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像变了一个人。
没有人能够察觉我内心的变化，他们把一切都表面化处理，归结为过度的悲伤。
除了韩静。只有她知道，我们的关系彻底结束了。
我把时间都浪费在思考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上，我开始无法写东西，我开始无法工作。
这个学校已经没有什么东西是值得留恋的了。
韩静没有了精神负担，马路没有了我的影响，他们在一起其情恰恰其乐融融，过得像明媒正娶的夫妻。
莫扎特江开始创作一部歌剧，据他说，将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不朽之作。
他每天都守着钢琴，弹奏着哼唱着，陷入了疯魔状态，经常把自己唱得热泪盈眶。
咪咪早已经明显地疏远了我。
她很聪明，道听途说也好察言观色也好，已经知道我干的那些勾当，开始讨厌我，因为她觉得我已经不可救药。
并且，她对这个世界已经失望透顶。
因为和她同宿舍的苏苏发现自己的爱人是个同性恋。那天晚上，苏苏盯晚自习盯到九点，本来想洗洗睡了。学校却正好有辆车要进市，她就突发奇想，搭车回家，想给丈夫来个惊喜。但出乎她的预料，当她打开灯，却看见两个赤裸的男人，在床上滚作一团。她本来以为同性恋是很遥远的事，没想到，近在眼前。
苏苏后来特别不想回家，她觉得恶心。她想离婚。
这个世界怎么了？男人怎么了？咪咪问我。
如此的厚颜无耻？
126
那段时间，学校也不太平。
女生宿舍里开始流传女鬼的故事，说有一个白面女鬼彻夜在黑暗的走廊走来走去，还发出奇怪的声音。后来，才发现这是一个习惯于梦游的女生。
两个女生在上厕所时休克过去。两个人被送进医务室观察了整整一夜，处于昏死状态直到第二天早上，她们和太阳一起醒来，她们说好像什么都不记得，只是在上厕所时发现一个黑衣人，然后她们就昏过去了。校医把这件事解释为青春期高血压引起的暂时性休克，说一切都会正常起来在她们长大之后。
守门的大爷是本地人，他告诉我，这个地方原来是一座大庙，离庙不远的地方，就是〃义庄〃。我知道所谓〃义庄〃就是乱坟岗。他说，学校原来是兵营，阳气很盛，所以没有什么问题。但现在成了学校，那些孩子年龄太小，所以就会有东西乘机作祟。我对这种说法将信将疑。我返回宿舍，在操场上我看到血红的太阳正在升起。看到太阳，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里却冒起了一阵寒意。
这件事还没有完，男生宿舍又发生了群殴事件，一个骄横的男孩被人暴打了一顿，他没有看见那些打他的人，他是在睡梦中被蒙上了被子，然后就有棍子和拳头噼里啪啦地落在他身上。他好像一条被裹在网里的鱼任人宰割。当他醒来的时候，一切都已结束，除了他身上和脸上还在疼痛。他掀掉被子，发现同宿舍的同学都在睡觉，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这个孩子没有报告老师，当天晚上就离开了学校。我借了一辆摩托车，费尽气力才找到他。他已经在游戏厅打了一夜的游戏机，眼睛熬得通红。
我把那个孩子带回来，什么都没说。
校方把这一切都归罪于我疏于管理，不负责任。
我的教师生涯仿佛走到了尽头。教育处主任找我谈话，向我亮起了红灯，希望我能端正工作态度。
政教处也把我叫了过去，兴师问罪。
我在桌上看到了他们从宿舍收缴来的裸体扑克牌、香烟、强力防风打火机和几把刀子。
政教处主任说这都是你们班学生的，同志，要严加管理，不然，这样下去，要出大乱子的。我怀疑他还听到了某种传言，认为我道德败坏，因为他最后的一句话是：什么样的老师带出什么样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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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云压城城欲摧，在我还没有缓过味来的时候，又一桩恶性事件发生了。
一个学生在一次打斗中被人踢伤了睾丸，校医作了初步的检查，结论是后果严重，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孩子今后的生活，尤其是性生活。政教处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应急方案。主任看到我赶来，脸色铁青，好像被踢伤阴部正是他本人。我一开始还很庆幸，出事的不是我班的学生。后来才知道，参加这次群殴的并踹出关键一脚的，正是我的高徒。
校方把孩子送进了医院，在得知医院确切的检查结果之后，没有通知家长，也没有和我说这件事。因为他们担心我会和那个学生事先串供，沆瀣一气。
学校想在小范围内解决这件事，那个受伤的孩子由政教处主任亲自做工作。
那个孩子铁青着脸，不说一句话。
他已经不是一个小孩儿，知道这件事是一个很大的耻辱，对他的未来意味着什么。他还是打破了学校的信息封锁，给家里打了电话。学校的努力以失败告终，家长最终知道了整件事。家长对校方提起了诉讼，在媒体的炒作下，开庭之前，这件事情被渲染得沸沸扬扬。
校方理所当然地输了这场官司。这件事所造成的影响极为恶劣，学校的声誉和生源都受到了致命的影响，学校最后垮台也和这件事有直接的关系。
不过，这都是后来的事了，因为我已经离开了那所学校。
莫扎特江和咪咪、苏苏等同志还在坚守教育阵地，和我同时被踢出学校的，是马路和韩静。老校长早就对马路横刀夺爱的行径大为不满，借着学校整顿的美好契机，索性把这对儿野鸳鸯也来了个扫地出门炮打双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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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那个学校之后，我去了很多地方，换了几个工作。
我在山东济南呆了一年多的时间。我干的是驻外业务代表，比当老师的时候清闲很多。我经常和司机一起，开车买来成桶的〃趵突泉〃啤酒，一边喝酒一边打牌，抽着一种叫做〃大鸡〃的香烟。我听说过趵突泉、漱玉泉、珍珠泉、黑虎泉，但我从没有特意去看过。隔着栏杆，我也看见过大明湖，看见过〃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春色半城山〃的名联。
济南的老城区也是曲径幽深，走在里面，和在北京小胡同很多的感觉差不多。
唯一不同的是：你经常会看到杨柳和碧绿的水，还有误打误撞碰到的〃七十二名泉〃。
我还渡过黄河上的泺口浮桥，看见过黄河母亲的巨幅沙雕。那个沙雕已经被风雨冲刷得残破不堪，一副邋遢模样。我还去过曲阜邹城，从孔府孔庙孟府孟庙的门口经过，却没有想去拜谒。我还吃过微山湖的松花蛋和咸鸭蛋，吃的时候，我感觉，微山湖的松花蛋和咸鸭蛋确实好，而八百里水泊梁山纯粹是扯淡。
后来，我又去了沈阳，呆了大概半年时间。
我没有去东陵公园，没有去张学良故居，没有去沈阳故宫，我想，今后有的是机会。
然而，终于没有机会和时间。
我住的地方，临近沈阳空军的直升机训练场。
我站在很远的地方看着直升机在巨大的轰鸣声中起降。
我站的地方，草非常密，机翼掀起的巨风刮过来的时候，蒿草随风舞动，好像一张巨大的毛毯。
我站在那里，觉得自己已经被全世界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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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和一个外号叫裁缝的朋友偶尔出去吃一次烧烤，我没有别的娱乐，也没有女人。
那段时间，我过得清心寡欲，好像一个苦行僧。
裁缝说，这样下去，你会阳痿的。
这可不是说笑。那段时间，我感觉真的有些阳痿，看到漂亮女人不再蠢蠢欲动，面对女性挑逗，坐怀不乱。
裁缝告诉我，我可能是罹患了心理疾病。
他是很有经验的人，他说治疗阳痿很简单，如果你对一个女人阳痿的话，换个女人。
如果你对所有女人都阳痿的话，那就换成男人。
他说：从解剖角度来说，男同性恋的性行为可以理解，因为从肛门经直肠直抵前列腺，会带来持续强烈的快感。裁缝的话让我大吃一惊，不得不怀疑〃斯人而有斯疾〃，是个〃龙阳先生〃。
这种怀疑到最后也没有得到验证，因为我后来离开了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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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北京的时候，我像所有的人一样拼命地找工作，然后卖力地干活。
清晨的阳光洒满城市，我和很多人一样在路上奔波。
那时候，我有一台汉字寻呼机。除了天气预报之外，寻呼台还会发送很多小窍门和小知识。那天，我的寻呼机显示说，早上八点到十点是人性欲的高峰期。
我特别想问问寻呼小姐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一点。
以前我一直以为早上的工作效率高是因为精神状态好。
可现在寻呼台却告诉我这是老板和社会在榨取我们那点可怜的荷尔蒙。
我想真是太悲惨了。
早上八九点钟的阳光晒得人暖洋洋，从头发到裤裆。
在人行道与行车道之间的隔离带的花坛上，我看到一个男人在自渎。
每个路过的人，不管男人还是女人，都有些恋恋不舍。
我干脆把车子停下，一边抽烟，一边看起来。
谁都能看出来他是一个傻子，但他做那件事做得很聪明。
他的面孔扭曲喘息急促，兴奋已极的脸上满是油乎乎的汗。
我想，草地被他的臀部蹂躏过后，明年春天也不会发芽。
我看见泪水和口水从他的眼角和嘴角流下，他恣意享受，旁若无人。
这个疯子，用他沾满草叶的黏糊糊的手，在众目睽睽之下，狠狠地抽了这座城市：一个大嘴巴。
这是八点四十五分的欲望城市，荷尔蒙的海洋里，我们在游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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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租住的地方院子不大，但是人数众多。
我左边的邻居是个鲜族人，平时很沉默，只有到了夜里才显得活泼一些，开着录音机放一些很热烈的鲜族歌曲。这通常是在他收了烤羊肉串的摊子挣到了钱之后，有时候他也会和他的女人吵架，骂着一些谁也听不懂的话。我右边的邻居是个女人，但我没有见过她，只听到她的声音。有一天晚上，我正在看书，她跑过来向我借打火机，我们才认识。
后来她就常到我的屋里来，有时候和我东拉西扯，有时候就是默默地坐在床上抽烟，抽一会儿，告诉我她应该去上班了，然后就走了。我没有问过她在哪里上班，我想这会是个难于启齿的问题。有一天晚上，她正和我聊天的时候，呼机响了。她去回电话，我正好也要去买烟，就和她一起出了门。走过中心街道的时候，她指着一个发廊对我说她就在那里上班。那个发廊灯光很暗，没有客人。发廊里一个小女孩看到了她，笑着和她打了个招呼，还很暧昧地对我笑了一下。我知道在发廊上班是什么意思，但我只是〃哦〃了一声。
她去打电话，我去买烟。我买完烟往回走的时候，看到她对着话筒不住地点着头，表情不太愉快。
我回去没一会儿，她也回来了。进了屋她一句话也没说，开始抽泣起来。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想劝她却无从说起，只好沉默着。她哭了一会儿，说了声对不起，就回自己的屋去了。过了一会儿，她又过来，跟我要了一支烟。
我问她怎么回事，她说她的孩子病了，两个都病了。
我说不会吧，你才这么年轻就有孩子了？
她冲我笑了笑，说我可不年轻了，我都二十七了。
我说真看不出来，孩子病得严重吗？
她说就是感冒了，整天哭着要妈妈，阿婆也管不了。
她说一想起孩子来就想哭。
我说孩子他爸爸怎么不管？她说他也在北京，在中央电视台的工地打工。
我说实在不行，就把孩子接过来。
她说那可不行，我是在发廊里做的，我有客人。
我说你丈夫不知道你在干这个？
他知道，但他没办法，我挣的钱比他打工挣的钱要多得多。我按时给家里寄钱，家里刚盖完新房，又盖了一个猪圈，特别需要钱。
过了两天，她的男人过来看她。
男人一进门，就把门死死关上，直奔主题。
房间的隔音效果很差，男人可能是压抑得够呛，动静很大，墙壁似乎都跟着一起晃动。
两个人一边做爱，一边互相咒骂。
在她的启发诱导下，我和她进行过几次边缘性活动，但都是无果而终。
我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冲动，也许是对她的工作心存疑虑。
她笑了笑，说：你们这些文化人，有贼心没贼胆！
她还说：你们这些文化人，辛辛苦苦干一个月，才挣一千多块钱，交交房租吃吃饭，再耍一耍女朋友，剩不下几个喽！
她对我满怀同情。
事实基本如此，我也没什么可羞愧的。
后来，我又重新找了一份工作，就从那里搬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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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到一个投资公司上班，做的是商务咨询。
老总在我们上班的第一天就给我们开会，对新人的加入表现出极大的欢迎。
看来老总早上吃的是奶油蛋糕，因为他的嘴边还有一些奶油没有擦掉。
奶油和口水混在一起，看起来让人反胃。
坐在第一排的积极分子最倒霉，因为我看见口水不停落在她们梳得溜光水滑的头发上。
她们谁都不敢抬起头来，因为那样就会共沾雨露。
让我感到奇怪的是，居然没有一个人进行善意的提醒。
这个可怜的人对我们足足讲了三个小时，那些奶油也足足呆了三个小时，直到被他吃午饭时重新抹进嘴里。
我的直接领导是一个八十年代的女大学生。我有一种感觉，八十年代的女大学生，见一个就等于见了一群，也许是她们彼此之间互相传染而不自知。她们曾经是时代的宠儿，站在风头浪尖摇旗呐喊，但现在明显过气，心有余力不足，只能不甘心地当个知识女性。据我观察，她们大多出身于小城镇或是遥远山村，毕业后不顾一切留京，工作安定之后考上了研究生，把导师哄得春心萌动，和单位的某位领导关系暧昧但都不会放弃彼此的家庭。这些女人有着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