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竹蛇儿口，
黄蜂尾上针。
两般尤为可，
最毒妇人心。中国语言结构恰当而无意的公正性，随带地例证了这些观点，其构成方式值得注意。一位汉语方面的杰出学者，为回答笔者的请教，仔细考查了一百三十五个部首从女的常用字，发现其中有十四个是褒义的，如“好”、“妙”等等，其余的则是三十五个贬义，八十六个中性。但那些贬义的字，却包含了整个语言中最为可耻的含义。女字旁结合声旁表示“欺诈、诡诈、卑鄙、不忠、自私”；三个女字在一起，表示“私通、通奸、诱奸、阴谋”。
据说，人们之间之所以互相不信任，是有两个原因：其一，因为他们互相不了解；其二，因为他们互相了解。中国人觉得，任一原因都足以引发互相之间的不信任，他们也就相应地见机行事了。尽管中国人生来就有联合在一起的能力，这时常令人想起化学上原子的结合，然而在适当的时候，通过适当的途径，就可以很容易地确知，中国人并不想相互信任，哪怕是做点表面工作来表示相互间的信任。同一个家庭中的各个成员，时常会成为互相猜疑的牺牲品。这些猜疑是由儿媳们煽起，为了分得共同劳动的收益，妯娌们经常使她们的丈夫之间互相嫉妒。
关于家庭生活，此处不作展开，那会占去整整一章。我们接下去注意一下另一种同样普遍的情况，这些人与家庭生活没有复杂的关系。家里的一群仆人，如果他们不是由同一个负责他们所有人的人介绍来的话，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所谓的“武装的中立”。如果有什么不利于某个仆人的事情传出来，他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不是“主人是怎么发现的”，而是“谁把我的事情告诉他的”，即使这个仆人明知自己已是罪恶昭彰，他的第一个念头仍然认为其他仆人怀恨于他。我们曾经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情：一位中国妇女听到院子里有人大声说话，脸色立刻变了，怒气冲冲地冲出房间。因为她以为一定是在争论与她有关的事，但实际上只是在谈购买稻草的事，而卖主的要价太高了。
如果一个仆人遭到突然解雇，这种猜疑一定会煽起战火。他会疑心除了他自己之外的所有人，断定有人说了他的坏话，坚持要知道自己为何遭到解雇，尽管他明知理由十足，其中任何一条都可以解释得通。他的面子一定要保住，他猜疑的本性一定要发挥。这些事情时常发生在中国家庭，以及有中国仆人的外国人家庭，但程度不同，因为一个中国仆人知道能把外国人的好脾气利用到什么程度，但他知道中国主人是不会那么好摆弄的。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外国人，至今还雇用着那些早就该解雇的中国仆人，因为他们不敢解雇。他们知道，只要一提解雇，就如同捅了马蜂窝，也就是惹恼了那位受到指责的“不光彩”的仆人，这个事件的中心人物。他们没有勇气采取断然措施，唯恐失败之后情况更糟。
有一个关于奥地利一座城市的故事：中世纪时，这座城市遭到土耳其人围攻，而且马上就要被攻占了。关键时刻，一个奥地利姑娘想起自己有许多蜂箱，于是就立刻搬来倒翻在城墙上；城墙外的土耳其人已经快爬到墙顶了。结果，由于蜜蜂的作用，上耳其人一方迅速败退，城市保住了。。中国人的计谋经常是如同这位奥地利姑娘，而中国人的成功时常只是一种标志，因为这种骚扰正如一位拉丁语教授所说的暴风雨，人们宁愿“相信别的什么”，也不“相信它本身”。怪不得有这样一个说法：“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中国人在这种情况下的办法只是干脆闭上眼睛，假装没看见，但这个办法对一个外国人来说不能轻易做到了。
我们发现有必要让我们的孩子记住，当他们自己在世上独立生活的时候，最好不要过分相信陌生人。而中国人即使在小时候也不需要这种告诫，因为他们吃奶的时候就已经吮进了这种谨慎了。中国人有句俗话说，一人不进庙，两人不窥井。我们惊奇地问，为什么一个人不能走进庙里？回答是，因为和尚可能会趁机谋财害命！而两个人不能一起往井里看，是因为如果他们其中一个欠另一个债，或者有另一个想要的东西，所以他有可能趁机把同伴推入井里！
另外有一些互相猜疑的例子，发生在日常生活的小事。在西方，有自由而没有压制，而在中国则正相反。对我们来说，对症下药是处理事情的最为简单、最为有效的方法，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在中国就得要考虑许多不同的其他因素。凡事都是如此，在涉及钱与粮这两种构成大多数中国人生活经纬的东西时，这种感觉最为明显。一笔原本可以交给别人来分给大家的钱，却已经按照既定方案分好了，这对于中国人来说，很难信服，因为这种分配他没经历过，而他所经历的许多次分配，总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被扣除了不少钱。同样，很难安排一个中国人去负责别人的食物分配，尽管仔细询问之下，接受食品的人也并不认为主管食物分配的人扣下了一部分以供己用，这种情况下，不满情绪可能完全压制了，但没有理由认为表面上看不出来，人们就没有在互相猜疑。的确，只有外国人才会有这样的疑问，因为中国人早就料想会那样，正如他们有同样理由去肯定凡是机器都有摩擦一样。
中国客店的店小二有个习惯，在客人付完钱即将起身之际，大声报出帐单上的细目，这并不是为了称赞客人出手阔绰——有的出门人以为是这样——而是有更实用的目的；让别的店小二明白，他自己并没有偷偷地拿客人给的小费或者说“酒钱”，而他们却一直希望客人能给一点。
要办一件需要商量和协调的事，只要派人送封信就可以安排妥当，在西方是这样，在中国却不行。主管人员必须亲自出马，去见对方的主管人员。如果对方不在家，就得再去，直到见到为止，因为否则的话，没有人能担保通过他人的中介，而事情不被歪曲。
人们时常会谈论中国人的社会团结。有些情况下，整个家庭或者家族的所有成员似乎都去干预某些家庭成员的个人私事。一个异姓人，如果他聪明的话，就不会插手这样的事情，以免灼伤手指。有一句实在是很管用的话：不同姓，难相劝。这个家伙来瞎掺和我的事情，算什么意思？肯定别有居心，理所当然，居心叵测。如果终生为邻为友的人尚且如此，那些局外人或者没有特别关系的人还不知道会怎样呢。
在中国，“外”这个字的含义，有不同的范围和意义。外国人因为来自外国，所以受到排斥；外村人因为来自外村，所以也受到排挤。如果一个外人，没人知道他来自何处，他又不想让人知道，那么，情况就更受重视了。“谁知道这个家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一位谨慎的中国人心里总不免这样嘀咕。
如果一个出门人不巧走错了路，到达一个村庄时天色已暗，特别是时辰已晚，他会经常发现没有人肯走出房子给他指一指路。笔者有一次就转悠了好几个小时，想出钱请人带路，问了不少人，可他们甚至连我的这个请求都不愿意听一听。
中国私塾里的所有学童，都要大声诵读课文，极大地损伤了他们的发音器官，也使外国人心烦意乱。这是“陈规旧习”，但如果有人追根问底，就会知道，那是因为假如听不到读书声，教书先生就会怀疑学童读书不专心。而那种让每个学童背对着先生背诵的奇异做法，也是为了让先生能肯定学童没有偷看先生拿在手上的书！
并不是每一种形态的文明都主张人们有责任款待陌生人。所罗门的许多有关小心提防陌生人的箴言，在与东方人实际接触之后，有了新的含义，但中国人谨慎到了一个令人难以超越的高度。一位受雇于外国人专门收集童谣的中国教书先生，有一次听到一个小男孩哼唱着一支没什么意义的儿歌，恰好这位先生以前没听到过，他便让这个小家伙再唱一遍，结果小男孩吓得赶紧跑掉了，再也找不到了。这个小男孩是中国环境的曲型产物。如果有个人发了疯，离家出走了，而他的朋友到处找他，希望听到一点他的线索，他们很清楚要找到他的踪影，可能性很小。如果他曾经在某个地方呆过，却又消失了，找他的人自然要问，你怎么着了他？这就可能带来麻烦。所以，面对陌生人的问话，人们肯定会采用的最为安全的办法，就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已经从亲身经历中学到，一个陌生的中国人试图寻找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人，也会碰到同样情况。有件这样的事情：一个看似来自邻省的人，向人打听到了去他要找的那个人的村庄该怎么走。但当他到达这个村庄之后，却失望地发现全村人却不约而同地否认有这样一个人，还说连听都没听说过。这种众口一词的假话并非事先有意编造，因为根本没有机会。全村人同时采用此种对策，这是一种正确的本能，就像一只草原犬鼠看到陌生的东西，就会缩进洞里一样。
在所有这类事情中，从一声招呼中的细小方音区别，就可以判断一个人大体从何而来。一个乡下人碰到别人，别人就会盘问他，他住的地方离其他许多地方有多远，似乎要肯定一下他有没有骗他们。同样，学者们并不满足于询问一个自称是秀才的人何时“进学”，还要问他文章的题目是什么，他是怎么作文的。这样一来，骗局就很容易揭穿，也经常如此。一个人不能指望冒充是某个地方的人，因为口音多少有点不同，会让他露出马脚的。一个陌生人不仅会发现自己难以找到某人的线索，这种做法会引起普遍怀疑，而且如同前面的例子那样，整个村子都会这样做。笔者就曾经派几个中国人去寻访一些长期在一家外国医院就诊的中国人，能找到的没几个。有一次，终于有个病人大胆地同陌生人说话，但他只说出自己的姓，姓属于一个大家族，他断然拒绝说出自己的名和别人对他的称呼。另外有一次，一位信客到一个村庄查找一个收信人，但全村的都像一无所知的白痴一样退避了，最后，所有线索都断了，什么都没找到！这个例子中，这位陌生人在一二英里中没能找到要找的人，感到十分困惑，其实要找的人就住在离他不到十杆＇注＇的地方。
笔者熟识的一位老人，有个十分富有的邻居，以前跟他一样，是中国一个极普通的秘密教派的成员。问起老人这位邻居的事，笔者被告知，两人的房子离得很近，一起长大，并共同度过了大约六十年光阴，却不打交道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者了，不太出来。”“那你为什么不时常去看看他叙叙旧？你们是不是关系不好了？”这个人一副很清高的样子，笑了笑，摇了摇头说：“关系很好，但他有钱了，我却很穷，我要是去那儿，人家会说闲话的。人家会说，他来这儿干什么？”
中国人本能地承认他们互相之间存在着猜疑，最明显的例子是，他们不愿意单独呆在一个房间里。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客人会感到局促不安，赶紧走到外面的走廊里去，意思是：“不要怀疑我；你也看到，我没拿你的东西；我不在乎这些东西。”一个自尊的中国人去拜访外国人，也是这样的情形。
没有什么能比一个人死得蹊跷，更能引起中国人最强烈的猜疑了。曲型例子是出嫁的女儿死了。尽管如前所述，她活着时父母无力保护她，但她死后，如果对她的死有疑问，父母却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控制局势了。她的自杀是一种机会，使她父母不再如人所共知的那样忍气吞声，相反，他们可以昂首挺胸，提出实实在在的赔偿要求。如遭拒绝，两家就会打一场旷日持久而又极其烦人的官司，其首要动机是报复，而最终是为了保住娘家的面子。
中国有个古老的格言：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这个充满智慧的格言代表了一个普遍的真理。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绝对必须轻轻地走路。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生性沉默寡言，而我们却不会这样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们知道这一点，我们却不知道。
中国人的商业活动，从很多方面证明了他们的互相猜疑。买卖双方互不信任，因此，双方一致认为，暂时把事情交由严格保持中立的第三者，这样做对自己的利益最有好处，因为双方的利益分成只能通过讨价还价来达成。只有拿到钱，生意才算做成。如果这件事情有不少内容，有些就得写下来，因为“空口无凭，立字为证”。
中国银子市场的混乱状况，一部分原因在于钱庄不信任顾客，而顾客也不信任钱庄，双方都很有理由。中国南方甚至中国任何地方每一枚加盖印戳的银元，都证明这个伟大的商业民族的猜疑本性；尽管他们想做成一笔生意时是精明的，但不愿做一笔生意时，他们更精明。一个顾客，中国人外国人都一样，希望天黑之后花用银子，这件事情本身就十分可疑，难怪城里的每个商家都不断忠告说。今天打烊，明日请早。
中国的银行系统看上去十分复杂，我们从马可·波罗那里获知，钱庄汇票很早以前就开始使用。但这些票据绝非普遍，而且看来也只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流通。相距十英里的两个城市的钱庄，会拒收对方的汇票，而且这样做还是挺有道理的。
中国的高利率，从百分之二十四到百分之三十六以上，这是互相缺乏信任的见证。这种过分的榨取，主要不是钱的使用费，而是巨大风险的保险金。中国根本就没有我们所熟悉的西方国家的投资方式，这并不是因为这个帝国的资源开发得不够充分，而是因为人与人之间普遍的不信任。“民无信不立”＇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的许多事情会长期悻离这句话，以致于极大地损害人们的利益。
几年前，报纸上刊登了一段有关纽约华人社区情况的报道，这给我们提供了中国在商业上互相猜疑的奇特例子。这个中国人的组织大概同中国人在别的城市建立的组织没有什么不同他们有自己的市政府，还有十二名头面人物做市政官员。他们把市政府的钱和文件存放在一只很大的铁制保险箱里，为了确保绝对安全，他们锁上了一排十二把笨重的中国式铜挂锁，而不是纽约各家银行那种结构复杂外观漂亮的暗码锁。这十二位市政官员每人掌管一把挂锁的钥匙，如果要打开保险箱，就必须十二个人同时到场，每人打开自己的那把。这些杰出的市政官员中有一位不巧去世了，于是，市政事务陷入了极端混乱。他那把锁的钥匙找不到了，即使找到，也没人敢冒险占他的位置，这是因为害怕这样一种迷信：死者会嫉妒他的继任，让他得同样的病死去。直到一场特殊的选举之后有人填补了这个空缺，才会有下文。这件小小的事故的确是一个窗口，愿意一看的人可以从中清楚地看到中国人性格的重要特征——组织能力、经商能力、互相猜疑、无限轻信，以及对西方人的制度和发明的沉默的蔑视。
中国的政府结构，也同样存在因缺乏信任的例子。宦官其实就是亚洲所特有的一个例子，中国很早就有；但当今的清室却用十分有效的办法对付了这个危险的阶层，剥夺了他们在历朝历代祸害他人的权力。
当不和谐的双方，比如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必须在高层次上合作时，必然会有猜疑。而满人和汉人在管理政府方面的奇异结合，以及人事安排都说明