戮础１人�16岁的温源宁教授后来回忆说：“他离职的那一天，对于他领导下的教职员、他的学生和他自己，全都是悲哀的一天。”
温源宁说：“在学校时，人们会躲开他、规避他；如今，他却成了人们寻找的对象。从他的身上常散发出一种在最亲密的朋友之间也不常见的温暖。”
老一代的清华人，包括清华大学最著名的校长梅贻琦，始终以“老校长”称之。20世纪30年代初，清华大学曾经发生过“校长风潮”，几位不受欢迎的校长连续被教授会和学生会驱逐离校。这时师生们又想起了他们的老校长，于是派代表到他家里“劝驾”，同时在校刊上发出“请教育部任命周诒春为校长”的呼吁，后因周诒春本人坚辞而作罢。
周诒春任职期间，清华学校还只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但按照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的研究，是他在1916年首先提出把清华逐步过渡到一所完全、独立之大学的完整计划。
周诒春在清华学校以严格著称。他曾经推行了著名的“强迫运动”：每天下午4时至5时为运动时间，在那一小时内图书馆、教室、宿舍一律锁门，学生都必须到户外操场或体育馆内去锻炼。所以他一直被视为清华体育传统的开创者。
“他很严格，这是毫不让步的；但是他人是很有善心的，就是说，你感觉他很温暖，他是为你好。所以后来我接触到的他的学生对他都是有好感的。”他的儿子、协和医院名医周华康老先生这样描述父亲。
周校长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耶鲁大学和威斯康辛大学。就在他离开清华那年，他的母校———上海圣约翰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所以他的同时代人习惯称他为Dr．Tsur（周博士）。
1950年，周博士从香港返回内地后，和儿子周华康一家住在一起。那是位于外交部街的一栋二层小楼，他住在楼上。在那个运动频仍的年代里，周华康回忆说，他和父亲交流的机会很少，甚至连父亲最珍爱的清华都没有听父亲提起过。而在周华康女儿周琳眼里，爷爷“很静，像个中国的老学究，一点儿看不出当年西化的做派。整天也不出门，只干两件事：翻看一大堆线装书，还有就是练字。”
梅贻琦：中西合璧真君子
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天津人。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历任清华学校教员、物理系教授、教务长等职，1931－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1955年在台湾新竹创建清华大学并任校长，直至逝世。
1931年12月3日，在清华大学校长就职典礼上，梅贻琦留下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他本人从来没有被称为“大师”，但在他的任内，却为清华请来了众多的大师，并为后世培养出了众多的大师。他被称为清华“永远的校长”。在遍布世界的清华校友心目中，提到梅贻琦就意味着清华，提到清华也就意味着梅贻琦。
一位清华的老校友在纪念梅贻琦的文章中称：“母校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8字为校训。历届毕业同学，凡是请梅先生题纪念册的，梅先生辄书此两语为勉。梅先生一生行谊，也正可以这两句来说明。”
《易经》上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梅贻琦在世人的心目中，正是这样一位“君子”。
清华早期著名的体育教员马约翰曾经这样评价梅贻琦：“他有他的人格……真君子Real Gentleman的精神。梅先生不但是一个真君子，而且是一个中西合璧的真君子，他一切的举措态度，是具备中西人的优美部分。”
梅贻琦生性不爱说话，被称为“寡言君子”（Gentleman of few words）。早在1909年考取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时，他那“从容不迫的态度”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发榜那天，考生们都很活跃，考上的喜形于色，没考上的则面色沮丧。只有瘦高的梅贻琦，始终神色自若，“不慌不忙、不喜不忧地在那里看榜”，让人觉察不出他是否考取———而实际上，在630名考生当中，他名列第六。
“一二·九”运动后，清华曾经发生过数千军警闯入学校逮捕学生的事件。事前得知了这个消息，学校的几位领导人在梅贻琦家里商量如何应对。大家说了很多意见，惟有梅校长默然不发一言，最后大家都等他说话，足足有两三分钟，他还是抽着烟一句话不说。冯友兰教授问：“校长———你看怎么样？”梅贻琦还是不说话。叶公超教授忍不住了，问道：“校长，您是没有意见而不说话，还是在想着而不说话？”他隔了几秒钟回答：“我在想，现在我们要阻止他们来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只可以想想如何减少他们来了之后的骚动。”
后来，学生们怀疑军警特工手里的名单是校方提供的，所以把教务长架到大礼堂前接受质问，并有学生扬言要打。此时，他们的校长身着一件深灰色长袍，从科学馆方向慢步走来，登上台阶，对着二三百学生，有半分钟未发一言，然后用平时讲话同样的声调，慢吞吞地说出了5个字：“要打，就打我！”
梅贻琦嗜酒，并且在这一点上也堪称“君子”，以至于被酒友们尊为“酒圣”。考古学大师李济回忆：“我看见他喝醉过，但我没看见他闹过酒。这一点在我所见的当代人中，只有梅月涵先生与蔡孑民（蔡元培）先生才有这种‘不及乱’的记录。”
曾经有一篇纪念他的文章，标题就叫作《清华和酒》。“在清华全校师生员工中，梅先生的酒量可称第一……大家都知道梅先生最使人敬爱的时候，是吃酒的时候，他从来没有拒绝过任何敬酒人的好意，他干杯时那种似苦又喜的面上表情，看到过的人，终身不会忘记。”
1947年，抗战胜利之后清华第一次校庆，在体育馆摆了酒席，由教职员开始，然后1909级，逐级向校长敬酒。梅贻琦总是老老实实地干杯，足足喝了40多杯。
“他的情趣是那种很单纯的，一种……不晓得……一种很特别的幽默感。”他的儿媳、北大退休教授刘自强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眼睛微微向上，显然沉浸在一种温馨的回忆中，想寻找一种确切表达来描述她的校长和公公。“那时候校长住在清华园甲所。我有一次去他那儿，梅太太病了，我就看见他到前面的小花园里，摘了一朵他自己种的花，紫色的，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到梅太太的卧室去送给她。”
蒋南翔：两种传统之间
蒋南翔（1913～1988）江苏宜兴人，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曾任青年团中央副书记、高教部部长、教育部部长。
22岁时，他喊出中国青年学子为之热血沸腾的那句名言：“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中，作为领导人之一的清华大学学生蒋南翔受上级党组织委派，起草了《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这句宣言即出自该文。
44岁时，他提出中国青年学子琅琅上口的那句名言：“为祖国健康地工作50年”。1957年，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在全校体育积极分子会上向学生提出：“每个同学要争取毕业后能为祖国工作50年”，从此，这句口号从清华园传遍全国各个高校。
然而回顾清华校史，他的位置却有些尴尬。
研究清华校史的一位老教授，本是爽快之人，但一听记者要采访的题目是蒋南翔校长，他的语气变得有些犹豫：“其他的人都好说，恰恰就是蒋校长很难说。”
“蒋校长是一个教育家，这一点我是承认的。清华校史上有很多位校长，但不是每个人都称得上‘教育家’，有些充其量只能称为行政工作人员。教育家是什么，首先就要有独立的精神、独立的教育思想。蔡元培当然是，梅贻琦也当然是。蒋南翔是老清华出来的人，我认为他是有独立的想法的。不过……我不大好评价。”
清华大学内部曾经有过一种“权威”的提法：“清华有两个传统，一个是以梅贻琦为代表的买办传统，一个是以蒋南翔为代表的革命传统。”
这两个传统曾经泾渭分明，像这位老教授所说的，“蒋南翔是过去教育界的圣人，而梅贻琦是敌人”。不过随着近年来国内学界对梅贻琦评价的转变，上述“权威”提法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是“在清华漫长的校史上，梅贻琦和蒋南翔两位校长对清华影响最大”，是“梅贻琦当了17年校长（1931～1948），蒋南翔当了14年校长（1952～1966），他们是主政时间最长、业绩最卓著的两位”。
“蒋传统”中的人们逐渐接受了梅贻琦，然而“梅传统”中的许多人却并不打算接受蒋南翔。这位老教授曾经陪一位从美国回来的清华老校友参观校史展览，展览中有两尊校长像，一尊是梅贻琦，一尊是蒋南翔，这位校友一看，激动地说：“这两个人怎么能放在一起呢？梅校长的传统就是被他破坏的！”
究竟孰是孰非，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有过更公允的评价：没有周诒春，就没有梅贻琦；没有梅贻琦，也就没有蒋南翔。同时，没有蒋南翔（时期），也就没有迟群（时期）。作为学校传统来说，周诒春时期强调“培养全人格”，梅贻琦时期强调“通才教育”，蒋南翔时期强调“又红又专”，其总的目的可“一言以蔽之”，曰：培育高素质的人才。从反面讲，没有蒋南翔时期（当然不能由他负全责）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和批判会，也就没有迟群时期的在“知识愈多愈反动”思想指导下对知识分子进行全面的惩治和迫害。
矛盾的是，蒋南翔在“反右”运动中亲手打倒了校内“四大右派教授”，但另一方面，正如清华大学教授曾昭奋所写道：“做了高教部长并主政清华的蒋南翔，仍不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独立精神’。1957年，他曾专门找一部分‘右派学生’谈话，对他们说学校仍然‘望子成龙’，‘希望团结百分之百’。‘文化大革命’将起时，他公然呼喊‘开好顶风船’。他还公然表示，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是不科学的，应该是发展中的一个‘高峰’。这些，致使他在‘文革’一开始时即被打成‘黑帮’，并遭受到更为惨重的惩罚……”
也许，曾为“书桌”振臂一呼的蒋南翔，在主观上终归是重视“书桌”的，所以他才会说：“假使说辛亥革命以后我国真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建树的话，那么我国大学教育中学术自由的深厚传统，应该是其中之一。这是我国教育事业上最可宝贵的精神遗产，直到今天，还值得我们加以尊重。”
蒋梦麟：北大“功狗”
蒋梦麟（1886－1964）字兆贤，号孟邻，浙江余姚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曾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
对本校校史素有研究的北大教授陈平原说：“在历史学家笔下，蔡元培的意义被无限夸大，以至于无意中压抑了其他同样功不可没的校长。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蔡元培早年的学生蒋梦麟。”
1988年北大90周年校庆，曾出版过一本《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希望“以此来纪念北京大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和贡献”，但其中没有收入蒋梦麟。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此书重新修订出版，加入了有关蒋梦麟的文章。不过，有研究者仍在报怨：“前两年北大百年校庆，居然很少见到蒋梦麟的名字。”
陈平原也表示遗憾：“很可惜，在大量有关北大的出版物上，蒋校长的地位相当尴尬……校方组织撰写的校史中，称蒋梦麟为‘典型的国民党新官僚’，‘在北大是不得人心的’。”
蔡元培曾坦承：“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蔡校长在职而不在校期间，代为处理行政事务的，经常是蒋梦麟。除了长期担任总务长，他更三度代行校长职权，以致当时就有人评价：“这五六年来的北大校长，与其说是蔡元培，不如说是蒋梦麟。”
1930年12月，蒋梦麟在辞去教育部长职务后，正式出任北大校长，此后直到抗战胜利，15年间，他始终是北大的行政负责人，是北大历史上掌校时间最长的一位校长。在此期间，针对北大“大度包容，思想自由”这两种著名“精神特点”所产生的“纪律弛，群治弛”两个缺点，他致力于“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
这一新思路，使得北大的教学和科研在风雨飘摇的战乱年代也有稳步上升，实为一大奇迹。蒋梦麟自己说：“从民国19年到民国26年的7年内，我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漩涡的北大，已经逐渐变为学术中心了。”陈平原则感叹：“几年前，偶然得到若干30年代老北大的课程表及教学规划，比照一番，令我辈后学汗颜不已。”
去台后，在某次北大周年纪念时，傅斯年在演讲中称：“孟邻先生学问比不上孑民（蔡元培）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而他自己学问比不上胡适，办事却比胡适高明。蒋梦麟听后笑言：“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
这位“功狗”执政北大，是如此办事的：上任之初，他即叮嘱文、法、理三学院的院长：“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放手做去，向全国挑选教授与研究的人才。”愿承担辞退旧人这种得罪人的事，正应了蒋梦麟的自我评价，说自己平生做事全凭“三子”：以孔子做人，以老子处世，以鬼子办事。所谓鬼子者，洋鬼子也，指以科学务实的精神办事。所以胡适赞扬蒋梦麟是一位“有魄力、有担当”的校长。
北大经费困难时，蒋校长一力担当，鼓励众人：“至少也要维持北大的生命，决不让他中断。”北大召开教职员全体大会，议决若政府不兑现拨款，则关门了事，蒋校长沉痛发言：“如果主张关门，自无用说；若大家仍要维持，我虽则能力已尽，但是为着本校的维持，我仍旧愿负这责任，虽生死以之可也。”
1959年，蒋梦麟因在台湾提出节育人口的主张，遭立法委员及舆论的围剿，甚至有“杀蒋梦麟以谢国人”之口号。这位前北大校长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我现在要积极地提倡节育运动，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我提倡节育而闯下乱子，我宁愿政府来杀我的头，那样在太多的人口中，至少可以减少我这一个人！”
同年，海峡对岸，时任北大校长的马寅初在一片批判声浪中发表《我的哲学思想和经济理论》，呼吁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此文有一篇“附带声明”，其言铿锵：“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
前辈已逝，不可追
王芸生：彻头彻尾的新闻人（1）
王芸生（1901－1980）天津人，《大公报》第二代总编辑，自称“彻头彻尾的新闻人”。同时，著有七卷本《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被称为有影响的日本问题研究家。
2004年8月6日下午，记者到王芸生之子王芝琛家中拜访。客厅墙上挂着赵朴初的手迹，那是他为老友作的挽诗，其中有“人海燃犀尝烛鬼，论坛主笔仰扶轮”两句。
在王芝琛的回忆中，父亲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场“燃犀”之光，却并非为了“烛鬼”。那火光映照出了父亲的悲剧。
那是“文革”中的一团火，不大，只在王家的卫生间里。王芸生烧掉了自己40余年从未间断的日记，足足有好几大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