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各陈怀抱也”。写作者与阅读者分别是南昌的汤显祖和常熟的钱牧斋。时间大约为公元一六一二年的初秋。当时张大复正应常州推官王又新之邀在王的衙署担任幕僚，尽管双目已然全盲，钦慕他道德文章的人看来仍然不少。王与钱同时也是他与汤显祖之间数十年友情的媒介者与见证者。而隐现在信笺背后的是一个有关吴江才女俞三娘的凄婉故事。明朝万历末年汤的名气应该已经如日中天，其代表作《玉茗堂四梦》作为对昆曲艺术径蹊别通的继承与发展，在朝野上下均获得了广泛的声誉。全国各地上演着他的新戏《牡丹亭》，包括他的文学敌人王元美的家庭戏班子。其间有一女性追星族竟因酷嗜此书缠绵病榻，临终前松开的纤纤小手中滑落的正是此剧的初版戏本，而且“饱研丹砂，密圈旁注，往往自写所见，出人意表”。这条为后世戏曲研究者奉若至宝的史料最初由张记录在他的笔记里。当汤在千里之外的临川闻知此事，并收到作为该女母亲朋友的张托福建人谢耳伯辗转带到的此书的副本，心中的感慨与知恩，我们完全可以从他作于是年的《哭娄江女子两首》的序文中间接了解到。
诸若此类的佚闻与史料在张的笔记中随处可见，令阅读者时常有古玩收藏者在寻常人家的灶上篱间无意中发现宋窑明瓷那样的惊喜之情。梁辰鱼排戏喜欢“设广床大案，西向坐，而序列之，两两三三，迭传叠和”。西湖快雪堂在冯时敏死后依然供着他的神位。钱谦益中举那年身穿一件破旧青衫，见年稍长者即执后辈礼，丝毫没有想像中少年得意的新贵矜色。而陈眉公每次过访草堂总是表现得如同哲学家般严肃，并对张一次次重复“大地一梨园耳，伶人演戏，先离后合；人生不然，先合后离”这句仿佛偈语般的清言。这些资料在后世文人的笔记中辗转抄引，被认为弥足珍贵，却不大有人愿意记得它的原始作者——一个名叫张大复的双目失明的老人，每天深夜料理家计后他躺在病床上一边咳嗽一边口述，并由家人或书僮记录下来。其余如昆曲创始人魏良辅的生平，苏州万历年间的十余次水灾与蝗灾，吴中社团运动的由起，《董西厢》的传世经过，王弇州为父申冤的详情，赵艺风与时大彬的壶艺，李贽佚诗，屠隆禅语，徐文长少年细行，吴中藏书家的名录与风格。当这些十六世纪后期江南政治、社会、文化生活中的珍贵镜头，以传记片的样式出现在今天读者的视觉屏幕上，纯粹的纪实风格，朴实、冷峻、简约，仿佛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是真实的历史的复制品和录音磁带，或报纸头版消息和国家电视台正在现场报道中的新闻。
对生活本质的提示与顿悟也是梅花草堂主人日常思考的一个重要方面。虽说颇惮心力，张仍然乐此不疲。“九十日春光，半消风雨中，春光正自佳，笑世人不能领取耳。”“焚香啜茗，自是吴中人习气，雨窗却不可少。”当他在梅花草堂的草草杯盘、昏昏灯火间与他的朋友们交流生活艺术心得的大约四百年后，我正于同样的暮春风雨中行走在他家旧址附近的白马径路上，目的当然是为了寻访到哪怕一丁点儿有关他的线索与遗迹，为写作这篇文字作材料方面尽可能充足的准备。我的第一次昆山之行现在回想起来简直鲁莽得近乎有点可笑，既无县史专家指点也无当地熟人陪同，唯一的倚仗是张笔记里偶然提到的几个具体地名：驷马关、土山、兴贤里，还有丽泽门与片玉坊。我买来各种昆山地图及新旧县志加以分析推断，大致得出当年有吴中文学俱乐部之誉的梅花草堂的遗址即为现今震川南路中山路交界一带的结论。说起来这项工作应该并不十分难做，但考虑到我情有独钟的对象毕竟是明代后期当地一位普通文士，贫病交加，穷愁潦倒，以至享有一篇简短传记的荣誉都被最新出版的县志所褫夺。既然如此，我想我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震川路侧原先应该是一条轻橹慢篙的清澈内河，当年张大复的破旧游船息舫就斜斜泊在那里。每逢春秋佳日，他喜欢在朋友王孟夙、陆子玄等的陪同下乘兴出游，最远的一次甚至还到过北京。而他曾经请王仲方绘像，听梁伯龙之孙梁雪士唱曲的丽泽门外的那方雅土，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现在的地名应该叫做化工新村。
作为梅花草堂的座上佳宾，陈继儒与归子慕自年轻时候与张慕名结识起，一直保持着不错的关系。这两人一个是《明史》隐逸传里的高士，一个是当地先贤归有光的儿子。如果你有幸于万历末年慕名来这儿登门拜访，说不定还会遇上冯梦祯、张凤翼、徐霞客、李长蘅等文学史上大大有名的人物。统计该地的文化名人一直是令县统计局的官员们感到头痛的事情，因此当我初抵昆山的那个晚上在街头漫步，我的文学幻想常使我产生在夜总会的迪吧里碰上袁宏道，或者与屠赤水或江进之在娄江边的清静酒家偶然相遇喝上一杯的奇异感觉。而白天的一切看来总是属于现实。和熙春阳中的县城到处是广告、商品、打桩机和显示科技时代特征的种种迹象。张家门前不远处的古老城墙早在一九二二年就被推倒筑路，娄江上运送外贸产品的货轮喷吐的白烟也模糊了王周臣笔下的鳜鱼白鹭。当我在购书时向模样文气的女店员询问梅花草堂主人，她脸上的惊愕表情就象我向她打听的是一位外星人物。而张时常散步小憩的玉峰，如果现在你想要进去凭吊一番，光门票就得花上二十块钱。
根据张大复嗣孙张安淳在《笔谈》刊刻记中的回忆及其它零星记录，梅花草堂原先共有屋七间。面山临水，风光如绣。东接兴贤里，西边紧邻县儒学。昆山的建筑样式带有明显泥砖混合，窗户高大，檐角作对称式向两头飞翘的苏南风格。《笔谈》中反复出现的所谓苏斋、息庵、闻雁斋、梅花草堂云云，指的其实就是这处由张大复曾祖张唐文手创的微薄家产。在整个漫长的一生中，张一直蜗居在这里靠著述与梦想打发日子。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做“块处一室，梦游千古，以此终其身。”今天昆山一中戴MP3耳机听摇滚音乐的学生不知道他们学校厕所的位置上原先曾住着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同样，昆山市的绝大多数市民包括县志办的某些先生可能也不知道，他们先人中的那位名叫张云长的残疾作家，他的精神、才华、一生的伤痛，以及道德文章对于明代文学的意义。汤显祖曾经将张大复的散文尊为“近吴之文得为龙者”。钱牧斋在回忆自己年轻时候有关张的印像时也说“其为文空明骀荡，汪洋漫衍，极其意之所之，而卒不诡于矩度，吴中才笔之士，莫敢以雁行进者。”就算我们在阅读时略存小人之心，——考虑到评论者与他之间的友情关系，——打一个折扣，他的著作本身也足以令所有怀疑他才华的人一下打消心头的疑虑。事情也许有时候正是这样阴差阳错，尽管在狂言放诞、文风夸饰的晚明文坛张只是一名尽量保持低调的边缘作家，但在几百年后今天的我们看来，他的文学风格与叙述是显得多么朴素、深刻而大气！一个真实得让人几乎触手可及的世界——前辈风貌、邻里纷争、科举弊端、边将战事、郡守操行、名人嘴脸，加上政界黑幕、制度缺陷和百姓生活，这一切都通过他传神的文笔被尖锐而残酷地记录下来。
康熙十四年修的《昆山县志稿》直到今天仍然堪称收集张的事迹最详最确的一部志书。该书为我们详尽描绘出张出生时的家庭文化背景以及一身惊人学问的来源——父亲张维翰的悉心传授。他的塾师，同里名士金思斋后来回忆往事时，也总爱说自十岁起张的《论语》功底事实上已经可以反过来做他的老师。十二岁不到张就开始了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寒门士子——实现人生梦想唯一阶梯的举业课程。估计那时张父私下里已经向他痛说革命家史，将张家祖辈五代尽毕生心力参与科考，结果无不以失败告终的惨痛秘密和盘托出。家族的不幸以及屈辱想必在令少年张大复悲哀与震惊的同时，也禁不住使他须眉贲张，雄心顿起，暗暗发誓要将举业进行到底。在祖先梦想的废墟上建造起新的理想大厦，看来已是摆在张一生面前义无反顾的选择。好在他的天赋以及超众的勤奋令他得力不少。十七岁与同学王伯符就试荆溪时，其文章声名已经在吴地远播。那时他除了对汉唐经史深有研究，还让父亲陪同着先后拜访了江南一带的名公硕儒。好多人对他数年后取富贵功名如探囊取物一事不抱任何怀疑，包括他的家人、亲戚、朋友，还有当时的昆山知县程省吾与苏州学使陈晋卿。曾成功预测当朝首辅申时行崛起以至声名显赫的阊门相士李鬼眼，在偶然场合下也曾与张见过一面。当张父令张向李行跪，李却忙不迭站起来——这通常是对贵人的礼敬——死活不肯接受，并以八字判语作为他对这位势头正猛的吴中才子未来命运的预卜：“耳白过面，名满州县”。
张大复为自己制定的人生目标是二十岁以前中举，然而曾与他祖辈开过不少玩笑的命运又一次乖戾暴虐，以至到了三十四岁那年，才勉强考中秀才，算是有资格穿上了那件浸染张家数代人辛酸泪水的青衫。可以想见他当时的落莫情怀与焦急心态。“刚肠难忍英雄泪，死地谁堪儿女怜？”他在日记里这样写到。他甚至一反往常的澹定与理性慌不择路地跑到同邑周长蘅家里去扶乩，企盼上苍能指示他功名到手的具体时间。回到家中，更沉重的打击还在后面等着他，他的慈父张维翰终因一生功名事业的困顿加上操持家政的“居大不易”，于几个月后突然撒手西去。这对年轻的张来说不仅只是难以忍受的情感伤痛，还意味着他的处世面目从此将面临某种重新设计与确认——从后台到前台——从一个不识薪炊为何物的纯粹书生，变成类似他爱读的小说《水浒传》里的宋江那样事无巨细的主政者。一首流传于同时略晚的打油诗曾曲尽其妙地形容过这中间不无尴尬的转型过程：“书剑琴棋诗酒画，当年件件不离它。如今七事都改变，柴米油盐酱醋茶。”
于是就有了散见于《笔谈》各处的那些有关作幕与授馆的频繁记录。出乎很多人的意外，张的迂腐和书生意气似乎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不便，相反，他内敛的才情与渊雅的学识，加上谦和的君子作风，使他在对付这来自生活的巨大挑战时，非但没有捉襟见肘，反而赋于了这块精神璞玉在新的现实人生中磨砺和发光的良机。远近诗礼人家争相以重金延聘，朝中大臣顾升伯甚至还专门为他修筑了飞鸿亭，将他请到京城设馆课儿。更让人为之鼓舞的是，即使在这样沉重的生活压力之下，张仍然对功名与科举怀有持久的热情，每年春秋两季他坚持参加郡试，并愈来愈显得得心应手。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不是后来那场意外的病变瞬间改变了他的一生——以至不得不放弃举业——从而令张家祖辈六代的梦想与努力毁于一旦。很有可能，他在除新版县志外的历代昆山志书中的位置将不仅仅作为著名文学作家，而应该列入先贤甚至名宦。
有关张大复双目失明的起因与过程历来众说纷纭，比较权威的有《四库全书》存目提要所说的“父殁哀毁”，但这显然是对钱牧益墓志所谓“又以哭父丧明”一语的承藉与沿讹。钱仲联在其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里又有“晚年丧明”一说，想来应该出自杜撰。相比之下汤显祖《张氏纪略序》中说张“母子之间，徒以声相闻者十四年”不失为一条重要线索。因为只要我们稍加考证，就可知道张母辞世的确凿日期为万历三十四年，如果以此倒溯十四年那就是万历二十年（公元一五九○年）。从我个人的研究结果来看，这至少是到目前为止比较接近事情真相的一种说法。事实上张对自己所遭遇的这一天降奇祸的过程，在《笔谈》里也一直有着零零星星的记录，如果读者在时序和语气上细加辨析，应该不难得出可靠的结论。事情的起因缘于公元一五九三年县城一场奢靡的民间灯会，当时虚龄刚满四十的张正应聘在乡绅周元裕府上担任家庭教师。“四月一十六日夜，里社送神，观焉，眼迷炬，翌日发肿”。二十天后的五月六日是明代士子一年一度的春季考试日期，由于那次苏州学使饶先生亲临昆山督学，显得异常隆重，自觉病情略有好转的张自然不肯放弃这难得的机会，于是勉力前往。想不到刚走进考场，“甫就位，不辨天日，岂非数哉！”这场意外发生的悲剧所带给张以及他全家的沉重打击应该不难想像，《笔谈》里有他记叙当时两个好心的县衙差役将他搀扶回家，与亲人相见时的凄然情景。“归至草堂，先母忧惶，不知所措，先世长（张弟）从外入，面予无言。先叔父多好言相慰藉，予尔时已不复作全人想矣！”从现代医学的角度而言，张那时所患的大约是今天青光眼、白内障一类的常见眼病，尽管远非绝症，却令有着数千年辉煌历史的伟大的中医束手无策。所幸当时他尚并非全盲，此后多年仅凭眼角的一线微弱余光，他仍然坚持著述与挣钱养家。直到公元一六○九年自称眼病专家的江湖游医铁鞋道人将他的视力进一步损坏，而张为此甚至还付出典卖祖传的字画与良田作为酬金的惨重代价。妻亡母丧。剧贫。愤世嫉俗。寇乱与水灾。这一切再加上万历四十一年（一六一三年）他心爱的弟弟张世长的猝亡，终于使他的双眼在那年秋天彻底失去了光明。
四十岁以后张大复就这样渐渐进入了他一生中漫长的黑暗时代。盲杖，笔砚，清淡与冥思，加上继子张桐瘦削的肩膀，对他来说几乎已成为生活的全部。白天大多时间他在梅花草堂默坐，构思，晚间除了口述著作，还要为日益窘迫的生计问题焦头烂额。更为残酷的是，当时他身体的许多部位似乎都已经出现了问题。二十五岁在外祖父家的大树斋寒灯苦读时患上心脏病，随后是慢性肾炎与肠风，中年开始又是便血症、脚气、牙周炎，还有一年中要反复发作几次的肺炎、偏头痛与伤寒。老年以后这张病单上也许还要加上血脱与轻度中风。如果把这位自号病居士的老人一生的病历搜集起来，其厚度应该不比他几十万字的《梅花草堂笔谈》逊色多少。将人世的种种不幸全都集中在这样一位温良谦和的道德君子身上——命运的暴戾与不公——我该如何形容？我又能如何形容？然而，正是在这样极端恶劣的生活环境下，张除了通过口述完成《笔谈》一书，另有《嘘云轩文字》《昆山人物传》《昆山名宦传》《张氏先世纪略》等深为当世儒林所钦服的著作。因此梅花草堂许多年来在我心目中一直是类似苏东坡黄州谪所、张志和舴艋舟，或张的乡邻兼精神导师归有光项脊轩那样的精神圣殿。这就是为什么，前不久当我再度抵达昆山寻访，在书店看到一个新派学者在其所著《堕落时代》一书中对张信口雌黄，产生的强烈反应竟然令我自己都觉得意外。这本书里有一章专门谈到了张大复，种种迹象表明作者非但对张的生平缺乏了解，而且连文本本身也几乎没有接触，仅凭《梅花草堂笔谈》书前张的一篇亦谑亦嘲的自序东拉西扯，任意发挥。尤为令我不满的是作者竟将一生中深受病魔摧残的张强判为附庸风雅而装病，又是“张大复把善病当作人生一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