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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后披露的内情来看，也正是在那段时间的课余笔闲之际，他偶然结识了邻村西茅山下一位乡贤管伸。老头祖上曾居湖州城西二十里栖贤山，后因某种不为人知的缘故迁移至此。自称战国贤者齐人管仲之后，生性落拓，喜好风雅，对这位出身高贵，眼下正处于逆境中的年轻人不免青眼另加。同样持这种钟情态度的似乎还有他二十多岁尚待字闺中的女儿管仲姬。尤其是后者于操持家务、缀弄针线之余练就的一笔生意盎然的墨兰，更是为两人迅速发展的感情提供了某种养料和基础。可以想象，又一个落套的张生崔莺莺式的传奇故事，就这么匆匆忙忙上演在今天德清干山乡境内的桑巅篱落之间。虽然据称素有“倜傥侠义”之名的管公在剧情后来的发展中坚持扮演与崔母相类的角色不免令人扫兴，但考虑到赵当时已结婚生子，更致命的障碍是他犹如文革中走资派代表人物子女似的危险的政治身份。这一切打算让一个世代安分守居的士人发扬大无畏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接受下来，从理论上讲也许并不过分，但在现实生活中确实颇有些强人所难。好在赵管恋情最终还是以缘结秦晋而告结束，时间是公元一二八八年的春天，也即他时来运转，应召出任元朝兵部郎中大约两年以后。鉴于赵一向有名的敏感、倨傲的性格，管这样见兔子撒鹰的做法未免令他内心受挫，并自觉有理由心怀怨恚。在老丈人身故后所作《管公楼孝思道院记》一文中，他挥纵春秋笔法，寓不尽之意于言外，特别标明“仲姬特所珍爱，至元廿六年归于我”就相当有意思。另外，由于生前没有写真留存下来，有关管姿色的猜测一向也是令后人感兴趣的话题。在我的想象中，这个女人性情刚烈，处事敏捷，其生活能力与《红楼梦》里的王熙凤应该有一定程度的可比性。至于说到容貌那恐怕连中人之姿也谈不上。因此，她与被誉为“神采秀异，珠明玉润”的赵的婚姻，很有可能就是属于周恩来邓颖超那种相濡以沫的纯感情结合。这就是为什么后来赵官做大后一再提出想娶妾，终因管隐含威胁之意的反对——一首《我侬词》，其名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用现在的话来翻译大约就是“我不会抛弃你，你也休想抛弃我”——而怏怏作罢。当然，我如此持论对那些仰慕才子佳人故事的读者显然是个残酷的打击。但只要我们平心静气认真想一想：一个乡下大姑娘，祖籍山东，又是才女，二十多岁还嫁不出去，会是怎样一种状况？这种事情发生在七百年前的古代又是否有些不太正常？更重要的理由是：在赵后来为管所作的墓志中尽管说了后者不少好话，又是“生而聪明过人”，又是“天姿开朗，德言容功，靡一不备，翰香辞章，不学而能”。“处家事，内外整然”，就是没有一句敢从正面赞及她的美貌。相反，他在题《二乔图》中视三国时代的江东美女大乔小乔为红颜祸水，同时发自内心地对主张娶丑妻求平安的蜀国首相诸葛亮大加赞赏，进而推崇备至。用他自己诗中的原话来说，那就是“不见当时老诸葛，独聘丑妇何其高”——一种不无惺惺相惜之意的夫子自道——大有英雄所见略同的意思在里头。当然，对于当时急欲建立功名事业的赵来说，与管的交往在他的生活中估计也只占到很小的一部分。更何况当初为这段乱世恋情所提供的政治背景似乎又特别的触目惊心。几乎两人花前月下每一次欢会的过程中间，无不笼罩着时代与历史一连串重大事件的深长阴影：陆秀夫抗元不屈而亡。幼帝赵昺死葬南海。文天祥在北京刑场上慷慨赴义。加上其间发生的亡父茔墓的意外被盗。种种不尽人意的国事家事，看来都逼迫赵必须当机立断，面对现实，为自己今后的人生道路提前作出安排。由于那时已有新政府将废除科举制度，改用推荐与征召的方式选拔人才的传闻，赵的身影开始频频走出松雪斋，多次往来于杭州周边城市，结交名流，拜谒权贵。据任道斌先生《赵孟钕的辍芬皇橄杲椋嵌问奔湎群蟪鱿衷谒笥衙ド系哪矌t 、周密、戴表元、李衎、袁桷等人，都是其时东南文坛上颇具号召力的重要人物。尽可能地抓住时机，扩大影响，让自己的真才实学拥有更广泛的社会知名度，可以认为是赵占断机先，未雨缪绸，为两年后终于到来的政治机缘预先定下的一着妙算。
第二部分从松雪斋到鸥波亭（3）
当德清山中的赵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在松雪斋门口搔首弄姿。与此同时，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异族王朝的国家机器也开始了它最初的运转——所幸基本沿袭的还是标有“儒家”“程朱理学”的前朝的旧辙。机会与运气有时就是那么充满神奇色彩不召自来。几乎就在赵赠诗当地最高行政长官蒙古人夹谷之奇，委婉表示自己有意于效忠新朝的当天，两千里外的皇帝忽必烈在历经艰难基本平息了来自家族内部的连年战争后痛定思痛，终于力排众议，作出了一项在当时看来也许不无冒险的大胆举措：即立汉法文治为国策，大量起用汉人中的才干卓异者进入各级政府权力部门，辅助蒙古官员一同治理国家。对于宋亡后一直被排斥在主流政治之外的汉族知识阶层中的那些跃跃欲试者，这显然是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消息。由于选拔出真正的、品学俱臻上乘的人才是此事成功的关键，一位此前降元多年，深蒙宠信的名叫程钜夫的行台御史于是再次受到重用，被委以负责每年向朝廷提出推荐名单，并按图索骥将人带到皇帝跟前接受面试的重任。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一政策对当时大病初愈寒热无间的国家肌体无疑起到了镇静剂与营养液的作用。一大批曾侈谈气节、精神、义理的隐士于是纷纷从山中林下走出，争先恐后加入了庞杂浩荡的候选者的队伍。至此，犹如枯木逢春、葵花向日，架设在松雪斋与大都行辕之间的通行障碍看来已全部拆除。
生活在一个异族统治的时代里作为前朝遗民的复杂感受是很难向后人描述的，尤其是以这些人中精神表率著称的知识阶层。他们既对西风残照里的宋家陵阙满怀依恋与哀痛，同时又不甘心于自己的一身所学抱国无门，就这么烂在肚里。故国情思与现实人欲与其说形格势禁，不如说更多时候却是以一种相互纠缠、混杂、恩怨难分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直到忽必烈的人才总监程钜夫访贤的车辎浩浩荡荡停在西子湖边，他们中的某些识时务者才终于意识到自己几年来费心构筑的精神平台，在物质引诱面前是那么不堪一击。这方面元人杨瑀《山居新话》里的一个笑话很有典型意义：“昔有德音搜访怀才抱器、不求闻达者，有人逢一书生，奔驰入京，问求何事，答曰：将应不求闻达科”。另外元初诗人陈绎某次因事到北京出差，也曾看见许多先前号称隐居林下的名士拥挤在东长安街两傍的小客栈里等候选荐，因而深有感触，写下“处士近来恩例别，麻鞋一对当蒲轮”这样极尽嘲讽的诗句。这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留梦炎、高彦敬、方回等南宋旧臣，他们后来分别成为新政府枢要部门的重要官员。
一向讲究运筹帏幄，自重身份的赵显然不该被划入上述诗句讥讽的范围之内。综合现在所能找到的文献史料，赵的出仕实际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其中的第一个契机发生在至元十九年初，由于与当时担任浙西道提刑按察使的夹谷之奇良好的私人关系，后者经努力后曾为他在翰林国史院弄到了一个编修的位子。但赵毅然拒绝了这一好意显然并非事关名节，而是这个职务与他内心的政治理想相比实在太微不足道了。《宋史翼》中也谈到是年年底赵“闻天台杨叔和急公好义，子昂转入天台依杨氏”，半路上意外为元兵所获，被带到初次下江南访贤的程巨夫面前。由于看到这位皇帝身边的红人对自己自负的才名实际上并无多少了解，生恐再次受到委曲的赵不得已以“尧、舜在上，下有巢、由，今孟罟幔ǔ錾┮盐ⅰ⒒溉菽澄病⒂伞币环视氤讨苄螅邦曳蚋衅湟澹椭薄＃叫脑础端问芬怼Ｕ匀艋执罚┤缓笫虑橛终饷垂チ思改辍Ｖ猎昵锾欤谒裳┱懈呒鄞邸⑽式蛭奕说恼钥吹酵兄腥艘逊追兹喂倬┦Γ约旱那俺桃廊灰黄烀＃榧敝虏幻饷罴破娉觯环匆酝刂甏玫谋Ｊ夭呗裕计灯党龌鳌Ｋ直鹕鲜臼「魑痪右蛘咭缶偌觯裁础按悍绮慌鳎芗男摹保裁础笆缂剩祷旆绯尽薄Ｓ种鞫钪俦鍪詹氐耐豸酥睹呤程诽獍稀Ｆ渲谐嗖采险螅倘缰匕髡ǖ畛安嗄康哪瞧摹睹魉嗦ゼ恰罚歉艘恢滞耆沓鋈チ说母芯酢Ａ幌蛐⌒奈ふ陨缴娜蔚辣螅谒墩悦项系年》一书该年条下，也不得不记上“元廷于雁北筑圆营屯兵，孟蠲弧魉唷矣小睹魉嗦ゼ恰罚淘⒐Φ隆闭饷匆槐省５比唬潞笾っ髡缘恼庑┡υ谙质敌Ч峡梢运迪嗟背晒Γ颐墙行铱吹剑诖文昃实塾是盏愕囊雒ド希缘拇竺押杖辉谀俊０ㄋ奈褰惴蛘攀Φ溃淙坏笔币涯杲迨尤灰哺Ｐ歉哒眨呈拼钌狭吮愠怠！ �
京师的二月在风沙与柳絮中犹如政治舞台上复杂、明暗不定的深色背景。公元一二八七年春天，两个彼此知名已久，且互有所图的人物——七十三岁的忽必烈与三十四岁的赵孟睢诤貌蝗菀仔断旅褡濉⒔谝逭饫嗔钏蕉寄衙馔吠吹闹馗汉螅沼谠诒本┑幕使谛廊幌嗉＞荨对贰ふ悦项传》所载，当“才气英迈，神采焕发，如神仙中人”的赵由程钜夫引带到皇帝面前的那一刹间，后者显然为眼前这位赵宋王孙儒雅、高贵的气质深深打动了，以至当场表现出高兴过了头的孩童那样的任性与失控。不仅当即将赵亲热地拉到自己身边，甚至还让他坐在右丞相叶李的前面。接见过程中又吩咐侍从安排纸笔请他代草诏书，以便有机会当场验证一下仰慕已久的赵的笔墨文采。应该说，忽必烈不同寻常的破格礼遇中既有对赵才华的高度赏识，更多的恐怕还是作为胜利者在接受降臣朝觐时一般所愿意展示的宽爱与嘉勉——或称怀柔之术。几天后赵得到的正式封赏是奉训大夫领兵部郎中，受命总管天下驿置的整改事宜。这个职位论大小虽然不过是个从五品，但能与贰臣中的大腕叶李几年前初被荐时所授浙西道儒学提举一职旗鼓相当，想必内心应该已足以令赵感到欣慰，并自觉身价不菲了。当天晚上他在《初至都下即事》一诗中写下“半生落魄江湖上，今日钧天一梦同”这样几近感恩戴德的句子，事实上并不让人感到奇怪。那时包括赵自己在内的很多人都坚持相信，世祖的青眼另加绝对是一个意义明确的信号，既然多年向往的政治生涯已经有了这样良好的一个开端，未来封候拜相的热闹场面只怕不是什么非份之想。
然而命运有时就是这样喜欢跟所有相信它的人开玩笑，就在赵次日起来兴冲冲去兵部衙门报到的几乎同时，元代历史上第一个黑暗时期突然到来了。原先政府的宗教事务大臣桑哥意外得到年迈的皇帝宠信，几天内便官拜尚书省平章政事（丞相），并被允许以自以为是、釜底抽薪的方式管理国家的税收与漕运。作为忽必烈时代晚期权势熏天的人物，此人最大的能耐据说就是排斥汉僚和凭着性子掌下属嘴巴。从左右参知政事到下面的文武百僚，几乎无人能逃此劫难。在兵部的公事厅，一再要求自己谨小慎微，以尽可能老庄持重面目示人的赵很快发现，尽管自觉上任以来一向勤勉职事，对驿制、参议钞法、确定贪赃罪的数额界线，讨论其时发行的至元宝钞与旧币的标准兑换率等颇有贡献，却依然感到自己一直身处同僚的岐视与排挤之中。一天早晨他因上班偶尔迟到了几分钟，竟也被强迫跪在堂下接受耳光的惩罚。仅仅因为与桑哥关系不错的叶李代为说情，好不容易才得以幸免。而每逢这种时候，一向爱将手下蒙汉大臣分为自家骨头与疏远之臣的皇帝最多也不过出来客串一下和事佬的角色。几个月后两位汉人副丞相杨居宽与郭佑突然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同时赐死，不免令赵发热的政治脑袋一下子清醒了不少。何况此前已有张雄飞、温迪罕、卢世荣等多名汉人大员走马灯似的起起落落，不是被炒鱿鱼就是下令处决。其中桑哥的前任卢世荣死后甚至还受到以其肉饲禽獭这样令人发指的酷待。总之，不清楚赵对自己官场前途的担忧与畏惧究竟始于何时，但至少在次年年底寄杭州友人郭佑之的私人信件中，一派心灰意懒之态已跃然纸上，其中有云：“夙兴夜寐，无往而不在尘埃俗梦间。视故我已无复存者，但赢得面皮皱折，筋骨衰败而已”。类似情绪还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