钱继章的出现虽然令此书的出版似乎又有了某种转机，但不幸几个月后张即匆匆谢世，继孙安淳、守淳时年尚幼，加上身逢乱世，紧接着又是乙酉鼎革，朝代更替。直到顺治末年世事稍平，张安淳在外避乱多年回来，取出“实赖彝堂主人尔斐先生高义，珍秘爱护，存而不失”的四百余块书板，此书的出版工作才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当时梅花草堂已在清军的铁蹄下夷为平地，想象它在兵火中无声燃烧的样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令我神往，同时也没有丝毫悲哀。也许在我的意识中它原先就不该为人间所有，现在不过是返回了它应该返回的地方。
张大复的隔世知己兼乡邻尔斐先生，同时也是此书出版最有力的推动者。正是他说服其时因发现书板散佚七十余块从而踌躇不决的张安淳“尔祖《笔谈》一书，堪与眉山《（东坡）志林》并传不朽，其刊板之失极宜锓补，而保残守缺无益也”。另一有力人物钱继章甚至主张不须补版先把书印出来再说，让读者“视其存者以思其毁者”可也。在这种情况下加上诸多乡贤闻知此事后主动愿意提供赞助，这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都堪称灾难深重的巨著终于在此后不久的清顺治十一年（公元一六五五年）千呼万唤始出来。生前没有看到此书出版显然是张的生平恨事。此外还有一件恨事，那就是张氏接力赛似的家族功名目标即使在又经过了两代人的奋斗以后，依然被证明只是一个虚妄的梦想——至少我在顺治、康熙两朝的进士题名碑录上找不到张安淳、张守淳的姓名。命运的乖戾与无情，有时想起来真不免让人感慨系之。
根据一个同样对张感兴趣的朋友的最新研究成果，张大复晚年杭州之行的始发地应为镇江而非昆山。当时他的现实身份是当地达宦刘中翰的座中食客，准确点的说法是家庭教师。此人系张知己王又新的好友，平时又素慕风雅。事实上张此趟颇为阔气的旅行很有可能就得到了他的资助。从那里出发到杭州，正好是历史或古代地理概念上南运河的两个极端。而四百年后我从所居小城湖州动身前往昆山，走的大致也是这条最方便的路线。只不过古典的樯橹水声为现代的车轮汽笛所替代，江枫渔火的诗意也早已演化成加油站修车铺的工业时代风景。“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霜，涛声依旧不见当年的夜晚。”坐在带有空调彩电的豪华大巴车里听着这样煽情的歌曲，实在让人心中不由得生出一番感叹。好在我还不至于浪漫到想象他与我同乘一车——甚至就坐在我的身边。而且就算真的发生了这种情况，我想我们之间又有什么可谈？他想必不会对我的股票、网络和拱猪牌戏有任何兴趣，而他那种瓢饮簟食、皓首穷经的苦难生活同样也令刚过上几天好日子的我诚惶诚恐，何况一想到弄得不好还要白白搭上一双眼睛，更让人避之犹恐不及。我毫不讳言自己如果生于明代多半会成为屠长卿、王百谷那样的家伙，至少也会像陈眉公那样待价而沽——坚持以个人才华与社会利益进行某种适当的等价交换。然而即便如此，这仍然不影响我对张发自内心的崇敬与迷恋。尽管这种说法听起来很奇怪，实际上并不矛盾。想想看，如果我们喜欢一个人，不正是因为他品质中某种光辉的令我们自惭形秽的东西，或者他坚持做到了某些我们所做不到的事情吗？张大复当年对狂人李贽的崇仰也同样令很多人感到奇怪。他对“暴力与色情”在一生中也一直有着浓厚的兴趣。有一次钱谦益向他请教宋代以后还有什么书可读的，根据钱的事后回忆，张当时甚至想都没想就立刻回答：“《水浒传》，《牡丹亭》。”
现在越来越能看出，任何企图将张的艺术风格纳入“山人气味”的论调该是何等的轻率和不负责任。这方面的始作俑者是周作人，其理由也仅仅因为“他的文学思想还是李北地一派”或者“明末清初的文人有好些都是我不喜欢的”。就算没有当初钱钟书的直言指谬，我相信那些有见地的读者也自能察觉出这样的批评于张未免有欠公允。问题的实质看来已经不在讨论张在明代文学的地位，而是我们评价一位作家究竟持何标准，思想还是艺术，抑或个人喜恶？任何稍涉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十六世纪后期的中国文坛实际上只是公安三袁长袖善舞独擅其场的表演舞台。且有江盈科、屠长卿、卢氏兄弟以及稍后的陶周望辈的四下呼应，援为犄角。以至苏州至钱塘的路上一时间满眼都是白话＋性灵、轻狂放诞的名士。竟陵派的锺惺、谭元春也许正是因为恶其嚣张，这才匆匆扯起一面复古大旗，打算联手以抑其势。其后也自有刘侗、王思任、祁彪佳等有意无意的加入。在那样的混乱情况下张为自己所选择的边缘与旁观的角色应该并不出乎我的意外。哪怕他的作品当时已成为人们私下里谈论、关注以及期待的中心，他的身影却被更深地藏进了梅花草堂的阴湿光线里。对文学的主张也仍然坚持通过文本——创作实践——加以阐发与倾诉。不难想象那时被不是“纤巧”就是“冷涩”的文坛两重唱闹昏了头的读者在接触到“宴坐息舫中，冷莹穿户，捉得半床秋水”，或者“月是何色？水是何味？无触之风何声？既尽之香何气？独坐息庵下，默然念之，觉胸中活活欲舞而不能言者，是何解”这样的文字时心中的震惊与神往。与他持同样艺术态度的当初虽然还有李流芳、汤若士、程孟阳、陈眉公等人，张却是其中最奇特的。就这么瞎着一双眼睛，安安静静生活在文坛的边缘，自得其乐——谁也无法判断他是洞若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