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孩子的我在那匹老马死了之后没有感到丝毫的伤心，相反为分到一碗煮好的马肉而欢呼跳跃。这匹马陪我度过了很多无聊的时光，我经常会在那匹马的身边站上很长时间，看一个额头上长着一个巨大瘤子的老人如何给马换上马蹄铁。他要用锋利的刀，先从马的蹄子上割下一些估计是骈砥层的东西，然后再把新的马蹄铁钉上。这个过程通常可以让我呆上大概两个小时的时光。你可以把那些从马蹄上削下来的坚硬的东西拿回家泡成水然后浇花，虽然那水很臭，但是花却长得格外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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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子里，沉厚的铅灰色大喇叭无处不在，可以随时发出各种声音。
村子里的大喇叭里会和收音机接在一起，传出的铿锵有力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传出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中曾根康弘、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霸权主义等乱七八糟的名称，还会传出激昂的《
运动员进行曲 》。
大喇叭居心叵测地埋伏在各个地方，随时准备吓你一跳。
更绝的是看到许多大喇叭捆在一起绑在电线杆上，像是一种植物的花。
灰色的大喇叭像是一只独眼怪兽，或是一个硕大的嘴，栖息在树上，喋喋不休。不过它更像男女生殖器结合在一起的一个怪物，敞开的子宫口里，一个粗短茁壮的鸡巴。
我们有时候喜欢用弹弓裹上石子打那个铁家伙。听到击中的声音，实在是最好的奖赏。不过要学会避开大人。虽然那个东西用小弹弓根本打不烂，但还是会有人站出来义正辞严。
老电影就是老是在演的电影。
除了看老电影之外，村子里几乎没什么娱乐。
那些老电影久演不衰历久弥新，作为一个神奇的文化现象，值得大书特书。
每次正式放电影之前都会放映名叫《 祖国新貌
》的加片：不是反映哪里又建了一座水电站女人在采棉花男人在垒猪圈；就是反映新中国的伟大成就一年炼了多少钢织了多少布养了多少猪；不是反映中国和西哈努克亲王和黑人兄弟的友好交往，就是赞美祖国的大好河山，没有寺庙没有佛像没有古代文人墨客没有书院，只有美丽的自然景色和变了调的音乐。当然也有体育影片。我最喜欢看溜冰的影片，就是一个人在冰上，正滑、倒滑、腾空，很顺畅。她忽然站住，双手抱住头，开始在原地打转，飞快地旋转，像一个陀螺，无比疯狂。
直到今天我还对这种东西印象深刻。如果我在溜冰场看到真人这样做，我想我会拍巴掌的。
很多男人都喜欢看这样的镜头，看女人挺起的阴阜，猜想它的形状。
他们紧紧地看着她的大腿根部，充满不可言表的下流想法。
我看得最多的电影是《 地雷战 》《 地道战 》和《 南征北战 》，除此之外，还有一部《 苦菜花 》。每次听到《 苦菜花
》的主题歌，听到那个高亢凄厉的声音，我都能起一身鸡皮疙瘩。
正面人物总是相貌堂堂，反面人物总是面相猥琐，叛徒总是阴险狡诈。
所有的叛徒都会下场悲惨，他们总是睁大惊恐万状的双眼，伴着清脆的枪声，发出惨叫，血花四溅，让人连呼过瘾。
而同样的一枪打在英雄身上，他们必定是心有不甘。
英雄会啰啰唆唆说半天，不是交出最后的党费就是交出一份被鲜血浸透的入党申请书。
刚开始看到这种镜头，泪水会打湿人们的双眼。在主题音乐的强烈感召下，九州同悲天人共怒，他们捏紧拳头发誓血债要用血来偿。
后来，看的次数多了，大家都不相信，人在中枪之后还可以挺这么长时间浪费这样多的胶片。
八十年代以后，我们才看到了真正的武打片、枪战片、警匪片。
我们才发现，那些黑帮人物，一个比一个精神。比起正面人物来，他们似乎更像英雄。
八十年代以后，开始可以在影视作品中看到一些色情镜头。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部日本电影，看得没头没尾，只记得一个男人向一个倒在地上的女人的身上撒尿。
我记得那是在城里一个老姨奶奶家的电视机里看的。那是一台黑白电视机，图像非常清晰。那个女人赤身露体，皮肤非常细腻，我想那也是唤醒我的性意识的一个重要时刻。
那个老太太一边吃惊地说这是干什么，一边张大嘴巴看着我。
她也许是觉得我这个小孩儿看得太投入了。
我记得还露天看过一部外国电影，是讲一个间谍如何堕落的。
电影的情节我已经记不清，只记得一些衣着暴露的女人跳了肚皮舞，并且跳得非常妖冶。她们在屏幕上扭来扭去，很像一条条的美女蛇。
还好，我挨打的次数还没有到难以忍受的程度，但那也够让人荡气回肠的。印象中只有一个叫高玛丽的好像没挨过打，她是插班生，只在班里呆了几天。她的妈妈是个很美丽的女人，据说也是老米的学生，后来当了初中教师。高玛丽看到我们挨打的时候，把头伏在课桌上，根本不敢看。几天之后，就转学了，想来是受不了这种强烈刺激。直到今天我还对她有很深刻的印象，因为她很干净，名字也够洋气。她的方格本是当做范本给我们传阅过的，那些汉字写得方正圆润，把方格都填满了，实在是漂亮。转学之后，她再没回来过。
初中时，居然发现高玛丽和我在同一个学校。高玛丽已经出落得非常漂亮，留着清纯而淫荡的〃日本头〃，总是穿着颇具有视觉杀伤力的牛仔裤和白色T恤衫，胸前已经鼓鼓囊囊。在那段时间，高玛丽是每个男生的意淫对象。但是，高玛丽是不和我们好的，她和一个高中生混在一起，那个高中生已经退学，每天来接她下课。我们看到她肥硕的屁股轻盈地一翘，跳上男生的车座，不知道去什么地方风流快活。高玛丽成了小流氓的〃婆子〃，让我无比痛心。
唉，扯远了，接着说老米。
老米在当地没亲戚，很少有人来看望老米，除了一个学生。那个学生在很远的地方工作，每年都会回来，到老米这里坐一会儿。那个很远的地方应该是新疆，因为他每次来，都会给老米带来葡萄干，通常是两个小纸包。如果我们在他的宿舍练大字，老米就会分一些给我们。那时候，葡萄干是很珍贵的，只能吃到几粒，味道也很好，所以至今还记得。
老米是孤独的。每次上完晚自习，我去给他送作业，都会看到这样的景象：他在昏黄的电灯下，摊开一本书，戴着老花镜，静静地读着。印象中，老米好像没结过婚，也没有人照料他的生活。他只有一个女朋友，很老的一个女人，经常在放学之后来找他，在一起抽烟。那个女人已经寡居多年，非常的瘦，烟瘾很大。她夹着烟抽起来的时候，总让我想起一种蹲在树枝上的黑色的鸟。女人去世之后，老米还给她写过挽联，不过被她的儿子烧了。
秀才人情薄如纸半张，这话是不错的。
老米的毛笔字很好，经常被村里找去，写公告和选举章程。他的字我还留了一些当作字帖来用，那些字是写在一种很强韧的淡黄色的纸上的，本来是夹在《 辞海
》里的，不过后来都丢了。
老米没穿过中山装或是其他款式的衣服，总是中式的上装。那种衣服像老式的长衫，但只有上半身，圆领，纽扣是布做的，在侧面系。布料是棉的，青色或是深蓝色，很薄，但是很挺，每一件新旧程度都差不多。他还有两件褐色的棉袄，也是这种款式，但是绸面的。
老米总是自己做饭，自己炒菜。他还有个擀面杖，却是不用的，靠在门后面，当作顶门杠和武器使用。我见他用这个擀面杖打过一个别班的学生，那孩子偷了同学的铅笔盒。后来，这个孩子离家出走，要去少林寺学功夫，结果半路被父母追了回来。他暴躁的父亲把他打了一顿，所以他第二天上学的时候，是被母亲背过来的。我们围着这位传说中的英雄，他伏在母亲的背上，像一只垂头丧气的蛤蟆。
老米教我们的时候大概已经六十多岁了，但身体很好。他有一个绝技，就是可以弯下腰来抱住树，然后一发力，身体就会垂直于树干，好像一面迎风招展的旗。只有在他心情很好的时候才会给我们来这么一下，所以并不常见。
老米教了我们两年，才换了另一个班主任立群先生。立群先生也很严厉，但从来不体罚学生，更没有打过我们手板。
我上初中之前，破旧的学校拆了，老米也退休了。他当了半辈子的私塾先生，又当了民办教师，退休的时候也没转正。据说老米用一辆自行车就把他全部的家当拉回了他的家乡，颐养天年。我们再也没见过。我不知道老米晚年过得怎么样。有时候还是很想念他，因为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好像是生活在另一个时代。之所以没喊李老师而喊他老米，还是觉得这样很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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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学时代，作业成为噩梦。
我总是有很多的事情要干，不是和小朋友一起弹玻璃球，就是抽陀螺滚铁环；不是去看小炉匠流着热汗崩出一锅又一锅惊天动地的爆米花，就是走家串户地看连环画。
要知道，这些事情，都比写作业要有趣得多。
通常要到第二天早上，我才会想起来作业还没写。
我比较习惯在被窝里赶作业，尽管常常写得很绝望。
一般情况下，作业是写不完的。
收作业的时候，我还会编些谎话，比如忘带作业本什么的。后来，这些谎话统统失效，因为大家都用这一招。
我还是会被老师叫到讲台上，狠狠地羞辱一番。蒙羞之后，我还要把作业全部补齐，交给老师。这有点像西绪福斯神话，石头不停落下来，你要不停地把它推上去，实在是无可奈何。
虽然现在不用交作业了，但我经常还有这种惶恐的感觉，有时候做梦还会梦到。
我曾经和一个搞心理咨询的朋友谈起过这件事，他说我也许是性生活有问题。我认为，交作业和交配实在是两码事，除了都有一个交字，几乎谈不上任何关联。不过，他有一点说对了。我记得收我作业的总是一个很乖巧的小女生，她站在我身边，也不说话，只是冲我伸出手，希望我老老实实给点儿什么。她一脸的无辜一脸的公事公办，好像是我的老婆。
还有一件事我也要交待。我写作业很不认真，总是把〃毛主席〃写成〃毛主度〃，怎么也改不掉。老师总是说，如果要搁在文化大革命，我都够枪毙八回了。估计现在的孩子们很少会像我这么笨，因为他们已经很少写这三个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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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识字忧患始，鲁迅先生说。
小学的时候，我就很喜欢看书，尤其是科幻题材的。
在科幻小说、连环画、反特故事和反特电影的大肆渲染下，世界充满险恶，到处都是阶级敌人，反动派像霉菌一样带着仇恨到处滋生。
美丽的女特务、浮肿的尸体、隐形书写的纸条、穿着黑色雨衣的人、神秘的房间、恐怖的变脸人、被撬开的保险柜、失窃的图纸、钢笔形状的无声手枪、带有毒刺的雨伞、能够拍照的微型相机、装有窃听装置和微型马达的苍蝇、不停抽烟陷入沉思的干警、脑海浮现出可疑人物的可疑表现、白色警服、冒着青烟散发出火药气息的枪口，这些画面你在任何一本科幻小说里都能发现。敌特用的全是高科技，像苍蝇无处不在防不胜防。在漆黑的雨夜，敌特从海里偷渡上岸，他们像黑色的鱼，穿着橡胶防水服，手持利刃，还杀害了几个勇敢的边防战士。他们换上列宁服，戴上眼镜，大摇大摆地混入革命队伍冒充知识分子，不是妄图盗窃重要军事情报破坏军事工程就是阴谋杀害英明领导人。
敌人的活动不止停留在虚构上，他们还往大陆放高空气球，经常有消息报道从台湾海峡飘过来的气球被击落，据说有反动传单、钞票和手枪，不过我一次都没见过。有时候我就冲着天空发呆，想发现一个敌特的气球，但总是失望。
我们那时候谨小慎微，因为危险总是无处不在。为了防止被人看作是坏人，我们不敢在夜里偷听敌台，连报纸都敬若神明。报纸不可以贴窗户、不可以折元宝、不可以随便踩、不可以随便撕，因为那上边可能有领袖像，原则问题搞错了是要倒霉的。
小学高年级之后，反特小说和科幻小说的黄金时代过去，我开始喜欢看《 丁丁历险记
》。我没有看过完整版的，只看到过一些连载。不过很奇怪，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丁丁，而是留着黑胡子的杜邦兄弟。和丁丁比起来，他们傻得可爱。
20
除了喜欢看书之外，我还喜欢金鱼。它们飘逸的尾巴如同曳地长袍，显得雍容华贵。
我一直希望有一条红色的金鱼，毕竟红色是人们公认的最尊贵最庄严最中国的颜色。
一个小朋友看我很可怜，就很大方地送了两条金鱼给我，只不过是黑色的。
我实在是喜欢，我觉得黑色比红色更耐看，更舒展。
我找来一个鱼缸，把它们放在里面。
同学告诉我，要少喂金鱼东西吃，不然会把它撑死的。
小孩儿养金鱼不单是为了观赏，也是为了向别人炫耀。
后来，炫耀的代价就来了。
一个高年级的同学对我说你怎么还敢养黑色的金鱼？黑色代表丧气，黑色代表土气，黑色代表傲气。
他还很神秘地对我说黑色代表反动。
他的话说得很有道理，我觉得黑色的金鱼不好看了，连它们在水里游动的样子都显得处心积虑居心叵测。
我说金鱼生下来就是这个样子我该怎么办。
你可以把他们变成红色，那人说。
他说你可以在鱼缸外壁贴上红纸，这样透过的光线就会成红色。金鱼是一种适应性很强的东西，迫于环境的压力为了不引人注目，它们就会改变自己的颜色。这样经过不长的时间，你的黑金鱼就会变成红金鱼。
我说你这种办法可靠吗？他说是《 中国少年报 》上登的。
这好像增强了我的信心。《 中国少年报
》鼎鼎大名，是我们成长的好朋友和好伙伴，是我们每个小学生都必须要订的。如果你不读书不看报不提高不和中央保持一致，你在新长征的路上会长成个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